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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千二百年,草堂与千诗碑之间还有什么?

牧之 一筑一事
2024-09-03


公元759年,成都。


“安史之乱”第四年,关中大旱,成都却依然安逸。举家流落至此,住在西郊“草堂”的杜甫,去市中心的摩诃池要走八里路。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五百亩的摩诃池早没了,一亩三分的草堂还在。


中国城市的空间故事,大约都在这“没了”、“还在”之间。



偌大一个成都,三千年建城史,勉强留下来的武侯祠、青羊宫、大慈寺、望江楼,安插于现代化的高楼阔路之间,早已只是个象征符号,唯草堂尚能自成一体、独善其身。


三百亩草堂,连上五百亩浣花溪,如今的光景,无论自然生态还是市井民俗,仍有几分如杜诗所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江村》



“供禄米”的“故人”,就是杜甫早年云游时结识的高适。这位大了杜甫十几岁的老朋友后来在成都官至成都尹,不时周济杜甫。


不像此时已人到中年,各种羁绊,二十多年前的杜甫云游天下、意气风发,眼里的绿水青山都是壮志豪言。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望岳》



成都的杜甫当然也去过武侯祠。


那个时候的成都城还很小,草堂和武侯祠大概都在城外的郊野,杜甫绕城走了八里路寻过去。如今,城外的“柏森森”没了: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



同样走八里路,真正让他开心的多半不是武侯祠与诸葛亮,而是那市中心的摩诃池与严武。


严武小杜甫十几岁,诗没有高适写得好,但比高适更喜欢杜甫。接过高适官职坐镇成都的他常约杜甫,比如一起游摩诃池。杜甫因这位“严郑公”写过好几首诗,组成他寓居草堂期间所作二百四十首诗中的一小部。有诗为证:


湍驶风醒酒,船回雾起堤。

高城秋自落,杂树晚相迷。

坐触鸳鸯起,巢倾翡翠低。

莫须惊白鹭,为伴宿青溪。

《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



摩诃池,隋朝为修筑城墙而在市中心挖出的人工湖,把今天自东城根街到三医院、西玉龙街、四川大剧院、成都博物馆新馆的地界都囊括了,如今荡然无存,只留下杜甫、薛涛、陆游等人的诗句。


远不止这些,城墙、街巷、建筑、湖泊、河流……好多都在成都的三千年建城史中烟消云散。


其实草堂也早就没了。


公元765年,回到渤海的高适辞世,身在成都的严武也病故,杜甫只得离开成都,继续漂泊。草堂随即倾覆。



奇迹始于一百多年后。


等到唐都亡了,公元907年,时任前蜀宰相的诗人韦庄终于找到草堂遗址,原来“柱砥犹存”,赶紧“重结茅屋”。于是一代代文人瞻仰、慨叹,又化作纷纷添砖加瓦的行动,最终让小小的可“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在天灾、战乱、城市化之后得以幸存、滋养、生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颤颤巍巍留下来的草堂,如今从一亩三分地生长为八百亩的绿野,就像一幅极简的水墨画上那似重似轻的一笔,经过岁月的打磨,已经变得发黄甚至发脆,但依然在那里,不偏不倚。


周围无论沧海桑田还是钢筋水泥,反倒成了留白。



这种空间的消逝与留白,为中国城市所独有。


现代城市规划与美学的经典《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中,强调了“可读性”和“可意象性”在城市设计和重建中的价值,并创造道路(Path)、边界(Edge)、区域(District)、节点(Node)和标志物(Landmark)五要素去界定和描绘城市空间,但这一切更多归结于环境心理学层面的认知——


人对城市及环境的认知,首先被这些要素所吸引,逐渐拼凑成脑海里的完整图像。书中,当不同人面对同一城市画下“城市意象”地图时,结果千差万别,且与实际地图大相径庭。



中国人面对自己城市的“城市意象”,一定更像一幅抽象的中国水墨,处处留白,却在重要处落下一笔。


草堂之于成都,就是这样的笔法。“自古文人皆入蜀”,从人文的角度去寻找标志物(Landmark),在成都这张宣纸上,草堂一定是最打眼的一笔。


只不过,当年杜甫眼中的锦官城,远不止草堂,自然有诸多落墨之处。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夜喜雨》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三)


“野径”、“江船”、“花重”、“锦官城”、“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西岭雪”、“万里船”……如今大多已纷纷湮没进“留白”里,闭眼可见,睁眼不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更被称为“图经”,围绕区区一间存世的草堂,城市指南般的杜诗留给后人一座“意象城市”。



东方的建筑常用木头。东方人的思维里,木头有寿命,是给活人住的,而用石头砌的常常是陵墓,这跟西方大相径庭。欧洲城市有很多老建筑和老城区,那里的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生活在几百上千年历史的建筑中,这在中国城市中几乎不可见。


在成都,可以断定没有一座建筑来自唐代,大量留存的古建筑仅是建于明清。这与木结构建筑易损的特性有关,也与人为破坏有关,后者是最关键的因素。在“复制”唐代城市的日本京都、奈良,几百上千年的木结构建筑不胜枚举。


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让全球范围的建筑、街巷与城市翻天覆地,中国城市更是命运多舛,经历着不同版本和规模的拆城史,最后就像孤苦伶仃的一叶扁舟,在无处归根的暗夜中独行,像极了一首杜诗: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旅夜书怀》



离开成都,杜甫携家眷乘舟东下,经过渝州(重庆市)、忠州(重庆市忠县)、夔州(重庆市奉节)等地,写下生命最后一个阶段诸多伤感的诗句,于公元770年客死他乡。


然而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流落他乡?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发生在中国的过去一百年。如今,改头换面的中国城市,已在最新一轮像模像样的权威评比中纷纷跻身全球一二线城市阵列,其结果就是,故乡的城市变得跟曾经的他乡越来越相似。


于是,故乡“消失”,人们反把他乡作故乡,“山河”以另外一种形式“破”了。



曾经水系庞杂的锦官城,只剩下诸多与桥有关的地名,曾经星罗棋布的街巷里院,只留下少有人还记得的几首儿歌。


好在千头万绪都有了一个视觉和心理上的重要收口,那就是一千二百年前留下的草堂。


有了草堂和杜甫存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人们或许能重建故乡的完整世界,至少是完整的精神世界。


但是,这样举动还会有回响吗?



公元2015年,成都。


“千诗碑”启动,一石激起千层浪。


从草堂一侧直至浣花溪,人们计划将传世的1455首杜诗,也就是12万余字全部镌刻下来,逐一罗列。


消息一出,人声鼎沸,“六艺”咸集。



这六艺,指的是诗歌、书法、碑刻、园林、雕塑和古建。


这六艺,几乎支撑起中国文化背景下,文人对建筑空间与人居环境的全部想象力与营造力——这件事曾在《红楼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建筑师曾按照《红楼梦》书中所述,绘制出大观园平面图,曲径通幽处,从沁芳桥到稻香村,从怡红院到栊翠庵……即便这些诗意空间硬生生落在一笔一画的图纸上,依然能感受到意趣、气度。


想象出来的大观园,与记录下来的锦官城,在本质上都成了今人关于城市的意象。


曹雪芹当然不是建筑师,其实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建筑师(Architect)这个舶来的行当。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营造行为,往往基于文人与工匠的集结,不过大多时候,留名的是前者,做事的是后者。



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能工巧匠,一个开辟在前,叫鲁班,一个极致在后,叫“样式雷”——二百年间设计建造了故宫、天坛、圆明园、颐和园等几乎所有清代宫廷建筑的家族。“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此后不久,中国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建筑师。


绝大部分的造城造园,却归功于或治国安邦、或独善其身的文人。隋唐就有,比如营建大兴城(今西安城)和洛阳城的工部尚书宇文恺,以及修造了渭上南园、庐山草堂、长安新昌坊宅园、洛阳履道坊宅园等四处私家园林的诗人白居易。


中国的“建筑师”首先得是文人,这种共识不只在建筑师概念不尽相同的古代,就连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建筑师的最高荣誉)的中国当代建筑师王澍也这么说。



在韦庄重建草堂前几年,唐末大将高骈平定蜀地叛乱,于公元875年在成都筑罗城,还将并流穿越成都的二江联结,形成环抱,工程浩大,对城市格局影响深远。


善战和善筑的高骈也是文人,比高适的诗还写得好,同样喜欢杜甫和严武曾游玩的那个摩诃池,有诗如下:


画舸轻桡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

不辞不为青春醉,只恐莺花也怪人。

《残春遣兴》



不知何故,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尤爱杜甫,纷纷跟随杜甫的脚步,出则留下川行华章,入则抄写杜诗、刻写诗碑。


韦庄、高骈之后,从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到元代的赵孟頫,再到明清的祝允明、董其昌、何绍基,及至近现代的于右任、谢无量、丰子恺、张大千等等,这些书家文人都曾挥毫写下杜诗,流传至今。


千诗碑由此而生。



筛选自全国的上千名工匠,运用手中的器具,再一次完成了与文人的大规模集结。


其中114首杜诗刻于草堂内,向国内公藏机构征集了历代名家的杜诗书法作品,分量和规模空前。另一方面,邀全国各地当代书法家写下1341首杜诗,并将杜甫生平创作分为游学壮歌、长安沉吟、流寓夔州、草堂岁月、夔门抒怀、洞庭余响六个阶段。


于是,杜甫存世的1455首诗歌以书法碑廊、摩崖石刻等形式完整再现,加之雕塑家吴为山根据杜甫不同人生阶段创作的雕塑,成就了一本绝无仅有的“石刻杜诗”。



三年过去,2018年终于竣工。


是日,《杜甫千诗碑记》全文刻于杜甫千诗碑总碑之上。碑高5.68米,宽2米,厚0.4米,重达23吨。碑身《杜甫像》由蒋兆和绘,碑文由李敬泽撰文,洪厚甜书写,戈春暖镌刻。


碑文有云:“项目立意之宏伟,工程之浩繁,世所罕见。历经三寒暑,终于二零一八年六月告竣。”



杜甫在故人周济之下,修草堂用了三月。今人在世人协力之下,修千诗碑用了三年。


两件事之间,是一千四百多首诗在一千二百多年间不断被吟诵、书写、雕刻,逐渐晕染出一个“中国人的诗意世界”,其中有“草堂”与“摩诃池”,有“江村”与“春夜喜雨”,有“柱砥犹存”与“重结茅屋”,有“文人”与“能工巧匠”,有“浣花溪”与“千诗碑”……这一切在城市空间中建构了独一无二的美学意象。


借由这意象,成都输送给世界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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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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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之(摄于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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