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上的诺乐与村庄，一场牦牛引发的“反时尚”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山谷里，有一个由牧民组成的安静村庄。这里人口不多，十几年前才通电，寺庙对面的小学是村里唯一的学校，从窗户望出去便是连绵的山丘和无尽的天空。
3000米海拔的高原上没有农田，长不出一棵树，而一间以社区为单位的手工企业已经在此扎根16年，它是仁多玛村的树。
第一次知道诺乐（Norlha）也就在去年。我偶然看到华裔摄影师金·科德尔（Kin Coedel）受诺乐委托深入甘南藏区一处山村所拍摄的摄影集，同时收录在Coedel自己的游牧藏区摄影系列中。
一系列照片内观又梦幻，熟悉又陌生，让人非常着迷。我们确信，这个品牌一定不止服饰、面料的故事要讲。
摄影：©Kin Coedel（版权© Dyal Thak，2022）
3000米海拔的高原上
长出了第一棵树
“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小规模社会企业，致力于推广取材于青藏高原的纯手工产品，并对藏区的文化和传统加以报道，宣传。”——这是诺乐官网上给自己的简介。
我们在采访中把整件事称为“牦牛事业”，创始人德清·雅诗（Dechen Yeshi）对此似乎很是接受，因为事情确实是由“牦牛”开始的。
摄影：©nikkimcclarron
”Norlha“在藏语里意为“神赐的财富”，也是藏区牧民对牦牛的称呼。几个世纪以来，游牧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牦牛是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核心——提供食物、住所、衣物，甚至是交通工具。
与当代生活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藏民的生活与季节息息相关。夏天花草繁盛，色彩斑斓；冬天白雪盖顶，冰冷干燥。每年4月到9月，牧民赶着牛羊向夏季牧场迁徙，哪里有丰沃的水草牧民就把帐篷搭在哪里。入冬后，人们带着牛羊定居在冬季牧场，等到次年春天到来再次启程继续游牧。
摄影：©Kin Coedel
严苛环境下，藏民小心翼翼地利用身边有限的资源而不是开发它们，他们把牦牛的毛编织成条状或片状，做成门帘或帐篷抵挡严寒，结实但很扎手。被称为khullu的牦牛绒（2岁以下牦牛颈部最细的绒毛，夏天会自然脱落）一直难以采集和加工，因此用途有限，大多散落在高原各处。
摄影：©nikkimcclarron
用牦牛绒来做点什么是另一位创始人——德清的母亲金姆·雅诗（Kim Yeshi）一早就在心里种下的种子。金姆是在法国长大的希腊裔人类学家，同时研究宗教学，精通纺织，与一位甘南藏族学者在美国组建了家庭。
自从在书中读到藏民会在冬天穿上一种用牦牛毛制成的藏族传统服饰“chuba”，金姆总有一个念头，对于牦牛来说，能够在青藏高原严酷的冬天生存下来，它们的绒毛定是异常耐用又温暖的。
回顾2004年初次踏上父亲的故乡，德清还只是个要拍电影和纪录片的大学毕业生，母亲鼓励她在甘南多做停留，再帮她了解一下牦牛产业文化，带回一点牦牛绒毛。德清对纺织毫无兴趣，只是以一个导演的视角开始与当地年轻人对话。
德清早期在仁多玛村的照片
在缺乏基础设施、教育和就业条件严重滞后的内陆地区，长期的农贸社会与东部大型制造业的世界早已是天差地别。一个世代放牧的家庭留给孩子的选择无非几种：像父辈一样当一辈子的牧民；做题考编，去县上的行政部门上班；出走打工。
家里的女人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挤牛奶，接着就是收拾棚圈、晒奶酪、做酥油茶、捡牛粪等一些列繁重的家务活，一边照顾家庭一边料理牲口，每天劳作到深夜。
如今，这种和谐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气候持续变暖，天气扰乱了农业周期，影响了放牧和农民的迁徙计划。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是：尊重牧民世代栖居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同时，要给子孙后代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未来。片子拍完，德清确定她想留下。
后来事实证明金姆对牦牛绒独特性能的看法是对的，奢侈品市场上也没有其他人使用这种稀有材料。Yeshi家决定建一个牦牛绒工坊，为当地牧民提供就业机会，也给德清一个留下来的合理理由。
德清和妈妈、弟弟用了三年时间往返藏区，考察当地产业情况、了解藏民生活、了解牦牛，最终选择在仁多玛村开启事业。与甘南州其他资源更广阔、牛羊更多的游牧社区相比，仁多玛离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更近，更重要的是仁多玛的牧民更渴望放牧之外的生活来源。
拉卜楞寺的僧人 / 摄影：©nikkimcclarron
2007年，一顶白色帐篷在仁多玛村的山谷中升起。10名在柬埔寨培训6个月回来的工匠、几台从尼泊尔和印度运回来的纺织机，这就是诺乐初创团队的全部。
几个月后，团队搬进新建的厂房和办公室，诺乐的员工也迅速增加至40名。也是在那一年，德清与当地人依旦杰布（Yidam Kyap）结婚，之后三个女儿陆续出生，跟着诺乐在仁多玛村一起成长。
德清和家人，右上是德清的丈夫依旦杰布（Yidam Kyap），也是诺尔丹营地的创始人。
青藏高原上
走出一个奢侈品牌
要成为一个社区的经济支柱，生存是第一步。2007年底，德清带着诺乐第一个系列的样品飞往巴黎，这是诺乐工坊的第一个战略计划：签到奢侈品牌的订单。
“牦牛绒可以用机器处理，也可以编织成工业产品，但是要把它的最佳特性发挥到极致，需要用手工处理，加上艺术手段。”德清说。欧洲的时装屋有与手工坊合作的传统。金姆在法国有不少做纺织的朋友，她认为要保存珍贵的手工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把牦牛绒的经济价值发挥到最高，就要将产品推向国际，售往能够认同其价值并为此买单的中高端市场。
但是国际市场上根本找不到牦牛绒织物的记录，更别说作为奢侈品流通。另外，诺乐没有生产经验，品牌代理们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谁都不想成为第一个给诺乐下订单的人。
最后，法国老牌男装高级定制店Arnys（现在归LVMH旗下男装奢侈品牌Berluti所有）订购了100条围巾。德清和母亲非常兴奋——现在事情成真了！诺乐会活下来。
好景不长，几个月后，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诺乐在巴黎的前景重回暗淡，不得不在西藏倾销库存以维持生计。在此期间，德清借助父母的资助继续照常向员工发放薪水、培训技艺，同时开始研发自己设计的单品，让车间免于停工，工匠有事可做。
风暴后的艰难有时也会给市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突然之间与微型企业合作成为趋势，风险更低之外，品牌格外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你的产品来自哪里？你有社会道德吗？有良性的共益与分享行为吗？”
随着法国版《Marie Claire》等杂志媒体注意到并报道了诺乐创立的故事，以及这个别致的新品牌对仁多玛村民尤其是对妇女的影响，订单接踵而来。HERMÈS、LOUIS VUITTON、LANVIN、Balmain、Sonia Rykiel、Haider Ackermann和Lemaire等先后成为诺乐的合作伙伴，将牦牛绒引入自己的产品系列。
2016年，国内媒体的关注为诺乐打开了新的局面。《了不起的匠人》中有一集专门介绍了这块“来自高原味道的牦牛绒围巾”；洪晃的一条微博让处在转型危机、出口订单停滞的诺乐在国内销量激增。
事实如此，与大牌合作只是途经之一，不是最终目的。尽管大家对诺乐的喜爱程度和对“可持续”的关注一直在增长，但商品经济仍然是奢侈品市场的驱动力。一方面面料合作订单总不稳定，另一方面品牌不断要求降价。德清和金姆不愿让渡出工匠的公平收益，否则也贬损了牦牛绒和手工制作的价值。
德清和母亲金姆
现在诺乐从完全以OEM的模式向时装屋供货，转型为主理自己的品牌，推出自主设计的产品，直接面向客户销售。与奢侈品牌的关系也从供应商转为“合作伙伴”——为对方提供产品时，也会印上诺乐的标签。
目前有一个国际创意团队负责诺乐在中国以外区域的设计和B2C的营销工作，“这些人主要是由拜访过仁多玛社区，对当地文化和人文充满热情的、有才华的年轻女性组成的团队。从伦敦到阿根廷、到美国......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在仁多玛村的游牧世界和现代都市的商业世界间架起桥梁。
“诺乐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诺乐的成功也需要一个‘村庄’”。
在团队的默契配合中，诺乐进一步挖掘了牦牛绒的可能性，在最初的围巾之外，扩增了服装和家居线。
翻开产品lookbook，高原的山峦、落日、霞光、皑皑白雪、涓涓细流如奇迹一般落在毡子盖毯上；细致裁剪勾勒衣裳利落的轮廓；宽大的围巾披挂在身，任风吹拂。萧瑟中带点诗意，冷冽又不失感性，很迷人，仿佛穿上它便可游走在人迹罕至的绝世风景里。
广袤天地之间，模特神情泰然又暗含张力，毫不费力与自然融为一体。于诺乐而言，品牌的真实性和深度，决非浮于外观而已。
地球村概念没有远去
可持续宣言正被力行
15年前，中国的广告片里找不到东方面孔，任何被认为是奢侈的、启发人心的东西都要来自西方，由白人面孔演绎。
一直以来诺乐大片里的模特，全部是工坊里的藏族员工。德清坚持让自家员工出镜，”还有谁比他们更适合呢？“让员工有参与感，意识到自己从事着有价值的、值得骄傲的工作，这很重要。
我们深深地被一个本土独立品牌打动，它在各个层面体现了品牌构建在商业考量之外的真诚和笃定。
德清没有落入一种对于外来者的刻板印象：带着技术和资金席卷而来，攫取神秘的“异域情调”后扬长而去，留下又一个面目模糊的“改造工程”。这是诺乐工坊创立初期，仁多玛村民最大的疑虑：一个二十出头、外国面孔的姑娘，要重新撬动牧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以期改写他们世代游牧的命运。这种爱心行动能持续多久呢？
吉西措（Jigshe Tso）与父亲在仁多玛的家中合影，她2岁时因脑膜炎失去听力，如今是 Norlha 技术最娴熟、收入最高的工匠之一，并育有两个孩子。
多年过去，没人能捋清仁多玛村民从什么时候开始卸下防备，彻底接受德清。仁多玛村依然保留着放牧传统，商业世界里的奢侈品、可持续概念也很难被理解。但我们可以看见的是：
诺乐近百名员工已占当地劳动力的25%，女性员工占67%。他们不再依赖畜牧业，而是作为技艺纯熟的纺织工匠赚取稳定的薪水，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集中的就业来源使人们有了可支配收入，原本安静的山谷里，餐馆、商店相继开业，道路两边建筑物鳞次栉比。此外，促进当地就业也减轻了过度放牧对草原造成的负担，诺乐从牦牛身上取走牦牛绒，不做伤害牦牛之事，也满足了藏民世代传承的对牦牛的感激之情。
仁多玛山谷的过去与现在
2019年，诺乐获得B-Corp认证（面向以”商业向善“”社会共益“为目标的企业评测体系，须在员工福利、环境、社会影响力以及责任度上总分达到80分以上才获得认证），BIA得分125分，其中最高的两个维度分别是社区和员工。
员工是诺乐最重要的资源，因此人们所追求的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尊严，同样重要。它开办女子俱乐部（S.E.W.N），女性员工可以加入其中，学英语、打篮球、做瑜伽。经济和精神的双重自主，让她们在生活和婚姻上都有了更大自由。
至于德清？现在看来无需把事情看做一个现代文明使者在尚不发达地区奉献自己的故事，“我的工作很有趣，也很有收获，高原的生活可能很安静，寒冷干燥的气候一直是个挑战，但我的家庭、周围美丽的自然环境都能给我补给”，她已将自己完全融入这片土地。
诺乐的员工大多信奉佛教，德清也是，“他们早上绕行寺院进行跪拜，抽出时间实践自己的信仰，并停下来进行反思。由于非常虔诚，使他们有充足时间开启每天的工作。”或许这种传统的藏族生活方式才是诺乐成功的真正秘诀。
现在让我们回应标题，仅把诺乐归纳为一个“时尚品牌”显然不太准确。
诺乐的灵感来源于微小和雄伟之间的平衡。“我们周围的自然环境很简单，连绵的山丘和无尽的天空，但它所唤起的庄严之感是灵感的真正来源。”在仁多玛村，人们拥有的东西很少，需求也极少，但是他们身上厚厚的羊毛长袍和珊瑚项链却庄严而高贵。
“我们以此为灵感，在敏感性与艺术性之间寻找平衡，带来手工制作的创作。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平和，但通过纯净的牦牛纤维带来手工制作，这是美而庄严的。”
德清说，她希望人们提起诺乐时，它唤起的是一个社区的精神，而不是一个企业。这并非为了打造一个宏大的、遥远的、神圣的，试图让消费者臣服于超越产品存在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就产品本身而言，它也是无可争议的匠人精品。
多年来，诺乐坚持纯手工制作。一条中等长度的围巾需要4头牦牛绒的量，经由手工纺纱后，再经过繁琐精细的7道工序，由一名有经验的工人花上7天工时才能完成。最复杂的作品需要一个工匠花100多天才能完成。
坚持手工制作也能让诺乐继续雇用那些受过培训的匠人，他们将技能传给下一代，“这让我们的创作有出处，也给当地人提供长期的就业来源 。”德清说。
对于诺乐这样的品牌，它的产品生成和迭代机制几乎是“反时尚”，至少一定是“慢时尚”的。它花费多年时间，建立起为数不多的产品模型构成品牌视觉底色。每年在此基础上调整尺寸和颜色、改进基础工艺，但设计保持不变。
当一切准备就绪，下一阶段才是推出限量作品，以展示工坊这一年达到的艺术水平。同时与有相似敏感性的艺术家、机构合作，保持创作活力，“我们努力按照自己的节奏，既不停滞，也不匆忙”。
诺乐与艺术家合作的手工毡毯在伦敦展出
这样的慢时尚态度绝不虚伪。德清不希望人们是出于帮扶的心态购买诺乐产品，“那不是真的喜欢，依然是一次性消费。”当我们真正跳出自上而下的消费者心态，花点时间了解产品本身的价值和背后的故事，才会自发地欣赏品牌表达的观念，接收来自创造者的诚意，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永续”。
如今，人们关注外部世界的潮流与更新，远胜于向内探索不变的品质和信仰。成立16年至今，诺乐都没有主动做太多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它低调到近乎隐秘，掩藏在中国西部山区里。疫情三年里更是显得格外坚持自守，不为外界所扰。
正好在这么一个时尚乱纪元，它出现在我们的视野。
摄影：©Kin Coedel
正是因为这种内化的特征，与当代时尚高度工业化相悖的古老传统与工艺，就这样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意味着，在制造产品，制造规模和制造风格之后，本土品牌终于往制造“价值”之路上行去了。
在这个层面上，诺乐的诞生更像是一场深刻有力的社区运动。在那里，人、物、信仰、社区，都在重建有机而持续的关联。
摄影：©Kin Coedel
佛教里有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念：种下一颗种子。
现在诺乐所要实现的是深入挖掘，而不是远走高飞。德清说，她希望在品牌的基础上为后代扎下坚实的根基，不会加入工业化生产，也不会在创作上停止，“只要年轻一代能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到启发，就不会有终点。”
与其说诺乐提供了一些工作机会，不如说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它或许可以被提炼为一种正直、良性、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为一些正逐渐消隐在公共视野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工艺，带去启发和希望。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继续生根发芽，但影响无远弗届。
和我们一起，看向更多少数民族品牌，未完待续......
主编：牧之
副主编：忧忧
编辑：Darcie
撰稿：Dar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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