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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亥:画家、堂倌、文人与设计师
一筑一事独家报道,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王亥早就不需要被书写。
他一开口,资格的成都话、飞扬的姿态语气,混合着世界各地的轶事见闻,如水银泻地,直讲得所有人激动莫名。如此丰盛的人生,如此通达的见解——再怎样写,也不过是一组片段。
画家、堂倌、文人与设计师——既然说不尽,干脆就只给你四个片段化的王亥。
画画这种令人艳羡的能力,王亥却用得“漫不经心”,甚至总在试图“摆脱”,简直令人嫉妒得气愤。但这支画笔却仿佛是王亥天赐的护身符,保佑着他充满底气地体验这个世界,积攒起更多任性生活的资本。
王亥幼年住在华兴街一家沿街的小铺面,是真正的“该(街)娃儿”。因为家中成分问题,从小日子过得异常艰苦,父母却坚持培养他画画,“小时候被叫做神童画家嘛,但那时候多半是父母逼着画,等我真正体会到画画的乐趣时,却没机会再动笔了,因为家里的重担都落在了我肩上。”
这双拿画笔的手为了家中生计,拉过板车、搬过砖石、做遍了工地上的苦力,“现在你看川大附近的老房子,好多还是我当年扛的预制板!”
77年高考恢复,78年王亥考进川美,79年,他的一幅《春》就夺得了第五届全国美展的二等奖——从此免了剩下的三年课业。“老师开玩笑说,你都是艺术家了,我们还能教你点什么啊?那我干脆就不上课了。”
甩下画笔的王亥开始埋头看书、写小说,毕业时,更成了川美当年唯一一个拒绝工作分配的“异类”。没工作也不怕,他就在天府广场毛主席像背后的小学开了成都第一家美术班,用教画赚的钱去新华书店买最新出版的好书。那时正是中国翻译西方现当代著作和书籍再版的蓬勃时期,王亥疯狂而快乐地猛读了五年,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阅读积累。直到当时远赴香港照顾家人的王太(王小琼,王亥的夫人)一个电话打来——爱情把他叫到了香港。
1987年到香港,在这个语言和意识形态都很陌生的城市里,王亥却从没打过一天工。凭着艺术创作的深厚功底和极敏锐的感知力,“不到一年就打开了局面”(王太语),连后来的总督府都挂着他所画的《香港图像》。他更是全港当时唯一一个职业艺术家——不是说香港没有画家,而是那个年代尚无一人敢不要饭碗,把绘画作为唯一职业。只有王亥,一个异乡人,一支画笔安身立命,而对价钱,也从不客气。
“我的肖像画得之好!”很多住在山上(香港有钱人几乎都住在山上的别墅)的名流富豪排队请王亥住家画像。“我就从山顶一路画到半山腰,画了大半年,开开心心地看遍了香港的热闹。”
王亥还曾受邀去哥伦比亚为当地富豪画像。对方是全南美最大的毒枭,却也是最大的建筑商和建筑收藏者——脚踏黑白两道,选最好的地,请最好的设计师,造最好的建筑。然后像所有电影大片中那样,呼朋唤友在自己的收藏品中大开派对。王亥则“趁机”在酒会的过程中认认真真体验了12座风格各异、设计精巧的建筑空间,“那真是一辈子里见过最好看的私人建筑,实地走访的感觉,和书本上完全不一样!”
我总觉得王亥轻轻松松地背着画家的身份,但其实是个收藏家。一支画笔为他争取到的自由,让他从容不迫地收藏着书本的内涵、生活的丰盛、世界的广阔。
不以博大,无从精深,任何真正的趣味都不会建立在空洞之上。不信,你就去崇德里找王亥聊聊天。
在香港画了十年画,成了最被认可的艺术家,王亥却突然“任性”地大发感慨:“画画太无聊了,我不能再继续下去啦!”
于是,1998年,他便和王太一起开办了香港第一家私房菜馆“大平伙”,安安心心当起了全香港“最有文化、最细腻、价钱最高的堂倌”——这个永远需要提前几个月甚至一年预定的小小餐厅,汇集了整个香港的各界名流。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认定一件事就会专注着一直做下去。当堂倌端盘子,一端就是15年。”
王亥说自己“爱端盘子”,其实是因为他喜欢“人”,更爱观察和把握人的情绪。 “食客们吃什么,由我太太决定,而食客们吃得如何,则由我决定。”
堂倌王亥——全香港的super waiter,在一餐饭的时间里洞察着席间所有关系,把握着用餐节奏与细节,是整个聚餐过程体验感的中心枢纽。餐厅不只是餐厅,更是他营造的小而聚合的社交场——而他则充分享受着服务于人群中心的快乐。“15年来,每次送客出门,一一握手的瞬间最满足。看到所有人被你照顾得巴巴适适地离开,真的是开心得不得了!”
在我看来,堂倌这个角色身上,其实最充分的展现了王亥对人对事的超强掌控力。
他这个号称“跑堂”的主人,掌控着六张桌子,掌控着食客的情绪,掌控着整个餐厅的细节——一切不容分说都得由他做主。王亥到香港20多年,从不迎合,也不学说粤语,即使开餐馆,还是理直气壮地讲椒盐普通话(川普)和“餐厅专用英文”。“刚开始翻译菜单都是直来直去的,一道口水鸡,我翻成:saliva(唾液)chicken,过来吃饭的老外都惊呆了,还追着问我,whose saliva?我就故意大声告诉他们:my wife’s!”传为一时笑谈。“后来才翻作mouth watering chicken,让人流口水的鸡。”算是免了老外们的心惊肉跳。你说他有多顽皮。
在王亥的餐厅,不止吃饭的过程,那些颇有来头的桌椅餐具也都得按着他的规矩一丝不苟地摆放。他还亲手打理着“全香港最漂亮的卫生间”。“哎,我也不知怎么的,像是对这个空间有执念,必须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处女座的王亥有些不好意思,“但是直到「大平伙」被盘出去的那天,有两件事儿没变过。一是,吃饭还得至少提前两个月预定,因为每天都是排满的;二是,卫生间就像崭新的一样,每个角落都干净漂亮。”——从细节,到人群,再到这场域中的每一丝情绪,15年来无一不在堂倌王亥的掌控范围里。
我猜,在王亥这里,堂倌的意思,其实是经营。
2012年,王亥回到成都,而崇德里在等他。
“因善恶好恶,而用心尽力。一个城市正在回家的路上。”——王亥写给崇德里。
当时我还从未去过崇德里,但看到这句话时,感动得有些失语。这种表达,必然属于一个文化人对城市的有情有义。
王亥说,自己是“属于城市中心的孩子”——从成都到香港,再到巴黎、纽约、伦敦、东京、台北、首尔……世界各地的遨游,他的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王亥至今不会开车,是真正用脚步丈量城市的人,他就用自己20分钟的步行距离,丈量着一个城市人性的尺度。
王亥对于新城、老城的理解也许还源于他在香港中环多年的生活经验——那里有世界闻名的商业政治中心,也连接着荷李活道这样的百年历史老街。而每当夜色降临,摩天大楼中的上班族便飞快地从现代化的玻璃幕墙中“出逃”,涌向附近那些道路狭窄、楼层低矮、人流拥挤却活色生香的城市旧区。“这就是新城与老城之间的互补,人们乐于安放自己真实生活的地方,才蕴含着一个城市真正的活力。”
王亥回到成都,住在城中心的镋钯街,很多香港朋友前来探访后都会询问一句:“这附近可还有院子可买?” ——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了城市回家的拐点,而这个拐点,就是崇德里。
——2012年,老城中心这一段将近百年的历史连同着三个破败不堪的院子一起,被交到了刚刚回到故乡的王亥手上。
王亥说“我命中注定要做崇德里”。他在成都的居所,正好能俯瞰崇德里的院落,而当他第一次踏足这个地方,被岁月侵蚀得斑驳的墙体上,一段段城市的回忆徐徐展开——这一小片空间仿佛是特意为远行的游子留存下的故园旧梦。王亥转身就对杜兵(投资人)说:“改造这个地方,我当仁不让!”,而杜兵的回应也是四个字“非你莫属”。
与政府开现场会时,王亥提出两个概念:一,不动一梁一柱,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就保留到什么程度;二,一定会给这座城市一个最成都又最国际的崇德里。王亥说话嗓门亮、语速快、东情西韵、博古论今,有着不容置喙的坚决,大伙儿也都听得动情。可一走出院门,一众人却依然有些恍惚。“他们不敢置信啊,站在门口犯嘀咕,说,王老师不是在豁(忽悠)我们吧?这房子都烂成这样了,还有你看,这旁边就是个公共厕所,你和我说要怎么国际化?”——他们大概在怀疑,听到的一切会不会只是文化人的臆想?
而今天你再看崇德里,就知道当初“空口”保证的这两点,王亥都做到了。人们熟稔地穿过老巷,在崇德里谈茶、吃过、驻下,身边的老墙老柱留下了时间的审美,而极具现代性与工业感的欧洲家具则彰显着国际化的姿态。当你坐在由80年代职工宿舍改造而来的“驻下”三楼,透过一整面玻璃幕墙,眼前是层叠错落的坡屋顶,被紧紧包裹在老成都低矮的居民楼间,不多的空隙里,点缀着三角梅和葡萄架的色彩与生机。抬头的一瞬,鸽群掠过——那种身在一个城市心脏中的感觉,真令人久久难忘。
改造后的崇德里受到赞扬与溢美无数。“哎,夸得我都想钻地缝”,王亥说,很多人慕名来到崇德里,在此追溯自己对于老成都的记忆,“而其实住在附近的居民却未必懂它,甚至每天路过都没走进来看一看。但他们知道崇德里让他们的物业增值了,也很开心,这没什么不好。”
王亥淡然笃定,因为他看得清晰。他说自己是崇德里的“最后一双眼”——会一直看着这里,悉心经营来到这里的人,并等待一个真正懂得它的时代。
一位好友曾慨叹:
“王亥身上,生意与生活只差一个字。”
人文的情感与商业的价值终将交相辉映——王亥这样的文人,有的又何止是情怀。
画家、作家、美食家、评论家、媒体人、设计师……所谓的身份,早已湮没在王亥丰厚的人生经验与生活趣味中,一通百通。
他所表达的任何“王亥式”的审美见解,都满怀赤忱又洋溢着迷人的自信(甚至自负,但依然可爱)。所以,当这个60岁的“年轻人”狡黠又认真地告诉你“我最大的长项,其实是建筑(设计)” 时,你会讶异地笑出声来,却不会有丝毫怀疑。
这个“非常规”的建筑师、设计师谈起设计,颇有种老中医“望闻问切”的感觉——会讲方法,但更多的是阅历与经验。
王亥初回成都,就有开发商找上门来请他当新项目的设计总监。
“哎呀,整得我多惶恐的。我跟他们说,我连平面图都画不来啊。”半推半就地接手之后,坐在满是部门老总的的会议室,王亥问的第一句话是:
“诸位,你们住过好房子吗?”
好房子是什么?会议室里都是造房子的老手,可从没人问过这个问题。王亥就将一个“好房子”的所有组成部分拆解开来继续追问:什么是灯具?什么是家具?什么是装饰?……他开始每天拉着所有负责人坐在工地现场,拿出自己收藏的好书,拿出自己周游各国的审美经验,一样一样地讲解、讨论、落地。“那时候完全是「耍设计」的心态,亢奋得不行,就在工地铺着报纸讲。他们战战兢兢跟着我这个神经病,2个月没放过假。”
“后来才晓得,各个老总有多么恨我。”王亥抚掌大笑。
有了崇德里、轻安、高宅,请王亥来“诊脉”的空间越来越多。“进去顶多转五分钟,出来烧(抽)根烟,站在门口就把改造方案说得清清楚楚。” 听上去颇有些玄,王亥便拿读书举例子“年轻的时候读书,恨不得要过嘴念。现在一本书一两个小时就翻完了。看得多了,一眼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记住的东西在脑子里,忘了,说明你和它无关,那忘了就忘了,也没什么遗憾。”看空间,也是一个道理。
你知道了,这一眼里的功夫,就是整个王亥。
王亥还要在蒙顶山做个茶室。“茶室一定要小而藏,选的地方必须巴适”。团队上山选址,车到半山已是傍晚。路边休整时,王亥突然说“莫慌,地方就在附近”,当时天色一片昏暗,一行人云里雾里。王亥便“故弄玄虚”地逗他们:“我听到了属于这个空间的声音。”
“嚯!其实当时啥子都看不到,只是我听到有溪水流经。”果然,白天再来看,半山谷底,一条清溪飞流而下,只闻其声,不见其深。人在其中,能俯瞰半山美景而不见市区灯火,是藏的极致,亦是“山斋,居山水间为上”的充分表达。
怎样的阅读能力,才能“听”出一个空间的所在?
王亥20多年前与何多苓、张晓刚、刘家琨一起,在郫县买了一块地,刘家琨为何多苓设计建造的工作室就在此处,给王亥的设计方案也早已完成。“模型都做好了,一直拖着没修”,这个老顽童眼里闪现出不同寻常的期待:“我还是想自己做嘛。每个人都有一个建筑梦。”
是啊,这么多年来,这个躲在圆圆的彩色眼镜儿背后的画家、堂倌、文化人,走遍了世界各地,看过了人事纷繁,而今终于回到故乡的两亩田园上。他已经准备得很好,要用一个设计师的姿态,为自己一生收藏的灵感造一间“个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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