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三年花了20多万，考前再看毛坦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

教之音 2022-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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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一篇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的文章，应试教育催生了考试为主，分数为王的当代社会现象。作为生源参差不齐的毛坦厂中学，里面的每个学生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

毛坦厂，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这所位于大别山深处的超级中学，常年保持2万多的在校生，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再过几天，毛坦厂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季。

近年来，毛坦厂一直演绎着高考神话——送考人数保持在万人以上，四年间，本科上线人数也接连突破万人大关。

（毛坦厂每年的“万人送考”）

然而，高考成绩的背后，确是外界对于毛坦厂教育模式的质疑：从高考工厂催生出的特殊的社会生态；从陪读高考的生活点滴；从小镇的商业形态和发展趋势；无不是因为高考而转的。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们，也对这种严苛的学习状态诟赞各异。

今天，想给大家展现一个真实的毛坦厂中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

毛坦厂的下午是寂静的，静得连风都不敢发出一丝声音。

浸堰村油坊街村民组20号的出租房内，方慧和其他几个陪读妈妈在摸牌。旁边的平房里，71岁的吉芳正奋力压着井水，替孙子刷球鞋。

今年过年随孙子回来后，吉芳再没回过老家。老伴身体不好，她挺牵挂。

吉芳不识字，在老家种地，识字没啥大用。她现在能做的，是帮孙子洗衣、做饭，孙子说一句“奶奶你也吃啊”，吉芳能高兴半天。

吉芳和陪读的妈妈一辈说不到一块去，她有时也会很孤独。面对记者，看得出来，她有很多话想说，但她最终嗫嚅着，低头把球鞋擦了又擦。

一墙之隔，68岁的赵霞已是第二次陪读。三年前，她在这里陪读孙女。前年，孙子上高二以后，赵霞又回到毛坦厂。虽然和房东混熟了，但不断上涨的房租并不含糊。这一次，赵霞换到一间便宜的房间住。

有时，她会踱到斜对角自己住过的那间房看看，房里隔出了独立卫生间，还有空调，不用大白天也开着台灯，但租金一年贵4000元，那是打工的儿媳一个月的收入。

毛坦厂是个浓缩社会，各人的贫富辛酸一目了然。有老人80多岁还在陪读，有人挤在住了28户的四合院，有人同时带着还上小学的孩子。

他们围着子女的三餐打转

对于毛坦厂几乎所有的陪读家长来说，三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的一天通常是从早上5点开始的，孩子6点10分前要到校，他们得估摸时间，给孩子做好早饭：既要吃得饱、有营养，又不能太烫，这样才能让孩子多睡5分钟。

子女到校后，毛坦厂唯一的菜市场被挤得水泄不通。大树下，当地的农民挑来新鲜的土菜，家长们挑挑拣拣。

“我的红烧肉怎么颜色不如你们的？”

一个陪读妈妈铲了几下锅底，有些发愁。接近午餐时分，油坊街17号的七八个灶头里都烧的红烧肉，空气中弥漫着脂肪和焦糖的香气，

“快考试了，给孩子补补。”一个家长说。

5月31日，气温忽然升到35摄氏度。

这天中午，方慧的儿子王鼎没吃多少，说天气热没胃口，想吃凉面。下午5点，同屋的家长招呼她一起上街，方慧拒绝了。

“面泡在汤里久了就不好吃了！”

三分钟后，方慧像听到冲锋号角，快步走到小吃摊，花5块钱买了一碗凉面。

5点20分，王鼎走回出租屋，方慧已经提前开好23度的冷空调。记者的到来让方慧很高兴，她对儿子说，

“刚才来采访的小哥哥是山东大学的，你看他多厉害啊！”

王鼎闷头不语，埋头吭哧吭哧扒着凉面。方慧用汤勺舀起中午剩的丝瓜蛋汤，也大口喝起来。

另一些住得远的家长，则成了“送饭大军”。每天中午和傍晚，他们提前来到学校各个门口守着。

张娜一手拎着保温饭盒，一手提着板凳，腋下还夹着一把蒲扇，沿着曲折的田间小路，快步走向15分钟路程开外的东门，这里离女儿所在的“复读楼”最近。

一边陪读一边打工

对于方慧来说，孩子吃好晚餐，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结束了。黄昏时，几个“毛友”叫她一同去跳广场舞，方慧拒绝了。

“快考试了，嘴上说不紧张，但没心思跳了。”

方慧独自沿着河边，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圈。

黄昏也许是一天中，毛坦厂的陪读家长最惬意的时间。她们呼朋引伴，三三两两出现在毛坦厂的街道上。还有人养了狗，小狗汪汪吠叫，欢快地穿行在人群中。广场上跳舞的家长都有固定的舞伴，还有些人在镇商业区新开的健身房挥汗如雨。

与此同时，胡仁荣像打仗一样，匆匆扒了几口饭，就换上灰色制服出门了。她赶着去街面上的服装厂做衣服。这能为她带来一个月千元左右的收入，差不多把房租抵扣掉。

一些妈妈们在街上的旗袍店试衣，挑选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时，另一些妈妈和胡仁荣一样，在高瓦数日光灯的光线下，踩着缝纫机。

街上随处可见短期招工小广告，写明“适合陪读家长”。有数据说，整个毛坦厂中学的学生80%都是农村生源，家长们需要在陪读同时兼顾生计。

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

中考结束，王鼎只考了400多分。那是个重点初中里的重点班。方慧愤怒不已，她不止一次去网吧揪回沉迷游戏的儿子。

30岁那年，中学文化、分配进国企上班的方慧下岗了。她不服输，摆过小摊，也一天打过五六份工，最困难时还帮啤酒厂刷过瓶，手指都泡白了。凭着这股子劲头，方慧有了份在县城月入过万的工作。

毛坦厂成了方慧和儿子的最后一根稻草。

“依我们家的条件，他以后什么都不做，也吃喝不愁。”

方慧只担心，儿子还这么小，学坏怎么办。来毛坦厂那天，一家人开着车在镇里转了个遍，也没看到一间网吧，方慧满意了。严苛而高强度的学习，让儿子也根本没空“瞎玩”。方慧也惊喜地看到，儿子坚持下来了，

“我们寿县来毛坦厂上学几个，受不了就走了。”

儿子上高三后，方慧索性把工作辞了，全心陪读。现在，虽然儿子几次的模拟考成绩显示只能考上二本学校，算下来，高中3年花了20多万元，方慧却觉得值得。

不同于外界对毛中“压榨学生”的诟病，家长们普遍都对毛中的教学管理很满意。也因此，他们并不介意学校的一些“非常”手段。

“孩子吃不了苦，趁早不要送到这来，”有家长说。

临走，我们打上一辆“三蹦子”去客运站，开车的是个中年女性，烈日下，帽子和墨镜把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

下车时，记者问她：“你也是来陪读的吗？”

“是的，”她黝黑的脸上浮现一丝笑意，“快能回家了。”

毕业生：有人说这里耗尽青春，有人觉得值

记者访问了多位毛坦厂毕业生，有人说那里可以逐梦，有人说那是“魔鬼三年”，毛坦厂中学的特殊经历，无论如何，都给他们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学生从学校出来匆匆买晚饭吃。）

张旭的奔驰E级轿车停在位于上海安亭的厂子门口。张旭走进厂房，小心地迈过地上堆积得小山一样的亚克力板，飞扬的木屑让他忍不住皱眉。

工人们正在赶工的，是一间银行的吸塑字。张旭的父亲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如今，张旭把父亲的小厂子拓展为一间综合型广告公司。

控制机器的，是一台市面上早已看不到的三星台式机，张旭开玩笑，“这比我上中学时用的电脑还烂。”

作为曾经的毛坦厂中学毕业生，张旭已经不想多谈毛坦厂岁月，他也拒绝承认这对他拥有相对优越的生活有所帮助。

当承受极端严酷的压力跨过独木桥，毛坦厂中学给他们的人生打上怎样的烙印？记者访问了多位毛坦厂中学历届的毕业生。

一切都以分数论胜负

2004年，由于中考失常，尹睿最终没能进入六安市著名的一中。依她当时的成绩，毛坦厂中学是唯一选择。

在尹睿看来，被送到这所学校的只有三种学生——自己考上的、家长管不了的以及复读的，“那里并不适合自制力强、自学能力好、天资卓越的学生。”

尹睿的回忆自此陷入真空。她怎么也想不起，自己除了日复一日的埋头学习外，还有过别的什么波澜，“可能连一个水花都没有。”

尹睿的弟弟尹柯后来也在毛坦厂中学复读。他所在的高四班有180多人，所有人都是抱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前来的。每天都被压缩得很紧，晚上回宿舍，抽十几分钟洗衣服，几乎是唯一的“课外活动”。

一切都服务考试，一切都以分数论胜负。张旭记得，他们是在教室安装高清监控摄像头的第一届。

有次，张旭偷偷拿了一台最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来学校，班主任看到了，“借”去玩了三天才还给他。张旭所在的班级，是年级四个重点班之一。有次月考，班级总成绩在年级垫底，班主任大发雷霆，留堂到晚自习前最后一刻才放他们出去吃饭。当天晚上传来消息，之前的排名错了，他们班应该是第一名。班主任转怒为喜，招呼张旭出校门给每位同学买两根烤肠。

孟静是张旭的同班同学，也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女生。她记忆里的毛坦厂，没有丝毫温情色彩。

寝室里，有女孩背着背着书就崩溃大哭；因为一道题做不出来，揪自己的头发，把大腿掐得乌青。孟静心里说，我绝对不要变得和她们一样。不久，孟静买了一本《青年文摘》带到课堂上，教语文的班主任看到了：“你怎么有心思看这个？！”那眼神里有痛心，有奚落，刀子一样刻在孟静心里。

有次，班主任找张旭谈心，意味深长地说：“你家长都不关心你的学习吗？”张旭读懂了他的弦外之音。他让父亲请班主任和代课老师吃饭，不久之后，班主任找到因为个子高一直坐在后排的张旭：“你要不要坐前面一点？”张旭拒绝了，他觉得坐后排自由。

毛坦厂校方回应，从未听说过有关老师暗示学生家长送礼的现象。孟静则说，她后来才知道，父亲也给班主任送过礼。

高考前一两个月，孟静打开试卷，吃惊地发现，生理和心理混合而成的厌恶，让她“想吐”。

高考成绩揭晓，她离一本分数线还差一分。这个结果却让孟静如释重负。她像个被突然赦免的囚徒，只顾跌跌撞撞地奔出去。她无比确定，她自由了。

那里耗尽了我的青春

张旭考上合肥一所二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后，一度有过一段灰暗的自卑期。盯着Windows操作界面，他发现自己一无所知。班上不少城里来的孩子，电脑已经操作得很溜。

大学期间，每当稍有松懈，尹睿的脑海里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毛坦厂的日日夜夜：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里，励志口号激情燃烧，“空气都是凝固的，没有任何一分钟被浪费。”大学毕业前，尹睿拿出高考前的劲头，考上了公务员。

但像一根被绷紧得太久的弦突然迸裂，张旭对大学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无所适从。几个同学小范围聚会，有曾经非常刻苦的同学和张旭说，觉得当年真是傻透了。那位同学后来沉迷网游，频频挂科，没能毕业。

高中三年几乎消耗了孟静此生所有的学习热情。她选择本省一所医科大学，寝室6个女生中，多数女孩毕业后都继续深造，孟静果断放弃了。她不想再回到毛坦厂岁月。

张旭觉得他的毛坦厂岁月“一点美好都没有”。

“但或许还是有收获的，”转念一想，张旭笑起来：有次班上搞民主测评，他出乎意料地收到唯一一张反对票，来自一个文静的女生。张旭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那个女孩成为他的妻子。

大学毕业之后，张旭和孟静回过毛坦厂聚会几次。他们第一次发现，毛坦厂所在的大山，其实风景秀丽，一个知名景区近在咫尺，他们却从来没有去过。如任何一个普通中学的班级一样，同学们各自奔赴不同前程：有学霸出国深造；有人在外地赤手空拳打拼，有的已经拥有一片天，有的还在为三餐发愁；有人留在老家过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小日子，还有个同学，回到毛坦厂中学当老师。张旭听说，他忙得“连和老婆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

毕业后，孟静随老公来到上海，在社区医院当保健医生，工作清闲稳定。她一直觉得，毛坦厂的“魔鬼”三年，让她活成了一个无趣的人：“高中三年本该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吧，但我觉得我好像是没有青春的。”

那段经历让他们的人生变好了吗？张旭和孟静都斩钉截铁地说“不“，他们也坚定地告诉记者：“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再上毛坦厂中学。”

对于曾经的我，那是一个好学校

在外人眼中，“毛坦厂中学”呈现迥异面目。一方面，毛中毕业生受到群嘲，“都学习成那样了怎么还那么少人上一本”；另一些自称为毛中毕业生的网友，则把这里捧为“逐梦者的天堂”，“第一年三本，第二年985”的“神话”确实存在。

毛坦厂中学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徐鹏，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曾经的我来说，它是一个好学校。”

一位网友写道：“去了毛坦厂，周围都是农村孩子，他们读书真的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父母的命运，和梦想相比，复读的苦真是微不足道。”

尹柯第一年只考取了三本，带着使命感来到毛坦厂中学。“锻造”一年后，迈上一本，并被一个前景看好的专业录取。他觉得，这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挺值，”他告诉记者。就像曾经那条著名的标语，“没有高考，你拿什么跟某二代拼”，尹柯觉得，这至少让他拥有学历优势，将会带来更多机会。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曾在节目里说，当看到毛坦厂中学万人送考的照片时，他差点落泪，“高考依然是这些非常贫寒甚至普通的家庭当中最大的希望。”

而在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毛坦厂中学的存在，启示高考改革和高考公平的道路任重道远。“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学生在高考之外有选择，但是往往是无奈的选择。”

天堂还是地狱的争辩，王鼎无暇顾及。再过一周，他将和毛坦厂中学上万学生一道，步入高考“战场”。

他在出租屋的墙上用铅笔写下：“胜负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