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做学术需要热情，需要探索，需要坚持，对于新雅书院学子而言，如何实现由通而专的转化则是他们在学术道路上面临的一大挑战。做决定的过程不易，可一旦选定，便是从容不迫地坚持前行。2020年，新雅书院第一届高考招生的六字班即将毕业，本文希望借三位新雅书院六字班学长学姐大学四年的完整学术经历，尽可能地为大家揭开新雅书院学术发展道路的一角，让大家重新认识通识教育培养模式下的新雅书院。
“通识课一开始就将你引向很有启发性的方向，向你展示学术真正的样子和你应该达到的程度。对很多同学来说可能就直接劝退了”，很多人眼里，选择做学术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对于面向高考招生仅四年的新雅书院的学子来说，学术的道路或许充斥着更多未知：比专业同窗少一年的专业学习、通识教育的塑造作用、不同风格的院系环境、缺失的前辈经验……我们尚不知道一切是福是祸。即使四年过去，也只是一个开始。
但我们仍希望在这个“开始”上砌出一个窗口。或许，我们将从中窥见真实，窥见未来，窥见自己。
“当我意识到想要转专业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回忆起大三，刘雨桐这样说。
大一刚刚进入书院时，刘雨桐坚定地打算分流到PPE，并预期着将来成为一位高级公务员。同时，章钊也已经在为进入物理系学习做准备，选修了很多物理系大二的专业课。他与物理结缘在高一，一个海归物理教授的讲座激起了他对物理的兴趣。此后，他跟着身边学物理竞赛的同学一起学习物理，包括一些大学物理的基础内容。大二的时候，他们都分流到了最初预想的专业，开始了专业课学习。
这时，刚刚分流到电子系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陶云松成功申请到了第一期英华学者项目，在尚未进入正式专业课学习的背景下，作为参与者中唯一的大二学生，去到牛津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交换。牛津并没有电子系的对口专业，因此他选择进入圣彼得学院学习物理。这次交换并非没有代价，因交换和大一错过的专业课程叠加，给他之后的专业学习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这次交换是一个拓宽眼界的机会。在出国之前，陶云松已经做好了延毕的打算。
大三，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分水岭。交换，实习，找导师进组，考虑保研、留学……很多重要的事在这一年纷至沓来。而大家的心路历程也不尽相同。在清华物理系学习了一年后，升入大三的章钊也参加了英华学者项目，进入牛津的新学院学习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因为本身学的是物理专业，又在清华有了一年以上的专业学习基础，章钊在牛津得以接触到更多科研工作。交换之前，在与许多老师交流并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之后，章钊对原子分子物理和量子信息产生了兴趣。他在牛津的老师也是研究量子信息的，“跟着做感觉收获很大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决定。
这个时候，刘雨桐渐渐发现PPE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而她自己本身的兴趣和能力也和她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她意识到，自己的兴趣更多在语言和文学上，而PPE对应的政治学、社会学等方向对她都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大三上学期，大家都开始找将来研究生阶段的导师的时候，我有点后悔了，想当时要是分流去中文系是不是好一点？” 然而，她已经错过了中文系三年的专业课。“当我意识到想要转专业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她在大三一整段时期都处在一种非常遗憾的状态，遗憾自己分流的时候没有好好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但最终，她还是决定追随自己的兴趣，选择了藏语言文献这一被很多人视为“冷板凳”的方向。“我现在的生活和刚高考完、刚上大学时候的想法相比，算是连环打脸，”她自嘲，“在选专业的时候，我跟我爸妈说，我不能学梵语，不能学藏语，不能去研究佛学，那些东西我怎么可能学得进去！以前经常这样说，现在一想起来，我都在学。”开始学习藏语言文献之后，刘雨桐发现这个研究领域其实并不冷门，相反，有大量的文献等待她去阅读；而她在专业知识上的欠缺也没有造成很大的苦恼。也是在大三，结束交换回到清华的陶云松打算逼自己一把。他搁置了延毕的想法，把自己的专业课排到了同专业同年级同学的1.5倍；与此同时，他还跟着老师做了一些科研，接任了新雅科协主席。“大三应该是我最忙的一年，也是我最拼的一年。那时候就觉得我自己以后科研要做好，成绩也想变高，社工那边也想接。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努力，也比较在意各方面都要取得不错的成绩。”但到了大四，他的想法再次改变，大三一年的高负荷运转让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和导师交流之后，他意识到，对于做学术的人来说，一年的时间从简历上来讲并不关键，但却可以让他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自己曾找不到很多时间去做的科研。他不再刻意追求要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其实把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好就不错了，我现在没那么在意比如说GPA这种东西，有那么一两门课程做不到最好也没什么。从大四开始我就已经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把自己喜欢做的科研好好弄一弄，为以后打一点基础、做一点打算，我觉得这是比较现实的。”
对想要做学术的新雅同学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出在时间上。一年的缓冲固然增加了考虑专业的时间，但也让他们在专业上起步晚，在学术、科研的选择上可能会落人一步，但三位受访者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结经验后，陶云松告诉我们，新雅的同学会比专业的同学慢大概一个学期，但这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一个时间差距。对于动辄十年起步的学术人才培养阶段而言，半年、一年，很难代表一个能力的天堑。而很多事情也是有很大改变余地的，比如专业，它们之间的壁垒似乎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也许真正应该慎重考虑的，“无非就是你需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
谈及新雅第一年的通识教育，章钊印象最深的通识课程是刘兵老师的《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并不是因为这门课传授了多少有用的知识，而是给他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他说：“它让我学会思考技术之外的很多问题”。这门课让他不再局限在科技本身，而是学会在更加宏大的、多学科的框架下思考科技与文明的联系，让他为自己的研究找到更加广阔的意义。他认为通识教育对专业发展的帮助不只在于个人能力素养的提升，其更大的优势是不同专业的人相互启发。只要有需要，他总能在新雅里找到相应专业的同学交流，在沟通之中思路就拓宽了。他在物理课题中经常碰上与计算机编程有关的问题，他总是会找新雅分流到电子系、计算机系的同学帮忙寻找思路。而这种相互启发不只局限在课题或者学业之中，他空闲时最大的乐趣也是和同学聊天，内容涉及天南地北，每次闲聊没有什么目的性，但是思维碰撞的过程中总是留下许多珍贵的启发。新雅的通识课将通识变成了章钊学习过程中无法割舍的部分。在英华学者项目期间，虽然章钊学习的是课业压力很大的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但是面对牛津数量庞大的文科课程，他也按捺不住对通识的向往，选择旁听许多哲学方面的课程。这些课让他得以继续拓宽自己的视角，以更加全面角度思考。
章钊在牛津和导师一起完成的课题
《具有非阿贝尔对称性的开放量子系统的稳定态简并度》
刘雨桐的第一印象是真实：“它给你勾画出人文学科非常真实同时也比较残酷的样子”。大一的通识课程从一开始就颠覆了她对学习的感受，将原本高中的阅读理解和满分作文式的模式打破，重新构建阅读与写作的思维框架。“通识课一开始就将你引向很有启发性的方向，向你展示学术真正的样子和你应该达到的程度。对很多同学来说可能就直接劝退了”，她说。但PPE这样的专业，与通识课之间的连贯性很强，带有很强的通识色彩。也正是在通识氛围下，刘雨桐接触到了藏语言文献的相关课程，找到真正感兴趣的领域，同时结识了现在的导师。通识课程中的众多古典内容也为她理解藏语文本的内涵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对专业研究与学习大有裨益。
对此，陶云松也深有同感。虽然他选择的方向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但是也离不开大量专业文献的阅读。大一的通识课带来的是与文献之间的亲切感，这种感觉让他在面对大量的文本信息的时候更容易发现其中的关键问题，为自己的研究寻找灵感提供更大的便利。此外大一通识课程的课业压力也让他磨炼出了强大的时间管控能力，让他得以在结束交换、回到清华时用与他人相同的时间完成了1.5倍的课业以及其他社工事务。通识课从整体上提升了他的能力。深潜文本，跳出惯性。通识教育带来的改变并非海面上冲天的浪涛，但其在水面之下搅起的暗流，或许未曾为人所知。
“我也没有正式走上学术的道路。什么叫正式走上学术道路？这句话听着好可怕！”陶云松脱口而出（笑）。在做科研之前，看着“学术大佬”们发文章似乎轻而易举，但当进入环境以后，他才发现并非如此。与其他领域相比，想在硬件这一底层科研领域做出“拿得出手的成果”，要付出的时间更长，面对的困难更大。在他选择硬件方向之前，曾经有人提醒过他，硬件的科研之路会很漫长，可能长期都感觉不到进步，“我现在大概体会到了”。面对着电脑屏幕，盯着早已熟悉的内容，做一些“不知道方向在哪”的设计，看大量中、英文的文献。“但是就为了最后你可能会有一点点进步，你也得坚持”，陶云松说。他很清楚，出于能力考虑，导师不会把庞大的课题交给一个本科生做，被拆分出来的小项目才是本科生科研的任务。“你只需要完成那么一点点”，让器件的某个性能变得好一点点，或者速度快一点点、精度高一点点。但对整个课题来说，这“一点点”需要付出的努力并不简单。有时在某一个晚上，他会想通一个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然后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但也曾经在顿悟后再次发现问题，全部推翻重来，“那种时候很崩溃”。尽管探索的过程漫长而煎熬，但解开谜团后的乐趣支持着他走下去。
学术对陶云松来说或许意味着努力后的收获，而对刘雨桐来说，却总带有探索新知的趣味，虽然这个过程“并不是很快乐”。从PPE选择藏语言文献，她面对的是一片新大陆，无论是学文词语法、还是读中英论文，她对其中的新知识保持着高度的兴奋。
在真正接触藏语言文献之前，刘雨桐从来没想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会如此丰富。“仿佛任何一个东西都在被研究”，她说，“觉得根本看不完”。在文献中面对大量新知识的时候，她越发觉得自己“离真正的入门还有很大距离”，太多东西不了解。但这并没有导致焦虑与急切。“书都得一点一点看，一点一点吃透，想快也快不起来”，她每天保持一个平稳的读书进度，过上了与前两年相比“意外的很悠闲”的生活。一路上没有什么顿悟，也没有小说式的命运拐点，有过对未来的迷茫和专业课中的煎熬，但更多时候是在平淡的日常中慢慢想清楚自己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进，自然而然地走到如今的状态，偶尔回首感叹自己的小幸运。谈到对未来的预期，她说，“疯狂地学藏文”和弥补基础知识是最紧要的。想象未来真正拿到文本进行分析，她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知道的太少了，或者探索能力有限”，“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难受的经历”。
章钊课题研究中的一个模型：
具有耗散的全连通量子网络模型
章钊也直言，在课程中的学术总是充满新奇与趣味，也是所有人最初期待的样子，但这是因为有人带领着你一节课走过“前人花一百年时间走过的路”，所以能不断发现新奇事物。做科研则是需要自己探索，花费大量时间去克服困难，“偶尔才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不足以让他放弃做学术，因为那一点“有意思”的发现带来的乐趣是巨大的，证明了自己努力的价值。有人戏称，“在学术界，人与人的差距有时候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作为旁人眼中的学术大佬，章钊说，自己其实一直有落后于他人的感受，进入大学时看着集训队成员们的背影，毕业时看着物理系特奖前辈们的背影，对他们的羡慕和赞叹总是免不了的。“觉得他们这么厉害、他们起步早、他们抓住机会了，或者他们天赋本身好”，他说，“但是不应该受到过多的影响。”在章钊看来，遇见他们是最幸运的事情，抓住交流的机会也可以给自己巨大的启发。更何况学术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哪怕是学习阶段也是“十年起步”，开始的时候能力不足的话，慢一些也无妨，反而是一个夯实基础、思考未来方向的契机。还在为高考奋战的你们，可能对专业上的学术工作都还没有深刻的体会，也有可能对大学的学术经历有过很多的猜想，猜想每一个选择做学术的人都必然经历过一个轰轰烈烈的转折点，猜想做学术的生活必定超越于普通人的世界。而事实上，这个选择往往萌芽于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在其后的人生中巧合又注定般地被重复提起，从而渐渐成型为一条路。这条路上也许横跨着一道门，有人在门前徘徊了一阵，有人毫不犹豫地推开它。门之后，依然是和原来一样朴素的日常生活。虽则如此，还是有一些东西悄然改变了。受访者身上有着一种共同的气质——安定感。这种安定感或许来自尘埃落定的释然，或许来自胸有成竹的自信，或许来自学术之路所代表的漫漫时光。他们很清楚，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前进的方向不会有很大的变化。
在清华，比起智商、资源，或许更让人羡慕的是明确的“方向感”。章钊和陶云松正是属于方向感强烈的这类人，所以他们在四年里，尽管有繁重的学业，还是能从容不迫地前行；然而，更多的人，或许还是会像刘雨桐这样，不得不经历一个挣扎的过程。也许是原路前进，也许是顺利拐弯，又或许历经曲折，几番辗转后才找到前进的方向。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向往选择了这条路，坦然面对漫长的征程，在跋涉中体会属于自己的乐趣。他们在为自己的心灵找到归宿的同时，也为之后的新雅人打开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一窥这无涯而有趣的学术世界。在这里，我们捕捉灵感与激情的瞬间，期望着把它们内化成永久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