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专访数学家丘成桐：我从未见过“天才”

人物简介：

丘成桐，原籍广东省蕉岭县，1949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同年随父母移居香港，美籍华人，国际知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

初春的清华园，绿意盎然。穿过二校门，民国时期的建筑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路上行人很少，每一座古朴的老建筑都散发着一种跨越百年的静谧感。

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就位于这片建筑中的静斋。门口的照片墙上，整齐排列着近百位授课教师、博士后的简介，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学术精英汇聚一堂，而最上方的中心主任一栏，便是丘成桐的照片。

在这位国际知名数学家的办公室里，他向《环球人物》记者聊起自己的童年，再次将时间带回过去。70年流金岁月，半生往复于东西方之间，从跨越文化的隔膜到自己也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之一，丘成桐的人生正如他在新出自传中所写的那样：“这种感觉，使我置身于一般地图上找不到的位置，介于无论在历史上、地理上、理念上甚至口味上都是南辕北辙的两套文化和两个国家之间。”

丘成桐自传《我的几何人生》

丘成桐曾在行旅之中无数次自问：我真正的家园何在？他在美国麻省剑桥市有套住了30多年的房子，在北京也有一套公寓，但心灵的安托之所则是第三个家——“它就在数学的国度内，我在那里栖迟最久，至今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对丘成桐来说，数学具有一种超越的力量、一种升华的意义，是他在世界各地畅通无阻的护照，也是他探索世界强而有力的工具。中文与英文难免出现沟通障碍，数学却常常能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膜，让人类产生共鸣。

“廉颇老矣丹心在，

愿请长缨助战鏖”

丘成桐是客家人。这个族群的祖先为躲避战乱，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多次迁徙，逐渐流散到世界各地。丘成桐的祖辈世世代代居住于广东蕉岭，1949年，刚出生几个月的他随家人迁居香港。

因为父亲要养一大家子人，丘成桐的童年生活是困顿的，迫于生计，他们搬过几次家。“贫穷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东西吃，隐约的饥肠辘辘的感觉。”但生活并不因此而痛苦，四周的农田是丘成桐和兄弟姐妹的天然食堂和游乐场，每天仍充满乐趣。

真正的痛苦是丘成桐14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整个家庭立刻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丘成桐的父亲是一位教书育人的学者，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在父亲的启蒙下，丘成桐小时候背诵了大量古文、古诗词，对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他在襁褓中便离开内地、20岁赴美留学，也始终没有忘记根之所在。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叫沙田，是九广铁路（即广九铁路，连接广州和香港九龙）经过的地方。我每天沿着铁路上学、下学，常常看到运货的火车来来去去。那些货物都是从广州运到香港的，什么都有，我还记得内地闹饥荒的时候，火车上的牛啊、猪啊，都比之前瘦很多。”丘成桐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

香港的教育分成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两类，中学时代的丘成桐上的是中文学校，要背下60篇古文经典，用毛笔默写下来，100分满分，错一个字扣5分。丘成桐对记者回忆，普通古文是成篇的，背起来比较容易，最难背的是《论语》，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漏掉一段就零分了。

30多年后，丘成桐在内地访问时，每次遇到需要题字的场合，都可以熟练地拿起毛笔写下诗句，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基础。

1969年，丘成桐以优异成绩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提前毕业，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师从数学泰斗陈省身。他仅用两年便获得博士学位，从此开启了耀眼的学术生涯：27岁破解顶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震动世界；30岁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终身教授；33岁获“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是首位华人得主；45岁获数学界杰出成就奖——克拉福德奖；61岁获数学界终身成就奖——沃尔夫奖。

2005年11月，台湾大学向丘成桐（中）颁授名誉博士学位

多年来，除了学术上的成就外，丘成桐也以直言不讳著称。与前辈、同侪、弟子之间，对一些事情的观点不同，他在世人面前并不隐晦。谈到国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痼疾，他的批评也直截了当。但在丘成桐日常写作的诗词里、文章中，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家国情怀同样令人动容。

“遥望长城意自豪，风云激越浪滔滔。雁鸿东返安湖泊，骐骥西来适枥槽。家国兴荣一任重，算筹玄妙自功高。廉颇老矣丹心在，愿请长缨助战鏖。”这是2020年6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成立时，丘成桐现场所赋的律诗《愿请长缨》。

尽管婴儿时期便离开内地，丘成桐却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要求自己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两个儿子必须学习中文。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祖国一直在他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1979年，丘成桐第一次回到内地访问。他曾描述当时的心情：“当飞机在北京着陆时，我心潮澎湃，就在飞机旁，俯身触摸祖国的泥土。”那次访问让他百感交集，一方面终于踏足故土，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客观地认识到“中国要在生活质量和教育水平上追上西方，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他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美国，开始思考自己的责任：“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

2006年6月，国际弦理论大会在北京召开，丘成桐（左一）出席会议

多年来，丘成桐为中国的数学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创建数学研究中心，培养青年英才；为增进华人数学家的交流与合作，他发起组织国际华人数学家大会，在国际数学界发出华人之声；设立“丘成桐中学数学奖”“丘成桐中学物理奖”，举办“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发掘和培养数学新星。

“我强烈地相信，我们为中国站起来，中国自己也会站起来；我们更尊敬祖国，其他国家也会尊敬中国。”

“70%靠勤奋，

30%靠天赋”

《环球人物》：您说过不喜欢“天才”这个词。在数学领域，您认为天赋和勤奋的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可以这么讲：70%靠勤奋，30%靠天赋。解决数学难题需要艰辛的努力，没有快捷方式可走。我在这个领域几十年，从没见过靠着灵感、一夜之间破解难题的人。能考上清华的学生当然是有基本天赋的，但能不能出成果，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还要看学生的用功程度。

《环球人物》：这几年很多中国父母热衷于将孩子送进课外培训班，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丘成桐：如果培训老师是第一流的学者，那么对孩子大有好处；如果是机械式的培养，只是教孩子做习题、应对考试，开始几次可能还不错，太过分的话就会有很大损害，会把孩子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毁掉的。

《环球人物》：父母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最好的大学。

丘成桐：名校确实培养出很多一流人才，但要成为一流人才不一定非名校不可。老实讲，我从来不认为天才是存在的。很多所谓的天才，最后都不成材，没有真正的贡献。因为做研究要持之以恒，要花很多时间，一项研究往往要十年八年，甚至20年才能完成。

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几千年来，全世界有多少杰出人物，你想在一天之内超越他们累积下来的成果，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实上，你比不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要想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只能依靠坚持，常年地思考、常年地研究，这并不是考上名校就能达到的。

2019年1月，丘成桐出席“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获得“2019全球华侨华人十大年度人物”

《环球人物》：中国有过几次出国潮，最近几年又出现回国潮。对于出国留学这件事，您对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丘成桐：今天中午我还跟我们研究中心的老师讲，比较一下师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我们都不比美国的名校差，即使是哈佛、普林斯顿这种超级名校，我们也有信心在短期内和它们并驾齐驱。

学生要出国，当然有一定的好处，出去看看走走，增长见识，感受一下多元化的世界，尤其是国外一流学校，还是值得去的。但如果不出去，也不代表有什么损失，因为现在国内也能提供同样的研究氛围，无论是学风还是论文水平，至少在清华做研究不会比在国外差。所以我对学生的建议是，可以出去，但不必长年累月地待在国外，以交流的形式出国几个月、半年，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中国家长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

《环球人物》：传统上，中美教育理念有很大不同。美国一般鼓励孩子多说话，自我表达、自我肯定；中国更倾向于少说多做，谦虚低调。您是怎么看这两种教育理念的？

丘成桐：如果没有做到5分，却讲成10分，这是不好的，真有学问的人不会这样，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但如果我做到了10分，我就客观地讲出来，也没什么不对。

中国人的谦虚，有时候是假谦虚。嘴上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心里却绝对不是这么想的。坦白讲，我很不喜欢这种人。明明心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嘴上偏偏要说自己不行。假如别人真的说这些东西不是他做的，他就要气死了。

《环球人物》：您曾经说过，很多中国学生非常出色，却很难保持学术初心，一旦有了成果就开始追求其他的东西，不再全身心投入研究了。为什么会这样？

丘成桐：一方面是家长的影响。中国家长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希望孩子选择赚钱多的专业，物质生活更好一些，兴趣则不是最重要的。

即使清华大学也有这种例子。一个学生数学念得很好，家长却坚持要他改学经济管理，因为将来可能比数学专业赚钱多。最后学生拗不过，只好转到经管去了。

相对来说，西方的教育更鼓励孩子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相比于物质，更看重精神上的满足。你喜欢学音乐，可以；喜欢学体育，也可以。但中国父母是自己觉得什么东西对孩子最好，就要求孩子去学，中国文化又讲究孝顺，所以孩子的压力也很大。

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也让学生难以保持初心。即使父母不干涉，很多年轻人在取得一些成绩后，也会受到名利的诱惑，开始考虑更多的利益。即使他们到了国外，也很难摆脱这种思想，能一直投入研究的不多，能走到学术顶尖位置的就更少了。

《环球人物》：国内经常讨论学术创新的问题，您认为这和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吗？

丘成桐：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相关。社会物质水平提高后会有一些好转，但这也和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有关。

坦率地说，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更讲究中庸，缺乏冒险精神和进攻性，所以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是非常保守的，祖先留下的传统一点都不能变。这在西方看来是很可笑的事情。如果你父亲那一套明明不行了，你还要按他教的勉强维持、不思变革，认为改变就是对不起祖宗，那整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创新和进步。

过去100多年，中国已经慢慢改变了很多，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一些优点。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守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不能抛弃自己的根本。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的我们还处在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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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尹洁

排版 | 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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