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丨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本文转自正和岛（ID：zhenghedao）
陈为（正和岛总编辑）：
王志纲先生曾是国社名记，一支健笔掀起珠江波澜，搅动南国风云；后来做地产策划，杨国强、王健林、黄文仔等众多大佬的造富过程，他亦多有参与、见证；再后来做城市战略，国内数百城市的发展蓝图都由他带领团队擘画、参详，不少当时的主政者后来都已高居庙堂；如今，他是一个云游四海的“杂家”，各地的风物风俗、人性人情，他又多有体验与洞察。
别样的经历与际遇，给了他别具一格的眼光和别开生面的表达。借由《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40年》在喜马拉雅开播之际，我们特意邀请王志纲先生在正和岛开启“改革人物10讲”专栏。王老师与他笔下的改革人物多有往还，他的记叙常能于真实的故事、生动的细节中荡涤开教条与陈见，带给人妙趣与新知。
打头的一篇是改革史上的“网红”袁庚，此后相继还会有任仲夷、吴仁宝、禹作敏等风流人物。有幸每期能先睹为快，我的两点感受，料想不少读者朋友大抵相同：其一，如鲁迅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改革能有今日的成就，正是这些英才人杰奋力推动的结果。当下，尤其需要这样的人。但愿体制内的有志者能以前辈为师，锐意革新，奋发图强，不辜负家国民众的期望。其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本是人间常态，但后人中的有心人总该知道：当初是谁栽了树，树是怎样栽下的？这样，即便在树下坐享，或是躺赢，也会明白胡适说的“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也会了解冰心讲的“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80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开放，广东出现了所谓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黄毒黑现象。当时整个党内在酝酿一种观点，要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甚至有声音提出要重新关门，对广东是贬多褒少。面对这种争议，我从新华社内蒙分社北上，参加了总社的小分队，在广东及沿海深入调研，最后写了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广州人经受三次冲击波》，分析改革出现乱象背后的原因，给中央做参考。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我被借调到广东新华社，专门报道改革的最前沿广东。应该说，那十年当中有很多捅破天的事，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对个人的命运，影响深远，我都亲历了，其中很多就是发生在广东。这里先讲一下袁庚和他的蛇口。
那是1987年前后，新华社面临一个新的任务或者话题，就是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深圳自然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难以避开的话题。于是总社安排我去负责报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跟方方面面相关的人基本都见了。
蛇口的创始人叫袁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但在当时，袁某人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当我没接触他之前，江湖上流传的全是他的传奇：第一，他是共产党里面很早就加入地下战线的情报官，1953年，他还担任过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以外交官的身份承担特工任务，在普通人眼里，简直神秘至极；第二，他本身就是地道的老广东，老家就在宝安，就是现在的深圳特区所在地；第三，袁庚在文革前就已经担任了交通部司局级干部，但是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打压，蒙受将近十年的冤屈。
1975年10月，58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因为他就是地道的宝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又过了3年，交通部部长叶飞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职，由此开启了他的晚年奇迹。也是他通过交通部，向国务院申请开发蛇口，1979年，袁庚又再度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
曾经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懂计划经济，他才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中国原来倒行逆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第二，他有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海外关系，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包括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一个现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他认为时不我待，想做点事，有所作为。所以一到招商局，袁庚就积极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的权力。
采访袁庚时，他曾说过，当年是谷牧秉承中央的指示，来跟他对接，问他要多少地？当时拿出个地图来，随便他画。最后他只要了巴掌大一块地，就是现在蛇口三到五平方公里的面积。当时他如果要的话，南山、后海、蛇口全都可以画下来。当时全中国的土地根本是一钱不值，没有这个概念。他说我只是保税区、工业开发区，三五平方公里已经不错了。如果他当时手抖下，圈了一大片，广东尤其是深圳，未来的发展走势可能会与现在完全不同。
画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励精图治，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他想做一个试管婴儿，有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其实他还有一个蓬勃的野心，这是他自己流露出来的，也是他后来遭受诟病的地方。他和我说，蛇口的经济再发达，在共和国的经济总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所以蛇口应该在政治上进行探索和突破，这才对中国有巨大的意义。
因此在蛇口的十五年里，袁庚搞了很多政治上的尝试，民主选举、民主投票、自办报纸、袁庚纳谏等一系列在保守者看来离经叛道的事情。在当时确实是很新鲜，以致于当时中国很多热血青年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地投奔蛇口。
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却不知道是袁庚所为。1984年，小平来特区考察的时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就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两句话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污染，是资产阶级的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想到邓小平看到以后，肯定了这条口号和标语，由此这个口号走向了全中国，推动了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为袁庚加了持，让袁庚在政治上站稳了。
但是在我去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1987年，蛇口可谓人心浮动，当时香港的报纸都在大量登载“袁熊大战”，“袁“就是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就是熊秉权，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当时两人的矛盾几乎天下皆知。虽然这种摩擦起初不关乎个人恩怨，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态度不同，但是随着矛盾愈演愈烈，袁斥熊搞“一言堂”，熊讥袁是“一元（袁）化”，两人几乎难以共存——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都向我诉苦，都想积极地影响我。
采访完以后我得出一个判断，熊秉权是个干才，作为企业家，作为开发区的官员绝对是一流的。熊秉权认为，既然是开发区，埋头搞好经济发展就完了，千万不要染政治。但袁庚野心勃勃，同时也雄心勃勃，他早说过，蛇口再怎么折腾经济，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对整个中国是最好的帮助，他想搞政治特区，就是他所说的“试管”。
我去了以后成为他们之间这场争论的见证者，他们也希望我当调解者，甚至希望他们的观点能被我所采纳，诉诸笔端。当时我33岁，真是很难把握这个事情。现在回头来想，我觉得很自豪，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一路走来，在关乎大局的问题当中没有随风倒，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最后采访了十来天以后，我又憋了十来天，写了一篇稿子，我在文中坚持三个原则：不回避矛盾，不夸大成绩，不就事论事，并且着重从历史的跨度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和描写蛇口，社里也非常重视，时任新华社常务副社长的郭超人同志亲自抓这篇稿子，把它当作中央十三大前的重磅文章，最终定名为《放眼向洋看世界——蛇口启示录》。
这篇稿子写好后，就发给了《人民日报》，在当时舆论一律的情况下，重磅的政论文章通常要通过《人民日报》，才能够引起全中国和中央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当时的经济部主任叫艾丰，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记者。艾丰看完这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说了三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句：王志纲同志，这篇报道《人民日报》写不出来；第二句，这篇报道太棒了，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希望出这种报道，一直找不到；第三句，《人民日报》将会隆重推出。
没想到十天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变卦了。后来艾丰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因为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竞争得非常厉害，《人民日报》当时的主管领导说，新华社的稿子不能发，写的越好越不能发，所以他坚决不发，甚至派记者重新去蛇口采写。
被夹在两大阵营中的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将这篇文章给了《瞭望》杂志社和《羊城晚报》。《羊城晚报》在广东地区发行量高达170万，影响非常大，当时《羊城晚报》的值班编委龚志瑾先生，与我算是素昧平生，但他看完稿子后很激动，连夜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他之前是新华社驻深圳记者站的站长，对于深圳和蛇口也非常了解，所以他深知此文的重要性，当即决定用头版头条把这篇文章全文登出，而且还亲自加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编者按：“通讯中运用各种事实，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特区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借助外资实现经济腾飞这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行不行?”“在为数众多的蛇口报道中，这一篇立论高远，值得一读。”
果然，这篇文章在《羊城晚报》发表后，引起一时轰动，袁庚指示《蛇口通讯报》全文转发，《人民日报》那篇精心准备用来打擂台的文章反倒成了牺牲品，默默无闻。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了全国新闻作品一等奖，这个倒无所谓，但也算是对蛇口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做了些贡献。
袁庚当时对这篇文章有个颇有意思的评价，他说蛇口开发区这么多年来，所有的报道都是隔靴搔痒，只有这篇报道算是入了门。袁庚这个人说话一向狂傲，我这篇文章得到他“入了门”的评判，我倒是大概了解为什么，因为我深知他在政治上的图谋和雄心，并且隐约地在文中点了出来，当然也不会写得太深，毕竟我代表的是“国社”新华社，但就这样也足以让袁庚欣慰了。
通过这次采访我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广州生活，对深圳确实不太了解，这次深入接触后，发现深圳和广东可谓完全不一样：深圳相当于东德西德时期的柏林，二线关就是柏林墙，几乎全中国的人都在奔往深圳，跟深圳没有陌生感、违和感。但如果讲到广州，则觉得广州跟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广州人也很有意思，基本上不把深圳当成自己的本土，一般不去深圳。还有一个，就是同时也发现了深圳和蛇口的矛盾。
当时蛇口开发区几乎有半个国家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中国的政治有“条条”和“块块”之分，省市这条线属于“块块”，部委这条线属于“条条”，就这样经络纵横，打造出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在开放前沿的探索中，两条线各自发力，深圳和蛇口就是各自的代表，深圳属于广东省“块块”的领导，蛇口属于交通部“条条”的领导，在地位上两地甚至可以说是平起平坐。蛇口的主要政府领导也是由工业区内部产生，并且拥有一定独立的自治权。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3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10天。
关于蛇口的高度自治，坊间流传着很多很有趣、很传奇的故事，第一个就是平安保险的马明哲，江湖上都谣传说他是袁庚的司机。其实是不是司机无所谓，不过他确实在汽车队待过一段时间。平安这家上万亿的金控集团，诞生完全是个偶然。
蛇口工业区当时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人提出来，因为经常有员工受伤，能不能成立个基金给员工做保障。袁庚同意了，但因为这个事情比较新，很多人不敢接这个活。马明哲说，你们不要给我，我来做。没有想到就在一个曾经被人认为是司机的人手里，做出了一个世界500强，就是现在的中国平安，上万亿的金控集团。招商银行更不用说了，就在小小的一个内部财务公司基础上，在马蔚华他们的手里面，做成了中国很大的一个商业银行。另外还有一个集装箱生产厂，最后成了中集集团的雏形。
就像当初袁庚跟我说的一样，本来只要你开口要，整个深圳都给你，就是总理一句话就完了，但袁庚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最后事实证明，蛇口真的成了整个中国很多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包括任正非当时去蛇口，先是跟老婆过去，他的单位南油也在蛇口，后来南油待不住了，自己就出来在蛇口创业。所以蛇口真是整个中国现代经济，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也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
但是当蛇口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功高震主，蛇口和深圳的矛盾，和深圳市委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旁观了蛇口被深圳兼并和整合，从此消失的整个过程。蛇口、南油、华侨城原来都是属于深圳版图上的化外之地、独立王国，逐渐被“削藩”，一个大的深圳浮出了水面。深圳的一体化，的确为下一步深圳的均衡全面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一个传奇的时代结束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平庸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如今的深圳，已经拥有超过1250万人口，在2017年创造了两万多亿元人民币的GDP，和香港的GDP差距缩小至611亿元。甚至有不同的算法认为深圳已经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城。但所有的荣光和精彩与蛇口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回到袁庚，袁庚这个人在人品上，按照熊秉权的说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谓的政治品质不好。政客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庚是个政客，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权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痛苦，采访中熊秉权跟我说：他（袁庚）名气这么大，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他为什么玩手腕？为什么玩政客手段？这是熊秉权感到最痛苦的地方，因为熊秉权是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历朝历代，哪个成功的政治人物不是这样，他们有时只问目的不讲手段。但正是这一点成全了袁庚。
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袁庚肯定是会成为一个永恒的人物。他在先行先试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韬略，没有这些手段，他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实证明最终蛇口也没存活下去，但是毕竟在他手里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使蛇口成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孵化器，改革开放的一个新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一个IP。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旧，蛇口已逝，袁庚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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