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京逝世，享年93岁。邓小平年少游学，半生戎马，三落三起，平乱求治，把握大局，以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智慧，改变并创造了一个时代。斯人已逝，但他一生为之付出的国家，在他开拓的方向上不断向前发展，已然发生巨大进步。邓公事业未竟，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现在也的确面临着一些矛盾、困难和挑战，但若因噎废食，谈“邓”色变，则无疑是一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举动。一切正直、善良、具有良知和基本判断力的中国人，都应该对40年所走过的道路，对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个体生活的巨大进步，对开创这一时代的伟大人物邓小平，有一个公正、客观、历史性的评价。今天是邓小平逝世25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通过回顾、整理、继承他的遗产，来共同缅怀他。（本文首发于2018年12月23日）人类历史上，面对民族灾难，国内外都不乏勇担大任、置生死荣辱于度外的先贤。时势与英雄交织，构成了一个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前些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至暗时刻》，讲的就是面对”二战”这样千古未有之变局，纳粹大军压境英伦三岛，丘吉尔以救火首相的身份，力排众议，打倒绥靖主义，带领英国走出了至暗时刻，历史造就了他，他也改变了历史。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读的《光荣与梦想》，其中就描述了1932年到1972年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国全景画卷。经济大危机下的美国摇摇欲坠。身患残疾的罗斯福史无前例地四次当选总统，推行新政振兴经济，在“二战”中纵横捭阖，挽狂澜于既倒，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并站在世界之巅七八十年，让美国成了全世界的“光荣与梦想”。如今的特朗普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可能也是想做“罗斯福第二”吧。纵观中国历朝历代，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的熙宁新政，再到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者前赴后继，然而终究失败者多，成功者少，且大多以悲剧收场。面对改革开放这道难题，其局面之复杂、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广泛可以说亘古未有。邓小平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担此大任，这种气魄本身就非常了不起，而且他最终成全了这份伟业。

智纲智库大会是由中国著名战略策划机构智纲智库发起创办，依托其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公信力和广泛的政企资源，精心搭建的高端资源整合和交流平台。智纲智库发挥其核心专业优势，通过战略的视角解读中国，大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解读未来趋势、解密原创案例、整合跨界资源”为鲜明特色，以“交流、交友、交易”为宗旨，是中国首创、唯一的咨询式大会，在众多论坛会议中独树一帜。迄今已成功举办九届。2021智纲智库大会·厦门

注：本文首次发布于得到App《启发俱乐部》,根据现场演讲内容整理而成。罗振宇：启发俱乐部，每周有进步。这里是启发俱乐部的第59场。我们是在北京得到学习中心向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近期国内的疫情又有点回潮，所以为了不给防疫的同志添麻烦，今天我们北京现场没有卖票，我们只是邀请了少数的朋友来参加本场启发俱乐部。但是，我真的是替没有机会买票参加本场节目的用户感到遗憾，因为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大神级人物——王志纲老师。本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不太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位前辈王志纲老师，但是没想到，得到的用户水平还是高，我们把预告发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他来了！他来了！”没想到王志纲老师在年轻人当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还这么大。即使如此，我还是稍微介绍一下这位老人家。十几年前，我就有幸和王志纲老师认识，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其实我和王志纲老师有很多地方非常像，比如我原来在央视工作，王志纲老师原来在新华社工作，后来都下海进入火热的市场经济，都开始做知识服务，等等。区别只在于，王志纲老师要卖一个策划案，少则500万，多则1000万，而我卖的知识产品，少则9块9，多则299，区别就在这儿。开玩笑了。认真地说，王志纲老师是给我们这代媒体人、知识分子开天眼的人。大家想想，那是90年代，一个记者来到市场经济当中，能够仅仅用自己的知识、智力就能杀开一条血路，找到一条活路，甚至开拓一个行业，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所以，十几年前王志纲老师给了我很多建议，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冥冥中也是种下了后来我们创业开办得到的一些种子。本来，像王志纲老师这样的江湖地位，我们很难把他请来给大家开一堂课。但是你看，知识分子就有一个bug，什么呢？就怕他出书，他一出书就想宣传书。其实王志纲老师出一本书，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意义，但是一旦出这本书，就是他思想的一部分要传承。所以，出版社的编辑也好，王志纲老师自己身边的团队也好，就会拱着老人家出来宣传一下书。点击图片，购买《王志纲论战略》宣传书的事我来负责。今天，我们把王志纲老师请出来，王老师就是要基于他新出的这本书《王志纲论战略》，给我们得到的用户上一堂课。所以，拜托大家要去买一本书，我们得到不卖，大家可以去当当网、京东网上买一本这样的书，据说买了书再听课，配合服用效果更佳。今天晚上还是这样，马上我就请出我们这行的前辈、给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天眼的王志纲老师，跟大家讲讲战略。王老师讲完，我作为自封的大家的学习委员、课代表，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启发。有请，王志纲老师。王志纲：大家晚上好，来得到之前我专门问了一下得到的同事，我说得到的用户到底多大年纪？还有到你们得到来讲课的老师最大的年龄是多大？后来吓我一跳，最大的年龄60后的，没有50后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顶着天了。第二，学员20多岁到40多岁，也就是70后、80后、90后，我是50后的，我们相差了很大的代差。所以我在想，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怎么能够在频率上与大家同频共振，这的确是个问题。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我尽可能的讲都通俗，希望大家能听懂。言归正传，《论战略》这个书是我用我这40年的人生经历写出来的。从23岁上大学考上了政治经济学专业，然后当记者，一直到后来下海创立战略咨询行业，我这40年的人生，经历了整个中国40年的天翻地覆，从事了上千个案例的咨询。就像战争、战场一样，最后按照咨询的方式总结提炼出来了这么一本书。关于怎么讲，罗胖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问我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比较轻松的、易切入的方式，辅导大家能够更好地读这本书？所以今天他们提出了六个问题，希望我把这六个问题一条一条地解答。但我可能不是追求逻辑的自洽，而是解决知行合一的东西。因为知识这个玩意儿，知是知道，识叫见识，光知道没有用，无非是一个行走的书柜。中国有多少“知道分子”，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博导满地走，但是现实生活里不一定是最有用的人。所以知识、知识，按照老祖宗的解释，把它打开的话就叫知道和见识，见识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讲这六个问题的时候，会尽可能地把知道和见识结合起来，把知和识结合起来，最后通过结果来说明战略怎么发挥作用。如何概括战略的精髓？第一个话题讲，如何概括战略的精髓？这本书在当时确定战略这个定义的时候，颇费了一番脑筋。最后选来选去选出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关键时刻的重大抉择”，或者叫“面临关键时刻，要做重大抉择的时候，如何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这个可以叫定义。但是如果光听这个太绕口了。按照知行合一的方式，战略的本质说白了就是“找魂”，记住这句话“找魂”。就是你要把这个问题的要害，把它的关键点，把它内在的必然规律找出来。就像缫丝女工一样，这么一卷丝怎么找到线头，通过这个线头不断往外拔，最后把蚕茧变成了一卷丝。这就是纲举目张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在中国几十年来，自打我创立了这个行业以后，基本是卖方市场呢？我们之所以可以不参与社会上很多低俗的事情，不去接触潜规则，而是一直冰清玉洁走到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必须是卖方市场，是别人求你。如果你求别人，你不接受潜规则是不可能的；别人求你，你就是游戏的制定者和解说者，那么你干净别人也跟着你干净，当然你愿意肮脏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信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绝不参与江湖上的潜规则。第一，不参与比稿，第二，不搞暗地交易、行贿受贿，一直保持同流但不合污的境界，结果走到今天走通了。很多人觉得服务行业这样怎么可能走得通呢？我可以肯定地跟大家讲，我们走通了。但前提是你必须是卖方市场。今天的中国跟西方有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西方社会有很多现象相当于实验室一样，要素是确定的。在这个时候，只要用大数据把规律找出来以后，输入这些数据，得出来的结论七七八八就差不多，我们把它叫打固定靶。就是瞄准一个靶以后，九环、八环、十环这样子打。而今天的中国，是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行驶，这个时候我们打的是移动靶。打移动靶和打固定靶完全不一样，打移动靶非常需要战略。为什么呢，因为战略还有个解释，就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这就是战略的核心要义和精髓。说起来大家觉得比较抽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按照“知行合一”的方式，可能你们感悟起来更加直接、更加形象。这里面讲一个例子，刚才罗老师也谈到了，也是我起家的第一个项目。我向世人展示战略的力量，从而也创造了中国这么一个行业，都是从这个项目开始的——碧桂园。大家都知道，碧桂园今天不仅是中国第一房企，而且号称“宇宙第一房企”，世界五百强前两百名。一直保持旺盛的力量，到全中国攻城掠地。这次房地产爆雷我看它可能还没什么大问题。通过这次合作，我跟这个项目、这个企业、这个老板一起获得了双赢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一次危机促成的，一次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机。1993年，在座的我估计很多人那个时候还没出生。那时候国家面临了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经济领域的一次宏观调控。如果没有这个宏观调控，当时的经济可能要出很大的问题，但是一调控，特别是房地产的第一次调控，让当时火爆异常、疯狂生长的房地产行业，一夜之间资金被抽断，最终哀鸿遍野，一片狼藉。其状况之惨痛，今天我们看到的地产爆雷跟它相比，只是个小儿科而已。那个时候如果你们去海南，去沿海的广州、深圳，一路走下去就会看到一片惨状，到处是烂尾楼盘。这个时候，房地产行业究竟何去何从？是很多人看不清楚的。而碧桂园的这个老板，当时只是广东顺德北滘镇一个小小的农民包工头，他的优点是做事情非常专业、非常精致、非常好学习。另外一个，由于出身是包工头，所以很接地气。这个项目当时是1800亩。今天的中国我们做的很多大盘，到上万亩的已经不觉得多了，包括我曾经帮过的万达。但那个时候一般的房地产项目50亩、100亩就不错了，1800亩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最大的楼盘。这么大楼盘一下子“死火”了怎么办？最后他们通过很多人找来找去，最后找到我。当时我在南中国可以算小有文名，是新华社记者。后来我去了，从广州到顺德40公里，现在可能就30分钟，但当时要走两个小时。沿途一过来，从番禺到顺德，全是烂尾楼房，全部“熄火”。后来见到这个老板了，没想到他见到我的时候拿着一本书，而且这本书居然是我写的，是我在1992年出的一本书，叫做《中国走势》，是我当记者时候的一个合集。他拿起这个书之后，就说了这么几句话：“王老师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我写这个书的前言。他说，哎呀，今天我们终于能坐到一起了！然后就跟我坐下来一起聊。聊了之后发现，他希望我作为一个记者，能写几篇文章帮他吹嘘吹嘘，来挽救这个项目。后来我跟他讲，写一千篇文章都没有用，这是个大时代。在这个时候，他就愿闻其详了。我把对珠三角的看法、对房地产的看法跟他一讲，他就一把拽住我（当时我叫王记者）说，“王记者，你要帮我，我们合作吧！”当时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有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情怀，知道知识分子光靠文章是没有用的。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需要一场战争。我需要一场战争，让整个社会认识到知识的价值。最后两者一拍即合，由此我就开始了跟他的三年合作。因为时间有限，案例细节不可能展开讲，我就给大家浓缩一下，简单讲几个细节吧。第一个观点，大势把握。我明确告诉他，“等、望、靠”是没有未来的，你们把今天的必然当成了偶然，以为小平同志还会第三次南巡，然后房地产再开始火爆，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小平一定不会再出来了。第二，要回到本质，创造市场。做任何事情都要找市场、跟市场，还有最高力度的叫创造市场。能创造市场就能创造需求，而今天的中国，珠三角是最具有这种条件的。因为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大批农民洗脚上田，都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他们不是没有钱，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让他消费的理由，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光靠卖房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必须围点打援，必须解决市场最大的痛点。那么痛点是什么呢？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珠三角的土豪们有了钱以后，只顾赚钱顾不上孩子的教育问题，孩子都成了“有娘养无娘教”，当流氓的、不读书的等等，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再加上当时的改革政策比较宽松，如果能创造一个市场化的寄宿学校，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那将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于是当时我做了三个广告，第一个广告是一个天平，这个天平先是对着金钱、房子，再然后对着孩子，就是一边是财产万千，一边是儿女成才，如果二者只取其一，你选择什么？第二个广告出来：钱财身外物，儿女千秋业，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投资子女。第三句广告出来：让父母高枕无忧，让孩子再创成功，为什么不去北京景山学校广东分校——广东碧桂园学校呢？类似这样的层层剥笋的方式，直接找到了暴发户们的痛点。后来一下子招到了一两千个孩子，每个孩子收36万元的教育储备金，而且碧桂园承诺，等孩子毕业的时候就把钱还给你。成功解决了资金断流的问题。一下子碧桂园成了在整个珠三角地区唯一一家不缺钱的房地产企业，这就很牛了。有了资金这些“弹药”以后，就为它后来“创造市场”创造了很大的前提和条件。那么第二个问题出来了。当学校成功以后，市场就在家门口，近两千个孩子在学校里面，它就必须要卖房子了。因为当时我就警告过它的老板，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从长远来说都是不行的，因为这是违规的，就像今天的金融爆雷一样，早晚会出问题。但当时的政策环境比较宽松，允许下面先探索一下，这是基于对整个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得出的判断。但是我说用不了三年，因为马上很多土豪都会来学你，都会用收教育储备金的方式来办学校，到时候中央肯定会来踩刹车，一刹车你就看着，肯定很多人会垮台，所以政策的窗口期只有三年。那么这三年应该怎么办呢？就要把这些孩子和所获得的资金迅速转化为一种生活的推广，然后把碧桂园的生活方式推出去，把它变成人们来消费和购买的一种平台，以及这个房子所代表的一种生活，最终实现良性循环。而这个转换完成以后，之后就不怕风险了。果然三年以后，宏观调控来了，政策上采取了不准以教育储备金的方式来办民间学校。一下子全中国光广东就有20多家学校全部倒闭，老板一大半进了监狱。因为他们当时收到这种钱以后，没有造血功能，他们拿到了钱之后，要么去放贷，要么去炒股，到最后中央要收钱的时候没钱了，当然要进监狱了。唯独碧桂园这个企业通过良性循环启动了房地产，并且通过房地产获得了很大的收入。那么第三个问题就出来了，房地产企业要做百年老店怎么做？这个老板还是有百年老店意识的。那么就需要句很精彩的广告词，让人听完之后耳熟能详的。这里面的过程很有趣，因为杨国强这个先生特别好强，他希望我来画龙点睛，来看广告词怎么定。就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得到App的广告词一样，“知识就在得到”，我们当时管这个叫CI。这个时候这就是我的强项了。说实话，如果我要甘于做一个广告人的话，我肯定是一个很优秀的广告人，但是我不太满足于这点。但碧桂园当时确实面临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行，我来想这个广告吧。杨国强这个人也是很好强，他说王老师，你先别说，我也想，第二天我们来碰一下。第二天我跟他坐到一起了，我当时就想到三国演义里周瑜和诸葛亮每人手心里写个东西，双方亮招来看是什么。我说杨老板，你先亮招吧，于是他一亮招说，广告词我想了，你的理念我也清楚了。我通过诠释你的理念，我认为广告词应该是（他用顺德普通话说），“便过自己起屋”，就是便宜过自己盖房子。碧桂园卖出去的房子性价比更好，你自己盖房子肯定比我贵，所以你怎么不买我的房子呢？我听完以后哈哈大笑，我说杨老板你这个观点绝对是对的，这叫做商业逻辑。当你生产出来的东西物美价廉、性价比很好，当然人家会买。但如果作为广告来说，你会折损掉80%的高智商和高水平的客户，因为这完全是农民语言——这可以成为企业的理念和定位，直到今天他还是这样做的，可这句话杀伤力很大，但这不是广告。他很谦虚，说王老师，你说应该是什么广告呢？我最终给他亮出来，“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许愿，也是一种企业的理念。30年下来，今天伴随碧桂园走向亚洲、走向全世界，这个广告永远高悬于世人眼前。这个案例要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战略就是找魂”。整个碧桂园的战略就是“找魂”的过程，但是这个“找魂”不是简单的拍脑袋，它有一套工具，而支撑这个工具的至少有四个力。第一个，预见力，你对整个中国未来五年、十年的态势一定要有深刻的预见，要不然怎么打移动靶呢？第二个，整合力，当时我跟他（杨国强）合作了三年，这个过程当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好多市场都不具备的一些元素，都整合进来了。当时整个中国没有像样的规划公司、园林公司，没有优秀的广告公司，没有营销公司，没有物业管理公司，这些东西最后怎么整合、怎么替代，都需要整合力。第三个，突破能力。最终通过抓手性的产品，一举击穿市场。第四个，创新能力。找到市场痛点这四个力结合以后最后的落点才能好好地打到所谓的“移动靶”。所以什么叫战略，战略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去寻找确定性，这是战略的精髓。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也是得到跟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战略。跟杨国强的合作完了以后，我的名声一下子在整个中国就爆开了，全中国的老板几乎都来找我了。还有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个策划太厉害了，但是挣个五百万、一千万都是小钱，但如果跟我们合作，捆绑在一起去拿地做房地产，你就是亿万富豪了。当时我有一句话传得很广，也是我跟杨老板最后分手的时候说的。我说，地产对于你来说，这是你终生的金矿，但是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只是我这艘船的一个码头，我这艘船是要继续前进的。第二，我当时很清楚，做战略这个玩意儿就像登山一样，不能负重前行，它必须是永远保持轻装上阵，永远保持超然、超脱和对新生事物的兴趣，所以最后我定下了我公司的宗旨，别人是做不大不做，我们是做大则不做；别人是不熟不做，我们是熟则不做；别人满足于做规模、做效率，效率优先，我们是价值优先。所以呢，常常是做完一个项目，就会出来一个样板田一样的东西。同样的项目别人再找我们，我就会说你去学他就行了，复制不就完了。这样我们才能腾出手来，去探索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由此才有了近二三十年我们比较精彩的人生。这些东西都在书里面有所诠释，大家可以好好去看看。战略是怎么来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战略是怎么来的？战略究竟怎么来的？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虽然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兴趣更多的是在哲学和历史上。毛泽东当时有篇文章是在延安的时候写的，叫《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非常了不起，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战略认知的问题。有的人能获得正确的知识，有的人会误导，战略更是这样。那么应该怎么建立自己的战略认知？主观和客观怎么结合？几十年的探索下来，我认为知识的构成，它像一个阶梯一样，是五个层次。今天把它拆分出来，跟大家一块探讨和交流，这样的话可能对你们以后掌握知识会有很大的好处。知识我认为是五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信息，一个现代人活在世上，他的开化与不开化，就取决于他信息掌握的多寡。一个农民可能活到100岁的高寿，但是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永远在这个村庄里，只知道村前有一棵大树，村后有一个碾子。除此以外，毫无所知。但村里有一个人走街过县，出去工作过了，回来以后带回好多外部的信息，就会成为村里的名人。这就是第一个层面，信息获取的多寡决定了一个人的开化程度。但这只是前提，如果满足于此是走不远的。第二个问题，除了信息以外，就是经验。我们每天面临海量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归纳和总结，就永远只是一个信息篓子，没有出息的。一个人，尤其是在得到平台上学习的人，一定要擅长去伪存真，把这些东西进行升华，而这个升华就是经验。很多人撞了南墙不知道回头，有的人撞了南墙会总结，之后再也不会撞南墙。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的生命期限里，后者比前者要走得更远，因为他不重复。有些人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这是好汉；有的人从哪里爬起来，又从哪里跌倒，这是蠢蛋。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不善于总结。所以今天我们说很多人拧巴、都是这个原因。第三个层面叫智慧。这个社会为什么像长江一样滚滚向前，是一代一代传承才能继续往前走的。我们这代人活在当下，要善于鉴古而知今，把前人的东西消化完。而消化不是为了消化而消化，而是为了知行合一，为了要开创新的未来，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也是优秀的人和愚蠢的人的差别。这就是叫智慧。关于智慧，我感受特别深。我在生活里面遇到很多博士，真是“傻”得像博士，肚子里面就是书，除了书根本没有对现实生活的应对能力。有的时候他们看不起没有文化的人，其实有很多没文化的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智慧不单纯是从书本上带来的，更多的是在生活里面得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思想。我们讲人云亦云，那叫没思想。包括很多人读硕士、读博士，读了半天最后只能够谈西方的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怎么跟自己结合，变成自己的思想，并不知道。而这个思想的表征是独立见解。这个独立见解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吃透了前人的东西以后跟自己结合，看任何东西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这种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成才。最后的结果就是理论，这些独立的见解只是一个观察点，叫思想，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最终能不能真正的成为大家，必须要有系统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就能帮助你看问题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动态看到趋势，透过复杂纷呈的矛盾抓到主要矛盾，这就叫理论。所以知识的结构就是这五个层面。我只想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提醒一个观察点。我们这些知识好像看起来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但其实不是，知识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包括我个人，这些年来能做点事，我把原因概括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如果没有这种不断地反刍，就像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面讲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直到永远。人的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它不是一种知识的迭代，而是一种叠加。从量变到质变，这就是知识的构成。知识除了这方面带来的东西以外，还有实践。因为我每天都在实践，一年有很多委托项目，都是挑战性很大，甚至很多都是“濒临死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特别深，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有一种知识，读书、读人、读社会，后面两种知识，特别当我们走出大学之后更加重要。举个例子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过一个理论，叫人活到世上，不管是80岁还是100岁，生命都是有限的，那么有限的生命怎么享受无限的生活？人的生命不是比长度，是比宽度的，要在有限的生命里享受无限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重复。这个“不重复”造就了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比如我有个135理论。从当记者开始到创业，再到现在，我已经是过了60岁的人了。60岁以前的40年时间，我用135理论来概括：1：一年接触100个全新的具有挑战性的项目；3：一年打300场高尔夫球，以致于我打遍了几乎全中国和全世界大大小小的球场。这种阅历，看起来你是在享受生活，其实你是在观察和体验生活。5：一年吃500顿不同的餐饮。你们可能说这很简单，一日三餐，不就是家里的家常菜吗？不对，因为我经常出差，出差是个很痛苦的事情，很多人会水土不服。但我恰恰相反，我要把不利变有利，我要把每一次的出差当成一种美食之旅，当成一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体验当地文化的绝佳机会。这样获得的结果是，我到每个地方，都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去尝鲜了。其中以早餐最为典型。我从来不吃酒店的早餐，因为它完全是一样的，同质化的。只要有时间，我肯定到外头去找穷街陋巷，寻找当地的美食。正是这些积累，在有限的生命里享受无限的生活，从点点滴滴做起，最后就构成了一种知识体系。所以说不重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而且不光在餐饮上，在做项目上也是这样的。当你保持这个心态以后，叫“非新勿扰”。当一个习以为常的项目找到你时，你会感到毫无兴趣，找别人就完了嘛。但如果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项目找到你之后，你就感到非常兴奋，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我提出一个口号，在今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里影响非常大。我说人生应该是立体的，叫三生有幸，共享未来。生活、生命、生意，一个都不能少。生活要丰富多彩，生命要非常饱满，有价值，有意义，最后生意只是顺带的结果。如果只是为了挣钱，为了生意，那就会穷得只剩钱了，真是可怜虫。以前这样的土豪特别多，但今天很多企业家开始在反思这个问题了。有的人反思晚了，但有很多人比较早的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了，我相信伴随《论战略》这个书的出来，很多人会读到关于知识和人生的三部曲了。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懂点战略？第三个话题，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懂点战略？听完上面的内容，你或许感觉，战略这个玩意儿的确很了不起，国家战略、军事战略是个很宏大的问题，它跟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今天我要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了。不要以为它是奢侈品，不要以为它够不着，其实它跟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这里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和例子吧。12年前，当时北京大学请我给学生们做一次讲座，当时讲了三天，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跟大学生们，北大的天之骄子们在交流的时候，虽然讲了三天，归结起来无非就是两个理论。这两个理论很多人照着办的话都成功了，有的人没当回事是另外一回事。我说你们都是人才，其实这种人才是泛泛的人才，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人讲的自知之明了。知人者为智，自知者为明，统一起来看叫自知之明，但很多人干了一辈子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更搞不明白对方是谁。所以我说，虽然把它概括起来都是人才，但人才分成两类，一类叫自用之才，一类叫被用之才。如果你是自用之才，你就适合当野生动物，去寻找自己的草原，去实现自己，艺术家也行，作家也行，甚至企业家也行；如果你是个被用之才，你就好好在圈里面，在体制内，好好去实现自己，最后有很好的伯乐发现你。你最大的优势是属于比较稳妥，但最大的风险，是如果遇不到伯乐就会明珠投暗。如果遇到伯乐，当CEO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人才无非就是两种，被用和自用。比如罗胖就是典型的自用之才，原来在圈里面当圈养动物，最后跑到圈外来了，创业、探索，有三五年的摸索期，最后终于在得到这个平台上大放异彩，这就是最典型的自用之才。所以我说北大的孩子们自己去衡量，包括得到的学员们，真的很重要。不要人云亦云，不要跟着别人赶潮流，一定要搞清楚我是谁，自用还是被用。第二个观点，除了自用和被用以外，还有一个接受、喜欢、离不开。我们很多人出去社会以后总是觉得怀才不遇，总是觉得老天对自己不公，但其实生活很简单，衡量你的不是你自己，你有几斤几两，最后是通过社会这个“一般等价物”来称你。所以我把人生分成三个阶段，让人家接受你，让人家喜欢你，让人家离不开你，就这三个过程。操之过急没有用的。包括新员工来求职，不管安排你做什么，第一个问题，同伴接不接受你，领导接不接受你，这是前提。如果接受了你，你就站稳脚跟了，如果不接受你，肯定你身上有很多毛病，你不能怪客观环境，那是你自身的问题，向内求，不能向外求。第二句话，让人家喜欢你。接受你，你站稳脚跟，喜欢你意味着你有很多机会，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最后第三句话很关键，让人家离不开你。如果你真有本事，真有能力，真有才华，这时候你不想当股东都不可能，你不想当老板都不可能，都会留你。你看我们智纲智库现在在北上广深成有五个中心，现在骨干里面博士、硕士有一大批，好多都不是当时最出色的，但现在都是20年、18年、15年以上的员工。他们怎么能够留下来？怎么能够站得住，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带兵打仗呢？这些原本都是知识分子，但是经过接受、喜欢、离不开的过程之后，最后他自己成了合伙人，成了老板。我们有一个合伙人，一个傻博士，在上海待了七八年以后，出来买房子。有一天扛着一麻袋钱买房子，一数880万。人家说你不是温州人怎么有这么多现金呢？他说这么多钱没地方用，正好买个别墅，只能扛现金去了。就这个傻博士，现在成了一个独当一面的干才。接受你，喜欢你，离不开你，不要埋怨客观环境，从自身、向内求检讨自己。好了，讲完这些以后，跟大家讲一个具体例子，这样看起来更加立体。我原来不太了解，我这个徒弟已经在这个行当里搞的风生水起了，在得到开了很多课都非常受欢迎。华杉我们是师徒关系，他在我这儿待了三个年头，就是我刚开始草创时期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员工都把他叫大师兄，因为他是第一号员工。因为是第一号，相当于一个骑着瘦马的堂吉诃德，他就是那个牵马的小矮人。当时在江湖上就这么折腾，很有趣。华杉这个人三句话，聪明、勤奋、干净。所以我觉得邪不压正，一个时代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成功的人必然有他普遍的规律。后来带了他三年之后，他基本上有了战略思路，建立起了自己的战略认知，而且参与了很多项目，小试牛刀，也有了战略自信。后来出现一个问题，他跟我探讨说，老师，我们这个行当做不大；第二个，没有模具，不好复制，不好招更多的人。第三个，经济效益有限，他说能不能把它下降一点，我们做战略营销、品牌传播，这都是你的强项啊！于是他跟我谈了将近一两个月。后来我认真跟他讲，我说华杉，我创立智纲智库的初衷就是想坚定不移地，坚持长期主义和专业精神，借助整个中国大浪淘沙、惊涛骇浪的伟大时代，去攀登更多的山峰，所以我们的特点是做大则不做，不熟则做，而且非新勿扰。如果做这个东西，我知道肯定赚钱很容易，但是它偏离了我们的初衷，而且会搞的这些人没有心思去攀山，他们就会去滑雪去了。后来我看他很苦恼，于是我说我支持你，你走吧。最后华杉出去了，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师生关系。后来在短短的二十来年里，华杉他走通了。前不久华杉跟我见了面，这个书出版的时候他跑过来说，老师，我来宣讲宣讲行不行？正好那个栏目是他赞助的。坐下聊了以后，我跟他有一个探讨，我说的确华杉你现在做得非常成功，但你现在为什么成功？因为你是典型的降维打击。今天的中国，营销和广告界可以说处在炮弹时代，而你拿的是导弹，而且是可制导导弹。所以你跟他们竞争叫降维打击，他根本没法跟你打。第二，这个导弹芯片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智纲智库建立的一种战略认知，把这个战略认知揉到现实生活里，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华杉出的很多书都很棒，包括《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就是抓住一点，精准打击，加上他的勤奋，努力，继续发挥作用，所以最后华杉非常受欢迎。不仅生意做得很好，而且听说在得到上讲的课也非常棒，讲《孙子兵法》也是独树一帜，所以我也很为他的成就感到高兴。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呢？战略不是跟我们没关系，而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知人者为智，自知者为明。我怎么认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上哪里去？我怎么认知我的核心能力，从而设计我的人生规划？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芯片，这是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现实生活里面遇到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三十年再回过头来看，还是原地踏步，不是青春无悔，悔了也没有用。所以战略不是跟我们没关系，而是非常有关系。战略如何改变企业命运？第四个问题，战略大家知道了，服务于个人没有问题，但它是有限的，战略根本的还是要为企业服务。企业需要战略，我们现在业务70%以上是企业战略。企业需要什么战略呢？一个企业必须要搞清楚，一千万资产规模以上的企业不需要战略，只要勤奋，只要努力，只要性价比到位，只要服务意识有，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个跟市场、找市场的过程，填空。一个一亿资产的企业，对战略要求很低的，只要自己找准赛道，只要能够强化自己的管理能力，不出现跑冒滴漏，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一个到十亿以上的企业，没有战略等于是一艘瞎碰乱撞的船。对于一艘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成功是偶然的，死亡是必然的。广东人有一句话，小船好调头，大船好冲浪。但是还有一句话，大船难调头，小船难冲浪，它是个辩证关系。一个企业到了十亿以后，如果没有战略，就相当于一个没有制导系统的导弹，不可能具有精准打击能力的。所以我们现在有70%左右的业务都是在帮企业找战略，包括昨天晚上俞敏洪先生请我去他那儿喝茶，聊起来企业转型，也希望跟智纲智库合作的事情。后来我说这个事非常有价值，但可能要好好把功课做好再说。那么战略怎么改变企业命运呢？讲一个案例。我这个职业必须通过知行合一，通过实践才能说清楚问题。我就讲茅台吧。茅台今天火遍中国，可以说是整个世界都有名的超级巨无霸，市值之大，不用我多说。茅台的价格，十年前800来块，现在是3000块一瓶都买不着。甚至有一些土豪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不惜用茅台彰显身份。我那天看一个朋友给我转信息过来，说参加了一个宴会，我看了一下，吓了一跳，喝了一箱酒。最后我算了一下，5000块钱一瓶，一箱12瓶就是6万块钱。最后他说，今天的土豪们在哀叹一件事情，餐饮再贵，燕鲍翅再贵不就是两万块钱吗？最贵的是酒，酒喝不起。浙江有很多老板，家里的装饰全是酒瓶子，用这个来显示自己的富有。茅台集团经营业绩

本文根据王志纲先生于2021第九届智纲智库大会上的主题演讲《大变局》精编而成，后续我们将发布完整版内容，敬请期待。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讲演，我们谈谈“变局”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讲变局？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很多人看不清方向，很多企业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很多昨天成功的门路与手段，成了今天失败的罪魁祸首，很多人登上巅峰之日，就到了没落之时。不止商业的逻辑发生巨变，每个个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巨变，这一年以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家人也好，同学也罢，在争论某个问题时往往都会撕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家庭、同学群都吵得不亦乐乎，甚至到了“割袍断义”的地步，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变化太快，不断急转弯，很多人都被甩了下去，即使留在车上的，也免不了眼冒金星，顾此失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谈论当下或者未来的变局时，任何就事论事的方式都是说不清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场变局，或许会清晰很多。从李鸿章到邓小平

本文根据王志纲老师在2020·第八届智纲智库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大家好，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从2013年以来，智纲智库每年开一场智库大会（原名草根大会），我都会登台讲演，但这一次的感受尤其特别。站在舞台往下看，台下都是配戴口罩，面容模糊的听众，而且按照政府

作者：王志纲编辑：王一然把时间尺度拉长到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来看，江西兴衰的核心原因只有一条——格局之变......东、西之别，格、局之辨游历中国多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我自己的父母祖上无论往前数多少代，都与兰州毫无关系，但谁知道愣是从姥爷辈起在这座城市扎了根，他的一生也像沙子，革命信念的大风一直将他吹向祖国最穷困的地区，最后他终于随着风消逝在了家乡的出海口上。

在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2019年5月发布的《2019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上，成都牢牢占据第五位，继续成为继“北上广深”四大超一线城市之后的中国“第五城”。时间倒回2003年8月。中共成都市第十次党代会召开，被当时外界盛赞为“成都历史上承前启后、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也正是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时任的新市委领导代表第九届市委作了《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跨越式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向1000万成都人民勾画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和想象空间的新成都：用5年时间，把成都努力建设成为西部创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最佳、综合实力最强的现代特大中心城市。十六年沧海桑田，天府之国剧变，尽管历经风云变幻，曾经的蓝图却得以一绘到底。物是人非的背后，是中国城市经济格局的改写。偏居西南一隅的成都，以“西部之心、典型中国”的面貌异军突起，冲向国际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又一扇窗口。谁是这张原始蓝图背后的执笔者？谁又深度参与了这座城市的命运转折？这一切都还要从2003年6月，成都市人民政府与智纲智库签订的《关于大成都城市发展与经营战略纲要》的委托协议说起。项目名称大成都城市发展与经营战略策划委托方成都市委市政府项目策划核心背景2003年6月，一个充满挑战和刺激的夏天。在成都市老街宽窄巷子的一处幽静清雅的小院里，一支小分队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着这个城市的未来，耳畔不时传来巷子里寻常人家的欢声笑语。就在几天前，成都市政府以闪电般的速度与智纲智库（王志纲工作室）签订了《关于大成都城市发展与经营战略纲要》的委托协议，双方约定在30天之内拿出研究成果。届时新任市委书记正式到岗，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将发布未来5年成都市发展的施政纲领。很多人对这次政府与一个民间策划机构的合作前景并不乐观。此前已经有数不清的专家为成都的发展战略献计献策，难以想象一个外来和尚能在30天之内念出什么新经来。按照常理，别说一个月的时间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城市发展战略，就是要真正了解一个偌大的城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智库团队对一个副省级城市整体发展大战略的策划首秀正式拉开帷幕。（微信公众号：智纲智库）项目核心策划内容做减法在团队内部的战前动员会上，王志纲老师凭借自己多年对中国政治、经济运作逻辑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对此次不同寻常的策划任务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明确想法，简单地说，就是纲举目张、做减法。王志纲老师强调，制定城市发展战略，首先要找到城市的“魂”。他认为，智库团队必须坚持自己的方法论和特色，不能按专家的套路走；必须颠覆传统研究的游戏规则，用辩证、动态、发散的思维方式取代封闭、静态、线形的思维方式。其次，与政府跳“双人舞”是一门政治经济学。以往做企业和项目是做加法，要走100步；与政府的合作则恰恰相反，是站在高点上做减法，只要三步。因为前者是空手夺枪、呼风唤雨地做市场；而政府的运作方式是，一旦大的方向和思路明确以后，政令一下，地动山摇。所以，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研究中做到“眉清目秀”的同时，一定要高屋建瓴，宜粗不宜细。也许智库团队的研究成果只是几千字，但一定要敢于突破。但仅有激情是不够的，要想在一瞬之间找到一个城市的“魂”并非易事。在中国的棋盘上，成都的战略地位为历代的政治家们所瞩目。不知从何时起，民间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论道：“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在的武侯祠正殿两侧，今天依然悬挂着一副由清人赵藩手书、毛泽东当年颇为推崇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使成都有点像一个独立王国，是一个最不像西部的城市。在农业文明时代，这里一马平川、气候湿润、良田万顷，被人们称为“天府之国”；但在工业文明时代，随着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城市的崛起，尤其是重庆作为直辖市的横空出世，成都的城市地位和城市竞争力正悄然下滑。在城市之间你争我夺的竞争态势下，成都的机会在哪里呢？成都在哪里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坐标上来审视成都？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智库团队进入成都之前，围绕成都城市定位的理解可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成都人谈起成都，多少有几分陶醉，这里的确是一片得天独厚的人间乐土。按照官方的说法，成都在1993年就被国务院定位为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商贸流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通信枢纽，但这种提法与近在咫尺的重庆大同小异；后来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成都又提出要打造“西部战略高地”；也有很多带有城市推广色彩的说法，像什么“多彩之都，美食之都，成功之都”等等。与上述角度不同的是，智库团队一开始就是跳出成都看成都、跳出西部看成都，站在整个中国城市竞争的版图上来定位成都、发现成都。随着城市化浪潮的高速推进，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城市经济圈——京津唐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这三大城市圈无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最具规模化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担负起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三大城市群都无一例外地处在东部地区，占国土面积2/3的西部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智库团队认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正摆在所有西部城市面前，时代在呼唤西部挺起城市化的脊梁。可以说，中国非均衡发展的经济战略在经过几十年的倾斜之后，已经颇具成效。而为了实现整个经济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中西部的崛起至关重要。没有西部的城市化，难以想象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西部崛起的关键还在城市，特别是能否最终形成可以支撑起整个中国城市化版图的中流砥柱。于是，在智库团队眼里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卷：东部三大城市圈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犹如一支强劲的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如一支利箭，张弓搭箭，确立了中国经济整体均衡发展的格局。但决定这支箭的射程和威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弓，更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支点。也就是说，从国家战略出发，东部的城市群做得再好也只是锦上添花，而西部城市群则具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可能。在城市中国这个引弦待发的格局上，幅员辽阔、发展滞后的西部亟须形成新的城市圈作为发力点！如果说中国城市经济的新格局是张弓搭箭的“3+1”，那么“3+1”格局中的“1”，只可能出现在西部！这是历史给予西部的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天时！而放眼西部，在有可能竞争的“种子选手”中，谁能抢先一步、扮演“1”的角色呢？毫无疑问，最有条件争当第一城的只有三个城市，即重庆、西安、成都。这三个城市三足鼎立，都有争当“西部第一城”的雄心壮志，正在上演一部当代西部的“三国演义”。但提起成都就无法回避重庆。在成渝城市圈中，成都与重庆历来是一对欢喜冤家，谁也看不上谁，但谁也离不开谁。与此同时，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成渝城市圈的战略地位正日益凸显。成渝城市圈作为长江经济带的起点、西部城市轴的中心，北拉西北、南带西南、东联华中、西引西藏，是西部当时惟一形成城市经济圈的区域。相比而言，西安是陕西省的单核城市，显得势单力薄，终难和前者抗衡。由此可见，以重庆和成都为两极的成渝城市圈最有可能成为启动西部大开发的龙头，取得进入“3+1”格局的入场券。但当时成渝城市圈只具备形态松散的雏形，成都与重庆之间并没有形成紧密的竞合关系，各自为政的格局导致这里只有城市群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中心城市。对成都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成都欲成为“3+1”的“1”，必争西部之先；而欲争西部之先，必先争巴蜀之首。智库团队由此得出结论，成都市新一届市委、市政府的战略目标应当是促使成都成为成渝城市圈的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中心城市，担当成渝城市圈的领导角色，推进城市中国“3+1”格局的真正形成！成都“张弓搭箭”示意图成渝论剑那么，在与重庆的博弈中，成都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资源优势、坐上“西部第一城”的头把交椅呢？谁都想当中心城市，因为谁都知道中心城市是高级资源最集聚的地方，结果也导致了城市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但到底什么是中心城市呢？对此，王志纲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火锅理论。假如我们把中心城市看做是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地，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这个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地“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实现根本性的转型。智纲智库团队进行成都项目汇报王志纲认为，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大城市必须有别于其他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一样。智库团队经过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城市群的大洗牌和时代的发展，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最终成为中心城市的动力因子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以前很多城市的目光只盯着GDP的总量，总是工业、工业还是工业，但到了今天，游戏规则开始变了。首先，区域需求决定城市价值。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区域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已从你死我活的竞争，转化为互为依存、唇齿相依的联动发展关系，城市的价值和地位最终取决于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周边城市对它的依存度。其次，消费规模决定经济规模。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今天，城市的经济规模不再取决于城市的生产能力，而取决于城市能聚合多大的市场需求，创造多大的消费市场。其三，要素流通决定城市能量。城市的辐射能量主要体现于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物质流等经济要素的流动速度和流动量。其四，聚合能力决定城市地位。城市的领导地位首先取决于她的经济影响力，即其对外的经济辐射和集聚能力。智库团队认为，成都要想真正担纲“3+1”的“1”，就必须增加成都的外向度，增强商务价值，提高城市辐射和集聚能力。否则，如果在单一的工业化这条路上走下去，成都将长期局限于与西部诸强特别是重庆的同质化竞争中无法超越，即使在未来规模上可能取得一定的优势，也难以成为区域经济的领跑者，更不用说领导西部诸强与中部、甚至东部群雄一争短长了。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早期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孪生子，二者同频合拍、同步发展，这个时期的产业经济自然以第二产业为主。随着第二产业的高速发展，逐渐催生出现代第三产业，当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在GDP的比重中接近一半的时候，此时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与第二产业相当，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第一个拐点。但翻过这个拐点之后，第二产业的产值无论如何增长，其相对值则开始慢慢下降，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推进作用日益凸显，这个时候的现代服务业不仅服务于城市自身和周边地区，而且在更高的层面上辐射到更广阔的地区。根据物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科技流的集聚程度，城市在城市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开始出现分野，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国际都市等等。因此，对于成都而言，与重庆的城市竞争与其说是GDP的竞争，不如说是软实力的竞争，与其说是工业的竞争，毋宁说是新兴第三产业的竞争。为什么是休闲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离不开这个城市的人文气质，就像浪漫的法国人引领世界时尚的潮流、欧洲文艺复兴的故乡意大利可以做出最昂贵的皮革制品、生性严谨的日耳曼人长于精工制造、海纳百川的美国人则最善于知识创新。这种人文气质就是城市的性格，就是城市的精、气、神，就是城市的“魂”。成都的“魂”是什么？成都无疑是中国最吸引人、最消磨人的意志的城市，它独有的魅力使自古就有“少不入川”的说法。尽管有很多人对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不无批评，因为在他们眼里，休闲就意味着懒散，就意味着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但无论怎么批判，成都人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似乎无法改变，即使在其他城市中的人们为了生存与发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地打拼之时，成都人依然我行我素地在遍布城乡的大街小巷里悠闲地喝着茶、搓着麻将，总归一个字：“耍”。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成都人日复一日的休闲的确是有些不合时宜，但在智库团队看来，这种人无我有的城市性格、这种被有些人所诟病的“少不入川”，恰恰是成都厚积薄发、打造城市竞争力的“胜负手”，关键就看政府站在一个怎样的高度、用什么样的思路和手段去进行整合与引导。事实上，当智库团队提出成都要打造“休闲之都”时，立刻引起一片争议，以至于在最后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过程中，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才得以通过。成都要不要打休闲牌？一直以来存在着种种争论。有人说，休闲作为一种城市品牌已经被很多城市采用，不具备惟一性、排他性；也有人说，休闲的题材不利于提倡积极向上的城市精神，可能会令成都人更加“好逸恶劳”；更有人认为，杭州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喊出了打造“休闲之都”的口号，成都再步其后尘就有拾人牙慧之嫌，没有新意。的确，“人间天堂”的杭州靠打休闲牌尝到了甜头。随着城市的扩张，聪明的杭州人并没有抛弃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昔日“杭州就是西湖”的“小杭州、旧杭州”已扩张成以萧山和余杭为两翼、沿钱塘江和跨江发展的“中国的杭州、世界的杭州”，杭州不仅向全世界打出了“游在杭州，学在杭州，住在杭州，创业在杭州”的招牌，而且将在2006年大张旗鼓地举办世界休闲博览会，从而进一步向“东方休闲之都”的梦想靠近。杭州的成功恰恰说明了休闲对于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人们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开始奔向全面小康，中国人的休闲需求将出现持续的井喷。“工作是手段，休闲是目的”已成为现代都市人的普遍观点。随着休闲消费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休闲业对于一个城市的拉动效应将无处不在、无法估量。面对人们的种种质疑，智库团队认为，首先要改变观念。休闲不等于空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人的一种理想和追求；休闲业也不等于旅游业，休闲具有人文性、文化性、社会性、创造性等特点，其复合渗透性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的是面的效应，而旅游只能影响到点和线；丰富多彩的休闲生活催生了一个城市的魅力和特色，比如浓郁的休闲气氛、繁荣的休闲商业、发达的休闲服务业及各种休闲娱乐业。而这一点，已经被成都人演绎得有声有色，成为中国一绝。（微信公众号：智纲智库）一个城市的气质和文化精神是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核心竞争力，任何刚性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压抑之、扭曲之，但不可能强制改变之。成都的气质就是休闲，休闲是成都最大的资源优势、最独特的魅力和个性。成都应该成为都市人心中的“后花园”，当城市经济高度繁荣、人们在事业成功的追求中更渴求生活梦想的时候，成都极富休闲个性的生活形态必将成为倦游思归的城市人梦寐以求的“心灵桑拿”。如果因为担心人们的“过度休闲”而放弃了休闲产业的发展，那就无异于因噎废食。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成都人内向型、低价值、自发的、卡拉OK式的休闲行为，提升、转化成为外向型、高价值、高品位、服务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休闲经济。为此，智库团队提出，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当地政府作为城市发展的领航员，必须对休闲产业的发展因势利导：其一，正其名，顺其言——创造休闲产业良性发展的空间；其二，辨其行，导其为——引导更有价值的休闲生活；其三，扶其业，成其果——给予积极扶持的产业政策；其四，扬其名，垂其范——树立休闲城市的新形象，打造休闲产业的拳头产品；其五，异其质，升其值——引入外来休闲企业，让世界来消费成都。故此，针对成都人围绕休闲的种种争论，智库团队明确提出，偌大的中国完全可以容纳两个甚至多个休闲城市，成都不仅要打休闲牌，而且要毫不犹豫地高举高打，因为与杭州相比，成都的休闲更具独树一帜的特色。面对汹涌而来的休闲浪潮，成都不应该回避，而要与杭州争锋。西部之心，魅力成都智库团队在找到了成都的“魂”之后又进一步“顺瓜摸藤”，开始构想成都的整体发展战略，这种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方法看似剑走偏锋，但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而言，有时候面面俱到反而意味着平庸和失败。城市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也是以人为本的竞争。人是城市之本，离开人的个性，城市魅力将无从谈起。成都人文精神中最宝贵的优势，是成都人最重要的核心竞争能力，同时也是西部城市最缺乏的人文资源。在成都与其他城市竞相发展工业经济的时代，成都人劣势尽显：热衷投机，热衷务虚，热衷短期行为，缺乏实业心态和实干精神；悠闲懒散，好逸恶劳，效率低下，缺乏为大企业发展所必需的大批量产业技术工人。以至于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数千年的盆地意识养成了成都人易满足、易自得、小富即安的消极心态，缺乏远大目标和做恒产的恒心，所以成都不可能产生大企业家。但当现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助推器的时代，智库团队却看到了一群生龙活虎的成都人，那就是：善于经营，勇于创新，优于生活，长于兼容，勤于服务，敏于时尚，娴于文化，精于品位。凭借对成都城市个性和成都人的独特理解，智库团队进一步构想出一个全新的成都。在西部工业化浪潮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中，成都无疑是一片天赐的绿洲。面对中国人的休闲饥渴，成都的魅力惊艳于世，这里不仅有都江堰、青城山、三星堆、武侯祠、杜甫草堂、文殊院、宽窄巷子等一系列旅游资源，自古就有“扬一益二”、“天府之国”、“锦官城”的美誉。成都是全中国最会享乐的地方。川菜、川酒、川茶、川戏、蜀锦、蜀绣、龙门阵、麻将牌，不论人们的贫富差距多大，都可以在成都找到自由休闲的空间。以设计、广告、会展为代表的重要三产在彼时的成都也是较为发达。此外，成都人不仅善于经营，也敢于消费，享受性消费成为时尚潮流。在城市经济时代，成都完全没有必要再参与城市间的同质化竞争，而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人文优势，寻找差异化的发展之道。因此，“西部之心，魅力成都”——这是智库团队送给成都的八个字，也是成都发展战略的核心理念。为什么是“西部之心”？在西部城市中，只有成都最适合承担这样的使命：传统工业向现代化工业升级换代需要知识经济的服务平台；商品要走出西部、走向世界，需要会展经济提供舞台；资源、产品的流通需要区域交通枢纽和商业平台的支持；东部的资金、技术、产业向西部转移需要“二传手”；西部丰富的资源要展示于世人需要窗口和门户。为此，智库团队进一步勾勒出未来成都应该重点发展的先导产业。成都要想打造真正的“西部之心”，就必须扬长避短，强化成都的聚合与辐射半径，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实施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型，确立三大战略产业——知识型产业是孵化器，休闲产业是聚合剂，会展业是辐射器。如果以知识型产业、休闲产业、会展业为主导，突出城市经济的服务功能，不仅可以推动“成渝双子星座”互动竞合、双星并耀的局面形成，而且，重庆的制造业发展速度越快，对于“西部之心”的需求和依赖性也就越大，最终有利于成都成为聚焦西部乃至全国的名副其实的区域中心城市。因此，智库团队认为，在西部城市强筋健骨的成长过程中，成都要作为大脑和心脏；在全国竭泽而渔的城市开发过程中，成都要做一片休闲绿洲；在与重庆投资制造业的竞争中，成都不仅要办厂，更要开“店”。随后，智库团队（微信公众号：智纲智库）以不无激情的笔墨描绘着这样的成都：未来3年内，成都应该掀起一阵会展旋风，营造一片知识沃土，建设一座休闲城市，推出一个全新形象。成都要成为中国生命质量最佳的城市，成为西部最适于人居、创业和休闲的城市。如果成都按照新思路完成自己的战略转型，未来3年内，人们将看到：一年成势。在1~2年内，以会展旋风为龙头，树形象、造舆论、搭平台，形成“西部之心”的战略态势；二年成形。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以及休闲、会展、知识产业多方面形成亮点，构筑“西部之心”的战略格局；三年成都。通过以上几大策略的突破，整个“西部之心”的基本框架已经构建起来，区域中心城市的打造将初见成效！至此，一张完整的大成都发展战略蓝图跃然纸上。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就是人们熟知的事情了。智库团队提交报告的一个月后，2003年8月，中共成都市第十次党代会召开，成都市五套领导班子中心小组集体听取智库团队策划成果。大会工作报告指出，成都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创第三产业新优势：抓好物流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会展经济，积极促进和引导文化娱乐；大力经营城市，展现魅力成都；打造休闲之都；建设生命质量最佳的城市；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必须突出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条主线，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基本上通盘采纳了智库团队的策划方案和研究意见。自智库团队重点强调成都作为“休闲之都”的内涵意义后，时任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既感兴趣又十分审慎，一面征求市委、市政府所有领导的意见，在市委会议上讨论，同时组织有关部门做休闲产业的专题研究，力争打造国家级的休闲之都。与此同时，前来成都“踩气”的能人纷至沓来。在智库团队找到了成都的“魂”之后，应成都市委宣传部的邀请，著名导演张艺谋带领自己的创作班底，用电视语言再一次展现了魅力成都的风采。一句智库出品的广告语——“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一语道出成都特有魅力，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走向大江南北。有滋有味的天府生活，不知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让人奋不顾身的奔向成都。时间回到现在，2018年11月，全球化与世界城市（GaWC）研究网络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世界城市名册2018》中，成都实现了跨级别跃升，连升四级，从世界四线城市（High-Sufficiency）升为世界二线城市（Beta-），国内城市仅次于北上广深、香港、台北。我们有理由相信，成都当构筑起独具自身特色的城市场景后，将会不断聚集海量高端人群，并形成创新驱动的绿色产业体系，包括消费经济、创新经济与服务经济，最终实现“三城三都”别样的精彩。最后借用《人间成都》的一段话来结束：无论是纽约东京还是北京上海，都可以说，如果你爱他，就带他去那儿吧，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带他去那儿吧，因为那里是地狱。但对于成都，我想只能说，带上你所爱的与所恨的去那儿吧，因为那里是人间。了解更多内容，请访问智纲智库新版网站：www.zgzkchina.com点击阅读：关于2020年智纲智库大会重要通知发现商机

15502048663（手机号即微信）业务咨询电话：010-85560270智纲智库2020年3月14日点击文章，查看2013-2019年历届智纲智库大会精彩图文：《关于智纲智库大会》发现商机

“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两个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天气、饮食这样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家乡”。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也能说两句的话题。关于家乡的问题，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就困扰了我很多年。那时候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是落后的代名词。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讲到贵州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贵州城门失火，贵州人也免不了殃及池鱼。我还算勇敢，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罔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像黑人一样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的。因此，当我（微信公众号：智纲智库）40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晓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这代人当中，如果贵州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人们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日鼓鼓的贵州人今日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走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远的不说了，就说龙世昌、龙永图、戴秉国、任正非。任正非喜欢说上甘岭精神，籍籍无名的苗族小伙龙世昌就是在上甘岭用胸膛挡住美军爆破筒的战斗英雄。龙永图一生从事经济外交，漫长的中国加入WTO谈判，让他成为朱镕基说的从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他的主要对手就是美国人。光着脚走出大山，险些凑不齐学费的戴秉国，日后出任国务委员，大部分精力都在处理纷纭复杂、惊心动魄的中美关系。他的《战略对话》中，对于中美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龙永图回顾这几个挺立在“抗美”前线的贵州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日鼓鼓的贵州人与牛哄哄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外交史上形成了颇为有趣的对比。这段时间以来，伴随华为事件的迅速发酵，低调了几十年的任正非，终于藏不下去了，走到前台来接受全球媒体采访，这几段采访视频迅速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看完视频后，我最大的感慨，就是人与时代的深刻辩证法，只有大争之世，才能造就这样的人物：第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幼出身在物质匮乏，资源贫瘠的贵州大山，再加上时代剧烈转折所带来的挑战与磨砺，培养了他强大的抗压能力、反弹能力、捕捉机遇的能力、忧患意识，还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些都是承平盛世很难有的。第二，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任正非在军队里面待过，尽管只是工程兵，但从参军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可避免的打下了军旅烙印，战争是竞争的最高阶段，军队的思维逻辑和普通人完全不同，“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任正非的军事语言、军事思想在华为上全面体现。第三，任正非作为40年代生人，他既是极左运动的受害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的狂热追随者。毛泽东作为极为杰出的军事家、哲学家和战略家，给那个时代刻下了深刻的烙印，任正非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身体力行者，也就不足为奇。在视频里，任正非的精神面貌非常好，集中体现了毛式的语言风格和毛式的战略思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可以看出他现正处于斗志昂扬的状态。较之老马（马云）的意气飞扬，小马（马化腾）的犹较单薄，老任显得稳重厚实。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我倒认为任正非不是纯粹的商人，商业的本质是逐利，自工业革命后，金融化、资本化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商业和资本有着天然的契合。而任正非却大相径庭，他对资本的贪婪高度警惕，对自己的贪婪也高度警惕，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简单逐利的范畴，而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任正非的横空出世，有力的推动了坊间对贵州的重新认知。前不久的一场活动中，我的一位贵州籍朋友龙建刚，在席间突然电话铃响了，匆匆离席，我还很好奇，这个年代居然还有人打电话，一会儿龙建刚回来后，对我附耳讲到：“王老师，龙永图部长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段您关于贵州的论述，龙部长看到后很感兴趣，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后，才打电话来致意。”龙建刚发在朋友圈的这段论述，语出我二十多年前在浙江杭州的一次讲演，当时很多江浙老板恭维我说：“你们贵州出人才啊！”我说：“错了，这显然是恭维，而且还没恭维到点子上。江浙物华天宝，人才浩如森林。贵州怎么能和江浙比？光这旁边的绍兴，名人就数不过来：蔡元培、周恩来、鲁迅，院士和科学家更是汗牛充栋。物阜民丰，人杰地灵的江南，随便一个小小的县城，状元、探花、榜眼一大把，可谓人才辈出。而贵州自明朝建省以来五百年，满打满算只出了三个状元，还有一个是耍枪弄棒的武状元，跟江南没法比。”但是我话锋一转：“江浙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容易出人才。而贵州土地贫瘠，风貌奇倔，信息闭塞，生存艰难，不具备大面积岀产人才的土壤，贵州的杰出人物就像贵州的山一样，不可能一下子批量成名，但是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就是怪才、奇才、鬼才。”就是这段话，让龙永图先生看到后心有戚戚焉，一边打电话向我致意，一边甚至要转给任正非先生分享。而这两位，其实就是我观点中提到的典型贵州怪才。如果往上溯，从贵州走出来的怪才还有不少。名动一时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时人称“张南皮”，因其祖籍为河北省南皮县，可张之洞生长于贵州及至弱冠，却鲜为人知。幼年张之洞就以文采名冠贵州，十三中秀才，十五中解元，二十六中探花，一路扶摇直上，他的科场座师曾写诗勉励：“知君别有拳拳意，不独文章艳少年”。踏入仕途的张之洞果然不负众望，“力行新政，不变旧章”，是最负盛名的洋务派代表，最终官拜军机大臣，成为力挽天倾的清廷巨擘。如果说张之洞只算“客家”贵州人，那丁宝桢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丁的祖籍离我家只有三十里地，这个人也是个日鼓鼓的典范。在他任山东巡抚时，慈禧太后宠爱的贴身太监、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携娈童歌伎，乘龙船顺运河南下，沿途招权纳贿，耀武扬威。权倾一时的人物驾到，地方官吏擦鞋拍马尚来不及，谁知丁宝桢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在泰安境内把“小安子”拿下，星夜解送济南，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宣判斩首示众。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刀下留人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前门接旨，后门斩首”。当时名满天下的重臣曾国藩听闻此时后，都自问做不到，感到佩服不已。丁宝桢过世后，时人议其曰：“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寥寥数语，一个日鼓鼓的贵州人形象跃然纸上。远有张之洞、丁宝桢，中有朱厚泽、戴秉国，近有龙永图、任正非，甚至还有目不识丁的“老干妈”陶华碧，一批批杰出贵州人的出现，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贵州，而他们身上又带有的某种鲜明共性，不由让人思索，贵州这方水土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为什么会孕育出这样一批人？贵州人逐渐崛起，贵州的物产也风行天下。再加上去年以来，文艺界刮起贵州风，一批新锐的贵州籍导演和演员冒头，生猛鲜活的贵州方言成为了荧幕上的宠儿。贵州人、贵州物产、贵州旅游，乃至贵州话，一改颓势，存在感越来越强，以至于让很多原本对贵州不屑一顾的人都开始惊叹：“贵州怎么了？”“贵州怎么了？”在去年广东贵州商会的活动中，我做了题为《贵州是块豆豉粑》的报告，一说到“豆豉粑”，台下近五百名贵州籍的老板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我想了很久，才选择用这个词来破题贵州之谜，因为这块不起眼的豆豉粑，就是打开贵州的一把钥匙。神秘的豆豉粑很多人都不知道豆豉粑是何物，但几乎无人不知老干妈的大名。现在的老干妈，不光是贵州IP，甚至成了中国IP。不走出国门，就不知道老干妈究竟有多大的海外影响力。美国不用说，超市里的老干妈，价格奇高，还极受欢迎。欧洲同样如此，甚至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迪拜高档西餐厅里，居然也有老干妈拌牛排这种吃法。真可谓是一罐辣椒走天涯。虽然老干妈风行世界，但其实贵州本地人吃的并不多。几乎所有的贵州阿婆，无论在田间地头，还是苗乡侗寨，都炒的一手好辣椒，风味丝毫不逊色于老干妈。只有在外打拼、走州逛县的贵州人，才会用老干妈凑合。而我对此深有感触。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我负笈北上，从贵州坐上了晃晃悠悠绿皮火车，来到上千公里外的兰州，几个穿着羊皮大袄的老乡用牛车把我从火车站拉到了兰州大学。本以为西北戈壁滩已经够落后了，没想到在他们心目中，我干脆就是从原始地区来的。同学们关切的问我：你是苗族吗？你是仡佬族吗？你们是不是要骑马去上学？你们是不是还刀耕火种？就差问我长不长尾巴了，还有人夸赞我长得不像贵州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班上的57个同学分别来自全国各地。一个宿舍的八个同学，就分别来自八个省份。北京、上海、山东，风物荟萃，别开生面，而率先征服所有人的，就是贵州油辣椒。当年，家里常给我寄一些自家做的油辣椒，刚见到辣椒后大家惧而远之。俄尔稍尝之后，无论天南还是地北之人，蜂涌而上，“辣椒还有这么好吃”……不顾吃相，风卷残云。以至后来，我家辣椒一寄来就成了被“偷窃”的对象，迅速被一抢而光。在去年的同学会上，三四十年没见的同学见面后，什么荣华富贵，官大官小都是过眼烟云，一张口就是：“王志纲啊，当年你家的辣椒太好吃了，我们每次都结伴来偷个精光，没想到辣椒能这么好吃！”记忆如此深刻，贵州辣椒的魅力可见一斑。早在老干妈火遍世界的几十年前，我就深知贵州辣椒的潜力。以至于我下海后，第一单策划就是带了一位香港老板到贵州，希望他来投资开发油辣椒。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构想没能实现。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老干妈还是做起来了，成为全世界饮食男女的宠儿。贵州辣椒风行世界，号称辣椒之乡的四川湖南，为什么打不过一个小小的老干妈？人们只看到了辣椒，却没看到辣椒背后的奥秘：如果说湖南的辣是干辣，四川的辣是麻辣，贵州的辣是香辣，香就香在神奇的豆豉粑上。作为东亚广泛存在的作物，黄豆有很多种做法。最简单的是豆瓣，把黄豆用水泡涨，再将其煮烂，沥去水分，放在木板上摊凉，然后拌入面粉后发酵。日本在豆瓣的基础上做出了纳豆，日本人现在几乎顿顿早饭吃纳豆，纳豆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纳豆再升级，就是大酱汤，韩国人把大酱汤做到了极致，大酱的主要原料也是黄豆。历代朝鲜半岛的王朝中，大酱都属于国食，朝鲜族的姑娘们也都以做大酱做得好为荣。黄豆的1.0豆瓣、2.0纳豆、3.0大酱汤都有了，4.0是什么呢？其实中国早在三五百年前就有了，那就是豆豉。豆豉分为干豆豉和水豆豉，干豆豉黝黑发亮、酱香浓郁，水豆豉则更加湿润，发酵比之干豆豉不充分，制作也更加简单，通常用作小菜比较多。而贵州人在豆豉的基础上，发明了5.0版本——豆豉粑。我曾经开过一个玩笑，贵州人是天生的贵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产品工艺和西方贵族非常契合。茅台就是典型的例子，原料和酿造工艺缺一不可。从制取高粱出酒曲，土曲后发酵再烤酒，然后烘焙再发酵，循环往复的酿酒过程中，基酒、老酒和调味酒都是从原始状态里面提炼出来的，不加任何添加剂，正宗的茅台一定要酿造三年，也是茅台能够登顶中国的重要原因。在茅台的老家赤水河畔，有一种醋叫晒醋，靠自然发酵，在太阳底下晒制而成。我有一年专门去了意大利托斯卡纳，住在香奈儿夫人曾居住过的庄园里，考察当地的火腿和奶酪，看了号称古罗马时代延续下的晒醋厂，当地晒醋厂的工艺跟贵州赤水河畔完全一样，一小瓶晒三年的醋就开出500块钱的高价。第三就是豆豉粑了。小时候我姑妈会做这个。她把土黄豆买回来蒸熟，加上曲子，用构皮叶包起来一起发酵，它们在一起发酵就会混合产生黏性，豆豉制成后，再往里边加糯米面、盐巴、红薯颗等拌匀，同时还要磕入土鸡蛋让它们相互粘连，然后将其摊在蒸笼内蒸半小时至熟透，倒出来后放在磨子里像推粑粑一样磨，然后烘焙成饼，还要用苞谷叶包起来在太阳下晾晒十天，最后放在坛子里贮存发酵。到吃的时候打开坛子，起码方圆一华里都能闻到那股穿透力极强的臭味。豆豉粑吃法很多。我们一般是把辣椒和大蒜洗干净，一起放进钵里面擂，擂成泥之后放进热油里过，把豆豉粑拿一块出来横切成块，放在锅中慢煎至两面焦黄，再撒入蒜苗和味精颠匀了起锅，就会有一股香味出来，再放进油里和肉丁爆炒，奇香无比。我家的辣椒就是这么做出来的，所以才会被同学疯抢。不要小看一块豆豉粑，贵州的精气神都在里面。用两句话来形容：咫尺神秘，稀奇古怪。虽然用料是最常见的黄豆，但通过纯粹、天然、有机的发酵过程，最终的成品弥漫着一股神秘之气，难以用言语形容。乍一看上去貌不惊人，又臭又硬，但其实气韵深藏，只有烈火烹油之后，其深藏的香气才会显露出来。“咫尺神秘，稀奇古怪。”我在十多年前就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同志说过，贵州的魂也正是这八个字。为什么说咫尺神秘？因为贵州的地理环境，虽然和长三角、珠三角这些繁华地域隔得很近，但在古代，山岭交错，交通闭塞，贵州得以最大限度的保持了神秘。在工业化时代，由于贵州发展的滞后，又让它在文化同化的大潮中，保持了独特性。到了交通大改善的今天，贵州离发达地区不过咫尺之遥，从广东飞机一小时、火车三小时就到了，但是一提起贵州，很多人还是懵懵懂懂，正是这种不明不白、不清不楚，反而充满了神奇感。为什么说稀奇古怪？没见过的山川地貌就是“稀”，说不清的风物习俗就是“奇”，悠远神秘的民族风情就是“古”，没吃过的美食就是“怪”。稀奇古怪，是贵州最突出的生产力。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荔波的瑶族，一般人认为他们野蛮凶悍，避之不及。但在我看来，这种尚武精神价值连城，北上广的游客们跟着瑶族小伙去打猎，带着钻山犬，背着弓箭，三条猎犬咬着一只野猪，肠子都流了一地还不松口，这是城里长大的人绝对没见过的景色。打猎回来，就是狂欢节，在瑶家买米酒，围着篝火烤野猪、野兔，这种体验只可能在荔波这个最后的狩猎部落中再现。落后的生产力，失落的传承、远逝的文明……诸如此类咫尺神秘、稀奇古怪的风土人情，是贵州最大的富矿。因路而生的贵州谈到贵州的文明，很有意思。把贵州的历史打开来看，所谓的夜郎国早已散轶在故纸堆中。贵州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完整的文化记忆？贵州在文化上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完整的“贵州”？清末民初，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纵向的阐述方式，而无横向的观察角度。现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被西方民族国家的划异切割的支离破碎，因此现代人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也想象不出昔日中华帝国的秩序和结构。在古代，华夏之外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为南蛮的云南尚有大理国，在历史上还有一席之地，而贵州只有夜郎国的遥远传说。明朝以前，贵州基本是蛮荒之地，中土王朝顶多对其是羁縻遥领，当时贵州的社会形态是土司制，也就是少数民族酋长制。到了明朝，土司表面归顺，但是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自成一国。归顺与反叛、操控与反制、一统与分裂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朱棣下决心经略云贵，改土归流，中央派驻“流官”，架空土司。一边发官印，一边动刀兵，经历了数百年，有明一朝间，土司既和日本、朝鲜一样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员，又作为明帝国的行省存在，这种双重身份也体现出贵州地区的复杂性。到清朝雍正年间，贵州才算真正纳入到中土王权的管辖范围。但其实在明朝，贵州就已经逐渐开化。有两个人对贵州做出过关键性的表述，一是徐霞客，他壮游天下时路过贵州，也是历史上对黄果树瀑布进行详尽记载的第一人。另外一个就是被贬到龙场当驿丞的王阳明，其职位相当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站长，其一生最大的辉煌就在贵州奠定的。贬官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于创立了彪炳天下的“心学”。现在的龙场简直成了道场，慕名参拜的人络绎不绝。但在当时，通过他俩零星的描述，贵州才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可不要小看王阳明被贬的这条路，这条路是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命脉，也是贵州建省的由来。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贵州是一个因路而建的省份。建省以前，贵州隶属云南，中央政府都是利用四川来绕道控制云南，结果到了元代，历经磨难的四川人由1100万人被杀到只有50万人不到，依托四川来控制云南变得难以实现。另外一方面，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南下，加上大运河的贯通，“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于元明年间出现，要想控制云南乃至西南地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直达湖广是最好的办法。两相权衡之下，元代就开辟了这一条东路，叫普安路，就是现在的湘黔、滇黔线。为进一步控制云南，加强对贵州的统治，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明廷在元朝原己开通的驿道基础上进行整修，全面展开以贵阳为中心的道路、驿传建设。要维持这条3000里之遥的漫长驿路，确保进军云南的军事道路畅通，大力经略驿道沿线地区，便成了明廷在整个西南经略的关键环节。为了保住这条建于元代，东起湖广,从东向西横贯西南的驿道，朝廷在贵州驻扎重兵，沿这条古驿道形成了一条穿越数省、长达千余公里，周边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军队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器，还带了他们的生活需求、市场需求、文化需求，城镇圈、市场圈、文化圈也因此产生。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不统一带来了诸多麻烦，安顺的人借了镇远的高利贷，一场官司要三个省来管，在这种情况下，1413年，明政府利用思州思南土司叛乱，顺势建立了贵州省。贵州省绝不是因为经济上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成立的，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太重要了，必须派军队管理，在这个基础上才建的省。鉴于西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这条通道堪称国之重器，崇祯皇帝曾发动嫔妃捐献首饰也要保护这条路。清军即将入关时，崇祯还说：“天下有两件事情不能放下，一个就是辽事，另外就是黔事”，明代濒临灭亡前夕，拼命要保的除了北方就是这里。全世界的历史上为一条路建省这是绝无仅有的，奢香夫人、王阳明、奢安之乱、海龙囤、南明小朝廷……这条驿道上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板、每一座山几乎都有着尘封的故事。而为路建省这个重大的国家举措，不仅改变了整个西南的格局，也几乎重构了中国的文化版图。探索完历史的纵深，如果再横向打开的话，我们会发现贵州文化实际上也分为两层——少数民族层和汉民族层。贵州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山脉雷公山。这条山脉将近200多公里，横跨贵州中部，它的地形特别破碎，中间形成一些坝区，通透性和闭塞性并存。这座正好就位于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两大交汇处的苗岭山脉，成为了文化的分水岭，以前少数民族经常被汉族打败，陆路走不通，只能找水路走，被打败的少数民族顺水行舟，最后全部在贵州碰到了一起，有苗、瑶、壮、侗族，还有藏缅、摆古等。真正的贵州原住民，其实是仡佬族，仡佬族的人办丧事，灵柩上山是不需要“买路钱”的。因为他是原著民，不需要“买路”。其他民族的灵柩上山安葬老人的话都要“买路钱”，因为他们都是外来户。由于荒僻久远，民族交往融合的相关记载并不多，但在残章断简中隐约可见。由于山区特有的封闭性结构，很多山洼里的村寨在几代之后，都各自演化成了新的民族。但吊脚楼、银首饰，刺绣、蜡染等，不是哪一个民族独有，而是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跨民族的象征。各民族间很难清晰界定，到如今，贵州还有很多说不上名字来的少数民族，全国未识别的少数民族总共有75万人，贵州就有74万多人。虽然多数人对贵州的印象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其实自明朝之后，汉族一直是贵州的主体人群。历史上贵州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移民潮。明朝时，大批军人、商贾的进入，直接改变了贵州的格局；到了清代，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的自然移民大规模涌入贵州，主要来自三地：一是江西，在现代被严重低估的江西，历史上却是非同一般，在贵州各处水陆码头，势力最大的就是江西会馆。二是湖南，严格的说，湖南人背后也是江西人。三是四川，特别是川东、重庆这一块。这些移民到贵州后影响的地域不一样，民族不一样，时间不一样，也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贵州的第三场大规模移民潮，是抗战年间由战乱引发的大规模内迁。地处西南边疆的贵州，成为长江中下游江苏、安徽、浙江等省逃亡者们的避难所，这批人被称为下江人，任正非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下江人像一股劲风，破门窗而入，带进众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冲击了贵州的传统生活方式。第四场移民潮源于解放战争。在解放前，贵州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上级决定让来自山东菏泽的冀鲁豫南下支队和二野五兵团的西进支队在完成军事任务后，直接就地转业，接管贵州。从省直机关到地方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外省干部成为各级领导的主体。尤其是山东籍的干部群体，给贵州的上层建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五批移民潮就是三线建设，“好人好马上三线”，地处西南边陲，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能源矿藏丰富的贵州，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大量从松辽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边，黄浦江畔，胶东半岛，赣水河畔，江浙水乡等地的企业开始搬往贵州。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持续了14年之久。带来了超过18万“三线移民”，这批数量大、群体性强、来自地域广、素质高的外来者，在命运被时代改写的同时，也改写了贵州。其中有两个上海人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个是王小帅，一个是李建忠。其实贵州与上海渊源很深，我小时候的几位上海老师，他们带来的大白兔奶糖，的确良衣服，手笔、收音机，都是我对文明世界的第一印象。很多贵州大山里的上海知青，以自己的蹉跎岁月为代价，点燃了苗乡侗寨的文明之光。作为一个“三线子弟”，王小帅从小在贵州长大，然而从《青红》到《我11》、《闯入者》，电影里的贵州，有着始终如一的铅灰色天空、杂芜着乡村和陋巷的厂区，以及颟顸的贵州当地人。抛开艺术性不谈，王小帅作为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直保持着骨子里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一边用光影记录贵州，一边宣泄着他本人压抑的青春岁月。我很好的朋友，黔香阁的老板李建忠，也是幼年跟随父母到贵州，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然后又回到沪上。然而和王小帅截然相反，他对贵州爱得深沉，处处以贵州人自居、以贵州为荣，以传播贵州文化为己任。在大玩家、大收藏家的基础上，他亲力亲为，推动黔菜走出大山，蜚声上海滩这个国际窗口，把贵州菜做出了气象，做出了文化。同是在贵州长大的上海人，一个“洒向人间都是怨”，一个“洒向人间都是爱”，两者对比，颇有意思。贵州虽然建省不长，但故事不少。百族汇苗岭，五州填贵州的迁移史，给贵州带来开放、包容的民风同时，也造成了凝聚力、向心力不足的问题。贵州人口构成复杂，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再加上移民大多来自文化昌明之地，因此更是追根溯源，不认同脚下的贵州大地。这个问题，直到这些年贵州迎来大发展，才渐渐得以解决。夜郎自大？黔行天下？《史记·西南夷列传》曾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真是一段千古奇冤，典故中写的明明白白，“因为道路不通”，云南滇王再寻常不过的一次追问，躺着中枪的却是旁边的夜郎王。自此“夜郎自大”这顶大帽子便被扣在了贵州人的头上，而这一扣就是上千年。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同时一样米养百样人。所以总结贵州人的特质，我想从贵州的山川地貌中，应该能找到某些线索。众所周知，贵州多山。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山所阻隔，永远走不出来；还有一类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他们迫切地想要去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比地还大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的胸怀和想象，这种想象力足以穿透时空。我小时候最深的印象，就是站在山头，眺望着关山万重，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那时我们家住在大院里，一起住的还有几户人家。其中的一位发小，父亲在煤矿上当采购员，每个月回来一趟，和他父亲聊天时都会成为十三四岁的我难得的精神盛宴。有一次发小向我炫耀他父亲从海边带回来的贝壳和海螺，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东西，一边看贝壳，一边听那位叔叔讲海上日出，潮起潮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广阔让我无比向往。长大以后，我专门去了故事里所描述的那片海岸，无比失望，只有一小片根本谈不上恢弘的海滩。但童年的故事与贝壳，极大的刺激了我的想象力。大山就是这样，山里面的人要么蛮憨、目不识丁、妄自尊大，要么是奇才、怪才、鬼才，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穿透一切。这绝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而是一大批贵州人的特质。所以当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些人走出大山的时候，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惊人的爆发力，这种爆发力是别人难以想象的。然而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现实却是偏远闭塞。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王阳明的故事。王阳明被贬到龙场，在他的文字中描述的贵州，是一片瘴疠之地。所谓的瘴疠，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云雾缭绕，负氧离子高，很令人向往。但当时卫生条件不发达，人们的身体条件普遍也差，再加上饮食气候的不同，常有不服水土者，从江浙过来的王阳明，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评判，称贵州为瘴疠之地。那时我才七八岁，第一次听说什么叫瘴疠，但毕竟知道这不是个好词。贵州作为弱势省份，由来已久。以至于很多好东西都被兄弟省份抢走了。丁宝桢发明的宫保鸡丁，原本就是贵州的辣子鸡丁衍生而来，我老家那边田间地头的老太太都会炒一手辣子鸡，结果摇身一变却成了川菜名品。贵州人出去，也常被认为是四川人。在四川巨大的虹吸效应下，贵州显得黯淡无光，更不要说跳出西南，和全国比较了。所以，与其说贵州人夜郎自大，自以为是，毋宁说是用自大来掩藏自卑，用蛮横来保护敏感，刚走出来的贵州人进退失据、心态失衡是很正常的。年轻时候的我也一样，因为来自弱势省份，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常常变得敏感、嫉妒、偏执，反弹心理很强，因此说话尖刻，用语辛辣，把自己的不顺归咎于客观环境，只有慢慢见识多了以后，才能逐渐变得宽容与豁达。自卑和自大一体双生，贵州人的性格的确充满了两面性：他们很坚韧，但坚韧常常变成偏执；他们很机敏，但机敏可能变成市侩和小气；贵州人有独立意识，但弄不好就会演变成山头主义；就连贵州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百折不挠、日鼓鼓的精神，距离颟顸和夜郎自大也只有一步之遥。因此我常说，贵州人先天不足，后天可畏。正如霸蛮是湖南的基因，豁达是四川的空气，日鼓鼓就是贵州的灵魂。但前提是一定要走出去，走出村寨、走出乡县、走出市、走出省，甚至走出国门……囿于山中的贵州人和闯荡江湖的贵州人其间差距之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只有走出去，你才能领略到风云变换，天地恢弘。原有的缺点才会变成优点，用一句年轻人说的话，你连世界都没有观过，哪来的世界观？当然，走出来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贵州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磨炼，还有对自我认同的坚守。山外的贵州人往往有两种，一种属鸵鸟，能不说尽量不说自己是贵州人，即使被迫承认，也必须申明：我爹籍贯何处，我妈籍贯何处，我爷爷籍贯何处，找到证明自己不是土著的证据。还有一种则更加勇敢，毫不避讳，我就是其中一个。我曾和龙永图先生专门交流过这个问题：当十个、百个、千个贵州人纷纷成材，当张三、李四、王五都愿意承认我是贵州人，天下谁敢小贵州？最近，我欣慰的发现，贵州人的自我认同感终于有了质的突破，从羞于承认自己是贵州人到勇于强调自己是贵州人，并且非常抱团，以至于周边的那些发达省份嫉妒羡慕。颇有点当年湖南崛起时，“无湘不成军”的豪情。看到这批豪情满怀的年轻黔商们，我非常欣慰。唯独有一点，像我这样早年出来闯荡的贵州人，普通话大多不好，说不来卷舌音，我在喜马拉雅FM上开设的《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课程里，收到最多的评价就是内容很好，但是口音太重。当我听到贵州人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时候，反而浑身发痒，别扭极了。这也是所谓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吧。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讲完日鼓鼓的贵州人，我们再讲讲贵州的未来。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曾写过一首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几年前我在江浙做策划的时候，当地的领导对我说：“当年刘伯温说的‘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现在看来真有可能了。”我回答说：“云贵胜江南的过程中，云南是上半场，贵州是下半场，好戏还在后头哩”。自古云贵是一家，但它们的发展走向了两条路。云南是坝子，在阳光下完美的展现自己的风情。云南的少数民族形成了大板块的团体。贵州则是一片沟壑，你很难一下子就窥探到它的神秘。贵州的少数民族都是在沟壑中插花般的分布着，山水切割了地面，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使世居贵州的民族，始终难以形成诸如邻省云南的滇国、南诏、大理等政治经济实体。从事策划行业二十多年来，我几乎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从昆明世博会，到大香格里拉，一直到西双版纳，深度的参与了云南的休闲旅游策划，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云南领跑上半场后，下面就轮到贵州了。很多人了解完云南之后，就会以为贵州和云南差不多，其实贵州在千沟万壑里面的神秘与神奇，像一块神奇的“豆豉粑”，很值得人们去花时间琢磨。因此，我曾大胆预言，在“吃饱了撑的”大休闲时代，贵州会在云南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从1.0到2.0，从观光游到体验游，真正的领跑下半场。两年前我在贵州省作报告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观点：云南上半场，贵州下半场，天时地利人和齐备，贵州后来居上的机会已经来了。不久后在贵州召开的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专门重复了这一观点，并表示高度认同。天时——大休闲时代的到来。农业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若干年制约贵州发展的条件今天都成了助力其飞腾的资源。对于旅游休闲来说，落后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工化浪潮大肆冲击的时候，贵州因为交通不便，很大程度上躲过了这一波。虽然天天被“老少边穷省”

后中国人波澜起伏的一生；有正值壮年的企业家，留言感恩这个龙蛇出没、英雄辈出的年代，成功者不必感谢谁的恩赐，失败了也无愧平生，这一切都肇始于邓公。让我意外的是，本来和我们这代人没有任何共同话题的

草根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演讲共分为三大部分《治乱循环》、《尖峰时刻》、《草根崛起》，本文为第三部分。第一部分链接：王志纲丨大江大海四十年之治乱循环第二部分链接：王志纲丨大江大海四十年之尖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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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草根大会丨早鸟票丨限时热销中中国首创咨询式大会王志纲三小时宏观局势研判智库顶级专家团队现场咨询一场专为政府和企业家“解决问题”的大会作

2019年草根大会丨早鸟票丨限时热销中中国首创咨询式大会王志纲三小时宏观局势研判智库顶级专家团队现场咨询一场专为政府和企业家“解决问题”的大会作

我们经常讲时势造英雄，我想在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点上，特别归结到邓小平身上，时事顶多只占了40%。中国近代史上的艰难困苦，九死一生，复杂纷呈的时局，再加上个人跌宕的命运，终于磨练出这么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本文转自正和岛（ID：zhenghedao）陈为（正和岛总编辑）：王志纲先生曾是国社名记，一支健笔掀起珠江波澜，搅动南国风云；后来做地产策划，杨国强、王健林、黄文仔等众多大佬的造富过程，他亦多有参与、见证；再后来做城市战略，国内数百城市的发展蓝图都由他带领团队擘画、参详，不少当时的主政者后来都已高居庙堂；如今，他是一个云游四海的“杂家”，各地的风物风俗、人性人情，他又多有体验与洞察。别样的经历与际遇，给了他别具一格的眼光和别开生面的表达。借由《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40年》在喜马拉雅开播之际，我们特意邀请王志纲先生在正和岛开启“改革人物10讲”专栏。王老师与他笔下的改革人物多有往还，他的记叙常能于真实的故事、生动的细节中荡涤开教条与陈见，带给人妙趣与新知。打头的一篇是改革史上的“网红”袁庚，此后相继还会有任仲夷、吴仁宝、禹作敏等风流人物。有幸每期能先睹为快，我的两点感受，料想不少读者朋友大抵相同：其一，如鲁迅所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改革能有今日的成就，正是这些英才人杰奋力推动的结果。当下，尤其需要这样的人。但愿体制内的有志者能以前辈为师，锐意革新，奋发图强，不辜负家国民众的期望。其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本是人间常态，但后人中的有心人总该知道：当初是谁栽了树，树是怎样栽下的？这样，即便在树下坐享，或是躺赢，也会明白胡适说的“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也会了解冰心讲的“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80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开放，广东出现了所谓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黄毒黑现象。当时整个党内在酝酿一种观点，要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甚至有声音提出要重新关门，对广东是贬多褒少。面对这种争议，我从新华社内蒙分社北上，参加了总社的小分队，在广东及沿海深入调研，最后写了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章——《广州人经受三次冲击波》，分析改革出现乱象背后的原因，给中央做参考。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我被借调到广东新华社，专门报道改革的最前沿广东。应该说，那十年当中有很多捅破天的事，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对个人的命运，影响深远，我都亲历了，其中很多就是发生在广东。这里先讲一下袁庚和他的蛇口。那是1987年前后，新华社面临一个新的任务或者话题，就是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深圳自然是重中之重，而蛇口又是深圳难以避开的话题。于是总社安排我去负责报道蛇口。我在蛇口一待十天，跟方方面面相关的人基本都见了。蛇口的创始人叫袁庚，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但在当时，袁某人可是一位名震天下的传奇人物。当我没接触他之前，江湖上流传的全是他的传奇：第一，他是共产党里面很早就加入地下战线的情报官，1953年，他还担任过中国驻印尼总领事馆领事，以外交官的身份承担特工任务，在普通人眼里，简直神秘至极；第二，他本身就是地道的老广东，老家就在宝安，就是现在的深圳特区所在地；第三，袁庚在文革前就已经担任了交通部司局级干部，但是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大的打压，蒙受将近十年的冤屈。1975年10月，58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因为他就是地道的宝安人，又有交通部工作经验，又过了3年，交通部部长叶飞问他，“愿不愿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于是，他回到南方，接受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一职，由此开启了他的晚年奇迹。也是他通过交通部，向国务院申请开发蛇口，1979年，袁庚又再度担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曾经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懂计划经济，他才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有深入了解，他是最早那一批反思中国原来倒行逆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官员；第二，他有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海外关系，也知道这些年来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包括香港如何从落后的渔村变成一个现代金融中心；第三，他有一种积极的改革开放意识，他认为时不我待，想做点事，有所作为。所以一到招商局，袁庚就积极配合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后以招商局的名义获得了蛇口开发区这个试验田的权力。采访袁庚时，他曾说过，当年是谷牧秉承中央的指示，来跟他对接，问他要多少地？当时拿出个地图来，随便他画。最后他只要了巴掌大一块地，就是现在蛇口三到五平方公里的面积。当时他如果要的话，南山、后海、蛇口全都可以画下来。当时全中国的土地根本是一钱不值，没有这个概念。他说我只是保税区、工业开发区，三五平方公里已经不错了。如果他当时手抖下，圈了一大片，广东尤其是深圳，未来的发展走势可能会与现在完全不同。画下来以后，他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励精图治，按他的说法叫“试管经济”。他想做一个试管婴儿，有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跟全球接轨，拥抱市场化和国际化。其实他还有一个蓬勃的野心，这是他自己流露出来的，也是他后来遭受诟病的地方。他和我说，蛇口的经济再发达，在共和国的经济总量里面也是九牛一毛，所以蛇口应该在政治上进行探索和突破，这才对中国有巨大的意义。因此在蛇口的十五年里，袁庚搞了很多政治上的尝试，民主选举、民主投票、自办报纸、袁庚纳谏等一系列在保守者看来离经叛道的事情。在当时确实是很新鲜，以致于当时中国很多热血青年像当年投奔延安一样地投奔蛇口。袁庚人生最辉煌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却不知道是袁庚所为。1984年，小平来特区考察的时候，袁庚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蛇口的马路边竖了一个标语，就两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引起了保守力量很大的反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污染，是资产阶级的流毒，袁庚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没有想到邓小平看到以后，肯定了这条口号和标语，由此这个口号走向了全中国，推动了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也从某种意义上为蛇口为袁庚加了持，让袁庚在政治上站稳了。但是在我去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1987年，蛇口可谓人心浮动，当时香港的报纸都在大量登载“袁熊大战”，“袁“就是袁庚，时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熊”就是熊秉权，时任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当时两人的矛盾几乎天下皆知。虽然这种摩擦起初不关乎个人恩怨，只是对于改革方向的态度不同，但是随着矛盾愈演愈烈，袁斥熊搞“一言堂”，熊讥袁是“一元（袁）化”，两人几乎难以共存——在我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两个人都向我诉苦，都想积极地影响我。采访完以后我得出一个判断，熊秉权是个干才，作为企业家，作为开发区的官员绝对是一流的。熊秉权认为，既然是开发区，埋头搞好经济发展就完了，千万不要染政治。但袁庚野心勃勃，同时也雄心勃勃，他早说过，蛇口再怎么折腾经济，也是九牛一毛，只有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才对整个中国是最好的帮助，他想搞政治特区，就是他所说的“试管”。我去了以后成为他们之间这场争论的见证者，他们也希望我当调解者，甚至希望他们的观点能被我所采纳，诉诸笔端。当时我33岁，真是很难把握这个事情。现在回头来想，我觉得很自豪，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一路走来，在关乎大局的问题当中没有随风倒，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最后采访了十来天以后，我又憋了十来天，写了一篇稿子，我在文中坚持三个原则：不回避矛盾，不夸大成绩，不就事论事，并且着重从历史的跨度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和描写蛇口，社里也非常重视，时任新华社常务副社长的郭超人同志亲自抓这篇稿子，把它当作中央十三大前的重磅文章，最终定名为《放眼向洋看世界——蛇口启示录》。这篇稿子写好后，就发给了《人民日报》，在当时舆论一律的情况下，重磅的政论文章通常要通过《人民日报》，才能够引起全中国和中央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当时的经济部主任叫艾丰，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记者。艾丰看完这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说了三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句：王志纲同志，这篇报道《人民日报》写不出来；第二句，这篇报道太棒了，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希望出这种报道，一直找不到；第三句，《人民日报》将会隆重推出。没想到十天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变卦了。后来艾丰非常遗憾地告诉我，因为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竞争得非常厉害，《人民日报》当时的主管领导说，新华社的稿子不能发，写的越好越不能发，所以他坚决不发，甚至派记者重新去蛇口采写。被夹在两大阵营中的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将这篇文章给了《瞭望》杂志社和《羊城晚报》。《羊城晚报》在广东地区发行量高达170万，影响非常大，当时《羊城晚报》的值班编委龚志瑾先生，与我算是素昧平生，但他看完稿子后很激动，连夜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他之前是新华社驻深圳记者站的站长，对于深圳和蛇口也非常了解，所以他深知此文的重要性，当即决定用头版头条把这篇文章全文登出，而且还亲自加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编者按：“通讯中运用各种事实，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特区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借助外资实现经济腾飞这条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社会主义中国究竟行不行?”“在为数众多的蛇口报道中，这一篇立论高远，值得一读。”果然，这篇文章在《羊城晚报》发表后，引起一时轰动，袁庚指示《蛇口通讯报》全文转发，《人民日报》那篇精心准备用来打擂台的文章反倒成了牺牲品，默默无闻。这篇文章后来还获得了全国新闻作品一等奖，这个倒无所谓，但也算是对蛇口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做了些贡献。袁庚当时对这篇文章有个颇有意思的评价，他说蛇口开发区这么多年来，所有的报道都是隔靴搔痒，只有这篇报道算是入了门。袁庚这个人说话一向狂傲，我这篇文章得到他“入了门”的评判，我倒是大概了解为什么，因为我深知他在政治上的图谋和雄心，并且隐约地在文中点了出来，当然也不会写得太深，毕竟我代表的是“国社”新华社，但就这样也足以让袁庚欣慰了。通过这次采访我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广州生活，对深圳确实不太了解，这次深入接触后，发现深圳和广东可谓完全不一样：深圳相当于东德西德时期的柏林，二线关就是柏林墙，几乎全中国的人都在奔往深圳，跟深圳没有陌生感、违和感。但如果讲到广州，则觉得广州跟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广州人也很有意思，基本上不把深圳当成自己的本土，一般不去深圳。还有一个，就是同时也发现了深圳和蛇口的矛盾。当时蛇口开发区几乎有半个国家的权力，要什么政策，就能从抽屉里拿出什么文件。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是一级地方行政组织，虽然隶属深圳，但实则是独立王国，中国的政治有“条条”和“块块”之分，省市这条线属于“块块”，部委这条线属于“条条”，就这样经络纵横，打造出来中国的政治生态，在开放前沿的探索中，两条线各自发力，深圳和蛇口就是各自的代表，深圳属于广东省“块块”的领导，蛇口属于交通部“条条”的领导，在地位上两地甚至可以说是平起平坐。蛇口的主要政府领导也是由工业区内部产生，并且拥有一定独立的自治权。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3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10天。关于蛇口的高度自治，坊间流传着很多很有趣、很传奇的故事，第一个就是平安保险的马明哲，江湖上都谣传说他是袁庚的司机。其实是不是司机无所谓，不过他确实在汽车队待过一段时间。平安这家上万亿的金控集团，诞生完全是个偶然。蛇口工业区当时开了一个会，会上有人提出来，因为经常有员工受伤，能不能成立个基金给员工做保障。袁庚同意了，但因为这个事情比较新，很多人不敢接这个活。马明哲说，你们不要给我，我来做。没有想到就在一个曾经被人认为是司机的人手里，做出了一个世界500强，就是现在的中国平安，上万亿的金控集团。招商银行更不用说了，就在小小的一个内部财务公司基础上，在马蔚华他们的手里面，做成了中国很大的一个商业银行。另外还有一个集装箱生产厂，最后成了中集集团的雏形。就像当初袁庚跟我说的一样，本来只要你开口要，整个深圳都给你，就是总理一句话就完了，但袁庚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最后事实证明，蛇口真的成了整个中国很多新兴产业的孵化器。包括任正非当时去蛇口，先是跟老婆过去，他的单位南油也在蛇口，后来南油待不住了，自己就出来在蛇口创业。所以蛇口真是整个中国现代经济，不仅是改革开放的试管，也是现代经济的一个超级孵化器，新观念、新思想、新模具、新产业、新人物的诞生之地。但是当蛇口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功高震主，蛇口和深圳的矛盾，和深圳市委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我旁观了蛇口被深圳兼并和整合，从此消失的整个过程。蛇口、南油、华侨城原来都是属于深圳版图上的化外之地、独立王国，逐渐被“削藩”，一个大的深圳浮出了水面。深圳的一体化，的确为下一步深圳的均衡全面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一个传奇的时代结束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结束了，一个平庸的时代终于开始了。如今的深圳，已经拥有超过1250万人口，在2017年创造了两万多亿元人民币的GDP，和香港的GDP差距缩小至611亿元。甚至有不同的算法认为深圳已经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第一城。但所有的荣光和精彩与蛇口都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回到袁庚，袁庚这个人在人品上，按照熊秉权的说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谓的政治品质不好。政客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袁庚是个政客，是玩政治的高手。所以熊秉权跟他发生矛盾的时候，非常痛苦，采访中熊秉权跟我说：他（袁庚）名气这么大，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不实事求是？他为什么玩手腕？为什么玩政客手段？这是熊秉权感到最痛苦的地方，因为熊秉权是个很实事求是的人，也是一个优秀的执政者。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历朝历代，哪个成功的政治人物不是这样，他们有时只问目的不讲手段。但正是这一点成全了袁庚。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袁庚肯定是会成为一个永恒的人物。他在先行先试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韬略，没有这些手段，他是不能存活的，他需要政治智慧。他存活不了，蛇口就存活不了。事实证明最终蛇口也没存活下去，但是毕竟在他手里坚持了十年，这十年使蛇口成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孵化器，改革开放的一个新思想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一个IP。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袁庚已走，改革仍旧，蛇口已逝，袁庚不朽。《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四十年》

草根大会是由中国著名战略策划机构智纲智库发起创办，依托其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公信力和广泛的政企资源搭建的高端资源整合和交流平台。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结合智纲智库的核心优势，大会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是中国首创、唯一的咨询式大会。大会以“解读未来趋势、解密原创案例、整合跨界资源”为鲜明特色，以“交流、交友、交易”为原则，在众多论坛会议中独树一帜。草根大会——献给不忘初心的开拓者们！2018草根大会·广州丨中国的逻辑“2018年草根大会”王志纲老师主题演讲《中国的逻辑》智纲智库专家团队现场咨询夜郎遗珠，有机锦屏，草根大会上千名企业家共同领略锦屏有机生活梦想2017草根大会·广州丨乱世生机“2017年草根大会”王志纲老师主题演讲《乱世生机》全程高能的头脑盛宴，千人大会现场座无虚席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千人羊肉粉晚宴”

本文根据智纲智库执行总裁、上海中心总经理路虎在智纲会企业家俱乐部中的分享整理而成人人都应有战略思维，但总是少数人才拥有。战略思维既是必需品，又是奢侈品，它代表一个人的层次与格局。领导者如果没有战略思维，则缺乏真正的领导力，只是占在那个位置而已，大家的尊重也只是对交椅的尊重；员工如果没有战略思维，就难以进入一个组织的核心，难以成为未来的领导者与合伙人。你可以成不了战略大家，但是至少要了解有关战略思维的以下三个问题：一、没有战略思维的主要表现是什么？二、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什么？三、战略思维需要哪几项基本修炼？没有战略思维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壹表现一：随波逐流有些人对环境过于敏感、浮躁、投机、跟风，表现为强烈的机会主义，不能拒绝诱惑，没有战略定力，这就是随波逐流的体现。有些老板的耳根子软，太容易受他人影响，这就导致企业这艘船不能坚守主航道，最终难成大器，成为“小老树”——小老树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在树还没长大的时候就开始分杈，边长边分，但舍不得剪掉枝丫，貌似长得很茂盛，最后长不大。这种老板名片上头衔一般印的非常多，某某董事长、某某秘书长之类，其实每个都做的不大，分杈分的太多了。不止企业这样，很多个人也会成为小老树，甚至说绝大多数人都会变成小老树，缺乏长久的坚持，总是受外界的影响不断改变自己的方向。有的人甚至连“小老树”都长不成，整个人生就是无数的“断头公路”。表现二：只顾眼前人总是现实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落袋为安，只注重眼前利益，没有远见，自己还美其名曰为“务实”，其实是格局不行。在创业初期这样还可以，但是如果做到一定规模还如此“务实”，就成了致命伤。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只顾眼前的营业收入与利润，只要有可观的利润就OK，不愿意也不舍得为经营长线的价值而投入。长线是什么？就是眼前看不到收益的事情，比如团队建设、人才孵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如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产品迭代升级等，这些都是不可能偷懒的。比如团队建设，有些土豪认为自己有钱，奔驰开一辆砸一辆，牛奶喝一杯倒一杯，别人给年薪一百万我给两百万，挖人就完事儿了，但这样是绝对不可能真正建好核心团队的，取巧和偷懒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再比如企业核心能力的培育也是一样的道理，都是需要长线思维和持续的大投入才行。创业初期企业能活下来就行，生存才是王道，无所谓战略，然而当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只顾眼前必然导致“路径依赖”，也就是过于依赖现有的发展模式与赚钱方式，不愿意做出实质性的改变，结果错过战略机遇期，不能与时俱进。表现三：叶公好龙有些人的所谓的战略其实只是“口头禅”，表现的很热爱战略，很尊重专业的战略策划，但基本都是夸夸其谈。这种人往往看上去很爱学习，是“听课狂”，甚至是“策划爱好者”，貌似很聪明，满口都是天下大事、前沿理论，然而缺乏真正的智慧。当一个好的战略呈现在其眼前的时候，他反而不以为好，甚至会抱怨“我花这么多钱来找你，你还要我做这么多东西，这么费劲，那我找你还有什么用呢？”这种人认为的好是什么呢？往往是神一样的奇迹，是灵丹妙药，是取巧，追求一夜暴富、一夜成名之类，反正就是不能太费劲。我这种人为了找这些灵丹妙药，为了取巧，到处去学各种新颖奇特的理论、概念，追各种大师，花大价钱去买点子，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走捷径，我们把这样的人总结为贪巧求速，越是热爱这样的“战略”，离战略的本质就越远。战略思维的本质是什么？贰什么是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指对关系事物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进行灵活而主动的谋划。这种谋划是一个分析、判断、预见和决策等动态过程。战略的本质是目的思维、老板思维和权变思维。一、战略思维是目的思维凡事都要先确认大前提，非常清晰的明白主要目的是什么，而不是急于就事论事。具有强大目的思维的人，往往不容易跑题。碰到问题能想明白这究竟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问题发生的前提对不对，这种人的大方向感往往非常好。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慧根”，“慧根”在战略思维里面就体现为“大方向感”。只有找到了这种“大方向感”，才有了坚持的方向。有人大方向感很差，经常跑到岔道去，或者做根本不适合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对某一件事非常热爱，就跟着兴趣走，也有这么一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奉劝大家，切莫轻率地把兴趣当成事业，这是对兴趣和事业的双重灾难，这种人千万不能去创业当老板，尤其不能去当真正的一把手，大方向感差偏偏自己又不知道，还乐于坚持，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撞到南墙才回头，但是往往不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而是在哪里爬起来又在哪里跌倒。一次的失败不可怕，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失败都只是第一次的重复，这就很难办了。二、战略思维是老板思维我概括老板思维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全局。老板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全局，是整体利益，而非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屁股指挥脑袋”，很多人思考问题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从所在的部门利益出发，从小圈层的利益出发，去拼命的争抢，而老板一定要考虑全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是主动，要提前的、主动的去思考和驱动一些事情，去领导一些变革、推动一些变化，领导是使事情发生的人，而不是等待事情发生的人；第三是抓关键。老板考虑问题虽然是全局的，但是在全局性的思考大背景之下，找到关键中必须找到问题的关键，而非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一些优秀员工能像老板一样思考，意味着这个人将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和合伙人，这也是发现未来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考量。有些领导者仅仅是坐在那个位置上而已，离开了位置就什么也不是；而具有老板思维的人，最终不管在哪里都会脱颖而出。有很多成不了大器的人主要误区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把我放在那个位置上，屁股不在那里，那我当然不会考虑老板该想的事情。你给我多少钱，我就打工，干活，不顺心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断跳槽，薪水逐年上涨，然后就觉得自己有点东西，这样的人很多，但往往混一辈子都没有老板思维，最终也难以成为一流的人才，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要自己创业当老板，在大的平台上他们也可以成为内部创业的优秀领导者与合伙人。三、战略思维是权变思维战略是一个系列的、持续的、灵活变通、动态管理的迭代过程。一步到位想个东西，然后根据这个战略去制定计划、一步步执行，管个五年十年，这种战略在工业时代早期的时候还相对可行，现在的时代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不可预见的东西越来越多，僵化的战略思维肯定是走不通的，战略规划不能一成不变。那些自上而下进行的规划越细，看上去好像越认真的战略，越是刻舟求剑。有很多人追求战略的定量化，要把战略目标、手段全部定量出来，越细致越好，其实走到了与战略完全相反的方向，近一百多年，特别是自二战之后到现在，西方出现了大量的管理工具和咨询模型，辅之以各种各样成熟的案例，简直就是铺天盖地。而这类工具一被形而上化，奉若圭臬的去解决问题，就肯定完蛋。对战略的理解，西方的同行们也正在发生变化，突破了早期战略大师们的框架，开始对战略进行动态、灵活的探索。必须保持思维的开放性，不设限，不封闭。而且作为领导者，要敢于自我否定，打破之前的思维定式，和自以为已经很定型的模式、战略，功成名就往往意味着很多的成功经验已经变成了包袱，能不能向自我开炮，这就是权变思维。

“雪地上荡漾着欢声笑语，那是我们的女篮在练兵，当她们苞绽花红之时，辛勤的园丁却不知让命运抛到哪里！”1975年，在贵州的一个小县城里，担任青少年业余体校女子篮球队教练的王志纲，眼前是女孩子们的叽叽喳喳，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平庸岁月。怀着迷茫复杂的心情，他写下一首题为《园丁》的小诗，慨叹命运。此前，他刚从泥瓦匠的行当里脱身而出。在那里，他的同伴不乏劳改犯、强奸犯等形形色色的各路人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借此对底层社会的苦难与情状有了直接的感知。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命运之神的注视下，他此后将经历兰州大学学生、新华社名记者、电视制片人、学术研究者、地产总策划、智库创办人等多种丰富多彩的身份与际遇。兰州大学里，伴随着大漠孤烟、荒凉落日，他反复地研读《资本论》和《毛泽东全集》，这为他日后在南中国多次引领舆论风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名记者下海后，他又幸运地赶上了地产业勃发的时代，这架日夜轰鸣的“造富机器”让他成为这个国家里很多财富神话的幕后推手，却也让他饱览金钱背后，人性的多种复杂面相。转型城市策划，他的客户不乏如今庙堂之上的正国级领导人。这么多年来，不粘锅的性格让他错过不少“机会”，却也换来了安心与安全。如今的他，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岁。他常常望着肩头上压迫着自己、正志得意满的小不点，玩笑涌上心头：自己是不是反该叫他爷爷？这种时候，江湖已远，一路踏浪而行的他，老疲，却又自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管他世间万千事，闲来轻笑两三声。这个中国第一代的“知识网红”，朋友圈里多是些吃喝玩乐，忘情山水之际他也常忆起当年风云激荡的日子。在那首《园丁》小诗落笔十年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一战成名，眼前洞开一个希望无限的新世界。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一扫沉郁之气，转为舞台明星般的骄傲抒怀：“感谢机遇为我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天地，在这个擂台上，我能随时享受到击败对手的胜利喜悦，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弄潮儿！”对于中国脉搏的跳动，他依然保持着敏感的触觉。他每年的大势分析，依然引爆新媒体，从去年的《乱世生机》到今年的《中国的逻辑》，都过了百万阅读量，甚至被中央党校拿去当做参考资料。只是，今日不与旧时同，媒体江湖一片喧嚣背后，其实是一片萧索。但他看的是大局，在他眼中，全球大棋局，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位……访

本文由王志纲老师2018年智纲智库年会上进行的演讲整理而成坐在这里，我就和大家唠唠家常吧。这次年会除了例行的流程外，我们还组织了新员工培训，本来只针对入职一年以内的新兵蛋子开课，没想到各中心报名非常踊跃，几乎除了少数老红军以外，“八路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时期”的老革命都报名了，接近70个人参与了两天三夜密集的、复合型的培训，大家都反馈收获很大。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智慧和理论。智纲智库能够在行业里遥遥领先，就因为我们有一套成熟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公司只能在大时代里随波逐流。我们花巨大的心血和精力来组织培训，就是为了给大家打开理论的大门，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如果你珍惜这次机会并用心学习，就会得到迅速的提高。说庸俗点，这是一次超级福利；说崇高一点，是希望在座的年轻人们，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代的把这份事业继承下去。这是我要说的开场白。今天下午在银湖走了一圈，看着水帘洞，我就想起当时段明（深圳中心总经理）的形象，一个站起来比桌子高不了多少的小姑娘，古灵精怪，段明在下海前很聪明，把老公留在体制内，分了套房子，这也算是“一国两制”最早的践行者（全场笑）。我对路虎（上海中心总经理）的印象也很深，他居然是第一个在深圳买房子的人，不知道他钱怎么来的（全场笑），我当时就在想，路虎这个东北佬太蠢了，一有钱就买房子，还买在关外！现在回头来看，这个老路真是有战略眼光啊。聪明人分两种，一种是谋定而后动，想明白了才动手，还有一种就是先干了再说，事实证明，这种无知者无畏也挺不错。但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路虎和云亮租一间屋子，里面住着几条大汉，卫生环境也不太讲究。回看水帘洞，十多个人挤在麻雀大的地方，头顶的换气扇呼呼的转，这种地方怎么能办公呢？我的办公室相比之下条件还算最好的了，外面的小格子更加拥挤，员工中最受欢迎的是个打字员小姑娘，一帮狂蜂浪蝶整天围着讨好人家。文案写出来后，要交给那个小姑娘打出来，校对后再重新打一遍，效率十分低下。路虎是这群人中第一个买了电脑的，怎么又是路虎？（全场笑）之后陆陆续续大家才用上了电脑，这个家伙的钱是哪里来的？我一直不知道。（全场笑）然而就是在这个逼仄的地方，我们接待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做出了许多大获成功的项目。虽然当时日子苦，但大家都非常乐观，以云亮为代表的同志们，做了一件非常坏的事，就是“老鼠偷油”，几乎偷光了我家里的茅台酒，这还要追溯到98年我们为茅台做策划，当时茅台不太景气，我就和他们的领导层说说“这样吧，你们也比较困难，就不用付钱了，拿茅台酒来当策划费吧”最后拖了一卡车茅台回来，说实话平时我自己不怎么喜欢喝酒，但我们家就像公共码头一样人来人往，以云亮为代表，撺掇着路虎，天天来偷酒。等到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偷掉三分之二了，最后只留下三五箱三十年老茅台，那些酒现在要是保留下来至少值一千万，所以记住啊，你们喝掉了我的一千万（全场笑）。王志纲老师、云亮、路虎参观茅台耗资一个亿修建的茅台酒博物馆路虎当初的酒量吓我一跳，在茅台项目汇报完毕的时候，茅台上下群情振奋，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阵，摆开盛宴拿出好酒来招待我们，席间不停的推杯换盏，估计路虎和云亮一人至少喝了一斤，这两个家伙还没喝够，晚上跑到茅台镇上挨家挨户敲门找酒喝，最后搞到了几瓶啤酒，回忆起来真是岁月如歌啊。今天告诉大家个好消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智纲生活的于总用那些没被偷的三十年老茅台，勾兑出了超茅酒，这是一种情怀、一段故事，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地品尝我们的超茅酒！能喝尽量的喝，人生得意须尽欢，看谁能超过当年的云亮和路虎。（全场笑）那是一段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艰难岁月，但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候加班是常态，天天晚上灯火通明，但大家非常快乐。现在回想起来，从水帘洞时期开始，王志纲工作室就注入了幸福的因子。幸福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就是选择合适的职业，判断标准有三点，一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二做自己有感觉的事，三坚定不移的干下去。成功是顺带的结果，不成功也问心无愧。在水帘洞里印象最深的会面，就是见龙湖集团吴亚军两口子，她给我手写的信现在还保存着。经此一役，我发现人的成功有其必然的因素，当时的吴亚军还是一个只有两千万身家的重庆丫头，但就已经开始琢磨战略问题了。这封信大意有三：一是在北京听了我的演讲，非常激动；第二就是务必要来拜访我，不为别的，就是要来买明天；第三是这些钱打水漂了也无所谓，希望和王志纲工作室共同探索，怎么把龙湖打造成为百年老店？1998年，王志纲与吴亚军实地调研见吴亚军是我人生第一次谈正规的合同，知识分子的习气一直伴随我到现在，当时觉得君子不言利，一提到钱，舌头就打结。平时谈项目，想好的10万，一开口就变成6万了（全场笑），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当时云亮和成都市政府谈合作的时候，他问收我多少钱，我心想着150万，但是又怕喊出去被拒绝，项目就黄了，后来就改成80万，谁知道人家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云亮急的和我跳脚：“哎呀！早知道人家答应的这么爽快，150万不就完了嘛！”后面的项目全部按照80万来谈的，也算是设定了标准。不过事后来看，也正是因为我们身上那种知识分子的耿介和率直，为我们开启了新的时代。话题回来，当时和吴亚军谈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等着我的报价，那天我算是前所未有的憋足了劲，“200万！”那也是我第一次喊出两百万，当时的两百万和现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吴亚军自己的身家也才两千万。但这时候就看出气魄来了，吴亚军和老公对视了一下，一个字“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这对我也是个挑战，日后我再谈收费五百万、一千万也不会发憷了，当然现在也不用我喊了。也是从那时候起，建立了工作室的文化，我们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水帘洞纪元第二年的时候，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很多故事书里都有，就不说了。对我启发最大的，就是我开始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底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形成理论和思想，老毛说：没有思想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别人的。2018年智纲智库深圳银湖年会，王老师和水帘洞时期元老们合影回顾历史，恒星与流星闪耀夜空，很多人光芒万丈，但却转瞬即逝。二十四年前和我一起出发的人，回头看很多已经不知所踪，徒留一地鸡毛。我们不敢自称恒星，但总算是还在朝当初的方向前进，我们常用常新、看家立命的法宝是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二十年前我起草的工作室十诫：1我们既是公司也不是公司这条理论提出于当时的大环境，但现在依旧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很多知识分子都在考虑如何赤裸裸的挣钱，上市圈钱也好，变现也罢，但凡挣钱的门路都生冷不忌。我们创业初期也面临着这个问题，下海的时候多少诱惑扑面而来。我们都知道，出售智慧，出售思想，做咨询是发不了横财的，我们帮助很多人发家，但是自己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很多人和我说“王老师啊，我们跟什么都可以过意不去，但是不能和钱过意不去。”我就对他讲了这个故事。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首富找我合作，我应邀去了他的企业。没想到他的抠门简直难以想象，公司里只有一个厕所，钥匙还在他包里，公司高管想要上厕所还得跑到对面的公厕。第一次谈的时候他就说“王老师啊，你是策划行业的领军人物，我是中国首富，咱们这强强联合可是不得了，所以收费打五折行不行？”我还没开口谈价钱，他就开始坐地还钱了，我感觉浑身不自在，所以后来坚决不和他合作，很多人给我做思想工作，说机会难得。但我坚决反对，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价值最大化，大家一定要记住，工作室的人出去，没有必要为了钱低头。我们年会分享的成功案例，并不挑挣钱最多的，而是要挑最有价值的，二十多年来智纲智库的传统就是从不下指标，不以挣钱多少论英雄，而是要比谁能够做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案例。2礼治君子，法治小人，无为而治治圣人这条理论源自一次次的灾难，叛变和颠覆得出的血的教训。如今“办黄埔”已经成为了智纲智库的特色，智库的人才观就是着眼于长远而非眼前，我们用很多精力来培养大家成为革命的同道人，一起走的更远。即使你离开了，带着工作室所学，也能走得顺、走得稳。之前我们可不是这样，用的基本都是身怀绝技带艺投师的人，今天旧地重游，就和过电影一样，一幕幕画面在我眼前闪过，波澜壮阔的江湖奇侠传仿佛在我面前上演。当时从社会上招的人确实有本事，但是江湖气也很浓，有一个潮州佬，是华杉的师兄，是中国最早市场化的那批人，他们起初在珠海混社会，和希特勒啤酒馆暴动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甚至不知道下一碗饭在哪里，但都对明天充满希望；他们一个个穷困潦倒，他们一个个野心勃勃；花五分钱买一罐马上要变馊的啤酒，在啤酒馆里就开始讨论国家大事，唇枪舌剑；晚上十二点打烊后，就找个老乡家寄宿，全部家当就是一件皱巴巴的西服，十几个人在地板上和衣而睡，第二天打理一下就又出来闯荡了，就这样漂在江湖上学了不少本事，也沾染了很多江湖气。这个潮州佬来了后，干得不错，直到有一次我派他到福建去做项目，当天深夜，那个福建老板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务必要和我汇报一件事：“你们派来的这个总监，饭桌上东拉西扯的聊半天，最后落脚到这么几句话，你们找王志纲工作室收费这么高，最后干活的还是我们。你拿五分之一的钱给我，我全力以赴的帮你！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潮州人犯了个天大的忌讳，他自己还没意识到，那就是天下的老板一般黑，老板和老板才是一条战壕的人。1999年王志纲工作室金业花园年会这样类似的事情，在那个年代时有发生，

“智纲智库草根大会”作为中国首创的现场咨询式大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在今年“智纲智库2018（春季）草根大会”现场咨询环节上，从业经历十五年以上的战略咨询专家们悉数登场，乘学于上，启术于下，运道于中，为观众现场解答时下政企最关心的热门话题，奉献了一场长达3个小时的精神盛宴。上一期“现场咨询问题集锦”回答了特色小镇、土地改革、乡村振兴、资源整合、精准扶贫、找魂等问题，这一期又有哪些精华呢？下文为您揭晓！（本文通过速记稿整理而成，与现场问答略有出入）1人工智能主持人：近年来我们每天都在被人工智能的新闻所包围，但是人工智能是不是只是一种科学技术，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惊喜？智纲智库你们在人工智能这方面有哪些研究的探索，这个问题刚好问到点子上了，我们深圳公司正在给重庆高新区做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城市的课题，进行了非常深刻的一些研究，我们把话筒交给深圳中心的周东春周总来解读人工智能的问题，掌声有请！

“智纲智库草根大会”作为中国首创的现场咨询式大会，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在今年“智纲智库2018（春季）草根大会”现场咨询环节上，从业经历十五年以上的战略咨询专家们悉数登场，乘学于上，启术于下，运道于中，为观众现场解答时下政企最关心的热门话题，奉献了一场长达3个小时的精神盛宴。小编现将精华问题整理成文，以飨读者。（本文通过速记稿整理而成，与现场问答略有出入）1特色小镇主持人：杨镇宇

1978年，習仲勋同志在被审查、关押和监护了将近20年以后，终于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第一站来到了广东。在他任上，广东出现了规模最庞大的一次逃港潮。这对于刚从幽闭中出来的他来说，是不曾经历过的事情。

这么多年来，我走南闯北，见过官至公卿的显贵，也见过富甲天下的豪商，这些人大都前呼后拥，一呼百应，更有甚者，私人飞机一买就是两架，不可谓不富贵。但在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官员老板们大多行色匆匆，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熟悉以后，他们都会和我说：“你太幸福了”，我就很奇怪的问他们：“你们官当得很大，钱挣得很多。各种人逢迎围绕，私家飞机都有两三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们占尽功名利禄，搅动一界风云，怎么会羡慕我呢？”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羡慕的并非我本人，而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不为钱所役、不为时所役、不为人所役的状态。穷尽一生，每个人都奔跑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但是幸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有些人一辈子都奔着财富榜上的排名去了，有些人则奔着官场上的座次去了，还有些人像“竹林七贤”一样过着闲散的日子，时而抨击世俗，时而癫狂作态，最后却像伯夷、叔齐一样，差点连锅都揭不开。有权、有钱、有时间，哪个才是幸福的标准呢？我认为，其实幸福的标准是三个自由：财务自由、时间自由和灵魂自由。财务自由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都传承着一个基调，无论儒道释，在这一件事上口径相同，无非是“名利惊人不过大梦一场，安贫乐道才是义之所在”云云，仿佛这才是政治正确。但是人的欲望终究难以阻遏，“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月，王老师在深圳中国首届⼟地博览会上对外发布了智纲智库有关于“城市运营和城市运营商”的观点，讲述了城市运营商与房地产开发商的不同点。城市运营商的概念，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再次引起巨大的地震。同年

王志纲，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王志纲工作室）创始人。中国本土战略咨询的开创者和领军人物，对中国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民间学者与意见领袖，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智囊。

通过产能外输为经济增长寻找新动力。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已大规模释放，“一带一路”为国内难以消化的产能提供了一个出口，特别是依靠自身世界一流的基建能力为成员国修建交通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临死前他还从病床上最后一次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道：“有一个新的地方等着我去发现”，接着他躺下，翻过身子，永远地沉睡了下去。伴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时代结束了。印度或者说属于印度人的一抹高尚永远消失了。

有些人说印度是早有预谋的，但我读了那些文章，都不太准确。我认为印度这次挑衅中国，既是莫迪他们蓄谋已久的行动，背后肯定有惊天的大阴谋，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也是印度对中国的实力和决心的一次狂妄自大的误判。

长白山国际度假区，这也是我们一手帮着做起来的。今天王健林和万达已经成了全中国热议的话题，甚至很多自媒体为了博眼球和点击率，基本上把王健林说的明天要倒了一样，其实这些都是痴人说梦，外行说话。

小镇包括智能制造研发、国际工业设计、O2O装备展销、企业加速与示范等板块。产业定位是做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以智能智造核心，聚焦智能制造装备、3D打印、机器人等，为整个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服务。

硅谷，是一种精神，一种形式，一种趋势。从北京到杭州，从贵阳到深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中国人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性格，中国的机制孕育出四片各具特色的创新孵化温床，逐渐形成巨大的影响力。

八月初，智纲智库将在北京举办首届“全域旅游和特色小镇资源对接大会”，届时不仅有智纲智库价值百万的成功案例揭秘，更有深度“交流、交友、交易”的环节，而这次，我们将以“交易”为活动的目的。

时下，特色小镇如火如荼。然而环顾神州，成功的特色小镇并不多，绝大多数的特色小镇，如同一哄而上的精子，还狂奔在寻找受精卵的路上。特色小镇是个风口，也是个大坑。不久的将来可能是哀鸿遍野、一地鸡毛。

在资金方面，我们每个小镇都有定向的产业引导基金，这些产业引导基金都是根据产业的需求去定向设计的一些基金，同时我们也可以跟政府一道去探讨，争取更多的有利政策和扶持，从而支持到整个企业的发展和日常运营。

全域旅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编者节选整理了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荔波县委书记尹德俊先生部分演讲内容，与关心“全域旅游究竟做什么？怎么做？”的朋友们分享。

暗杀事件的另一条线索发展，就是日前闹得轰轰烈烈的韩国萨德事件。韩国本来采取的是平衡策略，经济上靠中国，军事上靠美国。15年中国阅兵，韩国总统朴槿惠是少有的几个来华参加仪式的西方阵营首脑之一。

所以，从现在开始，全世界的军事基地都要收“保护费”，然后彻底退出TPP。TPP花了奥巴马和希拉里很大的功夫，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的，里面的超级推手就是安倍。可是特朗普上来以后不干了，马上宣布解散。

指出中国虽然身处乱世，但具备着异于其他经济体的文化优势、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中国建国以来所遇到坎之所以能够迈过去，都是在危机相逼之下所实现的。正所谓“逼出来的改革，摸出来的市场，放出来的活力”。

在今天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当初跟投敌叛变完全是一回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书记的最后一句话：“问题非常严重，念你是第一次犯，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我马上问旁边的人，什么叫“下不为例”。（全场大笑）

纵观历史，但凡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崛起都离不开企业家的支撑。世界上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们，都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常青树，他们都是“革命人永远年轻”，他们都是“终身制”，要用毕生去实现理想。

在中国要想当排头兵可不是那么简单，像许总这样的广东人，大学毕业以后，专门做精工制造，到了北方几十年成了一间科研研究所的所长，又回到老家扎根在这个地方，最后才在制造业特别是尖端的精工制造上独拔头筹。

咨询公司从“战略策划”到“战略孵化”的服务升级，就好比我们去医院看中医，好的老中医不仅能把握病情“开好方子”，还能给病人“抓药熬汤”，二者之间的目的其实都是一个：解决客户痛点！

刚才给大家讲过，我是一个生活家、旅行家，我认为：生命不是比长度，更重要的是比宽度；有限的生命要享受无限的生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重复。我几乎走遍了全世界，行万里路的过程中，我依然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目前，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万峰林机场）已经开通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等地的直飞航班。

如果A国能生产各种高科技尖端设备，高科技往往是最难得到但又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需要的，那么其他国家不管A国汇率有多高都必须去购买A国高科技尖端产品，甚至可能用海量的本国货币去兑换A国货币把东西买回来。

结束了万峰林风景区的观光，摄影组来到马岭河大峡谷探险。马岭河峡谷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境内，集雄、奇、险、秀为一体，东北距贵阳334公里，西距昆明321公里，总面积344平方公里。

我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话传得很广，“我们是火箭送卫星上轨道”，十五年前我就说过这句话。哪个火箭把卫星送上太空之后还抱着卫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轨道上运转的？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务就是自动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