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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 | 江西的格局
把时间尺度拉长到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来看，江西兴衰的核心原因只有一条——格局之变......
游历中国多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东、西之别。
纵观中国，凡是和“东”相关的，不管是山东还是广东，乃至广义上的东部诸省市，其发展态势大多如旭日东升，朝气蓬勃。反观“西”路军，如陕西、 山西、广西、江西，乃至广义上的大西部，总给人以“古道西风瘦马”的萧条之感。
其中，“西”路军又以陕西、山西二省最为典型。两省均横跨东、西，山西的“河东”时代和陕西的“关东”时代，可以说是各自最为辉煌之时。
自打改换门庭到了“西”边，气运也随之衰减。
一字之差，云泥之别，让人不由感慨仿佛真有宿命一说。
在这场东、西对比中，最尴尬的参与者莫过于江西，明明位于东部，却挂了“西”字头。周边兄弟省份龙腾虎跃，江西却失落得突然、彻底。
比不过沿海诸强也就罢了，江西和湖南间的对比也让人心碎：古代的湖南如堕漫漫长夜，无足轻重，到了近代却风起云涌，引领百年风流；江西尽管在历史上家世显赫、俊彦辈出，却于近代百余年间快速退化成透明省份，浮沉升降之间，令所有江西人痛心疾首。
这种剧烈反差带来的失落，直接表现为渴望外界的认同与证明。2019 年以来我写了一系列地域文章，文末常有读者留言，希望写一下自己的家乡，其中以江西呼声为最。
这显然不是偶然现象，锲而不舍的呼吁中也暗藏了江西失落已久的自我定位。时代的潮水涨而复退，这片有着辉煌过去的赣鄱大地，要如何找回昔日的荣光？
其实我也算半个江西人，从小到大对江西的感情都很特别。江西作为南中国的人文高地，历代都有着大规模迁出的传统。
近填湖广、远走云贵川的江西移民，不仅影响了西南区域的人文版图，也改写了我的家族史。
根据族谱记载，我们这一支就是从江西一路迁徙至贵州北部开枝散叶的。因此，但凡填写籍贯，我填的总是江西，聊表乡情。
这么多年来从事咨询策划行业，我几乎跑遍了江西的所有地市，也和许多主政一方的江西籍官员、闯荡江湖的江西籍老板打过交道，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到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来看，江西崛起与衰落的核心原因只有一条——格局之变。
想要解读江西的格局之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格局”。
“格局”一词最初来源于相术，即命格、命局，成格成局则大富大贵，破格破局则非贫即夭。
随着语境的发展，“格局”一词逐渐被赋予更多内涵，用来形容个体，讲的是能得人、能容人、不负人的超凡气度。
用来形容区域，则要把“格”“局”分开看，“局”乃“时局”，即全局形势，譬如一个庞大的“铁路网”；“格”乃“位格”，是“局”中的一个个“站点”，其中有些站是枢纽，有些站是中转站，有些站濒临废弃，有些站则是无足轻重的点缀。
通常来说，“位格”是可测度、易观察的。金角银边草肚皮，沿海沿江沿边，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些标志性的地缘特征如同框架，把天下九州按“位格”归纳。
相对于“位格”的稳定，“时局”更趋向于大象无形。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时局”的变迁深刻影响着“格”的兴衰。
受“时局”青睐者，往往能大放异彩；一旦与“时局”错位，只能落得边缘化的下场。
更通俗来讲，格局之变其实就是一场天、地、人之间的博弈。地利亘古长存，天时浩浩汤汤，与地方化育的人文风俗相交融，共同主导了区域发展的走向。这点在江西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
关于江西所处“位格”的论述，作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所作《滕王阁序》的开篇堪称精妙：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前四句不用多说，所谓“三江”指湖北汉江、湖南湘江、江西赣江这三大长江支流，“五湖”则泛指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浙一带的水乡泽国，“蛮荆”与“瓯越”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指楚地和吴地，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江西横接吴楚的地缘特征。
“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这两句形成于不同时期的描述，共同构成了江西的“位格”。
江西的“位格”除了以上特点之外，还有着极强的稳定性。打开地图可以发现，江西除了北部鄱阳湖平原地区连通长江中下游平原外，东、南、西三面都有连绵的山脉与邻省分界，像一个口袋状的大盆地。
同时，这些山脉并非彻底壅塞，其间零星分布的狭道和隘口，也给江西保留了向外沟通的渠道。这种相对封闭性的地理特征，导致江西整体都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地缘稳定性。
在中国古代，政区的划分既要满足中央王朝行政管理的需要，也要服务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山川形便、犬牙交错这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应运而生。
山川形便的意思是，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犬牙交错则是指，把一个地理单元区域分置于两个行政区，或者将山川河流阻隔的两个区域硬糅到同一个行政区内，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凭借大山大川的阻隔形成割据。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江西地区的行政范围几乎始终严格遵守山川形便的原则。
从汉朝的“豫章郡”到当下的“江西省”，时隔两千多年，疆域居然大体重合，这也使得其“位格”长期保持了稳定。
因此，江西的兴衰，主要还是和“时局”有关。
江西真正入“局”，始于秦、汉。
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来看，江西地区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但其发展水平与中原差距极大。
此外，这里水网密布、地形复杂，又属于百越之地，与中原地区文化特征迥异。
春秋时期，这里处于吴、越、楚争霸的交界地带，各诸侯国都选择以羁縻的形式实现表面上的统治。
尤其是今江西南部赣州地区，因往来成本太高，楚王连赋税都懒得收，那里偶尔送点当地的新奇特产充当贡品即可，可以说是长期处于蛮荒状态。
秦征百越是江西地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契机。刚健昂扬、视开疆拓土为昭昭天命的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后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南方。
赣南是继续向南征战的战略要地，大军于此集结，分五路征伐岭南。江西省境的轮廓，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才隐约显现出来的。
秦朝二世而亡，刘邦在垓下取得楚汉争霸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派大将灌婴率兵平定江南的“吴、豫章、会稽郡”。
灌婴渡江南下后，在一片草泽中开辟荒地，修筑灌婴城以“昌大南疆”——这也是“南昌”的由来。
以南昌为郡治的豫章郡也随之设立，赣鄱大地被正式纳入了中原文明的版图。
即便已经入“局”，终汉一朝，豫章只算是一个“边鄙小郡”，寂寂无声，既少封将拜相之达官，亦乏读经立说之雅士，呈现出人文落后之局面。
前两年发掘的西汉初期的海昏侯墓（海昏是豫章郡一县名）纵然繁华奢靡，但更从侧面说明，对于政治、经济中心完全在北方的西汉帝国而言，江西算是一个安置政治失败者的边缘之地。
唯有柴桑（今九江）得地利之厚，开风气之先，在三国时期作为东吴的江防要塞火了一把。
除此而外，今江西其余地区依旧无足轻重，只能算是提供钱粮、人丁的属地而已。
这样的尴尬处境一直持续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江西终于迎来了时局的第二次垂青——“衣冠南渡”。
从上古至西晋末年，北方——尤其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汉文化核心地带，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南方。
这种格局在晋怀帝永嘉年间初步改变。由于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晋朝从洛阳迁都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即所谓的“衣冠南渡”。
内地士民相率南徙，大致从晋、豫等中原地区迁至鄂、皖、赣长江两岸，远者抵达赣江流域。
自此之后，由于战乱、饥荒和王权更换的原因，中原地区的人民陆续辗转南迁。
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后，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并融入南方各省，经过千年演化，最终逐渐形成一支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文化形态的汉族民系——客家。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客家选择江西作为中转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客家迁徙的主要动因，并非开疆拓土，而是躲避战乱，所以，沿水路而下的中原士民，刻意寻找能够远离战争的、交通阻隔的边缘地区。
同时，为了避免在未站稳脚跟之前与原住民发生新的冲突，他们干脆躲到了无人生活的山区或官家难至的行政交界地带。
可以说，客家迁徙是一个主动寻求边缘化的过程，而江西恰好符合这一特征。
今天被称为客家故乡的赣南地区，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西与湖南郴州隔山对望，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叠嶂的群山使它与周边地区分割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又有助于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独特的民系个性。
相辅相成，在江西的发展过程中，客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孵化作用。世家大姓入赣，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技术、工具和文化，也带来了开发山区所需要的劳动力，加速了江西的开发进程。
同时，相较于先前定都北方的全国性政权，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偏居南隅，使得江西从边缘小郡一跃成为军事要冲、经济重地，地位大为提高，为其日后的盛况打下基础。
江西步入盛局，始于宋、明。
唐高宗上元三年（676 年），王勃在路过 洪州（今江西南昌）时，写下轰动文坛、流传千古的佳作《滕王阁序》，其中对江西极尽溢美之词：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赞美的辞章与其说是对当时江西情况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对几百年后的江西的预言。
宋、明年间，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江西地区，经济富庶、文教发达，尤以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姜夔、汤显祖……无一不是闻名天下的文坛巨子。这一连串名字，不仅是江西文学史的主角，也是中国文学史的主角，至今仍让人生发高山仰止之情。
在名家大师如过江之鲫的背后，是江西文人士子作为集体呈现的精彩演出。在明初建文二年（1400年）、永乐二年（1404 年）的殿试中，江西人不仅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
这种某个地区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还曾引发过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南北榜之争”，其背后固然是北方人对于南方人垄断科举的不满，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标志着江西人才之盛到达了顶峰。
在江西内部，以吉安为代表的“庐陵文化”（吉安为庐陵府治）、以抚州为代表的“临川文化”（临川为抚州府治）堪称两大支柱。
吉安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慷慨赴死、仗义死节的文天祥正是吉安人。
“三千进士”并非虚数：从唐至清，吉安地区前后出了三千多名进士，其中有二十一名状元。明朝年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进士三千多名，吉安一府的竟然将近三分之一，超过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与江浙相比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形成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至于另一个才子之乡抚州，虽然在数量上不如吉安，但在质量上可谓领袖群伦。两晏、曾巩、王安石、陆九渊、汤显祖都是抚州人，“临川之笔”光芒万丈，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然高峰。
除了在文坛独领风骚外，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江西均诞生了一批独领风骚或颇有建树的人物或群体。
从商业角度来看，晋走黄河，徽走长江，江西走南方—— 自明清以来，江西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称雄一时。
江西行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包括八闽两广、荆楚川蜀、幽燕关陕。我在全国各地考察，经常看到万寿宫旧址（万寿宫最初建于东晋，为道教宫观，在今江西南昌），也就是当年的“江西会馆”。遍布全国和海外的一千五百多个大大小小的万寿宫，就是当年江西帮经济版图的最好证明。
从思想层面上看，号称“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虽是湖南人，但一生都与江西密切相关；“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亦是江西人。理学、心学作为儒学的第三、四个高峰在江西崛起，引导了国人千年心智。
在佛、道二教的发展历程中，江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部中国禅宗史，江西占了大半篇章。
南朝宋末创立的禅宗，在唐高宗时传至慧能、神秀，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缓慢传播；但一直到后来的马祖到江西传出“洪州宗”一脉，禅宗才真正“一花开五叶”，从而走向真正的全盛时期。
五家七宗几乎全在江西修行开悟，开山接众，他们开创的祖庭至今还留有许多文物胜迹。当今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佛徒如果要来中国拜谒祖庭，舍江西几无去处。
同时，道教在江西延续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道统传承，三清山、龙虎山、灵山、麻姑山等名山洞天众多，江西虽然不是道家祖庭，但堪称道缘深远。
江西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本质上离不开自东晋开始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
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转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从这个角度说，宋、明时期江西的繁荣，实际上是汉、唐时代中原文明的再生与复兴。
相比于同样受文明南迁之风惠及的南方诸省，江西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处中国交通大十字的交叉处。
纵向来看，如果说京杭大运河纵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通了中原（华北）政治中心、江南，那么自从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梅关驿道（今梅关古道）在唐玄宗时兴修完成后，“长江 - 赣江 - 大庾岭 - 珠江 - 广州”这条通道就连接了经济高度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
横向来看，江西处在长江中游，连接东西。三者共同构成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唐代以降，在陆路交通不便、水运当道的古代社会，这条大动脉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由中原、江南进入岭南，还是岭南商人、学子北上，今江西都是必经之路。
来自岭南的货物从广州沿北江北上，过了大庾岭梅关，就可以沿赣江北上直通长江，顺江而下，最终由镇江进入京杭大运河。
那时，岭南货物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赣江水面上舟楫如云，络绎不绝。
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沿线孕育了杭州、苏州、扬州、淮安等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那么赣江沿线的江西城市地位也不遑多让，赣州 - 吉安 - 樟树 - 南昌 - 九江成为当时全国非常重要的城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江西由此步入全盛。
2018 年，智纲智库接受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的委托，进行南雄城市发展策划。
作为从江西翻过大庾岭到达岭南的第一站，南雄也是梅关古道上的重要节点。走在这条古道上，不由让人触景生情。这狭窄的古道竟是一条火了一千多年的黄金大道，马蹄声声，行人如织，其中有官员，有读书人，有商贾，有士兵，有农民轿夫，吆喝声此起彼伏……
直到近代工业化和殖民主义的浪潮掀起，中国经济版图发生剧烈变化，梅关古道上熙熙攘攘的商旅才骤然不见了踪影，几乎同时，江西的枢纽地位随之旁落，步入了急速衰退的危局。
经历宋、明六百年风流之后，江西在清代明显开始后劲不足，所幸底蕴深厚，还足以支撑。直到随着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降临，江西如同一个有着悠久传承的耕读世家，在工业时代宣告黯然落幕。
关于江西的衰落，很多人认为与太平天国之乱有关。太平军与湘军两军反复交战十余年，江西正是主要战场之一。
经此一役，江西的社会、经济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城乡残破、田地荒废、民户流散、财力匮乏，从而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但是，在我看来，太平天国战乱属于偶发事件，并非事关方向性、全局性的挑战。
同样受灾严重，江浙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而江西却从此一蹶不振，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江西衰落之罪魁祸首。
透过现象看本质，江西在近现代遭遇的发展困局，有着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发展日趋失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域差距不仅未见缩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当然，这再也正常不过，齐头并进本来就只是空想。
区域发展失衡的真正原因，并非世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东西差距、南北差距，而在于“格”与“局”之间的顺应与错位。
江西真正的问题在于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双重错位。
从客观上而言，江西在近代被抛离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经济发展主轴线的重要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江西在宋、明年间之所以能纵横天下，正是因为它位于“北京 - 大运河 - 长江 - 赣江 - 大庾岭 - 珠江 - 广州”这条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上。
近代以来，这条主轴线迅速旁落，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条。
首先是沿海线，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到广东，这六个地方的经济总和，占据了中国的一半。
另一条轴线是沿长江经济带，从上海、武汉、重庆到成都，一系列沿长江城市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第三条轴线就是沿“京广铁路”城市带，如石家庄、 郑州、长沙等。
除沿海、沿江、沿线这三大轴线上的少数城市外，广大内陆省份普遍存在发展滞后的现象。
寥寥几个集全省之力打造的区域型中心城市，也同样面临动力不足的问题。
1840 年鸦片战争后，随着上海开埠与商路变迁，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此外，后来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全国的内外商货流通改道。由此，原本的“大运河 - 长江 - 赣江”轴线被迅速废弃。
这对整条轴线的区域发展都是致命的打击，杭州、苏州相对影响较小，扬州、淮安等传统运河沿线城市只好黯然退场，另一个受影响严重的区域就是江西，由江西至广东的传统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
尽管不久江西九江也被辟为通商口岸，现代化、工业化浪潮得以从长江逐步侵入江西内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道的改变反映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改变、中国对世界开放程度的变化，带来的是中国经济中心与经济格局的改变，对整个赣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沿海、沿江轴线的发展已经让江西感到大势旁落，近代以来铁路交通的崛起更让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转。
1906 年动工、1936 年筑成的“粤汉铁路”（“京广铁路”的南段），自武汉南下之后转向西南，跨越湖南全省，沿线迅速形成一条工矿业城市带，对湖南经济发展帮助巨大。
湖南的一些大城市如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等，皆是“粤汉铁路”沿线的城市。
反观江西，虽早早修建了“南浔铁路”，但只限于长江鄱阳湖一隅，对全省的带动并不强。
20 世纪 30年代修建的“浙赣铁路”，所涉及范围也只限于赣北、赣中。广大的赣南地区，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因“京九铁路”的修建感受到轨道交通的便捷。
时代不等人，在因铁路错过的这些年里，多少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发生，而江西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等待衰落的必然命运。
客观来说，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旁落导致的衰落实非人力所能改变，江西的命运带有某种“格局”之上的必然性。
但是，从主观来看，在新思想、新理念于华夏大地上如春潮般涌起之际，江西人因循守旧、抱朴守拙的区域性格，使他们难以抓住机遇，甚至扼杀了机遇的萌生。
费正清曾说过：“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
这句话用在江西人身上再合适不过。江西固有丰厚文化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式，是它落后时代潮流的更深刻内因。
江西的地理“格局”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特征。
江西虽然位于南北交汇的枢纽，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盆地，有着非常典型的农耕文明气质：在低调温和的同时保守谨慎，在精打细算的同时瞻前顾后，在朴实热情的同时缺乏锐气与创新，小富即安、缺乏拼劲的“盆地”意识强烈。
因此，尽管江西在历史上文化昌明、商贸发达，但无论是文坛还是商界都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农业文明的普遍世俗化与泛化的深刻影响。
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而言，宋、明两代的科举之盛，造就了江西发达的文教传统。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这句广泛流传于江西的朴实家训，生动地诠释了江西耕读传家的民风。
19 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从欧洲传导向全世界，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
中国仍然保持着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与机械化大工业浪潮发生了剧烈碰撞，时代主题已经转向“救亡图存”。
然而，科举是江西传统的优势项目，江西士子们当然不愿意放弃。
彼时的江西，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被太平天国耽误十余年的江西士子们，正在用尽浑身解数，朝奄奄一息的科举发起最后冲击。
那些精于“四书五经”和考据辞章的传统读书人们，在坚船利炮面前一筹莫展，对“奇技淫巧”的西学也一无所知。
在这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下，他们只好慢慢落伍。
江西商帮与知识界的衰落同步。尽管它在历史上被称为与徽商、晋商齐名的全国三大商帮之一，但与坐拥巨资、富比王侯的徽商，以及经营票号的金融巨头晋商相比，江西商帮的生意特点就是做不大。
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大商人和小商人的算账方式完全不同，想要实现由小到大的蜕变实在是千难万难。
以贩卖本地土特产起家的、精打细算的江西商人，只好长期在小生意中打转。
明代张瀚的《松窗梦语·百工记》中曾记载：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
其中，“江右”即江西。江西商人除了资本分散、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之外，更多是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即所谓“百工技艺”。
“百工”就是一些有手艺的小商小贩，诸如做糖人的、补瓷器的、冶铁铸器的，较上档次的是一些瓷器商、茶商、纸商和书商。
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方式，创造了江西商人在小农和自然经济时代的辉煌。
然而，江西商人在工业化时代却快速落伍。
行文至此，再度审视江西的“格局”，不由让人遗憾：人生如行路，乱世如渡河，有人踏浪而行，有人半渡而击，也有人逡巡不前。
尽管地利仍在，但天时已去、人和不彰，主客观两方面均与时局严重背离的江西，陷入停滞也成了必然的宿命。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
历史总会时不时开一下否极泰来的玩笑。
封闭落后的江西，因其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在烽火满神州的年代，反而成为革命的高地，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当时全国革命的制高点。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中国革命第一枪，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定都瑞金。
江西可以说是中共的“创业基地”，党史、军史、革命史、共和国创建史都从这里开始。
井冈山（属于罗霄山脉万洋山北段）上红旗不倒，极大地鼓舞了各地革命力量的斗志。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近代史上的江西，蒋经国曾在这里建设新赣南，国共两党名人要人曾频繁登临庐山，邓小平曾在这里思考改革开放理论模式……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曾于此上演。
可以说，江西影响了不止一波国家战略。
但是，随着政局愈发稳定，经济建设重新成为时代的主航道，江西面临的迷茫却依旧未解决。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江西也迎来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封闭的地形、落后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长期居于中部六省的末流，经济总量仅高于山西。
作为全省门面的省会，南昌也不太好拿得出手。
在中部六省各省会中，南昌的 GDP 仅高于山西省会太原。
从产业角度而言，南昌除了光伏产业有些起色，航空制造业还算凑合，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电子产业、纺织产业以外，根本没有成规模的大型工业。
南昌的电子产业、纺织业缺乏竞争力，尚且撑不起南昌的发展，更别提带动江西全省了；而航空制造业仰仗的昌飞，同西飞、沈飞、成飞相比也相形见绌，难以望其项背。
江西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
江西的第二大城市赣州，素有“稀土王国”的称号，稀土资源丰富，而且正在发展较完整的产业链，然而，有这样一张好牌在手，却没有打出优势。赣州在全国的城市排更是百名开外。
江西的产业结构不完善，教育资源同样稀缺。江西全省只有一所 211 高校，即南昌大学；反观合肥、武汉、长沙等周边中部省会，都是优质高校的聚集地，集中的教育资源带来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科研资源。
这也使得江西的发展缺乏原动力。
更让人忧心的是，在江西人心中，“一朝皇粮在口，人生与未来可期”的思想依旧严重。
对权力的信仰、迷恋导致“有关系好办事”成为社会的共识与准则，也带来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随着高铁时代来临，国家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在几乎所有其他省市区都力争高铁指标时，江西却专注于“一大四小”的绿化建设。
造林绿化目标任务被分解到市、县、乡、村和山头地块，从城市到农村，从高速公路到江河渠道，都制订了绿化目标：全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交通干线沿线可视范围内全面绿化，确保“白天不见村庄，晚上不见灯光”。
绿化固然是好事，但矛盾要分主次。在大基建的天时之下，江西却掀起绿化热潮，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荒诞感。
见微知著，江西的发展可谓错过了时代的快车。
无须讳言，如今的江西已经成为被周边相对较发达省份包围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江西的塌陷“格局”已成，在“格”始终稳定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如何破“局”。我想可能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第一，颠覆交通之“局”。
多主体、多层次、高速度、高密度、高运量的轨道交通，彻底打乱了区域发展的格局。
原有的沿海、沿江、沿线三大经济轴线，正在经历快速洗牌。
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为例，长三角之所以能够扩容到“一市三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全域，最主要的支撑就是高铁带来的压缩时空效应。
之前我们谈区域联动更多地是仅限于理论设想而难以落地， 但是随着高铁的发展，上海周边六百公里范围内几乎可以覆盖江苏、浙江、安徽全域，可以实现两小时的通勤、生活、消费、休闲的同城化效应，这对今天讲究时间流动性的人口和产业要素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整个长三角的格局随着这种时空压缩而改变，特别是对于很多城市来说，高铁将成为城市嵌入到区域一体化大都市群分工体系的桥头堡。
回过头来看江西，自铁路时代以来就始终落后一步，在周边省份纷纷因高铁红利而兴起的时候更显得默默无闻。
2013年新闻报道“厦深高铁”通车时，有一张图格外显眼：江西周边省份均为表示已经纳入国家高铁网的黄色，唯独留下“一抹江西绿”格外显眼。江西“高铁洼地”的绰号一夜成名。
“环江西高铁图”凸显出江西经济发展的某种尴尬，但是，“一抹江西绿”也侧面印证了江西极其特殊的地利位置。
在高铁网从“四纵四横”向“八纵八横”的转向和发展过程中，许多曾经位于国家高铁网边缘地带的地区也享受到了新的红利，江西可谓其中的典型。
在新一轮高铁布局与发展过程中，多个高铁干线选择过境江西。
错过了普铁时代，错过了高铁时代，高铁提速时代的江西，正在实现从 交通“洼地”到交通“高地”的大跨越。这种突破与跨越，从全方位改变了江西的“格局”。
以产业转移为例，作为长三角、闽东南、珠三角之间的腹地，江西与这三大发达地区间的产业梯度差距，天然地形成了产业转移的原动力。
看似老生常谈的论调，细究之下会发现并不简单。
夹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江西，承接产业转移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却曾经难上加难—— 江西和珠三角之间广阔的粤北不发达地区，是产业转移的天然藩篱；长三角一侧又有安徽虎视眈眈。
距离长三角较近的上饶，到上海有近五百公里；距离珠三角最近的赣州，到广州有近四百公里，驾车时长都要六七个小时以上，放在世界各国来看，相当于东京到大阪、巴黎到伦敦、华盛顿到纽约的距离，远远超越了经济圈的范围。
直到多条高铁的陆续建成，才为江西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便捷通道，使得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与经济合作成为可能。
第二，突破文旅之“局”。
在文旅康养大时代，江西在特色文旅产业上大有可为。
中国疾风骤雨般的城市化过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把区域的文脉荡涤得干干净净。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的考核指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唯 GDP 论已经成为历史，江西与其选择“大干快上”，不如想清楚再上路。
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互为作用，考核指标多维化，以质量取代数量，以特色取代规模，不被眼前的经济利益、排名所累，方能修成正果。
江西文旅发展的潜力，从景德镇的涅槃上即可见一斑。
一部陶瓷史，半部文明史。陶瓷是金木水火土的艺术，“千年窑火不熄”的景德镇正是陶瓷艺术的朝圣地。
可以说，一部中国瓷业史，半卷峰峦在景德。
据记载，景德镇窑作为中国制瓷窑场，始于南朝陈。景德镇，原名“新平”，因居昌江之东南又名“昌南”，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改名。
瓷器的英文名 china，通常被认为是“昌南”的音译。
从南宋到大清覆灭七百多年间，中国约有两亿件瓷器漂洋过海，其中近三成是景德镇瓷器。
在波澜壮阔的“一带一路”经济带上，景德镇是最大的卖主和最抢手的货源地。在蔚蓝的大海上，一艘艘鼓起风帆的大船，满载着中国瓷器，在季风的吹拂下驶向世界各地。
如同江西的盛极转衰一般，景德镇的繁荣之下同样隐藏着危机。
工业化这场革命在改变世界的同时，顺手将中国陶瓷推下王座。欧洲陶瓷从诞生之初就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其陶瓷工艺流程之中涵盖了大量工业化要素，而景德镇依旧陶醉于小手工业的余晖之中。
机械化大工业和小手工业，一方迅速成长，一方缓缓衰亡，量变逐渐积累为质变。
随着近代国门的彻底放开，景德镇陶瓷的衰落显得猝不及防，并且充满了无力回天的绝望。
由于战乱，景德镇这个在数百年间为全世界提供最优质瓷器的江南小镇，到 1949 年时仍在开工的瓷窑仅剩八座。
幸运的是，窑火终未断绝，景德镇的手工制瓷体系和匠人保留了下来。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工业化、机械化成了大国崛起的必然选择。1958 年，景德镇第一家机械化瓷厂“宇宙瓷厂”宣告成立。
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宇宙瓷厂产品质量始终名列全市陶瓷系统第一、出口创汇第一，被外商称为“中国景德镇皇家瓷厂”。
时代快速转变，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缓缓启动，中国的社会经济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碰撞、大转型和大变革。
崛起与坠落时有发生，有着金刚不坏之身的宇宙瓷厂也不例外。因为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僵化体制问题，宇宙瓷厂于2004年宣告政策性破产。
宇宙瓷厂的境遇可以说是景德镇的缩影。在工业化时代，景德镇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转型过程。我也恰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998 年，我应邀来景德镇做演讲，开场就用了四句话形容失落的“瓷都”：一个破烂不堪的城市，一批奄奄一息的国企，一个被称作夕阳产业的工业，一群垂头丧气的人们。
彼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的景德镇瓷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迅速被广东佛山等地的工业化日用瓷厂超过。
景德镇城市中心区参差不齐地林立着的低矮厂房和作坊，掩映不住萧条之气，对未来充满了茫然失措。
在那场演讲的结尾，我说道：
景德镇不能学广东佛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艺术陶瓷之路，不能搞“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大规模工业化，要做的是坚持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手工打造，传承千年窑火。
景德镇的盛名、文化传统、人才储备和工艺水准决定了她就是大家闺秀，即便家道一时困顿，也还是大家闺秀，不能去学丫鬟的活计。
演讲毕竟是蜻蜓点水，后来景德镇还是选择了工业化陶瓷之路。
当景德镇陶瓷产值终于突破百亿大关时，佛山却早就开始淘汰落后产能。拥有全国最好陶瓷专业人才的景德镇陶瓷大学，每年 80% 的毕业生不断流入广东。
更重要的是，自宋代以来不停挖掘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已近枯竭。2009年，景德镇市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资源枯竭性城市。
在失人又失地的窘境之下，挣扎的“瓷都”应该何去何从？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 年我们收到了来自景德镇的咨询委托，希望就景德镇中心城区主轴线上九大瓷厂的整体改造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上次去景德镇还是 1998 年，十四年后再到这里，我发现这里矛盾依旧，但又有新鲜的气息：
一方面，城市新旧参差不齐，局促的街道、年久失修的厂房仿佛还留在过去；
另一方面，这里大师云集，创意集市生机勃勃，各种制瓷工艺流程仍在延续，六百多年历史的御窑遗址仍在，每个厂区各个角落烟囱林立，还拥有那两平方公里地下十六米的文化堆积。
这座城市不但传承了各种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还逐步成为了孕育艺术家的文化摇篮，更有不少外国艺术家慕名而来，前来跨国交流和国际游学的人也很多。
与此同时，人们对艺术品的追捧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名瓷价格动辄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对于我来说，景德镇项目不仅是一个城市旧改项目，更是一场中国标志性文化复兴的庞大工程。
做任何事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2012 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复兴蓄势待发，休闲旅游方兴未艾，可谓天时；景德镇有肥沃的艺术土壤、完备的产业链，完整保留了手工制瓷工艺，有千年的官窑历史，在整个世界都是一枝独秀，可谓地利。
当时的委托方负责人是时任陶邑公司总经理刘子力先生，经过交流后，我发现此人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极致的完美主义者，第二是陶瓷艺术的狂热爱好者，第三有着时不我待的历史使命，可谓人和。
天、地、人三者合力，奠定了景德镇项目成功的基础。
因此，我更加坚定了当初对景德镇的判断：景德镇是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大家闺秀，过去是披着丫鬟的衣服，现在要做的就是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重新为“瓷都”穿上新装，再现她的绝世容颜。
景德镇就是景德镇，不是别人。
要取得质的突破，首先必须了解自己的独特之处——千年传承的手工打造的陶瓷文化，而不要短视地去和九江、南昌比 GDP，也不要和广东佛山、山东淄博比日用瓷的产量。
现在要做的就是，坚守发展文化产业的道路，耐住寂寞，不被眼前的经济利益、GDP 排名所累，必能修成正果。
经过多轮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一个叫作“陶溪川·CHINA 坊”的陶瓷创意产业园区方案逐渐浮出水面，这是一个四位一体的大策划思路：
对政府来说，这里是城市新形象的地标所在，是瓷业“硅谷”的创意天堂；
对行业人士来说，这里是陶瓷界的圣地，是本土创意重镇，也是世界陶瓷手工业的艺术殿堂；
对旅游者来说，这里是感受活着的陶瓷文明的“梦工厂”，是体验旅游最佳目的地之一；
而对外国人来说，这里就是中国，可以在这里读懂中国。
这份方案也得到了景德镇领导层的高度认同，并积极推进项目落地。
对于一个项目来说，薄弱的经济基础、封闭的环境看上去是巨大劣势，却也有可能成为后发优势，这点在景德镇上表现得极为典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如果不是因为处于低谷，社会和历史不会有耐心留出三年五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打磨。
正是这经年累月的淘选和孕育，真正让景德镇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转型，成为时间的玫瑰。如今的陶溪川已经成了名声传遍全国的网红文创园区，以及世界陶瓷艺术的超级展示平台。
且不说国内游客和艺术大师，仅仅来自欧美、日韩、港澳台地区的各界艺术家，以及陶瓷从业者、瓷器爱好者、游学考察者、参与体验者，就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旅游、考察和学习浪潮。
千年窑火不灭，景德镇再一次找到了城市的发展方位。我也算有幸参与并见证了“瓷都”的重生。
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见微知著，深挖一座小小的景德镇就能做出轰动全国的文化产品，对于底蕴深厚的江西而言，未经雕琢的璞玉何其之多！
天下名山庐山，道家圣地三清山、龙虎山，中国最美乡村婺源，红色旅游目的地井冈山，乃至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短短一句话，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开发价值、“借假修真”的想象空间。
温饱时代，人们饥渴于观光；小康阶段，人们迷恋于休闲。先富起来的，向往着度假；富而思进的，则陶醉于体验。
在这个“吃饱了撑的”的文旅康养大时代，以点带带面，打造极致体验，江西在特色文旅产业发展之路上大有可为。
第三，重构未来“格局”。
如果说交通区位的改善、文旅产业的发展是江西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对格局之变的再认识就是更加深刻的弦外之音。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三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推动中国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
一是在执政理念上，真正开始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家治理模式；
二是在发展模式上，全行业、大规模的过剩，迫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深度思考和探索精细化运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等模式转型问题；
三是在全行业发展上，新技术革命从产品到思维与模式层面，推动了遍及全行业的深刻变革。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一个经历剧烈变革和转型的时代正在来临，给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这不仅是一次经济模式的变革，更是一次文明的变革。
在这样的环境剧变下，旧的判断标准已经失效，全新的“格局”尚待探索。
谁能想到原本闭塞落后的贵州能无中生有，通过大数据实现弯道超车？谁能想到几则一分钟不到的短视频能引爆一座城市的旅游狂潮？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格局之变浩浩汤汤，江西的命运也随之浮沉：六百年领袖群伦，一百年茫然四顾……
风起于青萍之末，谁也不知道变局会走向何处，但可以确定的是：有大抱负者不仅要顺势而为，还要敢于取势，甚至勇于造势。
只有如此，方能乘上这场格局之变的东风，走向区域勃兴的未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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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即人运大国呼唤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