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丨大江大海四十年之治乱循环（2019 年老板最值得一读的长文）
本文根据王志纲先生在智纲智库 2019 草根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演讲共分为三大部分《治乱循环》、《尖峰时刻》、《草根崛起》，本文为第一部分。
来自全国各地的智纲智库新朋老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这个人一辈子可以说是睡眠极好，灯一关脑子也就随之关闭，倒头三分钟睡不着，那就属于比较严重的失眠了。但是每年的草根大会前，我都有两个晚上睡不着觉，其原因就是拜在座诸位之所赐。
各位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企业家，千里迢迢的奔向这里，无非是想听一听未来的形势怎么样。关于市面上流行的几大商机、几大风口这些行货，不是草根大会要解决的，最起码不是我负责讲的。大家希望在草根大会上听规律，听必然，听趋势，听未来，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才出现了我每年草根大会之前例行的焦虑。
最后的江流
言归正传，我的题目叫做“大江大海四十年”。为什么叫大江大海呢？说起来历史就相当久远了。1994 年，我应广东方面的邀请，拍摄一部电视专题片——《南方的河》，系统性地概览了珠三角的变迁和发展史，总结广东改革开放的十五年，给广东一个说法，给中国一个未来。拍摄期间，我带着一伙人在珠江上漂泊了两个多月，沿着珠江从西江到北江，最后穿过了富饶繁荣的珠江三角洲。
当我有一天把船开到了伶仃洋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一种苍茫之感漠然而起。发轫于云贵高原乌蒙山系的珠江，流经六省，穿越五岭，经过沸腾的珠江三角洲，最终汇入南海，江流消逝了，它已经融入了大海的洪波之中。中华文明正如这珠江一般，正处在由江入海的关键节点上，而我们的一切困惑、迷茫都来源于此。
回首整个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基本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文明，只跟江河湖泊打交道，我们远离大海，恐惧大海。在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和语言体系中，海洋从来都不是一个重要元素，古人对大海的描写亦多依托于神话，曹操当年征服东北少数民族之际，有幸见到了秦皇岛一带的大海，并写下了《观沧海》这样的名篇，在当时绝对属于见过大海的稀少人物，这也几乎算是大海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文学意象中。
甚至在很多朝代，比如说明、清两朝，采取禁海政策，片板不得下海，彻底放弃海洋。中国少数的一些海洋民族，比如说广东人、福建人、温台人等，他们的性格比较剽悍，敢于冒险，他们的特点是亦商亦盗，和平的时候经商，禁海的时候就当“快乐的海盗”。但这样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千年已降，我们基本上没有脱离农耕文明，只和江河湖泊打交道。少数和海洋有关系的人，在朝廷眼里面都属于剿抚对象，或剿灭，或招安，但总归要切断你与海洋的联系。
经过了几千年的漫长农业社会，终于到了近现代，中国在列强们坚船利炮的残酷引导下，开始认识大海，融入大海。虽然日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但伴随着1978 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击溃了传统的堤坝，江河终于跟大海汇聚到一起了。一旦中华民族从江河奔向大海、拥抱大海的时候，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那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未来会走向哪里。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这四十年的激情年代简直是小说都编不出来，小说总要讲究个起承转合,发生什么故事、出现什么人物都有个铺垫，而在这大江大海的现实中，你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浪头会把你冲向何方。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开始接触大海了，民营企业家们作为海的儿子，当大海汪洋恣肆之势已成，不管今天的困难多大，比起昨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未来将会是海阔天空。
既然我们要讨论大江大海四十年，站在今天这个节点上，就要好好地回答一个问题，明天的中国怎么看？明天的企业怎么看？明天的我们怎么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也不是算命先生，我只相信一个原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所以我们从历史去寻找未来吧。
历史如何告诉未来？我想最起码有三个方向可以讲，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美关系四十年、草根进化四十年，首先跟大家讲讲改革开放四十年，找到其中治乱循环的密码。
邓公的遗产
去年年末，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邓公的遗产》，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轰动。在当今这个纸媒死伤殆尽，视媒奄奄一息，自媒体狂飙突进的时代，再也没有所谓的舆论一律和权威口径，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点都极度碎片化。我从远遁江湖的老新闻工作者，成了所谓的“爆款文”作者。
这让我始料未及的同时，也不由让人想起了 20 年前那个倚马可待、青春作赋的记者时代。当时的我尚不知道电脑与互联网，只能在逼仄的陋室里慢慢爬格子。虽然客居岭南多年，但还是难以忍受羊城的酷暑，实在热得扛不住了，只好去水房接一桶凉水，从头淋到脚，回来再接着奋笔疾书。但每一篇写好的文章登报后，总会收到雪片般的读者来信，数量以麻袋计，拆信、读信和回信是专属于那个年代的痛苦又快乐的体验。
当时的云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热土，遍地是改变命运、发家致富的神话。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们这批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新闻工作者依旧家徒四壁，常年衣无领、裤无裆、光着屁股走四方。不过虽然清贫，我们依旧心忧天下、满怀壮志。因为有幸遇到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为那个伟大的时代鼓与呼就是我们新闻人的使命。
1994 年离开新华社后，我一直从事战略咨询行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沿海、沿江、延边到沿线，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基层企业和区域政府，也与无数达官显贵、豪商巨贾打过交道。因此对民间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对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改变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如今世事倥偬，二十年过去，我也从风华正茂的“记者王”变成了年轻人口中的“老王”。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里，信息高度碎片化甚至粉尘化，人本身也仿佛沦为一种快速消费品。40 年前的那场变革，显得遥远而陌生，而我有幸躬逢这一伟大的时代，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收益者、观察者甚至推动者，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写些东西来纪念邓公，致敬这个伟大的时代，于是才有了《邓公》一文的由来。本来就是个人的纪念之作，所以文中也没什么大道理，更多是自身经历与思考的总结，用一个俗人的视角来讲一些朴素的规律。
没想到这篇“俗人俗事”的文章发出来后，引来反响无数：有党内的老同志托人捎来谢意，认为本文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也有经年未见的老朋友特地打电话来说，看了这篇文章很感慨，想起了我们这代 50 后中国人波澜起伏的一生；有正值壮年的企业家，留言感恩这个龙蛇出没、英雄辈出的年代，成功者不必感谢谁的恩赐，失败了也无愧平生，这一切都肇始于邓公。
让我意外的是，本来和我们这代人没有任何共同话题的 80 后、90 后们，也因此文而产生了共鸣。他们从文中了解到这一切的来之不易：有人说，之前受极左思维影响甚深，对改革开放和小平常怀偏见，读完此文后，不由幡然悔悟；更有不少读者留言，在这个浅阅读时代，竟然能字句不差的读完一篇一万两千字的长文，甚至读到激动处泪流满面……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地位不论尊卑，学问不论高低，无数人都被这篇文章打动。究其原因，并非这篇小文的价值有多高，写的有多好，无非是大家都沐浴在邓公的遗产中，天同此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罢了。
那么小平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我认为说到底就是尊重人性、尊重常识。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不装逼、不拼命地强调意识形态，不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民种地这是天经地义，是常识，但是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不相信农民会种地。从人民公社到生产队，种什么，不种什么由组织来定；工厂里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由组织来定，搞得全社会一潭死水。
小平上来以后，无非就是给农民一个选择的自由，你想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用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你想白天看戏、晚上种地，这是你的自由。最后一下子解决了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解决不了的农民吃饱饭的问题，甚至还释放出了80%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尊重常识，多简单！
尊重人性同样如此。极左年代酿成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几百万右派，上亿受牵连的人都被所谓的阶级歧视、反动血统论所笼罩、欺辱、打压，邓小平上来以后大刀阔斧，给这批人以回归公民的政策，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尊重。就这么一点把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全部焕发出来了，使整个中华民族，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不管是政治贱民还是出身优越的人，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最终像跑马拉松一样，能不能跑到第一、第二是你的事，但是起跑线总归是公平的。这是邓公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最深刻的遗产。
小平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此。他根本不受教条的影响，不受意识形态的捆绑，他唯一的立场就是：别给我唱什么高调，别讲什么大道理。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热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中国不能被开除球籍，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
此言此行，体现出的是伟大的政治家风范。中国并不是必然会出现邓小平，他出现了，并且改变了中国，这是中国的幸运。也正是因为小平坚定不移的践行“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个原则，才有了这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但在肯定邓小平历史功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一切的成就，都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历史的力量，时代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只有顺应这股力量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领跑者。
我们讲邓公的遗产的时候，我就回头想，比任何伟大领袖还要伟大的，就是人性、常识和规律。当一个人所做出的决策是尊重人性的、尊重常识的，他自然就是顺应规律的。一旦顺应了规律，国家、民族不强盛都是不可能的。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从 1977 年复出到 1993 年正式告别历史舞台，邓小平终于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使命，把灾难深重、极弱极贫的中国终于推上了坦途。所以我们在座的几乎每一个人，成为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参与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创造者，我们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谓的大江大海，到了邓公手上，中国终于有海了，铁板一块的体制内与生机勃勃的体制外并存，从这里来讲，我们要非常感激邓公。
脆弱的繁荣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既有利，也会有弊。当邓公开创了整个中国伟大的时代，经济繁荣，名利恢复，机会泉涌，人们得到实惠，社会丰富多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弊端，繁荣的背后潜藏着很多深层次的危机。
我当时在新华社的时候，社会上兴起很多民谣，我曾经把这些民谣给记录下来，就像今天我们说的金句和段子。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十七十八披头散发，二十七八补习文化，三十七八等着提拔，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等着回家，六十七八种草种花，七十七八大干四化，八十七八振兴中华。”这个民谣可以说几乎是把整个中国的人文现状做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描述。
“十七十八披头散发”不用多说，伴随新文化思想的传入，年轻人永远是最兴奋的。穿着喇叭裤，拎着大录音机，录音机里播放着港台的劲歌金曲，头发搞得乱七八糟，在街上晃荡的小青年，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景象；“二十七八补习文化”，因为没有文凭无法提拔，所以很多人都要补习文化；“三十七八等着提拔”，因为干部年轻化的政策，超过三十七八就没戏了，所以“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等着回家”抱孙子去，“六十七八种草种花”。
到七十七八就有意思了，为什么叫大干四化呢？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老人不愿意退休。我记得我当时在陕西采访的时候，陕西基本上是一批延安时期的老红军。当时中央要求省委书记先退，省委书记叫马文瑞，他已经 70 多岁了，但他不想退。很多 70 来岁的老红军也跟着不退。他们有一句顺口溜，用陕西话说的：“文瑞不退，我不退，俺比文瑞小两岁”。为什么叫“八十七八振兴中华”呢？70 多岁了理论上已经该退休了，没想到 80 出头的杨尚昆，去接了时年 70 多岁的李先念的班，就任国家主席，最后“八十七八振兴中华”。整个顺口溜很有意思。这个社会在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往前走的时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肯定会出现超前或滞后等种种不适应，自然也会出现很多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识的东西。
还有一个故事更精彩。90 年代初，广东开始出现了妓女。我曾经在广州的花园酒店采访过妓女。采访之前就犯了难，谁脸上也没写妓女两个字，那怎么知道采访谁呢？后来花园酒店的总经理亲自陪着我去“采风”，说那几个街头穿得比较入时的小姐可能就是。我问该怎么采访呢？他说：“这个地方是要给小费的，我跟着你去吧。”就过去说，“小姐，咱们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那几个小姐坐下来，“啥事？你们是不是干那个的？”我忙说不是，但还是给了人家 100 块的小费，才开始聊天。后来这姑娘一句话把我震惊了，“一人脱裤，全家致富”，还有第二句话更绝：“裤带松一松，胜过一月工。你们嘲笑我，说我当妓女，但这同样是劳动，而且我们背负着很沉重的压力，全家人在北方啼饥号寒，我打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我脱一次裤子就是一个月的工资，这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不止我们来，家乡还有不少姑娘跃跃欲试哩！”这个采访是我进行过比较困难的采访之一，采访省委书记都没这么难，很多话只能凭感觉诉诸笔端，根本不敢往深处想。
后来我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叫《开放门户的溃疡》，交给总社，总社不敢发，说这个发出去要引起人心浮动，如果姑娘们都这么干那怎么行？但这就是社会现实，最后好说歹说，把很多情节都砍掉，最后发了出来，而且是用内参来发。发出来后，全国各分社的记者朋友们都相当感兴趣，一个个和吃了药的西班牙公牛一样围着我，要我讲背后没有讲出来的故事，还给我送了一个伟大的绰号——红学家。没想到我下海以后，很多海里的人看了这篇文章后，都哈哈大笑，说“这王大记者完全就是门外汉啊”！这就是属于当时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不仅是广东，全中国特别是小平走了以后，到日后的近20年间，整个中国的经济可以说继续繁荣昌盛，但也出现了很多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把它总结为三个现象。
第一就是野心时代，那时的中国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野心时代，无数人在这场财富狂欢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饭。通过获得治外法权，或寻租设租，或垄断资源，或官商勾结，都找到了通往财富大门的密匙。 2007 年我和王健林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才三百亿左右的身家，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志纲，用不了几年，我肯定会超过香港的李先生（李嘉诚）”这种勃勃的野心显露无疑，他也确实在 2016 年的时候得偿所愿。
还有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的杨国强老兄更不用说了，18 岁以前连鞋都没得穿，踩一脚牛粪、滚一身泥巴的赤脚农民，谁能想到他不仅成了地产界翻江倒海的大佬，甚至成了整个宇宙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我估计以后人类社会再不可能有超过碧桂园体量的房地产了，可谓是空前绝后。他们的成功除了个人的努力与天资之外，有一大部分要归咎于这个野心时代，一个美国的纽约客专栏作家在中国潜伏了十年以后，写了一本书——《野心时代》，他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这里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着更多人间戏剧。但可辨认的事实真相却不多，很多故事隐藏在重重帷幕之后，唯一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升起来的就是太阳”。这也是伴随经济狂飙突进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
另外还有一个很真实的故事，说出来仿佛眼前。十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大佬说要带我去见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随身还有两个正部级干部，我当天正好没事，就开着三台车一起去了，走过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钻到巷子里，迎面看到一个非常巍峨的大院。我曾经去过很多中央相当高的领导的家，没见过比这个大院还气派的。最后一按门铃，大门打开了，一个满头银发，风度翩翩的人把门打开了，这副扮相放在电影里面至少是省委书记的角色。我还以为他是主人，正想搭话的时候，“省委书记”说：“对不起，我是管家”。
一个管家都像省委书记，主人就更不是一般人了。这三台车鱼贯而入，进到院子以后，把车停下来，走向第一个厢房，后来发现进去以后这才是前院，还有后院，就往后院走，没想到还有第二进院子，真是侯门深似海啊，兜兜转转最后转到了一间房子里。我突然发现躺椅上有个青年人在一晃一晃，优哉游哉，看样子最多不过三十余岁，我差点没问他，你爹在哪里？没想到站起来，他就是这里的主人。
大家坐定之后，就开始谈生意。说起来和我算是同行，也是策划中人，所谓盛世修典嘛，他策划了一套《传世藏书》，就和朱棣修《永乐大典》一样，他打算把中国整个历史上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全部打包成一部国学著作，叫《传世藏书》。为了这个他专门去找地位尊崇的国学大师，读了个博士。这样的文化盛事，大师自然也全力支持，最后他甚至拉大师来当总编。就凭这么一个故事抵押，居然在银行贷到了上亿元。那天他找我们来就是谈这个生意的。最后谈得七七八八准备吃饭了。主人翁带我们到外面的房间，各分宾主坐下后，只看他巴掌啪啪拍了两下，音乐声起，一帮宫娥彩女端着盘子，就像演出一样鱼贯而入，真的是环佩叮当，绫罗绸缎，让人开眼界了。毕竟是搞文化产业的，排场绝对没得挑。
上桌以后，我坐中间，他在左边，右边空了一个位置。正要开席的时候，突然一个仙女飘然而至，一下坐到我边上。这位姑娘的确气度不凡，长相恍若天人。但是我是真不认识她，我就问旁人说这个女孩是谁，他说是某某某，我说某某某是谁？哎呦这个问题就惹祸了，所有的人都睁大眼睛瞪我，说某某某这么大的明星你都不知道，简直就是土鳖啊！搞得这位女士从头到尾再也不理我，嘴巴噘上天了。但是我没想到佳人一来以后，饭桌上就相当于有了超级下酒菜一样，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其中有两个正部级干部，一甩矜持的外壳，跟佳人打情骂俏，简直是融洽得不得了。
我才发现这个老板真是厉害，像我这种榆木脑袋没什么感觉，其他的男人简直不得了。我想到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秀色可餐，再好的美食都没有美女的秀色可以当成下酒菜，他真是深谙人性。后来那顿饭吃的宾主尽欢，走的时候很多话就好说了，《传世藏书》一套给了其中一个省部级干部，请你把他转给某某委员长，另外一套请你把它转给某某主任，这两位高官拍着胸膛说一定转到。这就是当时北京真实的故事。就这个老兄，后来结局非常遗憾，就不多说了，但也算是一个野心时代的经典故事吧。
在野心时代里面又出现第二个问题，叫做沉船心态。几乎每个人的发财都有说不清楚的地方，越有钱越缺乏安全感，总觉得这艘船迟早会沉，所以很多人都在想有办法逃离沉船，而且很多人在逃离之前还忘不了揣一块船板跑，最后的结果只会加速船的沉没。从 90 年代到 2012 年前后，整个中国基本上是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世纪末心态）。那时候的美国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我当时见过很多美国高层人士，他们说中国看着像一个庞然大物，其实弱不经风，一推就垮，所以根本没把中国当真正的竞争对手。我曾经去中国移民最多的地方，如温哥华、洛杉矶、澳洲等等，发现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待在那里，而这些人最起码有一半是说不清楚的。
在世纪末心理的控制下，整个社会的腐败无以复加，基本上是把仕途当成发财的一种不二法门。我印象特别深是有个被双规的官员，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贪污，他抛出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他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升官就等于发财，这种现象在南方尤其普遍。有一个官员下海前和我聊天，我就问他为什么要下海？他就说：“我这个书记一年应该挣 5 千万，最后我发现没挣到这么多，旁边很多人都发财了，所以我要下海。”
还有一个更绝的故事，有一个镇委书记计划今年要挣 5 千万，最后到年底的时候还有 2 千万的缺口，他就着急了，马仔们就给他出主意说：“令公子不是要结婚吗？本来定的明年娶，今年娶了不就把这亏空补齐了？”书记说这个好。最后就在一个足球场上举办盛大的结婚仪式，财政局长当司库，公安局长当保安，最后把英雄帖发给了镇上两三千家企业。每家企业拿到了请帖后都心知肚明，拿着红包过去了，小则一两万，多则五六万，全部把钱一缴，扭头就走，最后一统计下来收到三千来万。没想到有好事者把全程录下来了，寄给了当时的省委书记，书记看了以后吓了一跳，都说把官当成生意来做，没想到还能这么做。
还有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叫做投奔腐败。一边我们很愤怒，说社会烂掉了，痛斥腐败横行、道德沦丧，一边几乎所有的博士生、研究生都向往腐败，投奔腐败。当时我看到一张照片很震撼，一个部门招公务员，只招三个名额，那天那个摄影者拍了一张照片，上万人排队，都是年轻俊杰、高知识分子。我后来问过一些排队的人，为什么你们僧多粥少去赶这碗汤，明知不可能。他们垂涎三尺地说:“太肥了，实在是太肥了！一年光是自己能签单的费用就有一两百万”。当时大家见怪不怪，就把它当成一种真实的事实。
这都是当时真实的故事，腐败和官商勾结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古玩字画生意好做的很，很多人都是背着采购指标来买的，1000 万买三幅字画，分别送给三个领导，画的是什么不重要，只要心意到位了就行。在这种背景下面，大家都心知肚明，船要沉了，有的人捞一把算一把，有的人能逃就赶快逃，有的人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有的人一边痛斥腐败，一边投奔腐败。
这些种种现象就说明了整个过去的 20 年，繁荣的背后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有的得意者都怀揣着世纪末心理，对未来持怀疑态度；所有的失意者都感到极度的失望，认为这个国家已经烂到根子里去了。中国能不能走向繁荣富强，中国的未来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终于在当今得到了基本解决，就是我说的第三个阶段——三个重建。
三个重建
从《邓公的遗产》、《脆弱的繁荣》、到《三个重建》，这三个小标题也是我本人的三篇文章，描述和揭示的都是整个中国这40年所走过的路和其内在的逻辑。本届领导层履新不到一年，还没有完全展现出霹雳手段的时候，我就写了这篇文章——《三个重建即将改变中国》。
我当时在文中说到，中国要想继续走下去，要想长治久安，要想和平崛起，在这届领导人手中必须完成三个重建，不完成中国就没有未来，那就是制度重建、文化（道德）重建、生态重建。后来的事实已经表现出来了，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后，用了七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首先第一个制度重建，反腐倡廉，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现在基本上达到了目的。
这里面有个小插曲，五年前反腐倡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大学者福山访问中国，苏联崩溃后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文明的终结》。他说伴随苏联的解体，下一步的整个世界将会重新归于一体，美国将从此高枕无忧，再也没有竞争对手，不向美国看齐，就难以存在。
福山受邀到中国访问时，突然接到邀请，王岐山书记想见见他们几个学者。福山出来后有很多人拼命地打听，到底王书记跟你们谈了什么，他说王书记反复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是社会学家，我想问一下在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哪一个医生自己患了阑尾炎，最后成功地给自己完成了手术？”这帮学者你看我，我看你，说医生给别人治病是可以的，医生给自己动手术，据说世界上还没有。最后王书记笑了，又说到“你讲国家、法治、问责三要素在中国的历史里都有DNA，说明中国文化里有这个DNA”。其实王书记这几句话背后真是意味深长，自己给自己动外科手术，在人类历史上真是前所未有，但我们又不得不做，任务之重、挑战之艰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些年以来，制度重建应该说初步达到了结果，国家的四梁八柱算是稳固住了，最起码让人们相信，中国是有自我净化、自我更新能力的。在此之外，文化重建、道德重建现在也开始了。刚才我讲的那些故事，我想在现实生活里面已经越来越难有天地了。
中国过去三十年，很多优秀的东西都丢掉了，道德、操守、文化、诚信，它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经济动物，一切都是钱为大。从现在开始五到十年，最重要的肯定是“信用”。没有信用，在江湖上将寸步难行。文化重建的关键，就是要让全社会建立起明确的是非观。这不是空喊口号就能做到的，必须是乱世重典，甚至是矫枉不惜过正，要不然中国真的会出大问题。
还有一个生态重建。原来很多地方为了政绩杀鸡取卵，根本不把生态环境当一回事，经济发达的地方狂飙突进，经济落后的地方奋起直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而且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要业绩能上去，不管代价多大，再加上新官不理后事，各种重污染企业粉墨登场。这样肯定会出大问题，后来果然出现了一系列生态事件，这些年来，国家在治理环保问题上也下了大功夫，到去年下来，这个问题也基本上有个眉目了，如果再有三年下来，我相信这三个重建会基本完成，这对整个中国的意义堪称非同一般。
治乱循环
讲到此处，我不由想起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五千年中国文明，有文字记载的可达三千年，就像《三国演义》所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千年来任何朝代都逃不开一个治乱循环的过程，首先是大治，然后一治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又收……一代代的中国人就在治乱中往复循环。穿越这四十年的惊涛骇浪，我不由想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奠定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就是秦汉时代。
大家知道毛主席一直很推崇秦始皇，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纰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这个问题上，毛公看得极准。奠定了今天中华民族、中央集权和超稳定结构的基础其实就是秦汉帝国。秦始皇设立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道路，这是他最大的功劳。但是由于他太仓促，也太冷峻，实行了非常残酷的统治手段，最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秦亡之后，六国贵族趁机起来，要退回分封制。刘邦得天下以后也不得不妥协，除了同姓王（子孙当王），还封了很多异姓王，但分封制下，诸侯造反是躲不掉的。汉高祖和吕后算是携手把异姓王干掉了，但同姓王还在。最后到他的子孙文景时代开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50 年下来，整个汉朝经济繁荣、人民安康，在繁荣富强的时候，社会的腐败也出现了，这就是人性的特点，饱暖思淫欲、家贫起盗心。社会已经到了腐败糜烂的边缘，内有同姓王作乱，史称七王之乱；外有匈奴铁骑一次次地践踏中原，真是民不聊生。到了汉武帝这个少年天子手里，终于放弃了所谓的黄老之道，内树权威，强化中央集权，外治边患，退匈奴于千里之外，勒石燕然，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使中华民族终于得以确立，最后延续了将近三千年。这就是一个历史的回照。
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从休养生息、尊重人性，到后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最后到了后来铁腕治国，最终完成大国崛起的使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感到不适应，尤其是知识分子会感受到强烈的钳制，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从更大的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大历史阶段的治乱循环、治乱平衡，在当下基本上是成功的，这里面应该给予很大的肯定。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在这种治乱平衡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周期的话，这恐怕就是中国最大的周期罢！
回到眼下的中国，无论是过去的 2018 年，还是当下的 2019 年，日子都不会太好过。经济长期结构性的失衡、改革红利的减退与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打压，共同导致了这一场漫长的寒冬，但就像邓公说的那样：“这场风波早晚要来，晚来不如早来。”我还是《邓公的遗产》一文中的观点，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依旧坚定地看好中国。而这篇文章的反馈给了我更多信心，一篇普普通通怀念邓公的文章能打动这么多人，说明邓公的遗产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指引着我们的前进。只要我们尊重人性、尊重常识、顺应规律、实事求是，不犯颠覆式的错误，中国的崛起是挡都挡不住的。
对遭遇苦难、不公和不堪，感到无望而抱怨生活的朋友们，我也想送给你一句话：世界上永远不可能有“终点”的公平，但是邓公给了我们以“起点”上的公平，让我们去闯荡大江大海，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治乱循环、周而复始，只要你不放弃，不埋怨、不颓丧，无论将来成败几何，老去的时候，你总归可以对自己说一句无愧平生，无愧时代了。
改革开放 40 年，基本上在这治乱循环的三段论中也就讲清楚了。但是今日之中国跟传统中国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几千年来中国只有一个纵向坐标，而今日之中国除了纵坐标外，还有一个横向坐标，就是国际关系，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就是中美关系。四十年来，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中国崛起路上两条并行不辍并且相互影响的主线，关于中美交锋四十年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我们下一部分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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