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丨大江大海四十年之草根崛起（2019年老板最值得一读的长文）
本文根据王志纲先生在 2019 草根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演讲共分为三大部分《治乱循环》、《尖峰时刻》、《草根崛起》，本文为第三部分。
第一部分链接：王志纲丨大江大海四十年之治乱循环
第二部分链接：王志纲丨大江大海四十年之尖峰时刻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千年未遇之变局的话，那么这场变局中最激动人心的现象，就是草根崛起。
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为过去几代人，也将为未来几代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个沧海横流的年代充满着野心、欲望、混乱，但也会激发起参与者身上最澎湃的志向，最天才的创造力和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而所有身处于中国并且为之努力的人们，他们改变了自身命运、家族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的前途与未来，甚至改变了世界，他们的命运当中的某种深刻的必然性和规律，我将其称为：草根的宿命。
回首中国奇迹，我想最起码有三个视角值得关注：第一就是改革的力量，三个时代的治乱循环，为今日之中国打下牢固的基础；第二就是开放的力量，从换船、搭车再到并跑，中美关系成为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如今中美对峙的尖峰时刻已经来临，在遭遇困难的同时，危机也在时刻倒逼着改革；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力量也让人为之动容，那就是草根的力量，四十年来中国真正地崛起了一大批草根，其代表就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庞大企业家群体。
草根进化史：猪肉佬的“逆袭”
这张照片上的几个老板，大家应该都认识，马云、任正非不用多说，这几位广东老板相对低调一些，这是美的的创始人何享健，这位是现在在座的陈凯旋先生，立白集团创始人，中国的日化大王；这位是苏志刚，广东长隆集团的老板。
这些名满天下的商业英雄，其实昔日都是名副其实的草根，没有依仗，没有后台，没有背景，没有捷径，就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最后与时俱进，跨越了40年，终于成就了全球不可小看的超级企业。大江大海四十年当中的起落与转折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的成功究竟有没有规律？他们的命运是否带有某种必然？我随便选一个人来讲讲，就讲讲苏志刚吧。
今天在座的特别是三四十岁的朋友，可能比我们更了解长隆。长隆屡屡被称作是东方迪士尼，虽然苏老板一直不喜欢这种说法吧（全场笑）！对于珠三角的孩子来说，长隆是“爸爸去哪儿”的必选地，一到周末和节假日，爹妈们就会破费几千块钱带着孩子到长隆去享受快乐，这个王国现在已经有三片领地，第一是广州长隆的野生动物园和欢乐世界，第二是珠海横琴的海洋动物园，第三是全球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不久后将会在清远出现。一无背景，二无捷径的苏志刚，是如何缔造这么一个体量惊人的欢乐产业巨头的呢？
1989年，我第一次认识苏志刚，那时我还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在对某广东省领导采访的过程中，到了饭点，他突然冒出一句话：“王记者，你想不想去改善一下口味，番禺那边开了一家大排挡，味道好极了。只用头天晚上杀的猪，猪大肠、猪血都非常新鲜”。我问有多远，他说：“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你别管，跟我走就行”。我就跟着这个领导去了。说句题外话，广东人从上到下都特别好吃，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鲜。我一直认为，不会吃、不懂吃的人真是跟动物一样，丧失了作为人类最大的乐趣，所以能吃、懂吃的人才是人生之至境，希望以后你们都懂得吃。（全场大笑）
走了一个半小时后，到了现在的番禺，当时叫大石，在路边有一个破棚子，居然取了一个伟大的名字，叫香江酒楼。虽然环境很简陋，但那天吃得的确很舒服，过程中一个满脸横肉的人走出来了，自我介绍说叫苏志刚，我们两个手一握，我说你叫志刚，我也叫志纲，一见如故。后来聊开以后问他过去是做啥的，苏志刚是当地人，原来杀猪的，但是杀了猪当地卖不起价钱，他就比别人辛苦，用自行车拖了两片猪肉，骑两三个小时到广州来赚一点差价，但是把猪杀了以后，猪下水怎么处理呢？他就干脆开个小饭馆，没想到态度诚恳、食材新鲜，逐渐打出了名气，饭店不大但生意很好，夫妻俩每天晚上洗抹布都要洗到两点多，甚至连省上的领导都不辞这么远的距离过来吃。吃完以后苏志刚叫我评价，我说很好，非常不错，以后我还会经常来。就这样跟苏志刚认识了。
这顿饭后一来二去，我们也就认识了，三年之后广州洛溪大桥修成，在番禺要修一条迎宾大道，苏志刚食客当中那些官员、银行行长等消息灵通的人士跟他说：“老苏，机会来了，你可以在迎宾大道建一个酒楼，就做成现在这个香江酒楼的升级版，保证生意好。”苏志刚说：“领导，这要投资一个亿才行哩，我没那么多钱。”谁知道行长们大手一挥，贷款就拨了下来，那个年代贷款很简单，不用抵押，反正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几年接触下来，大家都公认苏志刚人品不错。上有政府划地，下有银行贷款，苏志刚按照三星级标准打造了一家香江大酒店，有一百多个住房和四十多个标间，同时还是广东最大的餐饮酒楼。
从1992年筹建，到1994年4月份，香江大酒店正式开业，开业那天老苏请我去，我一去以后吓坏了，菜单已经从猪下水升级成生猛海鲜了，大堂里全都是活蹦乱跳的虾兵蟹将，人多得不得了，在吃饭过程中，他又来了，我说苏老板真厉害，你又升级了。苏志刚说：“王先生，你说过一句话，市场是创造出来的，真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建好以后，广州人都开着车过来，一晚上换台都换三次，生意火得不得了。”
在饭桌上，苏志刚突然咨询我一个问题，他说番禺马上要改区了，大石这一块潜力很大，下一步可能很多房地产商要过来，领导跟他说，广州缺一个野生动物园，希望他来搞一个，该不该搞？我说这个当然可以搞了，苏志刚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和各级政府都保持了一种非常良性的关系。而且他这个人要么就不干，要干就一定上规模。没想到他真的干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两三千亩地，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长隆。
我们第三次见面是2004年，有一天苏志刚通过人来找我，请我去长隆野生动物园休息两天，这时候动物园已经建了一个很好的酒店，我在里面住了三天，窗外就是白老虎，还有火烈鸟。在短短的几年当中，苏志刚不仅建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动物园，而且拥有了很多全球绝版的资源。国有动物园几十年攻克不了的稀缺动物繁殖问题，在他手里解决了大半。稀缺的白老虎很多地方有一两只就不错了，苏志刚繁殖出了上百只白老虎，我窗外天天一大群白老虎跑来跑去，看得我都头皮发麻。
当时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诉苦，他说王老师求你一个事，我先带你看一个东西，带我到他的长隆野生动物园一个两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去吓我一跳，是个全球最大的鳄鱼园，池子里面黑压压的一片，我去的时候正好看到饲养员在喂鳄鱼，把几百只鸡宰成肉块扔到湖里面，平静的湖面突然冒出几千张嘴巴，哗得一下，顷刻之间几百只鸡无声无息的都消失了。一头牛宰成肉，扔下去后一分钟内全部吃光。仔细再一看，这个鳄鱼真是超计划生育啊，母鳄鱼一产卵就是五六十个，再加上又长的快，小鳄鱼一个月不到，马上张开血盆大口要吃肉。
我去的时候，一批西装革履的人尾随着我，原来这些老兄是银行的，聊了几句后，他们苦着脸说，苏老板欠了我们很多亿贷款，用这些鳄鱼抵押着，现在还不起，鳄鱼也没人要，听说大师来了，可能想到有门道，看看能不能追还贷款。
把银行家们打发走，回到房间以后，苏志刚跟我聊天的时候都流泪了，他说：“王老师，求你一个事情，你不是跟发布百富榜的胡润很熟吗？你千万拜托胡润先生，不要把我列在榜单里了，他每次一说我是大富豪，银行就来逼债，我根本就活不下去了，我只想悄悄地过日子，不想去搞那种虚荣的东西”。
那时候长隆的确挺困难，不光是鳄鱼超计划生育卖不出去，而且每天还要吃几头牛。还有非典搞得半年没人来动物园，每天那些豺狼虎豹都要吃东西，不贷款怎么行？所以每一个民营企业都有苦难，大家往往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老板们风光的外表下，都有一肚子苦水。
在跟苏志刚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这个人有几个最大的核心能力，第一条叫做扮猪吃老虎，看起来像猪一样，很低调，但是能把老虎吃掉，这一点希望你继续发扬光大，保持下去，不要像很多老板去贪慕虚荣。第二条你听党的话，党的代表就是政府官员，紧密团结在领导身边，既有成功的时候，也有摔跤的时候，但是这种态度是一笔无形资产，关键时刻会有人拉你一把的。第三条，你不要担心，你肯定能过得了这道坎，伴随广州的城市升级，伴随着人们的消费升级，这个板块的价值会体现出来，这个产业也是绝对的朝阳产业，再加上政府认同你，只要你扛得住，下一步腾笼换鸟你全活过来了，这些话最后没想到全变成了现实。
现在的长隆除了优质的项目以外，更拥有巨大的无形资产，苏志刚用了7、8年的时间，在澳门的横琴打造和开发了一个全球最大的海洋动物园，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激活了珠海的旅游业态，甚至成为港珠澳融合发展的新典范。
如今清远也诚邀他上门，苏志刚决定再来一次腾笼换鸟，把已经成为市中心的番禺野生动物园搬到了清远，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放大，再把番禺置换成一个欢乐王国，做成休闲、度假、马戏团、游乐场、体验式消费大集成的地方。前段时间他跟我说了一句话：“王老师，珠海海洋动物园、清远野生动物园到番禺的欢乐王国这三个点，未来会在交通上全部连起来，这样全世界的游客来了以后，一票可以玩遍海陆空，这是迪士尼都做不到的。”
的确如此，长隆的成就从单体来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迪士尼，苏老板本人非常不愿意别人把长隆比喻成东方的迪士尼，但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长隆已经成为中国快乐产业新的名片。时代的跌宕起伏，当年的猪肉佬恐怕绝对想不到。而苏志刚的命运变迁除了说明好的时代、好的机制之下，草根的未来不可限量之外，还有主观和客观两个因素不可不提。
超级国度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经过这么多灾难和磨难，但依然有无数的民营企业从小小的草根能做到世界500强，让世界上不可小看的地步呢？一个最大的客观因素，就是量变引起质变，一个统一的、稳定的、向上的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堪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国度，其自身的稳定性就足以抵御绝大多数的外部风险。所谓的超级国度并不是自卖自夸，挑逗民族情绪，我认为超级国度的定义最起码有三个层面：超级市场、超级城市、超级企业。
首先讲超级市场，有一个投资人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2001年他去达沃斯参加会议，发现一个分会场中有个叫做马云的年轻人在主持沙龙，当时这个小伙子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气宇非凡，跟大家讲他伟大的梦想。这个搞投资的朋友一看，一则其貌不扬，二则口气很大，三则所有的伟大设想全在一张嘴上，最后他说这种人符合了骗子的几乎所有特征，所以不仅他不投资，还劝身边的很多朋友说不能投资。没有想到他这一辈子看准了很多东西，就是在阿里巴巴的投资上看走眼了，一身传销讲师气质的马云终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马云的文章《马云丨大圣归来》，马云的成功除了个人特质外，最大的依仗就是中国这个超级市场，中国大企业多，小微企业更多，马云成功的关键，是找到了一个为这些草根企业服务的手段——互联网。通过互联网，马云基本上一夜之间就把成千上万的个体户全部整合在了一起，有了这个强大的支撑，马云攻城拔寨、一统中国、走向世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最近我出国比较多，我就明显地感觉到支付宝在全世界攻城拔寨，在日本，支付宝已经遍地开花，到欧洲去也是这样，这可和我们当年“MADE IN CHINA”的小商品走出国门不同，这次走出去的是金融服务，是支付手段。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中国的超级市场。
如果说超级市场是抽象概念，那么超级城市就是市场的具象化。中央已经出台了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30年来，智纲智库整个参与了中国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中国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深入到中心城市，第二个争夺世界级城市，到现在争夺世界级城市群。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到了3.0阶段，形成了三个世界级城市群，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长三角城市群，一个是领导人亲自抓的，以雄安为抓手的整个环渤海城市群，再加一个的话，就是成渝城市群。在这个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最充满激情、最有前景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企业家一定要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GDP合计高达7.5万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8%，目前总人口有6800万人，预计到2050年，可能总人口会达到1.5亿。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内，世界500强企业就17家，美国的湾区，纽约有60多家，旧金山有30多家，东京湾有50多家，我估计凭借中国的增长速度，用不了多少年年，粤港澳大湾区就能够和美日湾区并驾齐驱。超级城市的崛起，也是支撑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
构成超级城市四梁八柱的就是超级企业。以深圳为例，从一个小渔村，到今天生产总值突破2.4万亿元，经济总量居亚洲城市前五，2018年度财政收入突破9100亿元，甚至力压上海一头，不过区区四十年。年轻的深圳最初就是为企业家而生，它的腾飞也彰显着超级企业的力量。
不光是深圳，中国的乡村也逐渐呈现出了企业家的力量。近日我重返顺德北滘——这个珠三角的普通农村小镇，因为一个三千亿规模美的电器，成了一个力压几乎所有欧美小镇的现代小镇。何享健和杨国强，两个人穿草鞋出身的大佬。杨国强是18岁以前没穿过鞋，何享健之前也只是一个小手工业者，最后经过3、40年的发展，一个成了宇宙第一房企，一个成了全球最大的家电企业。美的，碧桂园两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直接反映了企业家对国家尤其对故土改天换地的伟大作用，这两个企业支撑起了不仅是北滘，而且支撑起了顺德，甚至支撑起了佛山巨大的产业链、产业集群，在北滘镇，几千万的企业有几百家，上亿的企业有几十家，几十亿的企业有七八家，企业和城市水乳相溶，从产业化到城市化，再到乡村现代化，中国下一步的城镇化发展，企业将会起到不可思议的作用。
人性的三大特点
谈完了客观，我们再谈谈主观因素，刚才我们讲的一批企业家能走到今天，跟人性有很大的关系。林林总总接触了上千企业家之后，我总结了人性的三大特点，贪婪、侥幸和虚荣。接触了很多成功者和失败者以后，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人性的贪婪，而且把他变成雄心，这个人不成功都不可能。一个人如果能把侥幸变成胆魄，敢于冒险，弯道超车，这个人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一个人如果把虚荣变成珍惜羽毛，爱惜名节，这个人就会走得长远。
贪婪、虚荣、侥幸，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但又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有人把消极的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因为虚荣，有些人渴望镁光灯下的鲜花与掌声，深怕别人不关注他，登山，约会，当网红代言人，不断搞出些大新闻，一次次用超常规的方式作出一些吸引大众眼球的事情，说到底都是虚荣作祟。因为贪婪，有些人把企业的规模当作了唯一的目标，半夜惊醒想的都是如何超过李先生（李嘉诚），钱越来越多，但是却没了生活情趣，过得单调乏味。因为侥幸，有些人沉迷于资本的魔力，一次次空手套白狼，用讲故事的方式给自己的企业加杠杆，到头来风向一变，资金一断，爬上神坛顶峰需要几十年，跌落只需要一瞬间。大时代中，很多人总认为自己是风起云涌的主角，但实则只是风流云散的代价。无法驾驭贪婪、侥幸、虚荣，死亡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如果把侥幸变成一种敢于弯道超车，把虚荣变成爱惜自己的羽毛，把野心变成一种雄心壮志，终于规避了自己的短处，张扬了自己的长处，最后就能够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一点也是很多企业家朋友要时刻自我提醒的。
从必要走向必然
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今天，可以用“五六七八九”来概括，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说是半壁江山毫不为过。
但回顾四十年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史，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那就是民营企业的合法性与其地位。我们今天怀念邓公，称颂邓公，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比任何伟大领袖还要伟大的，就是人性、常识和规律，谈起改革开放，很多人更喜欢20世纪90年代，这是体现中国开放的年代，也是中国面向世界、快速腾飞的年代。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的经验在于：人民需要利益驱动，当时所有改革措施都围绕这个判断进行，领导人认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彼此协调，而非冲突。邓公不是早知三年的神人、也不是擘画蓝图的圣君。改革开放之初无非就是三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摸出来的市场、放出来的活力。但既然是“逼”、“摸”、“放”出来的，民营企业从出生那天起，身份就有些尴尬。
秉承实用主义的邓小平，在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为了解决农民就业，为了解决知青进城，为了保证社会稳定，他在体制上略微开了个口子，因此才出现了民营经济。但这些做法只解决了民营经济存在的必要性，赋予了民营企业存在的合理性，但骨子里面是把民营企业当成是权宜之计，当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补充力量，在很多意识形态至上的人眼中，没文化、没素质、有点钱就吃喝嫖赌的街头小贩年广久，就是民营企业的典型象征。即使花了很大力气破除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依旧有不少人从骨子里面看不起、看不上民营企业。
但事实证明，市场经济的洪流一旦放开，浩浩汤汤，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次次令人跌破眼镜。在“三个代表”的表述中，民营企业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权宜之计变成了顺水推舟。但问题还是没有解释清楚，反复强调民营企业保就业、稳增长之类的作用，只讲其存在的必要性，绝口不提其发展的必然性。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由出口、投资和消费组成，在过去的十年间，我国从出口拉动转型到投资拉动，高速城市化和大规模基础建设，催生出了很多巨无霸国企，就像很多银行和政府的官员所说，“跟国企的人打交道不发怵，没政治风险，他们贷了几百亿还不上也没关系”。同时这样的事从央企到各省城投再到政府投融资平台，俯拾皆是，官商关系微妙异常，毕竟花钱谁不会花，表面上看起来，却是国有企业一路高歌，无往不利，民营企业左支右拙，狼奔豕突。
在这种环境下，尤其是去年极左思潮再度出现，民营企业离场论、公私合营改造论等频频出现，好像容忍民企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民企是伟大的理想。导致总书记都不得不出来召开座谈会，给民营企业打气安心，这次定调的确是颇有成效，但必然性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今年的两会，我最关注的成果就是审议通过的《外商投资法》3.0版本，40年来，我国出台了几次外商投资法，这次外商投资法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它至少讲三个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身份平等，连外商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作为民企跟外商一视同仁，难道做不到这一点吗？所以伴随特朗普的发难，整个倒逼机制的运转，对于中国来说，可能真的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了。
但仔细想想，民营企业真的需要谁来加持、点头、定调、默认吗？天下没有神仙和救世主，只有人类发展的普遍真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的超前或滞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促进或遏制，意识对存在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都会深刻的改变世界，民企的未来究竟在何方？无非是事在人为罢了。
关于企业家改天换地的伟力，中兴和华为的例子可供大家思考，同样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与美国的贸易纠纷中结局大相径庭。本应是兵多将广、资源富集的中兴，表现的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美国罚了几十亿美金还不够，最后派出庞大的队伍对它监察，就相当于监外执行。近日，美国已经正式任命进驻中兴的特别合规员，任期十年，在任期内监视中兴等等一切经营活动，工作期间不受中兴的制约，可以随意调阅任何文件。这个所谓“合规员”的概念开创了历史的先河，自1949年以来，中国本土的中国企业，要被来自外国的检察人员时刻监控，仅中兴一家！
打击完中兴后，特朗普似乎错误判断了中国企业的实力，也以这种方式开始收拾华为。华为从一开始的隐忍，到现在开始展现实力，任正非说了一句话，“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把我们这个小小的企业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华为。”不仅如此，这场5G之战可以说帮助中国做了免费的宣传。
虽然现在不能说美国狙杀华为的行动已经失败，但至少目前来看肯定无法成功，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如果没有特朗普的打压，外界似乎还不会认真思考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和贡献究竟有多大，不仅是欧洲诸国，甚至包括“五眼联盟”里的一些国家，都开始重新思考并调整对华战略。因此华为之战的意义不仅在当下，更在未来，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为过。
谁能想到一家民营企业能够以一己之力在世界上竞争角逐摊牌，能够抵抗来自国家力量的绞杀；民营企业为何会拥有如此改天换地的力量？这不由让我想起一个历史掌故。太平天国起义后，所谓的八旗铁骑根本不堪一击。回家丁忧的曾国藩，这么一个弱不经风的文人，组织了一帮乡勇团练，经过了长达7、8年的时间，不仅打败了太平天国，力挽清朝国运50年，而且锻造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湘军，甚至支撑起了一个影响全中国、全世界的湖湘文化，直接泽被了后世的若干代人。
同样是清王朝，同样是军队，为什么看起来高大上的不堪一击，看起来不起眼的却能改变历史、颠覆历史？这就是遗传基因的不同带来的，所谓的八旗子弟，不求厉兵秣马，但求升官发财；不懂向死而生，只懂安逸享乐；不想励精图治，只想拉帮结派，把官场文化搬到部队中来，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而乡勇团练们素质谈不上高，体魄谈不上强，无非是人性使然，在向死而生中求存罢了。华为与中兴同样如此，同一片土地、同一个行业，甚至连名字都类似，“中国兴盛”和“华夏有为”，一个备受“八国联军”之辱，一个大展“抗美援朝”之威，个中道理，值得深思。
讲了这么多以后，其实我们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民营经济不仅是必要的力量，更是一种必然的力量。从苏志刚到任正非，当草根企业家的崛起、超级企业的成建制出现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成为一种机制的力量，这时候民营经济根本不需要谁来给他一种说法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营经济已经不是早期的野草，而成为了参天大树，从上层建筑而言，民营经济已经不再是权宜之计、顺水推舟的含混过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兴。清醒、理智的领导人一定会意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企业家都是国家经济的主体，没有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崛起。
在上层建筑的变革之外，企业家精神的自我觉醒更为重要。如果企业家意识不到自身的力量，而继续做权力、官员和政府的附属物，任何外力都无济于事。只有永葆草根精神，百折不挠、坚持不懈，才能真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四梁八柱。抛开个人的际遇，着眼于过去和未来的分野，在整个中国从大江奔向大海的时代里，草根崛起的真正关键，我想大概就是“从必要走向必然”吧！
本文根据2019年草根大会王志纲老师主题演讲整理而成
王志纲口述改革开放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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