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业评论》专访刘俏院长：真正的商学院教育本质是教给你敬畏

人才战略对很多企业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对中国企业来讲，如何回头去看我们的人才在企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如何在未来变动的商业世界里用好人才，制定恰当的人才战略，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为此，《哈佛商业评论》（以下简称：HBRC TIME）特地采访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刘俏参与了光华商业教育的方方面面，对企业家群体变化、企业人才战略变化，以及整体体系，有着纵深的研究视野和独特思考。采访中，他指出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而忽略对商业常识和商业管理本质的重视，如此去面对未来更加复杂的世界，注定要吃苦头的。消费升级带来的机会和更加多样化的全球化机遇，对中国商业人士来讲，可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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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摘要

是时候重新定位了

HBRC TIME：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年，作为现任中国最好的商学院院长，你认为过去 10 年或 20 年，中国企业的管理领域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俏：这40 年我们见证了中国整个经济微观基础的巨大变化。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管理环境本身变化也非常剧烈，比如与 10 年前相比，人们的需求端完全不一样，之前可能满足温饱，现在会对生活品质有更多要求。需求端变化给企业和管理者提出很多新的挑战，诸如怎样能有更好的产品服务、更好的模式、更好的价值创造理念。再者，中国发展阶段也不太一样，过去一直是高速增长，现在已进入中等速度。这种情况也给管理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过去 20 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是我们见证全球化的时期。这段时期，中国是全方位介入全球产业分工布局的。现在，企业家所面临的外部国际营商环境，甚至对全球化的基本认知都发生了变化，这对企业的管理以及未来发展目标都会带来很多影响。我想，我们可能到了一个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出发的时候了。

HBRC TIME: 你刚回来时与企业家们讨论的管理话题和关注点与在 现在探讨的管理话题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俏：我是2010 年回来的，那时正值中国高速增长阶段。虽然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总体来讲，那时企业家更多关注规模，想做大，所以他们很关注资源端整合，以及全球投资并购和行业内整合的机会。现在，我们的更多思考是怎样寻找未来增长新动能。大家对创新研发，寻找更好的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方面的思考更多一些。过去 40 年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顺势而为，企业能有不错的发展前景，会更多关注怎样顺势而为，以及对宏观的判断。现在更多的是回归商业本质，做好一家企业，必须有好的产品服务、发展思路和行业定位，以及创新的价值主张。

HBRC TIME：是否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 10 年或者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是从管理实践与全球接轨，以及管理理念商业教育的差距缩短来讲，是中国进步最快的 10 年?

刘俏：过去，中国企业家对规模有诉求，规模是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提供了这样一种现实可行性。但现在，企业家对质量型发展和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关注。他们开始摆脱对规模的依赖，更多思考如何从大到伟大。伟大是一个相对概念，很难严谨定义。抽象讲，我认为伟大企业可能具备一种能力，实现美好的能力，让人和社会变得更好的能力。例如通用电气、微软、谷歌、阿里巴巴等都是伟大的企业。

HBRC TIME：在当下强调科技创新突破的这个时代，你认为哪位海外企业家特别值得中国企业家学习?

刘俏：回到怎么界定一个伟大企业或是伟大企业家这个维度，我觉得具备定义美好、实现美好愿景这样的商业领袖就符合这个标准。乔布斯不容置疑，可惜他已过世。还有亚马逊的贝索斯，他对未来的消费场景有很好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他有实现这种可能性的能力。作为一名企业家，他可谓意向深远。

HBRC TIME： 在你看来，中国商业管理领域里，哪些人在不同的方面或者不同的阶段，做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应该被写进中国商业管理短暂但是很重要的发展历史中?

刘俏：中国的故事比较复杂，因为我们过去 40 年是一个不断地在建立市场体系，也在逐渐完善市场体系过程，去推动市场体系建立的这些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一定是管理实践者，但他们对管理实践产生的意义非常深远，包括我们的总设计师，国家战略制定者，和一些学者。企业层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国企在过去 40 年的巨变，推动转型实现的国企领导者们，都应该被铭记。民营企业领域，柳传志、任正非这一批，以及再之后的马云、马化腾，他们从不同维度上，对中国管理实践的推进，管理理念的格局的不断提升和丰富，起了很大作用。

未来人才必备特质

HBRC TIME: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市场经济的这些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的差距在哪些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的是什么?

刘俏：总体上讲，我觉得比较大的缺陷在于，这一代企业家或过去几代企业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近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大的机会比比皆是。这样背景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有他们的思维定势，可能更多的表现是对资源的高度关注，甚至是关系的强调。这方面展现出的是一些人非常强大的对资源的驾驭能力。但是我认为这个阶段其实已经结束了。当经济增长进入中速阶段，比拼的就是理念、产品服务和创新模式。这时中国企业家可能更多要回归到商业基本原则上来，而这些东西则是国外企业家成长环境中经常需要面对的。这时，时代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所有人包括企业家们最缺的是科学精神。没有科学精神，对基本的商业规律、基本原则没有太多敬畏，总以为可能是例外。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个问题不会很凸显。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个问题会变得很明显，所以大家会想尽办法补救。我最担心的是没有回归到培养科学精神，而是形成新的思维泡沫。真正的商学院教育本质是教你对市场规律、商业普世价值观，有基本的敬畏之心，回归到以科学精神理性主义为支撑的基本认识上。

HBRC TIME: 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最需要怎样类型的人才?

刘俏：从行业角度讲，我觉得未来 5 到 10 年，会更强调品牌和质量。中国经济发展会完成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人们的需求水平会不一样，会增加对高端消费和医疗健康方面的消费。未来的人才需要能够承担起不断创新的职责，学院培养也会注重这点。任何时代对商业人才或商业领袖特质的注重是不会有变化的。一是要有科学精神，对商业规律法则有敬畏之心。二是专业精神，有非常好的专业素养，对产品服务有极致化追求。第三点可能更重要，要有不断重新学习和再学习的能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不断提升自己的思考方式，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变化，不会把过往经验作为未来发展借鉴。

本文首发于《哈佛商业评论》

刘俏，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于2013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7年担任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委员。刘俏教授在公司金融、实证资产定价、市场微观结构与中国经济研究等方面拥有众多著述，其最新著作包括《从大到伟大2.0——重塑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Corporate China 2.0: The Great Shakeup。刘俏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应用数学学士学位，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获得国际金融硕士学位，并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获得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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