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这项事关几亿人口福祉的战略，有几个关键性问题需要思考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顺利完成到2020年承诺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乡村振兴，关乎几亿中国农村人口的福祉，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写入党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指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有几大关键性问题需要思考。比如：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的关系是什么？

●乡村振兴的对象是谁？战略核心点在哪儿？

●怎么 “振”，如何 “兴”？

以下为详细观点：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并将其提升到战略高度、写入党章，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经过深思熟虑、长久实践形成的一个战略。从新农村建设到扶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它是一个有关我们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进程。

乡村振兴的内涵是什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当前，我们已经制定了战略和规划，一些模式也陆续涌现。但是，如果要顺利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战略目标，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一、乡与村的关系

乡村振兴关注的主体对象，离不开乡与村。我们首先来谈谈乡与村的关系。乡村振兴的主体对象是什么？是乡还是村，抑或是其他？实际上乡村振兴的对象不仅是村庄，而是更应该包含连接村庄的大片区域。

长期以来，在这个区域里面，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集聚点——这就是行政中心村，特别是乡所在地。因为经济、社会、交通的关系，使得这些点（即行政中心村）特别是乡所在地，能够将区域内各种资源集聚。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完善，这些点可能逐步会形成一个新的城市型节点——镇。

这些点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不仅发挥集聚辐射带动作用，而且往往是整个区域网络中的关键性节点，对区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乡村振兴的主体对象，不仅应该包括自然的村庄，还应包括行政村，同时更应包括乡所在地。

按户籍人口统计，我们的城镇化率去年就达到53%。今年三、四线城市乃至二线城市，逐步都在放开户口，城镇化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乡“撤乡并镇”变成小城镇城市。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的关系是什么？乡村振兴的边界在哪里？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什么？我认为，城镇化过程中，乡村振兴的对象不仅应该包括天然形成的这些村庄，以及连接散落村庄的广大区域里的集聚点。而且这些个集聚点，还应该包括那些没有撤乡并镇的区域，以及一些城乡结合部，同时还应包括我们的乡所在地以及已经城镇化了的小城镇本身。

总体来说，乡村振兴的对象，就是指县域以下这些广大农村地区以及这些个地区网上的各个节点——自然村、行政村、乡所在地、镇所在地等。

为什么要这么考虑？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乡村就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了。我们看到它有很多的变化，涉及到新的乡村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出现。它的产业业态和形态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虽然主业态还是第一产业，但是在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已经衍生出很多第二和第三产业业态，比如文化旅游、商贸服务。这些业态的出现，包括互联网+，改变了乡村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它已经衍生为一种组合型的产业业态。

这样，它所覆盖的区域范围也就不仅仅是传统第一产业所覆盖的村庄区域范围，而且还包括了已经城镇化了的小城镇本身。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振兴也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农业、农村、农民的振兴，还包括以小城镇为代表的镇的振兴、镇（市）民的振兴以及依托小城镇新型产业的振兴。

二、“振”与“兴”的关系

“振”就是提振，“兴”就是兴起。“提振”是指，我原来有的优势，现在萎缩了，我要把它重新提振起来。比如传统种植业在商品经济大潮，特别是粮食进口依赖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把种植业这个主产业提振起来，要重振雄风。

当然，我们现在国际环境和市场很好，进口粮食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央，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首要问题。我们有14亿人口，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的粮食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所以，乡村振兴首先是提振农业。

“兴”是什么？原来没有的，我要把它做起来。那就要结合乡村的变化，把新型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做起来，使乡村经济能够向着更高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所以，我们要促进乡村新型产业的融合，从而使得我们的乡村能够兴旺起来。

比如，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在自然。传统意义上，我们说带动乡村发展，更多从经济、生产的角度出发。现在，我们更加重视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考虑如何充分保护和利用这一禀赋。

同时，乡村振兴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综合问题。它是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型社会问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小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

乡村振兴可以归纳为九个字，就是“产业兴、农民富、村庄美”，靠什么呢？靠“振兴”。我们只有抓住这个关键点，才能把乡村发展好。

三、县与乡的关系

县以下的广大区就是我们的乡村。现在，由于城镇化的进程，实际上中部、东部地区很多的中心镇，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镇”的概念，而是一个三线城市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适时地变化。

乡村振兴，肯定不会重点针对中心镇这类地区，但是中心镇周边的广大乡村是我们考虑的主体。同时，乡村振兴中，中心镇起不起作用？作用非常大，它更发挥了领头羊和辐射带动的作用。

前面我们说了，乡村振兴不是只关注村庄，还关注连接散落村庄的广大区域里的集聚点，包括那些没有撤乡并镇的区域，城乡结合部，以及乡所在地和已经城镇化了的城镇本身，它是一个有机的网络。

而按现行行政区划，我们所有的乡村以及乡镇又都是在县以下，县是什么？是县域广大乡村区域里最具有集聚效应和集聚特征的中心节点——中心镇。这些中心镇，特别是县城所在地，它的集聚效应、带动效应、辐射效应是其他节点都不能比拟的。所以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充分重视把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的发展统筹在一起。只有把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和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规划统筹在一起，寻找和谐发展的平衡点，这才是根本。

四、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的关系

乡村振兴离不开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我们现在经常谈论乡村发展滞后、村落衰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中一个核心就是没有形成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什么是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和基石在哪？就在乡村。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失去了基础。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特征是什么？从管理到治理，这是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大家也有很多解读。我认为治理的现代化就在“制”和“理”。“制”是什么，就是规制，要有规矩。“制”是刚性的，必须不折不扣遵守的，比如相关的法律法规；“理”是柔性的，是可以有一定灵活性的，比如乡规民约。治理的现代化，要把“制”和“理”的关系理清楚，这对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没有现代化的治理，就没有乡村振兴。

五、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点在哪儿？

人的振兴是乡村振兴里面最重要、最核心的。人的振兴关键又在哪里？在传统乡村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体系下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点，这个点就是如何看待农民。农民是身份还是职业？ 这是一个根本关键。

农民是什么？传统上，大家潜意识里大多都认为“农民”就是个身份。虽然我们经常提“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但其实我们也经常默认，“农民”就是个身份。其实，从经济学来讲，从事第一产业和从事第二产业以及从事第三产业一样，都是职业范畴。农民是什么？其实就是从事第一产业的；工人是什么呢？就是从事第二产业的，这原本是一个职业概念。

所以，要实施乡村振兴，实现人的振兴，首先就是要打破对农民身份的这种固有的认知，要把身份认知转变为职业认知。我从事农业生产，他从事钢铁生产，他从事造纸，他经营酒店，这都是职业而不应该是身份。如果这个认知不打破，乡村振兴很难实现。

我们到村里去调研，发现谁家里有外出打工的（大多从事二产三产，职业工人），谁就很自豪，而谁在家种地，从事农业一产，好像就不好意思说，好像见不得人，当然，随着近年国家对农村农业的重视以及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种现象少了些，但总体上“城里人”“乡下人”身份差异的传统认知，还是没有太大变化。如果把农民界定为职业，从事第一产业，和从事第二产业，没有任何区别，我想这种情形就会大为改观。有些人说，现在不是有很多逆城市化的现象吗，大家都愿意到村里去。确实如此，但仔细想想真正愿意把身份变成农民的还是少之又少，大家是去享受村庄提供的一些无形的服务：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新鲜的空气。不说是旅游观光，但说你去康养是要变成农民吗？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要知道作为农民是要耕作的，是要从事第一产业的。

所以说，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的振兴。人的振兴的核心，是要破解从农耕社会一直到现在形成的固有观念——农民就是乡下人。如果这种固有观点得不到破解，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打破二元结构，都会遇到问题。

六、乡村振兴的前提是什么？

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好反贫困的问题。如果没有反贫困的胜利，不能把绝对贫困人口降为零，乡村振兴也无法真正顺利推进。这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前提。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乡村振兴可能只是富裕地区的振兴，并不是贫困地区的振兴，更不是所有地区的振兴。如果，贫困地区的温饱没解决，基本的社会保障没有解决，让它去振什么，兴什么。老百姓会问：我现在吃饭、住房都成问题，你来了给我画个大饼，让我弄这个花样、那个花样。他们不会接受。

我们早年去调研，到农民家里。他们问，“你们干嘛来了？”我说来了解情况，我们主要是调研。老百姓直接把手伸出来，什么也不说。旁边的乡镇干部说，“他的意思是你要拿钱来，我们这里就是缺现钱，没别的。” “你不要说那么多东西，说什么给我带个项目，给我对接一个什么资源，这都离我很远。”

那是2004年的时候，我们到贵州。乡镇干部领我们去看一个路边上的人家，家里就一位孤寡老人，我们给了他一百块钱，他非常感谢。为什么？乡镇干部说，这解决了这位老人一年吃盐的问题。其实他家里也还可以，猪圈里有猪，地上跑的有鸡，就是缺现钱。所以我说，对贫困地区，首要的任务就是彻底做好反贫困的工作。没有反贫困取得胜利这个前提，就没有乡村振兴。

现在，中国的反贫困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从1978年至今，7.5亿人口减贫，到今年还有1600万人贫困人口，明年计划全部脱贫。当然，这个脱贫是指绝对贫困人口的脱贫。现在我们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就是到户、到人，因人施策，因户施策，而不只是是因地区、因县、因村粗犷式的了。

我们整个反贫困走过了几个阶段：先是全国救济式的扶贫，然后在全国开发式扶贫。扶贫针对的对象，也从全国，到县域为单位，再到村庄为单位整合推进，目的就是要通过相应的措施，让所有的贫困对象真正摆脱贫困。为什么要到村到户？因为情况一致在改善，我们从最初大面积的贫困，再到区域性的贫困，再到更小区域的贫困，以及交叉式的片区贫困。

现在，是插花式的贫困：贫困村里贫困户，非贫困村里也有贫困户，你必须要针对个体对象，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就像围棋的最后收官阶段，必须一个一个的子来找来算，精准到位。

更主要的是，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不是是纸上的脱贫，更不是数字的脱贫。真正意义的脱贫是可持续的。按我们现在的国力，这一千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现在都可以宣布全部脱贫。但很明显，这种脱贫方式不可持续。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需要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培养自我造血的能力。

我们有很多企业家、社会人士、热心人士。最开始是捐赠、捐款，捐完之后我就不管；到后来捐完之后，企业或者是社会组织要去监管；再到企业直接通过产业和项目带动。这个转变的过程，就是由外部力量带动脱贫，变成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性脱贫。在国际扶贫理论界有一个概念，叫做“能力脱贫”。

怎么激发内生动力呢？一个方式是培训，发展教育。现在，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推开，但每年仍有50多万辍学儿童。我们调研发现，这些儿童中，一部分自身有残疾，另外一部分来自非贫困的家庭。因为贫困家庭现在是村村负责，村里都驻有工作队，五级书记一起抓。贫困建档立卡户的孩子是绝对不能辍学的，这是我们通过义务教育取得的成绩。此外，还有在职教育、专业培训，帮助这些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对象逐步提升自己的能力。

除了教育和培训，可持续能力的提升还有什么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靠的是农民自己。这条路理论上叫“干中学”，就是在干的过程中增长能力，我们要重视农民的自发性。这就跟我们学习一样，比如一个孩子自己有兴趣喜欢画画，他成为画家的概率相对就会很高。据我们调查，以自己的兴趣选则职业，相对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要想做好乡村振兴，我们必须要和打赢扶贫攻坚战有机衔接，而衔接的关键点在于，实现贫困对象可持续能力的提升。

七、乡村振兴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了核心，讲了前提。乡村振兴，它的根本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乡村振兴的根本，就是不能把它只看作一件事儿、一项工作、一个项目，要把它看作一项事业、一项伟大的事业来对待，而这个伟大事业的根本是则在于我们文明的振兴，新型文明的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复兴什么？根本还是我们的文明。

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的农耕文明主要形成和发展于封建社会阶段。我们这里讲的文明的复兴和振兴，不是简单意义上传统农耕文明的复原，而是新时代新型文明的振兴，是在传承文明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提升的新型文明的复兴。

传统农耕文明对应的是传统农耕社会、小农经济，自五四以来，我们逐步在摆脱传统小农经济，特别是现代，我们正逐步在走出传统农耕时代，走向现代。传统农耕文明的精华，有很多是我们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需要我们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但其中也有一些糟粕，需要剔除。在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环境，我们要融合新型文明的特征，复兴中华文明。

所以说，乡村振兴及其所赖以支撑的新型文明，不是简单复原，不是简单复农耕传统文明，不是再回到小农经济、传统农耕社会，而是切实结合当今社会发展历史阶段，顺应新形式新要求的一种提升和创新。

传统农耕文明倡导的是在一个封闭的小农式的社会中追求安逸的生活，而新型的文明则追求的是一种开放式的生活；传统文明讲究人的与世无争，新型文明，除了特定情况下的与世无争，在很多情况下要和外界形成一种竞合关系，唯有如此，才有生命力，才能在现代社会有立足之地。

所以说，乡村振兴的根本是在于我们文明的振兴、新型文明的振兴。这一新型文明实际上应该是传统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再加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特质，所形成的一个复合式的文明。这个文明要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没有这么一个文明形态的出现或逐步的形成，那我们乡村振兴所做的这些规划，就是就事论事，是缺少根本根基的。所以，一定要把乡村振兴和文明振兴、新型文明的构建、形成和振兴紧密结合起来。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之道。

八、如何切实推进乡村振兴？

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和合”是根本办法，有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的融合。现在的产业发展不能仅仅发展传统的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六产融合以及新型业态的打造，是我们的方向。不仅是纵向的融合，还有横向的融合，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融合。

第二、资源的整合。从扶贫这个角度来说，为了打赢扶贫攻坚战，我们进行了国家和全社会的动员。怎么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需要整合资源（“人、财、物”），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效果最大化。实现乡村振兴更是如此，我们更需要“人、财、物”资源的整合，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和效果的最大化。

第三、城乡的融合。我们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结构。实施乡村振兴，一定要打破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的融合。打破的一个关键，就是人。我们要把农民界定为同二三产业的职业工人、职员一样的职业群体。

第四、天人的契合。我们要打造的新型文明，其重要特质就是集传统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前几个文明的精华为一身，剔除其糟粕的一种文明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现天人的契合，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乡村振兴不管是发展产业，还是其他事业，都绕不开自然生态环境。自然生虽然没有话语权，但代表着我们的未来。从全球来看，乡村振兴必须符合2030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第五、人才的聚合。集四方人才为我所用。闭门造车，把人才拒之门外，自古以来都不可行。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夺最重、最厉害、最关键的资源就是人才。得一个人才，比得到沃野千里、城池百座还要有用。所以，乡村振兴必须采取开放式的路径，实现人才的聚合。

第六、社会的和合。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和谐，美美与共。而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治理，则是实现这一目标，构建和谐的一个关键。当然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但这是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

雷明，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英国爱丁堡大学客座教授；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目前研究方向包括诱导决策和机制设计、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减贫、绿色核算与绿色管理、效率评价的非参数方法等。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以及重大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有《新型城镇化与减贫发展》《旌德调查—关于安徽省旌德县多元扶贫的调查报告》《贫困山区可持续发展之路—基于云南昭通地区调查研究》《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贵州省毕节地区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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