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吴景超的“两类农村”与城乡一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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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3月5日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1901—1968）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吴先生在都市社会学、中国城乡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研究上贡献突出，其历史社会学研究亦颇具特色。在学术研究之外，吴先生也是一位在公共舆论界颇为活跃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不少著名思想论争。虽然吴先生的遗著近年来尚未得到系统整理与重新出版，但业已引起了一些读书界同人的广泛关注。据悉，商务印书馆已将《吴景超全集》列入出版计划；继《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之后，《中国经济建设之路》亦将入选“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碎金文丛”在第五辑出版《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之后，又将《两汉的社会学维度》（暂定名）列入第六辑出版计划。今年金秋时节，在吴景超先生的家乡——安徽歙县——将举办一次纪念性的学术研讨活动。凡此种种，都表明一个藉着阅读吴景超论著来重新思考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潮流正在悄然来临。
首先，吴景超对通常所谓的农村“自给自足”的说法，进行了简单的辨析，认为大部分农村是做不到自给自足的，普遍存在从外村、外县、外省输入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尤其是工业化以来，甚至需要从外洋输入。其实，我们总是用自给自足来概括农村生活，还是没有深入分析农村生活的现实，即便是在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生活，也存在村与村之间的相互周济，才能渡过偶然的灾荒（《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以此观之，当前农村欲罢不能的人情往来，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大范围内解决财富流转的方式，自给自足是一种理想状态，到更大范围内去获得财富才是一种常态。
其次，在打破“自给自足”这一似是而非的说法后，吴景超提出了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必需品的两种类型，并将这两种类型作为理想类型，代表中国农村的典型：宁波型和绍兴型。简单地讲，宁波型农村就是人多地少，本地资源不足以养活本地人口，于是人口大量外出务工、经商，近则杭州、上海，远则汉口、北京等，甚至海外如日本、新加坡及东南亚诸国，获取金钱，源源不断汇集到家乡来，使得宁波的生活水准远高于其他农村。而绍兴型农村，则是输出大量特产，比如锡箔、平水茶、绍酒、内河鱼，这些特产的价值是绍兴所有稻谷价值的两倍半，这就足以使得绍兴农村可以衣食无忧。以这两个理想类型为尺度，可以进一步衡量全国的农村，典型的宁波型还有诸如歙县、台山、梅县等，典型的绍兴型还有沿太湖的蚕丝区、沙市附近的棉区等。而大部分的农村，可能介于这两类农村之间，即劳务与特产各输出一些，从而达到维持村庄经济的平衡，满足基本生活。
最后，最重要的是，不能孤立地用单个村庄来看待经济的维持，必须坚持“中国一家，繁荣不可分”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两种类型的农村。远在七十多年前，吴景超就大声疾呼：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因为如果其他地方经济衰落，就吸纳不了多余的劳务，也购买不了外地的特产。用他的原话讲，就是“无论哪一类的农村，其繁荣与否，不全系于当地的收成，还要看当地过剩的劳力，过剩的物资，是否有出路”。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城乡一体的结论，并且还不仅仅是城乡一体，还有乡乡一体，即不同类型农村之间也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不过说，过剩的劳力和物资，一般都是汇集到城市，所以主要还是城乡一体的问题。进而言之，发展都市以振兴乡村，也就是吴景超的基本观点了。
我们只要把眼光稍微向后凝视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城乡一体化”的提出，还是近十年的事情，2010年之后，才陆续有一些关于城乡一体化的讨论，相关著作也才相继推出。而国家层面的以城乡一体化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是2014年以后才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而这离吴景超提出的一体化发展，差不多已经七十年过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吴景超是一位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学家。而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还有不少在鼓吹“以农立国”，或者与此类似的其他反对工业化、城市化的论调，对此，吴景超一概送上一个“经济复古论”的帽子，并且坚决地说：我们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对于这种经济上的复古论，尤其反对。
我们之所以再次将吴景超的这一结论拿出来讨论，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我们对吴景超这一结论的理解，还是没有真正进入行动的层面，甚至还有被忽略的倾向；第二，中国的城乡发展，在东部的某些发达地区确实已经到了城乡一体化的阶段，但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一体化还只能算是一个口号，甚至还有城乡两极分化的现象。所以，重温吴景超的这一论断，无论是对于我们的理论指导，还是实践工作，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理论指导上，充分理解“自给自足的时代早已过去”的断喝，对于我们的实践工作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比如乡村振兴，既然全国一体，乡村振兴的路径可能就有很多，关键在于总体效益的最大化，而不一定非得盯着具体的乡村，因为资源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就会找到最能发挥价值的地方。太多的资金投往不产生效益的地方，只能是一种消耗，并非可持续发展。所以畅通人与物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不要人为设置障碍，才是乡村振兴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还是没有过时，至少还是当前的主要方式。
在城乡发展的实践领域，还需要认真对待吴景超“中国一家”的论断。一方面是人财物的自由流动的障碍还是不小，比如城市社会服务没有对没有户籍的农村打工者开放，就不能算友好，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的可能性就降低；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很难体现，更难兑现，因为农民的财产主要就是承包田和宅基地，而这属于集体资产，在个人或家庭作为市场主体的时代，这种主要的财产性收入如何兑现，是个不小的考验。今天有所谓的“地畔农民”和“下地农民”的区分，前者拥有土地权但不直接耕种，后者直接耕种但没有土地权，这两类农民的规模越来越大，实际上就越来越阻碍农村的发展。而面积是城市三倍的农村宅基地，目前也还是一种纯粹的沉睡的财富，多年前就号召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至今还是顾虑重重，殊不知，不能流动、不能兑现的资本就不能成为财产，而财产性收入就更谈不上。另一方面，医疗、教育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资源逐渐中心化，尤其在中西部地区，这种中心化的趋势愈演愈烈，人为提高了农村人口的生活成本，使农民不得不付出看病、上学之外的其他费用（从中心学校周围的租房市场就可见一斑，甚至很多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还挟持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自重），结果是侵蚀了农村的利益，形成拔苗助长式的城市化。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看起来纷繁复杂，让人眼花缭乱，但对于一些基础性的认知，尤其是那历久而弥新的真知灼见，我们应该反复掂量一下。正如著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所讲的那样，对于被事实证明为正确的东西，我们应该不厌其烦地去温习、去践行。吴景超的城乡一体论，我认为正是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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