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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卫8】宁夏海原:黄土深处的窑居之祖

2016-11-25 居家中卫



黄土高原是中国地理形态中重要的一部分。


从地球上的地貌分布来看,黄土主要分布于中亚到中国的西北、华北和东北一带,世界上最大的黄土积聚区就是中国的黄土高原。


地理学家们将中国的黄土高原大致划出了一个范围:北起阴山,南至秦岭,西抵日月山,东到陕西和山西之间的晋陕黄河大峡谷,横跨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6省(区),面积64万平方公里。


在这样一个地理框架中,处于北纬36°06′~37°04′和东经105°09′~106°10′的宁夏海原县,恰好就是这个框架的中点。


从宁夏的地貌看,在贺兰山、香山和六盘山之间,有一块黄土厚积、干旱少雨的“零物质境地”,被联合国官员誉为“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海原就位于这个黄土厚积区的核心区,枯黄是这里唯一的色彩。

这里的黄土有着黄土高原上最明显的典型性,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黄土深处的居住形式——窑洞的民间传说。


清代康熙年间,京城连续下了好多天的大雨,连日连夜的暴雨使得皇宫也开始漏雨,连康熙也因漏雨而没地方睡觉。


一天,康熙给身边的大臣说,朕住的地方是天下修建得最好的地方了,连这样的地方都漏雨了,可以想象,天下还有什么样的房子能不漏雨呢?


当时,担任陕西提督事务的潘育龙将军恰好在康熙皇帝身边,潘育龙就出生于和海原县紧邻的甘肃靖远县。


潘育龙说,皇上有所不知,在臣的家乡一带,那里农民住的房子就是连续下上3年雨,也不会漏水的。


康熙皇帝连忙问:那是一种怎样的房子?

潘育龙回答说,是当地农民依靠山坡,就地挖出的窑洞,有着“没有不透风的房子,却有不露雨的窑洞”之说。


后来,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时,在银川城里,因为军情紧急而不能到靖远、海原一带去看那些神奇的房子,只能望着离银川几百公里的靖远、海原方向,想象那些“就是连续下上3年雨,也不会漏水的”窑洞,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建筑?


在海原一带,人们所看到的窑洞民居,有着传承下来的封闭和内向的特点。


以窑洞为主体的居民住宅常以院为中心,院的正面挖3孔或5孔窑洞,中间为主窑,两侧为边窑,群众称之为“一主二仆”或“一主四仆”。


院左侧为左膀,右侧为右膀,左右膀能挖窑洞的则挖窑洞,不能挖的就建偏房。前面为高围墙,只留一道门供出入。


窑洞均面向院内,如同北京的四合院,它是整个建筑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庄院也有几进院的,由外到内,把主窑围在最里层,高墙深院,重重屏障,带有十分明显的封闭性和防卫性。


长期的封建私有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人们在修建宅第时,除封闭性外,还力求在自身范围内造成一个无所不能,于外界无所求的小天地。


这种建筑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建造难度,这种难度也培育了它的建造者和居住者的智慧与自信,这种自信从当地的这句民间顺口溜里不难看出:“贵客来到我家堂,休笑我家无瓦房。土窑好似神仙洞,冬天暖来夏天凉。”


美国著名记者安娜·刘易斯·斯特朗在她的《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中,回忆她到中国西北住的窑洞,就是和海原一带的窑洞一样“呈拱形,像半圆形的活动房屋”“窗户是用细木条做成的框架,糊上白纸,可以让充足的光线进来”。


为什么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会出现窑洞这种民居形式呢?斯特朗以一个西方人的观点给出了答案:制作成本低。


因为在黄土高原上缺乏现代建筑的金属和木材、砖瓦,“中国西北的荒山,很早以来就没有森林覆盖了,山崖干燥,很容易打成窑洞”。在她的眼里,窑洞的优点除了便宜外,还有对气温的调节——“过惯了舒适生活的美国人,可不要嘲笑窑洞,这些窑洞四周都是实土,冬暖夏凉”。


作为人类顺应自然又利用自然创造的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安居工程,海原一带的窑洞,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孕育着这里一代又一代勤劳质朴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的双手谱写着宁夏的又一部文明史,但似乎一直被排斥在宁夏几千年文明史的组成部分之外。


海原窑洞,和其他地区的窑洞不同的是,它们还见证了一场人类的灾难。在这场灾难中,窑洞再次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潘育龙将军给康熙皇帝称赞的窑洞,自诞生时起,确实没有一丝畏惧降雨的损害。


然而,另一场来自大自然的力量——地震,则能彻底摧毁它们。尤其是1920年,以海原为震中的“环球大震”,使见证人类最早的穴居方式的窑洞,在海原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坏。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和物伤亡、损害最大的一场地震,其释放的能量是唐山地震的11倍,破坏了7个法国般大的面积。


这次地震中,设在上海徐家汇的天文台发布的消息以及盖茨神父整理的地震报道,是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第一份地震科技资料。


发生在海原的这场摧毁黄土高原上许多窑洞乃至其他建筑的大地震,也催生了中国第一个地震台的建设和中国地震灾害的研究工作。


摇一摇,摆一摆,天上的神仙下凡来;不言不语不吃饭,见了凡人跪下拜。吓坏了凡人跑得快,你看古怪不古怪。摇摇儿摇,摆摆儿摆,地下的蚂蚁出洞来。推倒窑窑儿把房盖,光吃粮食你别吃菜。翻穿皮袄毛在外,你看古怪不古怪。摇一摇,摆一摆,见人亲得叫奶奶,碌碡跳上房,石头滚下坡,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母鸡把鸣叫,猪娃子不吃菜,你看古怪不古怪。


1920年,农历十一月初七傍晚,9岁的董善征和村子同龄的儿童在窑洞前的麦场上一边玩着,一边唱这首不知从什么时候传来的“古怪歌”。


这首古怪的民谣是从邻村传来的,他们当时并不懂唱词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些娃娃唱的内容,竟然就是反映地震的。


“那一年我刚9岁,从山那边的甘肃打拉池来这里我的娘舅家玩。那天晚上,地突然就动了起来,窑洞塌了,人不见了,山走了。过后,我15天没吃上粮食。

后来出现的情况是十庄九空,人吃人,狗吃狗,树上的树皮逐渐也被吃光了。这个村里原有37户,最后只剩下了3户人家。”2004年12月7日,海原县西安乡下小河村95岁的老人董善征回忆起那场地震,仍掩饰不了惊悸与恐惧。


老人说的具体时间是1920年12月16日20点06分09秒。北方的冬夜来得早,这里的农民休息得早,他们不知道这场夺去了23万人(甘肃赈灾救济会的公告上说是30多万人)生命的地震的中心区就在他们身边,他们更不知道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内,大名的耶稣教徒传教团、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的钟表几乎立即停摆,这些城市和其他所有城市居民点,坐在桌边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


一刹那间,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有震感感觉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象台上也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这次发生在海原的大地震震中烈度12度、震级为8.5级。当时海原属甘肃管辖,所以许多学者称为甘肃大地震、海原“环球大震”。


一位回族老阿訇回忆说:“刚刚礼拜完,清真寺里的学生正在念《穆罕麦斯》。我退出道堂窑,突然觉得夜黑得不见五指,呼呼的北风吹来,浑身一阵寒噤。走到前院,猛听见西边轰轰轰大响三声,地摇了,房屋在乱响中全都坍倒。我赶快往道堂窑跑。道堂窑已经不见了,只有冒着气的土。大家发现学生没有从道堂窑里出来。我就动手刨,那时也不知道谁被压在哪里。”


如今,在海原县境内的不少地方,仍能清楚地看到,那些被扭曲的山形和错开的山体。


“环球大震”改变的不只是黄土。


遍布窑洞的黄土高原上,尤其是从甘肃景泰到宁夏固原200多公里的地震变形带上,山脊、田埂、水系、山前洪积扇等地貌的错断,形成了一系列的地堑式的地面下陷、地裂缝、鼓包、地震陡坎以及成串的崩塌、滑坡,组成了一条规模巨大的地面变形奇观。


走动的黄土在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产生了极高的地理研究价值,吸引了中外众多知名的地震学家来到这里作考察和研究。“山的搬家”形成了西吉县美丽的震湖,固原石碑湾波浪起伏的滑坡群地貌,海原哨马营被地震劈开的大树历经80多年仍然存活,当时繁华的干盐池城突然间变成了荒堡,著名的西夏“南都”西安城被摇成了一片废墟。银川以北接近内蒙古沙漠的长城被地震切断,高崖成了沟底,山裂开了巨口,平地出现了小湖。


最早监测到地震的上海徐家汇教堂的盖茨神父说出现了“大地摇晃并从脚下溜走”,山的移动带来了“惊慌的日子”和“国家的关注”。


当民众在一片巨大的恐慌中时,自然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政府。当时,代表北洋政府在海原执政的县长是一个叫钟义海的湖北人,地震夺去了他的太太和儿女的生命。当地震幸存者跑到县衙里来找县长时,见到的是一个在县衙废墟上“哭得死去活来,软得不能直立”的县长,他不仅没和幸存的民众们去看看死难者,去组织幸存者救灾,或者向上级及中央政府报告灾情,而是哀叹一声说:“打算到与海原毗邻的黑城子暂住,不在海原为官了。”


不久,钟县长真的因为不能承受灾难的重负而精神分裂,最后离任了。


随后,一个叫何瀛曾的湖南人被新任命为海原县县长,流离失所的百姓在寒冷与饥饿中的期望值,很快就在这个县长的表现中散失了。


何县长被时时发生的余震吓得不敢钻进帐篷,又被时常出没的狼群吓得不敢离开帐篷,在这两难选择的瑟瑟恐惧中他也离开了海原。


紧接着上任的县长叫王朝桢,湖南岳阳人。王县长并不像他的两个前任的县长那么胆小,他的胆大没有表现在给灾后需要温饱和重建的海原人民办一件实事,而是贪污了一大笔救灾款,被灾民群起而攻,赶出了县衙。


西方媒体在这场灾难面前,表现出了不应有的沉默,“那次夺取了23万人的、毁灭比法国领土大7倍的海原环球大震,西方报刊和传媒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沉默不语”。


俄国一个佚名的人在他写的《1920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中表示了他的不满,他对此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评,“关于墨西哥和旧金山地震,新闻记者却写了那么多,好像要把墨水耗尽了。


两个大陆的报纸用令人震惊的报道和照片互相竞争,文明世界的大部分都参加了给遇难者的帮助,而对于中国的地震却完全没有任何表示……因为这一次灾难离他们太远,仅震动了那里的中国人。”


1921年3月中旬,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克劳斯等人赶到震区进行调查,克劳斯在他的《大山迁往何方》中这样说:“有关灾害的消息受到长期耽搁。”他们作出的调查报告《在山走动的地方》,发表在了1922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夜间移动的大山,似瀑布飞落般的山崩,陷进房屋和骆驼的大裂缝以及把村庄席卷进升起的松软土海里的一切……它也许是发生在现代社会中最缺乏报道的灾难。”


在这份报告中指出:“1920年11月~12月,全世界都遭受了一系列震级强烈的地震打击,然而,最骇人听闻的当属这一次,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恐怖的灾难之一。”


那个时候通信不发达,仅有的通话线都被震坏了,消息根本发送不出去。


后来一些记者跑到周边一些地方才把信息发出去。最快的消息发出时,是《大陆报》的记者采访完后,于地震发生5天后的12月21日赶到平凉发出的。


当时的中国媒体中,最先报道这次地震消息的报纸《大陆报》如此记载:“四周乡间死者甚多,损失极大。先有剧烈震动,隆隆之声大作,若雷轰然。继则霹雳一声,城垣倾陷一大部,压倒房屋,而全城房屋迭经撼震,相继倒塌,地震不下25次。”


1920年12月24日,上海的《申报》转载了这条消息,北京、上海以及更多城市的人们才知道,在中国的宁夏发生了这么一场大灾难。“所遗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这是第3099号海原县公署卷宗上的记载。“全县死伤人民共6万余人,邻县死伤人民不可胜计。震后又下大雪,冻死者尤难枚举。”这是当时在北京求学的海原学生冯翰英收到家人写给他的信件上的描述。


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没能立即作出任何有效举措,出现了十庄九空的局面,活着的人生活极为困苦。


1921年2月24日,旅京甘肃人员(宁夏当时属甘肃管辖)在《中国民报》上发出《震灾救济会哀告书》,才在外界引起很大反响。


1921年3月1日,甘肃震灾救济会向全国发出紧急呼吁,黎元洪、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等军界人士在上面签名,胡适、蒋梦麟等知名人士也签名联合发起呼吁。


地震灾害也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1921年时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把海原重建任务作为他的重点爱民工程,责成在甘肃省政府成立了筹赈委员会,具体负责海原县的恢复工作。


1922年夏天,孙中山为海原县重建题写了“涌金门”石匾,这块长150厘米、高82厘米、厚10厘米的青石匾上,孙中山亲自题写的这3个字,意在希望海原人民重建家园、振兴河山,让贫穷的海原能够有黄金涌入。


人类对灾难的疼痛记忆往往容易退化。


胡适曾将陈寅恪、翁文灏、梁思成并称为3位国宝级人物。国学大师陈寅恪和建筑大师梁思成的名字如雷贯耳,但对1920年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教授的翁文灏来说,则知者甚少。他是我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近代科学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组织者。


1913年,翁文灏学成后归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任专任讲师,后出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教授。


从翁文灏的《年谱初稿》中可以看出,他们前往宁夏的线路:先乘坐火车到呼和浩特,然后骑马从包头、五原、磴口进入宁夏境内,在银川时还攀登了一次贺兰山。从青铜峡、中卫到兰州,因为当时的宁夏属于甘肃管辖,他们到兰州后经过短暂的休息,又从兰州向东,抵达海原“查察地震中心区域”。


从甘肃的定西到会宁的沿途,翁文灏的眼里已经是“断壁残垣,震相甚烈”的惨象。从固原到海原的这一程是“此区为厚质黄土所掩,人民穴土而居,地震时土崩穴塌,人埋其中,故伤人特众,创痕尤新,谈者色变”。当地的一个高大的董福祥神道碑,在地震中裂为两段,上下之间旋转了20多度,两段之间还有连接,没有崩落,这个现象让翁文灏判断出这场地震发生时,地面有旋转现象。


任何一个大的灾难,都是对人性检验的一把尺子。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留给那片黄土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地震后,村学里的先生和他妻子被压死在窑洞里了,那天他6岁的女儿恰好去别人家借宿,才幸免于难。


等她第二天回到自己家的窑洞前时,窑洞已经面目全非了,小姑娘进不去自己家的窑洞,也不愿意去别人家,她在寒冷和地震后的恐慌中守在自己家的窑洞前,想象着父母能够活过来,想象着自己能回到那温暖的家。


幸存的几个村民清除掉窑门口的土后,发现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其他几个孩子已经死了。可姑娘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她一直坚持守在窑洞前,不愿离开。白天还好说,但随着夜幕越深,姑娘越害怕,她不停地哭喊。


村子里自古就有敬重知识分子的传统,幸存的几个村民商议,怎么才能让先生的女儿脱离伤悲,离开已经彻底没有希望的窑洞。


大家经过商量,每天给姑娘安排好吃的后,晚上,便来到姑娘家的窑洞前,堆起篝火,围坐在姑娘身边,在一次次余震中,给她讲述大家尽可能想到的故事。在那些有温度的聊天里,小姑娘逐渐睡着了,在大人的怀抱里,脸上逐渐没了地震带来的恐惧,这是中国传统的地震后对孩子进行的心理辅导,小姑娘在这种心理辅导下逐渐摆脱了地震带来的各种不良心理影响,村子里,也只有先生的女儿享受到了这种温暖的聊天带来的守护。乡下人以自己的方式给知识分子送去了尊重,给先生的孩子送去了平静和安详。

文章选自《火焰战刀花香--宁夏之书》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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