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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 | 英语大师章振邦逝世:他曾为中国英语教育作出重大贡献

上外英语学院 译·世界 2021-03-17

本文转自上外英语学院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我国著名外语教育家、英语语法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科奠基人之一,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主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之“学术贡献奖”获得者章振邦教授,因病于2019年9月25日凌晨在上海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


斯人已逝,音容长留。今天我们推出章先生生前的相关访谈和图文资料,让我们共同缅怀他为外语教育和语法改革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章振邦教授简介:


章振邦(1918-2019),安徽合肥人,教授、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1940年至1944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习,毕业获学士学位。1944年至1946年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助教,1946年至1956年间,先后在安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江淮分校、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56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1985年被评为教授,1987年离休。主编《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丛书,包括《新编英语语法》《新编英语语法教程》《新编英语语法概要》《新编中学英语语法》等等。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英语文教育》《外国语》发表英语语法研究方面的论文十余篇。上海市公布的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中,章振邦先生因创建英语语法教学新体系,为中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改革创新做出重大贡献,荣获“学术贡献奖”。


投身语法 终成大家


1956年,上海俄文专科学校改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并增设了英语、德语、法语三个专业。是年8月,章振邦先生被调至上外英语系(筹备组),与方重、杨小石先生等一同创建英语学科。在此期间,章先生和其他上外英语系的老前辈们一起致力于加强英语基本功训练的教学改革工作,他们早在1965年便总结出了“听说领先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该试点经验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推广,这对改革我国的英语教学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外,章先生还积极投身于英语语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著作等身,成绩斐然。


▲章先生(左一)与学院教师合影


章振邦先生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总结和归纳所学的零散语法知识,对语法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概念。随着英语学习和教学的进一步深入,章先生更是体会到了学好语法的重要性,认为语法研究与英语教学密不可分,要把英语讲深讲透必须弄懂语法。正是持着这一信念,章先生将其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语法教学和研究的事业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此前采取的英国传统语法体系缺陷愈发明显,有感于这一问题,章先生和张月祥等上外英语系的前辈教师们本着“尊重传统、努力创新、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精神,积极投身于我国的英语教学语法体系的改革工作中。参照系统功能语法体系,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由规定语法转向描写语法,采用层次性理念,提出了新的英语教学语法体系:以句法为主干, 以句法带词法,由词法再到句法, 再由句法到章法。


▲1979年英语语法教学组(左四为章先生)在上海电视台讲座时合影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多年的努力,章振邦先生建立了内容充实、条理清晰、切合实用的英语教学语法的理论体系,重新界定了多个英语语法概念,厘清了其相互关系,理顺了英语结构的层次,处理好语法结构和词汇意义的关系、语法和语境的关系。新编英语语法体系的推出为英语教学语法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提高了语法分析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使我国英语语言研究实现了突破。其学术观点一经提出,即引起了英语教育界的巨大反响和热烈研讨,众多英语研究者就新语法体系的理念及具体语法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了英语语言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在章振邦先生的带领下,这场中国英语语法界的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创立的新编英语语法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章振邦语法”在全国广为人知。



多年来,《新编英语语法》(1至3版)、《新编英语语法教程》(1至6版)、《新编英语语法概要》(1、2版)、《新编中学英语语法》、《新编高中英语语法和词汇》、《通用英语语法》(1、2版)、《新编高级英语语法》等英语语法专著或教材先后问世,《新编英语语法》系列丛书迄今累计印数已超过330万册,成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学术作品。其中《新编英语语法》初版于198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1979-1985)著作奖”,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于1990年获“华东区高校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于1998年获“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于2004年获“第6届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一等奖”,并先后列入“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章振邦先生的学术观点进入了教材,转化成了教学成果,影响了一代代的学子,为众多英语学习者夯实语言基础、提高语言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助力他们成长为适应国际交流需要的合格的英语人才,服务“走出去”国家战略,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上海市公布的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名单中,章振邦先生因创建英语语法教学新体系,为中国英语语言研究及英语教学改革创新做出重大贡献,荣获“学术贡献奖”。


▲章振邦先生获奖证书


从1956年到上外,直至1987年离休,章振邦先生在上外英语学院度过了31个春秋。其间两度出任英语系副主任,并于1985年被评为教授,为上外英语学科的奠定和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离休后,他还一直心系学院,情牵上外,为上外英语学科的建设一如既往地奉献心力、建言献策。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章先生都积极地参与学院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坚持从家中步行前往,耄耋之年的他依然思维敏捷,身板硬朗。他伟岸的身影,让人感到钦佩和崇敬!更为可贵的是,他在本该颐养天年之时,依然勤于学问,笔耕不辍,其攀登不止的精神令人叹服,让人感到了无声的鞭策!


▲2003年章先生在松江校区英语学院教学楼前留念


▲章先生来松江校区与学生们在一起


▲2013年学院为章先生举办九十五华诞时曹德明校长为其献花


▲2013年学院为章先生举办九十五华诞现场


在上外,从领导到师生,都尊称章振邦教授为“先生”。学校几代校领导、英语学院领导和离退休工作处领导,对章先生非常敬重和关心,每年都分别去看望老人家,关心其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每一次看望,都包含了上外人对章先生深深的敬重和崇高的敬意!



▲学院领导看望章先生


章先生一生正直纯粹,光明磊落,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爱虚荣,淡泊名利,严以律己,严谨治学,为英语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是新中国英语教育事业的杰出代表,更是上外的骄傲与光荣!


章先生的一生,事业辉煌,如诗如歌;章先生的品格,如高山流水,世人敬仰!


师者,仁者、寿者——章振邦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章老师,您好。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首先请您谈谈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的? 


章振邦教授:那我学英语可早了。在小学的时候就学英语了。是家里请的老师教的。因为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在铁路上工作的。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铁路是洋务,打个报告都要用英文。但是,我的父亲不懂英文,就要请人代笔。那就要花钱。哪怕写一个请假条都要花两块大洋,如果再长一点就要五块大洋。从小我的父亲就觉得“我的孩子一定要把英文学好,不然今后寸步难行”。所以从小就请人教我们英语,那时候还在北京。所以,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当然,小学学的英语只有那么一点程度,后来中学、大学继续学。


▲章振邦先生幼时与父亲合影


采访人:当时在小学开始学英语时,您觉得整个社会学习英语的环境怎样? 


章振邦教授: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校和社会对英语都是很重视的。只是当时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材都比较落后。


▲少年时代的章振邦先生


采访人:那么后来您考进了什么大学呢? 


章振邦教授:武汉大学,那时候叫国立武汉大学。当时武汉大学外文系很强。当时是抗战时期。武汉大学搬到四川乐山。尽管如此,当时武汉大学教师阵容非常强,图书资料非常丰富。因为它原来在武昌,抗战的时候把所有的图书都搬到乐山,所以当时阵容很强大。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上面就提到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尤其是它的外文系,很强的。比如我的导师就是朱光潜,非常严格的。我们读他的《英诗》,叫背就得背,不背在课堂上愣着就很尴尬。还有一个,比如他教我们翻译,比如Charles Lamb一篇什么文章,他的东西都是比较深的。一篇文章,大家都要翻,他自己也翻,然后上课的时候,反正班上人也不多,就那么十几个人,这一句你怎么翻的,第一段你怎么翻的,你要念出来,然后你又怎么翻的,大家念。然后,他自己也念他是怎么翻的。这样教的,很严格。所以当时我们在武汉大学学的几年,还是受了一些很严格的训练。  


▲大学求学时期的章振邦先生


采访人:当时在武汉大学学习的过程中哪些课程您觉得印象很深刻?  


章振邦教授:当时学的东西和我自己个人努力的方向不一致。我从小就喜欢搞语言。但是我们进的外文系完全是文学课程,完全是英国文学。比如说,光是英诗,我们就学了朱光潜教的普通英诗选读,后来又有方重教的英语长诗。再比如说戏剧,我们就学了近代戏剧、希腊悲剧、希腊神话、莎士比亚。当时学的东西很专门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努力的方向呢,还是在语言方面,我总觉得要把语言这个东西搞透。所以后来,我在工作当中,就是教书,文学没有用上。当然,读过文学对我语言的发展很有帮助。但是,这个帮助是在比较深奥一点的文学语言方面的帮助很大,而在口语方面帮助不大。我觉得几年当中读下来,我觉得散文,尤其是小品文,像Charles Lamb,Goldsmith的,这些人的作品我读得很多。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当代英语,还是作为文学作品读的。


▲留教武大时期的章振邦先生


采访人: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在您大学期间,以及后来您刚刚参加工作期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您特别敬仰的老师?  


章振邦教授:我毕业的时候留在武汉大学做助教,教一年级的基本英文。当时,我的老师当中,朱光潜还在那里教书。他上课我还去听,他给三年级、四年级教翻译我都还去听。还有几位老师,我和他们平时往来都是比较多的。有一位历史系的老师叫杨人鞭,历史系教授,他过去教过我们世界历史。毕业以后曾经有一度,感觉到由于历史基础不够,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深度不够。所以我曾经下功夫学欧洲史,就是他指导的。所以我受他影响很大。我每两个礼拜要到朱光潜家里去一趟,每次都要问你,这两个礼拜读了什么书,要注意什么。这两位对我影响很大。尤其,杨人鞭是历史系教授,但是后来我在学校教书,所以就拜他为师了,他指导我怎么样学欧洲史。当时最新的一套欧洲史,编著人叫Fisher,三大本,我很认真的读了。从头读至尾,很认真地读了。有不懂的地方我就请教他。这个对于我,对于那些文学作品的理解帮助很大。这个对于我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法兰西阶级斗争,雾月政变,这样的一些书,帮助都很大。因为我知道当时的历史知识、历史背景。否则的话,那种书很难读的。


▲章先生(后排右二)在武大时期与友人的合影


采访人:那么,后来您在教学和研究都是选择了英语语法这个方向。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您觉得动力何在?  


章振邦教授:对我来说是这样,搞语法的研究是与英语教学分不开的。你要教英语,你要把东西教透,有一些语法现象,你不能不知道,如果这些方面不知道,你怎么教书呢?有好多东西你就没有讲深讲透。而且更重要的是,后来,我们要编英语教材,英语课本。编英语课本,你不得不涉及到语法,因此逐渐在这些方面就比较重视。当时,我在英语系工作,主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在“文革”以前,我主要是搞教学方法的改革,这个改革当时叫做“听说领先”,就是怎么样使我们学生能够听得懂、讲得出,加强听说方面的基本功训练;“文革”以后一直编教材,所以比较着重于语法研究。因为这个语法研究啊,实际上,比如搞翻译,好多地方要用到语法,有好多地方翻译得不对,它这个语法结构没有搞懂,所以就翻错了。所以慢慢地就在这些地方下一些功夫,因为你要编书,这些东西不得不学。


▲章先生(前排右四)在上外期间与同事们的合影


采访人:那么这个是不是和您本来就对语言规律感兴趣有关系呢?  


章振邦教授:是的,我对语言规律更感兴趣。就这个方面,武汉大学外文系,她的教学的倾向性就不如复旦大学。复旦大学教语言,有那么几把手教得比较好,比如张月祥老师。我们武汉大学,都是搞文学,当时的小说是陈源教的,戏剧是袁昌英教的。这些人都是搞文学的。他们偏向于文学。但是我还是努力于怎么样把语言搞好。所以跟这个和文学的路子有一点不一致。但是,到后来也不得不读,到后来学文学也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是毕业以后都是教书,毕业以后都是教语言。


▲章先生(右一)与张月祥教授合影 


采访人:和以前相比,您认为英语学科发展的怎么样?您有什么评价?  


章振邦教授:现在这个英语学科的发展当然跟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最好的一个做法,大概许多学校都是这样,就是重视语言教学。不像过去,那个外文系,它都是搞文学比较多,现在重视语言教学。而且,现在重视听说训练,学生交流能力增强,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加强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的知识面比较窄,就是对于语言知识本身也很不够的。比如说像你们现在也教语法,你们教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后面都是和翻译、写作、修辞都是息息相关的,但是现在这些方面好像不够。再加上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淡化语法。这个东西被别人一理解,就理解成现在教英语不要语法了。不教语法了,就是对语法轻视,这个长久下去会引起很多的不良后果。人家英国人讲,当初communicative approach的创始人,他们搞这个交际法,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在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在的广州外贸外语大学,他们最开始搞交际法,叫做communicative approach,他们就不要语法了,就完全教authentic language,就是教真实的语言。结果1981年我们到广州开会,试点班的学生讲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后来英国的专家来,我们会见他,他说,我们搞交际法并不是不要语法,并不是不要语言教学,语言的规律还是要教的。所以后来广州外语学院后来也改弦易章,还是要重视语言教学。所以在我们这儿,李观仪老师编的《新编英语教程》,在这里头就有一个主导的思想,这个主导思想就是,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口语能力,交际能力,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呢,这个语言方面的训练,包括语法方面的训练,还是要按部就班地教的,而且还是要认真教,要把它教好。所以这就是李观仪主编的《新编英语教程》的主导思想。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有些人在观念上认为语法这种东西不重要,只要你会讲就行。你要细细地研究起来,如果长期下去,我们的学生英语的基础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他一些基础的语法概念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学的好多东西,都会有问题。我们的老师,如朱光潜,过去在教我们英诗、翻译之后有许多问题,有许多问题都是语法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modification,修饰,transferred modification,像这一类东西,你要不懂,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你就看不懂,看不懂,翻译就翻错。所以现在有些人,好多东西他不懂。我们现在讲语法这些问题啊,已经不是时态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再高出一步,是修辞问题。你不懂就有好些东西不理解。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the city of Rome,这个of代表什么?这个of它是作为一个并列结构的一个桥梁,你如果要不懂的话,有好多东西翻不出,翻不准,甚至于能搞错。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学生恐怕在这个方面知识不够。但是呢,讲语法修辞这些东西,你又不可以过分地去强调,关键还是口语要流利,翻译要准确。但是你要做到这些方面,语法修辞这方面的知识不可以不知道。尤其是当老师,更是要知道这些方面,不然你怎么教学生?



▲章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采访人:您了解目前上外的本科课程设置吗?您觉得目前的上外本科生的课程设置有什么发展,存在什么问题吗? 


章振邦教授:我觉得呢,当然,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长期以来没有在第一线教学。感觉到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在大学阶段,尤其像上外这样的重点大学,我们所教的英语到底是什么英语的问题,是专业英语还是普通英语?比如能考上我们学校的同学,他在中学都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英语基础,否则他考不进来,如果进来以后,我们教的大学英语啊,还有四级六级英语啊,教的和考试的都还是普通英语,这就成问题了。所以一年级的同学就感觉到没有事可做,好像我们现在在学英语,人家一般的人都在学英语,我们学英语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感觉要学的东西没有学到,感觉得不到啥东西,这个就是普通英语。我始终觉得像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学校,尤其是英语专业,不仅是英语专业,其它专业也是一样,一进来应该要教专业英语。当然这个专业英语是跟专业密切相关的。比如,经贸系一进来就要学经贸方面的,这里头也有一套基础的词汇,基础的语法结构,基础的东西,然后有比较高深的东西,你学了这一方面的东西以后,毕业生出去就能够应付商业谈判、外贸谈判。比如,学法律系,或者学国际商法,你一进来就要学这一方面的英语。你这样的英语学下来,今后到工作岗位上,一到岗位上,就能用得上,否则的话就用不上。比如,要和外国人对簿公堂,你学的普通英语根本不够,你的语言根本不是人家经常用的那套东西。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学校,学生进来应该要学专业英语。你就拿我们英语系来讲,语言啊,文学啊,你也可以学专业的东西。专业英语有好多东西要学得比较高深一点的,比如语言理论,都要学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呢,一进来还是教的普通英语。四级考试是普通英语,六级考试还是普通英语,甚至八级还是普通英语。你没有跟你的专业联系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前外语教育战略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对我们这种学校不成问题,对于其它的学校可能是一个问题。比如内地的一个学校,进来的学生未必过关,他还要学一点普通英语,这个就涉及到中学阶段的英语,你怎么学,学到什么程度,这个学校招生,招进来英语的门槛要多高?如果门槛比较高,那么一进来之后就是专业英语,如果英语门槛不是很高,那当然还要学普通英语。但是,普通英语也不能四级、六级甚至八级,都是普通英语,那不行的。英语一定要和他的专业挂起钩来。所以我认为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大问题。你就拿文学系或者翻译系,你翻译系一进来你就要研究汉英对比,语法结构的对比,修辞的要求的对比。这种东西教了,有助于他提高翻译水平。所以光搞普通英语,学生感觉到不解渴,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呢,特别是一年级的同学感觉到好像在一年级非常的轻松,无事可做。有一回,还是李尚宏老师带我们到松江去,和学生座谈,学生就提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学的英语和外面人家学的英语有啥区别?就是这个问题。应该是专业英语,就是文学专业走上来应该学文学语言,在一般的语言基础上搞文学语言。你要是搞翻译,那你语法修辞方面的东西都要好好搞,不然的话,你翻译怎么跟上?现在的问题,这个涉及到一个战略问题。因为涉及到高中英语应该达到什么水平。但是呢,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水平不一样,你要一刀切,到高等学校就教专业英语,这也不现实。因为什么呢?因为专业英语必须建立在普通英语的基础上,如果他普通英语的基础都不牢固,你一下搞专业英语,他跟不上。但是像我们这种学校,完全可以啊,这个时候还在搞普通英语,这是浪费。所以我们的问题,我常常讲,我们的英语教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长,效率低。你想想我们从中学学了六年,小学不算,大学四年,这十年都是普通英语啊,英语和专业没有很好地连接起来。所以呢,这个是当前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要解决呢,恐怕不是我们一个学校所能解决的,因为大家都要四级考试、六级考试,它考的都是普通英语,而且普通英语呢,还是教育部统一出题,你怎么办?所以要上级领导部门对这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第二外语又该怎么学?我们英语专业起码还要一个外语吧,法语、日语或其它的语言,你都还要学吧?你还在搞普通英语,那么第二外语呢?学的深度不够。第二外语有时候就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普通英语与专业英语的关系问题。尤其对于我们外国语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讲,老路子如果还走下去,我们的水平老是提不高。我们的学生,比如经贸系的学生,一毕业出去,你马上就能够参加一个外贸谈判;我们的法律系的同学,毕业出去要能够和外国人对簿公堂。不能够还要人家继续培训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现在提国际化的创新型外语人才,你这个英语教的还是普通英语,这都是一句空话。你怎么达到?  


▲章先生(前排右四)与学生们的合影


采访人:您对我们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章振邦教授:我对我们现在的青年教师情况不大了解,据说流动性很大,哪里待遇好一点,就不一定在这里干。这样呢,我们就留不住人,我们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就不能得到稳步的提高。过去不大一样,你留在英语系教书,这一辈子就在英语系了。我要好好学习,我要站住讲台,把我的书教好。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了,毕业要想买房子,就拿这几个钱那怎么行啊?哪个地方待遇好,我就跳槽跳走了,所以师资队伍如果没有稳定性,队伍就培养不起来,过去我们一个教研室里,都是老中青一代带一代,这样呢,我们的教师队伍是整齐的,而且后继有人,老一代过去了,年青的一代上来了。包括像戴伟栋这些人都是从一年级教起的。我们培养人,哪个人学什么,科研搞什么,都是有一定的方向。比如我过去在英语系工作的时候,我就安排了侯维瑞教授,那个时候他也是我们一般的青年教师,我问:“你的兴趣在哪里?”他说:“我想搞文学研究。”他呢,就专门研究文学。结果他后来很有成绩。还有一个人,他是搞修辞的,我们科学研究专门有一个修辞小组,杨小石,他们几个都是修辞小组。结果这位教师,他是59届的,他在修辞方面出了好几本书,研究生、博士生导师,现在很有成绩的。叫什么名字?凡是教研室里,老中青队伍整齐的,而且教学和科研都是分配得比较具体的,都是落实到人的,都能够搞出来名堂,都出了很多书。相反地,如果一个教研室里,尽管每个人讲起来,水平都不错,但是没有形成一个队伍,谁也不听谁的,各人搞各人的,结果呢,在这个教研室里就搞不出名堂。像翻译教研室,我们英语系的翻译教研室水平很高的,好多人的翻译水平都是很高的。但是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各搞各的,结果翻译组编不出来东西,连一本翻译教材都搞不出来。就是没有形成一个队伍。所以我认为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还是要老中青相结合,还是要教学任务、科研任务都要落实到人。还有的事讲了都很伤心的。我刚才讲的侯维瑞教授,他后来得了肝癌,我当时也生病,住在瑞金医院,他住在五楼,我住在六楼,我下去看他,他说,你当初安排的那个科研任务,我现在搞出来了,编了一部英国文学史,这个书始终没看到,他说“我完成了”。当时讲这个话都流泪。


▲2015年重阳节经历学院创业初期的老教师们(前排中间五位,居中者为章先生)与学院其他教师的合影


所以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一定要方向明确而且要持之以恒,使他很稳定,这样才能培养出来人。否则的话,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哦,胡曙中。当时杨小石带他,结果杨小石出国,在国外待了十年,什么也没编,结果胡曙中倒把修辞给编出来了。这个就是说青年教师要有一个方向。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教研室的组织有没有这样严密?如果不严密,人就像走马灯一样,今天调到这,明天调到那,他不稳定,他的学术上的发展就受到影响。过去上课,比如哪个教研室哪个新来的老师上课,我们都要去听课。听过之后,要和他讲,你今天哪里讲得好,哪里讲得不够。希望你以后再提高。这是帮他,使他教书一堂一堂课都能有所改进。现在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各教各的。这样就不行了。所以要老中青结合。还有呢,现在从外面聘请老师,一年给他五十万,怎么样怎么样…我上回就和吴友富他们讲,其实啊,从国外聘请一些专家,充实师资队伍,这种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主要的还是靠我们现有的师资队伍,提高他们,培养他们。你不能把眼睛放在国外,那种人教书不一定教得好。这样一些人聘请来充实我们的队伍是必要的,但是主要的还是我们现有的师资队伍中,怎么样提高他们、稳住他们,使他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成长。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好像,我在那篇文章中也讲过,好像说我们学校今后的办学方向是“科研教学型”,而北外呢,是“教学科研型”。我讲,科研教学型也好,教学科研型也好,你都要保证质量啊。你现在搞一些人,关着门在那里搞科研,这些人不关心教学,不上课,专门在那里搞科研,这种科研搞出来是脱离实际的。再说,我们学校如果搞科研教学型,那就是科研是第一位的,那我们的科研和中科院的科研有啥区别?我们是教学单位,首先应该以教学为主,科研要为教学服务啊。所以,这种提法都有问题。科研教学型也好,教学科研型也好,教学与科研不能分开,据说,现在就有一帮人,在那里头专门搞科研,脱离实际。科研一定要为教学服务,科研的成果一定要运用到教学当中去。这个教学是指本科生教学、研究生教学,一定要能提高,不然怎么提高质量啊?如果教学和科研把它对立起来,这个我觉得就有问题。一天,有人和我讲,人家是教学科研型,我们是科研教学型。我就讲,你不管是哪一个型,你要保证质量,保证你的教学质量,包括你的本科教学质量,研究生教学质量。你只有科研为教学服务,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这个里头是个问题啊。我觉得有许多问题啊,很值得注意。


采访人:谢谢您结合您的经历给我们谈了您的学习和教书育人,还有对上外英语学科的一些想法,非常感谢您。


百岁高龄时的章先生


章先生巍峨的人格力量,高尚的师德,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忘我敬业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


章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来源:上外英语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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