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找到受害者不值得相信的理由之前，我会一直信任她”
作者：常剑心（《谎报》责任编辑）
2019年9月，网飞剧《难以置信》播出，引发巨大反响。甚至于，你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聊过这部剧的影视博主。《难以置信》也是许多观众心目中当年的“年度最佳美剧”，直到3年后的今天依旧保持着豆瓣9.2的高分。
美剧《难以置信》海报
这是个“难以置信”的悲剧。然而，更令人揪心的是，《难以置信》的故事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自著名记者T.克里斯汀·米勒和肯·阿姆斯特朗的非虚构作品《谎报》。两位作者凭借对《谎报》一书中事件的系列报道获2016年度普利策新闻奖。
《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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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T克里斯汀·米勒 肯·阿姆斯特朗 著
邓南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事件发生在2008年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18岁的玛丽被闯入家中的陌生人强奸，她鼓起勇气报案，却在警察的高压审问下一次次改口。在玛丽对案件的数次痛苦的回忆与叙述中，细节的矛盾被放大；她的神情、她说话的方式被不断揣摩……本应伸张正义的警察、她所信赖的长辈与朋友，没有人相信她。她决定承认自己在撒谎，以结束这场折磨。直到3年后，数百里外追查一起连环性侵案的女警探埃德娜·亨德肖特和史黛西·加尔布雷斯，给事件带来了转机。
在无数为玛丽而愤怒、悲痛的观众评论中，不难再次听到那些刺耳的声音：“玛丽本身也有错”“她说话颠三倒四，警察怀疑是应该的”“玛丽就是作，她应该更坚定”。发出这些声音的，是每一次女性遭受男性暴力时，比起犯罪本身更关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是否存在“感情纠纷”的人；是每一次女性站出来揭露性侵遭遇时，首先无端质疑“她是不是价格没谈拢倒打一耙”的人。
《难以置信》剧照
这些声音似乎永远无法被消弥。当性侵案发生时，我们不得不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些不言而喻的逻辑，去对抗舆论对于“完美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受害人的任何过错都不是被施暴的理由。性侵犯会选择穿衬衫牛仔裤的对象，会在白天作案，也会对清醒的女性下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预设立场，质疑受害人，是对她们的二次伤害。
《难以置信》结束于玛丽的沉冤得以昭雪，观众们悬着的心就此放下，虽然还残留着一些苦涩。而《谎报》一书揭露出剧中来不及细说的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不仅存在于社会舆论之中，这种偏见根植在司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中，而且由来已久。
在书的尾声，我们读到这样一段对话：
[苏珊·布朗米勒]前往纽约市格林威治村某警察局询问强奸案的统计数据，她了解到，该分局当月收到35起报案，却仅实施2次逮捕。
“这样的记录不算太好吧。”她向一位警司表示。
“你知道这些报案代表了什么吗？”那位警司答道，“没能收到钱的妓女。”
这是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玛丽的遭遇并非个案，她只是长期以来无数被强奸后勇敢报案却不被信任的女性中的一个。
《谎报》的两位作者追溯美国司法体系应对强奸指控的历史，向我们介绍了英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之一，法官马修·黑尔爵士。他在其庞大的刑法专著《国王诉讼的历史》中写道：
陪审员们应该考虑：那个声称被强奸的女人有“好名声”，还是“恶名声”？她有没有大声呼救？试图逃跑？她是否在事后立刻报案？是否得到其他人的支持？法官和陪审员们必须保持警惕……
1676年去世的黑尔法官留下的“黑尔警示”，在此后的300年间，依旧影响着美国法庭的许多陪审团。
《难以置信》剧照
作者接着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1786年给詹姆斯·麦迪逊写的一封信。信中，杰斐逊“几乎是顺便提到”，他反对对强奸罪行实施严厉的惩罚，“因为女性会受到诱惑，将指控强奸作为报复见异思迁的情人以及令情敌失望的工具”。作者这样总结道：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给将要起草《权利法案》的人写信，警告他，被蔑视的女人会谎称被强奸。
《谎报》所列举的被错判的“谎报案”从18世纪延伸至21世纪，至今未曾停息。被忽视的强奸案的数量是惊人的：
2015年，《今日美国》开展的一项调查，在全美范围内统计到7万份未经检测的性侵取证套盒，并同时指出，该数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同一年，白宫估计的积压数量为40万份。
自2009年至2014年，巴尔的摩县警察局以“虚假”或“毫无根据”为由驳回了34%的强奸指控。[……]该局往往连由性犯罪探员询问受害人这一基本步骤都不采取，就将报案否决。
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警界占主导地位的“里德技巧”审讯法，也是错判“谎报案”的帮凶。玛丽便是这种“旨在通过言语、讲述和同情的表达来获取口供”的诱导性审讯法的受害者。“里德技巧”的诀窍在于：“永远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否认。关键是要让他们闭嘴。”关于“里德技巧”的更多荒唐之处不作赘述，读者们将在书中读到详情。在此要强调的是，对于前来报案的被害人，警方竟然采用了审问技巧进行盘查，对于细节陈述上的区别紧抓不放，执法者对于性侵受害者的歧视、对于创伤心理知识的匮乏，可见一斑。
《谎报》中参与破获连环性侵案的杰克·基西警士对待性侵受害人秉持以下态度：
“在我找到不能相信她的理由之前，我会一直信任她。”
史黛西·加尔布雷斯警探的想法略有不同：
“很多时候人们会说，‘相信你的受害人、相信你的受害人’，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我认为应该倾听被害人的讲述，然后依据事情的进展来证实或反驳。”
虽然两人的看法有着微妙的区别，但“倾听与核实”是他们共同的坚持。去除偏见，尊重证据，最终通向正义。
我想以普利策奖对《谎报》系列报道的颁奖词来结束本文，因为它指出的问题正是本书的核心所在：
“此报道检视并揭露长久以来执法部门对强奸案的调查之失败，以及对受害者的创伤理解之无能，这一事实令人震惊。”
最后，在赞颂为玛丽昭雪的两位女警探的同时，也请不要忘记，她们还有杰克·基西警士这样富有同理心的男同事，以及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男性。只有当获奖词中所指出的问题获得更广泛的重视，性侵受害者的权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玛丽的悲剧。
（完）
《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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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T克里斯汀·米勒 肯·阿姆斯特朗 著
邓南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