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三部电影，拍800万人

采写 | 米亚

摄影 | 喵老师

“我27岁了，不会开车，没出过国，也没有护照，用的还是九块九的唇膏。”

挤在地铁喧闹的车厢，蜷缩在西晒的出租屋里，《明天会好的》里的papi酱不再是“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

她是十八线小编剧萧渝，也是800万北漂大军中的一员。

萧渝既有papi酱的影子，也是导演兼编剧袁媛的自我投射，把十多年北漂生活里的确丧与确幸，浓缩在萧渝身上。

“她是我，也是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的小伙伴们，就这样忙忙碌碌，一事无成地熬着。”

袁媛接受1905电影网专访

在这部导演处女作之前，袁媛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滚蛋吧！肿瘤君》和《后来的我们》的编剧。

三部作品都聚焦“北漂”这一特殊群体，从不同角度描摹着这群年轻人的梦想与现实。

站在40岁的关口，透过《明天会好的》，袁媛仿佛在对17年前，那个倔强地背起行囊，从河南小城来到北京追梦的自己喊话：

“平庸且不自信的你，终于拿下了那场从未声张的赌局。”

“西晒”

很长一段时间里，《明天会好的》都有另一个文艺的名字——“西晒”。

北京五环边的简陋西晒房，是电影故事发生的地方。一个四处碰壁的十八线编剧与同样潦倒的落魄歌手意外同居，短暂陪伴又各奔前程。

银幕外，那间西晒的出租屋曾是袁媛在《滚蛋吧！肿瘤君》前长达7年的住所，也许一开始是为了更廉价的房租，但后来却苦中作乐地爱上了午后那束耀眼又绵长的阳光。

“见到太阳的时间要比朝南的房间长很多，你能看到太阳落山的全貌和五环内的北京。”就像与那座城市的距离，这么近又那么远。

在萧渝身上，有袁媛在西晒房的回忆，也有她观察到的，在编剧行业里不停打拼的20多岁年轻人的状态：忙忙碌碌、一事无成。

因为不会写“甜宠”被炒鱿鱼；为了糊口“下海”写网文；被制片人、导演耍得团团转；当场记打零工；直面各种“潜规则”；“仿佛从来没有好事发生过”，影片中的很多细节都会让熟悉这个行业的人苦涩地会心一笑。

袁媛坦言，与之前的作品相比，萧渝代表的编剧群体在北漂大军中是特殊的存在，但他们面对的困境和煎熬却具有普遍性。

“更多的不是物质层面的煎熬，而是精神的煎熬，很多人带着理想来到这个地方，相信一定会有所作为，但绝大部分人在经历一段和自己斗争的艰辛过程后，会发现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这种精神煎熬才是最大的身心摧残。”

在煎熬和不确定中，萧渝与季野的相遇，在袁媛看来，更像是两个孤独灵魂的互相取暖。

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陪伴，在现实的底色上没有更多浪漫的滤镜，“在一个大城市里，两个失意的人恰好相遇，短暂陪伴，又各奔前程。”

是坚持还是放弃，是离开还是留下，袁媛到最后也没能给出答案。

萧渝对自己说：“再挺一年，这可能是我能做到最勇敢的事了。”

就像戏外无数个萧渝还在庸常又琐碎的生活中坚守着，把未来交给未知。

“我在北京什么都没有，却还是离不开北京。”

“后来”

三年前，同样是4月，另一部有关“北漂”的电影《后来的我们》上映，顶着刘若英大银幕导演处女作的光环，被戏里戏外的风波裹挟着拿下13.6亿票房。

这无疑也是袁媛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

最早，刘若英带着由自己的短篇小说《过年回家》改编的剧本找到袁媛。那是“奶茶”与另外一位台湾编剧何昕明共同创作的故事，有着浓浓的“台湾味道”。

袁媛和监制一致认为，要想在大陆观众的心里落地生根，需要更“接地气”的表达。

于是，故事的背景被移植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这座袁媛更熟悉的城市。

做人物设计时，袁媛采访了大量形形色色的“北漂”一族，特别是与男主角林见清有关的初代游戏打工人。

“他们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在打拼的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与萧渝相比，林见清的北漂生活更为艰辛：住着隔断隔出来的群租房，两人分一碗泡面，在地下通道卖光碟，做客服。

袁媛说，这些经历有艺术加工，但更多的是实打实的生活。

比如，她曾见识过名校毕业的同学在酒吧门口招揽客人，最贫穷的那几年，自己也曾直面这种现实的残酷，“养活自己最重要。至于去做什么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选择。”

有关爱情的部分，则主要来自袁媛的一位女性朋友，她多年来不断恋爱、分手、被分手，一直没能找到Mr. Right。背后的原因很多，因为房子、户口，也因为爱情。

袁媛说，与传统爱情片不同，《后来的我们》虽然顶着“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却没有了我们”这样看似“鸡汤”的主题，但她却想把这份遗憾的爱情刻画得更写实。

或者用一位观众的观后感来总结：哪有那么多浪漫去浪费，对更多的北漂而言，爱情是“奢侈品”。

爱情之外，故乡与异乡的关系也是贯穿袁媛三部作品的主题。

在《后来的我们》中，她保留了原著《回家过年》的结构，用几顿“年夜饭”的不同况味，折射出游子离乡多年间的心态变化。

夹在回不去的故乡与到不了的远方之间，袁媛借角色之口，倾诉着心声：永远都是异乡人。

在《滚蛋吧！肿瘤君》里，“北漂”只是熊顿抗癌故事的大背景。

有人说，“北漂”最怕的是失业和生病，孤身一人病倒在异乡，才真正体悟到孤独和无助的滋味。

虽然电影在尽力用喜剧元素和漫画手法消解着疾病的残酷，但熊顿与父母的关系仍让许多人泪目。

曾经渐行渐远、报喜不报忧的家人，在病魔面前，再度重拾血浓于水的亲密。

袁媛曾坦言，现在回看之前的作品，受制于篇幅、能力和导演的意愿，多多少少都有缺憾，有些地方说教的意味也有点浓。

但她始终坚持，在“北漂”题材的创作中，真实是第一位的，“只会发生在1%的人身上的是狗血，生活有时候已经足够戏剧，真实才能让观众共情。”

“明天”

《明天会好的》在宣传中被定义为“半自传电影”，但其实，无论是熊顿、方小晓，还是萧渝，都可以是曾经的袁媛——那个独自在北京漂过的河南姑娘。

2008年，袁媛从传媒大学导演系研究生毕业，那时的她曾天真地以为名校和科班的背景会为她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但很快便被现实“打了脸”。

“很长时间，我们都是边缘人，出去以后谁也不认识。出去跟投资人谈东西的时候，就像无头苍蝇一样盲打误撞。”

前段时间，一篇名为《腰部演员的忧伤》的文章曾风靡朋友圈，里面写到，演员张颂文曾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年收入不到两万。

演员尚且如此，十八线小编剧的艰辛更可想而知。

袁媛说，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真正的“工作”，只能靠各种“零工”维持生活：做电视栏目导演、给晚会写主持词，甚至《明天会好的》里面萧渝给服刑犯人导演心理剧的桥段也来自她的亲身经历。

那时候，她常不得已对父母撒谎：“我最近又有了什么工作，挣到了多少钱”，但电话那头，是听得出的怀疑和心疼。

为了生活，袁媛也曾尝试过在广告公司，甚至出版社找一份安稳的工作，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自己适应不了，甚至恐惧那样的节奏。

“我怕那种安全感会变成没办法舍弃的东西，那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

回想起那段经历，袁媛常这样对刚入行的新人说：“别让自己过得太舒服，这是你必须经历的过程，只有扛过去，才知道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

就这样，在“北漂”的第七个年头，袁媛终于等来了《滚蛋吧！肿瘤君》，一部足以改变命运的作品。

她不必再过朝不保夕的生活，也搬离了五环外的“西晒房”，却坦言没有被幸运砸中的狂喜，“我早已经跨越了最艰巨的心理障碍，已经翻过了那座山。”

在《明天会好的》上映之际，袁媛写了一封长信，她说导演梦圆时的心情，就像《心灵奇旅》里的爵士乐手终于站上了舞台：

“我们该如何理解梦想与现实？不在于追逐梦想的结果，而是享受梦想本身给你带来的快乐。”

这让人想起知乎上，一则有关北漂的提问：“北漂几年了？后悔了还是更坚定了？”

高赞回答这样说：“没有后悔，也没有坚定，还是像当初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与袁媛写在电影最后的那句话异曲同工：“愿你心里的那团火永远不被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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