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了城市发展的上限？是宜不宜居！

如今，越来越明显的一点是：对所有城市来说，高质量人口源源不断的流入都是繁荣的保证，因而“人才吸引力”无论在哪里都攸关城市兴衰，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各地“抢人大战”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新一代的中国人也不再安土重迁，人们同样在理性地评估去哪座城市工作和生活。

对许多年轻人才来说，在选择去哪个城市时，潜在的心态就像是加入一家公司，最看重的首先还是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生活成本和居住便利性还在其次——“钱多事少”甚至可能比“离家近”重要得多了。然而，现在也有一种全新的社会意识在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宜居城市”，这可能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吗？

撰 文 | 维 舟

责 编 | 施 杨

毫无疑问，对“宜居”的重视，意味着人们在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时，不再只偏重“工作”，“生活”的重要性也开始得到提升。越是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赞同这样的价值观：“生活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实际上，当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时，或迟或早都会出现这样的价值观转型，而城市转型也往往随之而来。

国内的城市以往之所以普遍不太重视“宜居”，原因也不难理解：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一架轰鸣的庞大生产机器（因而常有人说“中国城市到处像个大工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任何城市都难免要有生活消费，但“生产”而非“消费”才被认为是城市更重要的职能。

由此而来的一种普遍情形是，很多人进城时并没有期望在这里生活定居下来——那只是一个能赚大钱的地方，如果要生活，可以再考虑那些适合养老的地方。这种观念有一个预设：工作和生活是分离的，所谓“生活”是不再/能工作之后的休闲、享受、养老，而在漫长的有工作能力的几十年里都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生活”，“生活”是在“别处”的。

大连星海广场夜景

早有社会学者发现，很多拿了海外绿卡回国工作的精英，在潜意识里把国内城市看作是一个机会遍地的“冒险家的乐园”，反倒把加拿大等地看作是一个“安详的家园”（peaceful homeland）——实际上，很多进城工作的打工者，也抱有同样的心态，只不过他们的那个“家园”是在老家那些小地方。这样，再加上一些城市落户的困难，使许多人即便在异地城市工作了十多年，内心仍有一种“过客”的心态，而没有真正融入进去成为一个新市民。

现在，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变化。DT财经发起了一项关于“宜居城市”个性化要求的调查：“如果要选择未来居住和工作的城市，你认为城市的哪些特点更加重要？”排名第一的首先是“生活性价比”，其次是“居住便利度”，而“工作机会”只排在第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交友氛围”和“文化娱乐活力”虽然仅排第五、六位，但越年轻的群体，就明显越是关注这两项。不仅如此，越是年轻的群体，越倾向于“经常想换个城市生活”。

这无疑是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观念变动，不过，这里面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怎样才叫“宜居”？“生活性价比”虽然是调查中最受重视的一个因素，但其内涵的界定其实又是相当模糊的。小城市的房价、物价都要低得多了，但可想而知，这些地方在公共服务水平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方面，和大城市肯定都有不小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前些年有些人“逃离北上广”之后，过了几年又“逃回”了北上广。到头来，“性价比”这个看似经过理性评估的因素，其实往往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感受，有时还会触发这样的感叹：“大城市房价贵，不是没道理的。”

对另一些人来说，“宜居”则意味着绿化多、环境好、生活节奏慢——简言之，某种“适合养老”的条件，试图把城镇的社会经济机会与乡村的自然环境相结合。这像是“花园城市”理念的变形，国内许多城市建设也尤其注重低密度、宽马路和大绿化带，但这不仅意味着社区的环境、布局、秩序必须处于决策者和规划者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且像这样的“花园市郊”（garden suburb）往往环境虽好，社区服务业却因为这种低密度而难以发展，无法提供足够的生活便利。

青岛滨海城市风光

更重要的是，像这样的“宜居”，往往在有意无意中把城市的工作与休闲、生产与消费的职能二元对立了起来，似乎一个宜居城市就不能是繁忙的、高密度的。也就是说，它假设“工作机会”和“生活”是不能兼得的，其结果是很多人才权衡之下宁可去大城市打拼，虽然他们明知道有些小城市更“宜居”。

一个城市的“宜居”，通常都是地理条件、城市管理和自发生长的共同结果，取决于所有这些因素的合力能否创造一个以人为本、因而适合所有人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这并不只是哪个城市的房价低一点、空气好一点、小吃多一点的问题，而应当是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简言之，“宜居”并不只是休闲、消费和生活的便利，它在根本上考验的是市民所能享受的权利和服务。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宜居”的重要性，但仍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像大理、三亚这样的小城市可以主打“宜居”的概念，但对大城市来说，“宜居”只是锦上添花；不仅如此，对于拉动经济、提升城市竞争力来说，“宜居”也并没有多大用处，甚至反倒可能是城市狂飙突进的阻碍。

三亚

这样的错觉在历史上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一百多年前，英国花园城市运动方兴未艾，美国费城主持住房改革的卡罗尔·阿隆诺维茨（Carol Aronovici）虽然支持英国的住房工程，但他在看了日光港精巧和雅致的建筑后，忍不住“用美国人的术语”问了一个核心问题：“它能赚钱吗？”这也是当下许多国人所理解的逻辑：更好的居住环境确实是一件好事，但这能当饭吃吗？

“宜居”对城市生活而言不应当是一个奢侈品，又或是在工作之余轻松生活的某个去处，它是一种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理念。历史上的很多城市都谈不上宜居，但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即便是那些“罪恶之城”都有可能变成天堂的模样。

“蝙蝠侠”故事系列所发生的那个“哥谭市”，有人说是隐指纽约，也有人相信是暗讽芝加哥，但不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19-20世纪之交的这两个美国大都市都是烂泥潭，充斥着污水四溢的臭水池和廉价的框架房屋，以至于当时很多美国知识精英从欧洲回来后，再看到本国城市的一派乱象，往往深感尴尬。虽然那种无序中也有顽强的活力，但简直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野蛮生长也是一目了然。当时从英国新花园城市参观回来的沃尔特·韦尔（Walter Weyl）抱怨说，美国城市简直就是一个“过分膨胀、无法无天的”巴比伦。

芝加哥

1982年，摄影家阮义忠在拍摄台北都市街景之后感叹：“现在的台北堪称宜居城市，但三十年前可很少有人这么认为。那时，一条纵贯线的铁轨从市区正中央穿过，主要道路口都横着平交道栅栏，每当火车通过就会造成交通大堵塞。此外，公交车班次不够密、路线不够周延，马路又经常因水道、瓦斯管、电缆线等地下工程开挖，到处千疮百孔。……更何况流经盆地的基隆河及淡水河那时还未整治，污染情形相当严重。”

像这样的情形，大陆这边的城市也并不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急骤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只有人们对宜居生活的要求不断升高，才能推动城市在发展中逐渐解决这些问题。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了三个M：Time（时间）、Grime（污染）、Crime（犯罪），强调只要把这三者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升其宜居程度。这涉及到普通市民最关心的三个维度：避免交通拥堵消耗的时间、更清洁的居住环境和更安全的社会。

宜居并不只是城市生活的一个维度，它实质上也决定着城市发展的上限：只要一个城市不断提升其宜居程度，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那就能源源不断地吸引人才流入，壮大自身；反之，那些生活居住条件恶劣的城市，人们也会用脚投票，能走就走，结果可能堕入更难改善的恶性循环。在当下这个发展转型的关口，这一点长远来看甚至有可能决定城市的兴衰。

在“二战”后的美国，新富裕起来的一代开始向西南部的“阳光地带”迁徙，这造成了持续至今的城市兴衰分化。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当时还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他考虑的是：哪个城市正在成长并且充满了机会，能让我挣到很多钱？而且这个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发展得太好，否则要在当地出人头地会比较困难。他最后选择了洛杉矶。

洛杉矶

作为著名的投资家，芒格在选择城市时的考虑也像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50年的洛杉矶人口还不到200万，现在则早已崛起成为美国最大都市之一。“阳光地带”能吸引到越来越多的资本、人才，也是因为当地更宜居、投资环境更宽松，否则所谓“成长”也不过是一个泡影。

如今，随着新一代观念的改变，这样的人口流动也可能让各地城市站在分化的关口，在这方面，南方城市优势明显。DT财经调查的“宜居城市”榜单上，排名前五的分别是：长沙、昆明、成都、珠海、南宁，无一例外都是南方城市；北方城市只有大连（第6）、青岛（第10）挤进前十。虽然这份排名只是根据网友在小红书上讨论推荐“宜居城市”时提到的频率排序，但至少反映出社会的一般认知。那些南方城市之所以排名考前，并不仅仅是因为气候宜人、绿化多、文娱生活丰富，更因为那与中国人对“良好生活”的预期相吻合。

长沙湘江一桥橘子洲头

当整个社会在向后工业时代转型时，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势必将越来越多地依赖内生的消费需求，而“宜居”才能使人们安居乐业，安心地在当地消费、生娃、社交，这些自发的社会活动越是多元、活跃，城市生态也就越是丰富，由此更进一步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这一意义上说，“宜居”无疑将是重要的城市竞争力——虽然这似乎现在看来还不明显，但越早领会到这一点，一个城市的转型就将越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