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凭什么成为“中国第五城”？

撰文 | 维舟

责编 | 施杨

杭州成功在哪里？

说到中国的一线城市，人们向来惯于说“北上广深”，但近两年来，却出现了“北上广深杭”的说法。虽然谁是“中国第五城”还存在不小的争议，像第一财经的“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多年来都看好成都，还有人认为重庆、武汉、南京也是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任泽平团队发布的《2022中国城市发展潜力排名》则明确推举杭州，如果你去搜一下百度，“北上广深杭”会出来2390万个结果，“北上广深蓉”则只有307万条。

杭州的崛起，并不只是依靠其规模。实际上，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杭州城区总人口为874万，在全国只排在第11名，还达不到“超大城市”的门槛（1000万人）。换句话说，杭州能跻身“第五城”，是因为拥有与其人口规模不相称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

这种经济力量可以在数字上直观地感受到：2021年，杭州全市GDP为1.81万亿，低于成都的1.99万亿，但人均GDP却比成都高出58%之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迈进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是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越过这条线的时间，深圳是2013年，上海、北京、广州均在2018年，杭州仅晚了一年。

虽然有人提到杭州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不低，但论财政税收，2021年杭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86.6亿，支出只多了6亿，财政自给率高达99.75%；而成都同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1697.9亿元，支出却高达2237.6亿，财政自给率只有75.88%。实际上，除了上海、北京、深圳遥遥领先之外，杭州的财政收入在各大城市中仅次于苏州，而财政收支之平衡，在国内所有城市中排名第一。

截至今年6月末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杭州高达6.62万亿，排在全国第五，低于广州（7.81万亿），但却高出成都（5.27万亿）、南京（4.95万亿）、重庆（4.87万亿）不少。考虑到各城的全市人口规模，杭州的人均存款余额与南京旗鼓相当，但却比广州高30%，也高出成都118%，更是重庆的3.6倍，可见其民间之富裕。

这种富裕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杭州人的消费能力：2021年全国21个超大、特大城市中，杭州的人均月消费支出3717元，仅次于上海（4073元）、广州（3930元）和深圳（3857元），甚至还超过北京（3637元），比成都的城镇居民（2632元）高出41%。

从企业的指标来看，杭州的优势甚至更明显：“财富中国企业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杭州有23家，仅次于北京（127家）、上海（66家）、深圳（35家），比广州（17家）、南京（13家）和成都（6家）都多。坊间甚至还有“北上深杭”的说法，因为这是中国大数据独角兽企业最集中的四大城市。2021年，杭州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36.2%，比全国平均值（17.25%）高出一倍有余。

也因此，虽然现在说起杭州，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西湖，但你现在想到杭州的时候会有某种未来感：这座城市并不只有湖光山色、历史文化，它还和“新经济”紧密相连——然而，这其实是近二十年来才注入的新内涵。

很多杭州人都还记得，杭州原本的经济底子很薄，缺乏支柱产业，城区也很小，直到80年代初都一直维持着数百年来的格局，主要的商业街区就延安路、孩儿巷、武林广场这么几个地方，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连偷情都很容易撞见熟人”。和国内的很多城市一样，1992年以后，杭州开启了延续至今的城市扩张，但真正重要的转折点，是它在2000年之后搭上了“新经济”的快车。

从2000年起，王国平在杭州主政十年之久，这是让杭州彻底改观的十年，各项城市建设快速推进。也是在这一年，杭州提出“工业立市”（可见工业原本是它的短板），但它很快意识到，由互联网带动的新经济才是真正的机会。成立于1999年的阿里巴巴集团当时还只是个没多少人在意的小企业，但掌舵才一年的马云已经在一场演讲中发出豪言：“西雅图今天讲，我有微软，我有波音；纽约今天说，我有IBM；我们希望有一天，杭州人说，我们有阿里巴巴。”

对杭州的城市发展来说，这是几乎怎么说都不为过的。尽管有个笑谈说，在阿里总部附近几公里范围内是一个“创业坟场”，但新企业创业失败率高，这在任何地方都是很正常的事，关键在于：阿里系成了“新经济”的孵化器，并的确在激烈的竞争之后进化出了一批新企业。据初橙资本发布的阿里校友创业黄埔榜，由前阿里员工创立的公司到2017年就已达924家，滴滴的程维、蘑菇街的陈琪、同程的吴志祥均出身阿里系。

与此相适应的是，杭州下属的桐庐还是“中国快递产业之乡”，快递业中“三通一达”（中通、圆通、申通、韵达）的创始人都是从桐庐走出去的，2021年仅这四家企业配送的快递就多达683.23亿件，占全国配送快递总量的63%。这一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的结合，催生了很多新型业态，构筑起以杭州为中心的高效、低成本物流生态链，江浙沪才赢得了“包邮区”的名号。

杭州的发展可以说很好地印证了经济学家熊彼得的“企业家理论”：只要有一批创新型企业家能带动起一波创新浪潮，当时能支撑起与之相对应的人才体系，那么最终就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并给人们留下对当地的全新印象。2008年，杭州被正式授予“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的称号，企查查的最新数据显示，杭州以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已多达81034家。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领域共有23家平台获得11.7亿元融资，其中杭州就占了一半。

与此同时，杭州的各级政府不仅积极支持“三新”经济发展，还会与企业签各种框架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新区的开发，布局对应的产业生态，云栖小镇、梦想小镇、云谷、西溪谷、传感谷等等都如雨后春笋般催生出来，将市郊的土地快速变成各种园区，实现各方共赢。此前很长时间，杭州的发展都受限于资源，比较优势只是农业（如龙井茶）、旅游业（特别是西湖）和自然资源，但新经济和城市开发的结合，使它获得了不断滚动开发的内在驱动力。

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作为国内最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之一，杭州的商业文化孕育出了源源不断的内在活力，形成了它相比起许多城市的一个优势，那就是它创造就业的能力，由此而来的新经济为年轻人提供了非常多的机会，而杭州市政府又出台相当大手笔的配套人才政策，从住房、补贴、退税到各种优惠，其力度之大都堪称国内少有——博士或海归人才，给个几十上百万都是常有的事，不止一位因此选择杭州的朋友告诉我，这确实是相当有吸引力的。

当然，像这样扶持新兴产业、吸引人才、推动城市开发的思路，全国各地几乎都在做，也都试图通过内外部的联动，将各部分盘活，但为什么杭州做得特别成功？

杭州为何能成功？

回头来看，其实全国各地的创业热潮，都是在1992年前后那一波开始的。虽然杭州后来在新经济时代被赋予“互联网之都”或“科技金融之都”等美名，但在起点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甚至倒可以说，由于缺乏工业技术，它原本的基础是较为薄弱的，这就使得它后来的成功看起来尤为眩目。

当然，任何成功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杭州没有工业社会的基础，甚至可说在农业社会到大工业生产的转变这一步是缺失的，然而在产业转型时却可能使它因祸得福，可以没有包袱轻装上阵；与此同时，杭州周边数百年来就孕育了种类、数量繁多的特色化小企业，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一个个村镇形成了高度发展的产业细分，加上频密互动的民间商贸网络，在加入了互联网这个催化剂之后，产生了一种核聚变效应，就此爆发出惊人的活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义乌、淘宝兴起于这片土地上，都绝非偶然。

老杭州人还记得，杭州的商贸批发行业，起于1989年秋成立的四季青服装市场——电商经济启动的时候，很多淘宝商家就是去四季青拿货，挂到网上去卖。可以肯定，当时几乎没人能想到杭州的互联网经济能有今天这样。但从另一面也可以说，杭州原先的商业文化基底天生就适应市场经济乃至新经济模式，不仅使得它原有的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并且奠定了杭州乃至浙江至今都相当鲜明的一个特点：它的社会经济发展不那么依靠外部投资（无论是外资还是国家投入），而是内生的自发生长。

很多人都跟我说，杭州相当突出的一点是创业精神很强，但这并不能仅仅归功于模糊的“商业文化传统”，要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何晋商、徽商的老家现在没有延续同样的传奇。一个城市经济产业的兴起，势必需要各方面顺应市场经济的默契配合：亲商的社会土壤、蓬勃的创业精神、城市主政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相关产业的扶持、人才引进的配套措施等等，缺一不可。到最后，还要看具体细节能否高效地落实到执行层面。

对于初生的新企业来说，这有时关系到生死存亡。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曾说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丁香园”就得名于哈尔滨市花），2003年去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成立这家医疗互联网网站时，对方送了他一句话：“你的想法很前卫，但有知识的人不上网。”因为那时网络最火的是聊天室，他们以为丁香园也只是搞点娱乐。网站审批就花了他一年，后来是偶然的契机才于2005年来到杭州，当时仅有3名员工，三个月后，时任杭州市科技局副局长的徐土松得知丁香园后，主动上门扶持。到了2010年丁香园急需资金的最艰难关口，有境外投资人愿意投资，但北京、上海的企业要走完外汇流程通常需要3-6个月，而在杭州，从整理资料递交到外汇管理局，到A轮200万美元入账，仅花了18天时间，实际行政审批只有8天。李天天曾和创业伙伴感叹：“杭州让我重新认识了政府，重新认识了政府公务员。”

确实，一位在中西部多个省份生活过、现在杭州工作的朋友说，在他看来，杭州和中西部城市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行政管理水平”。早在二十年前，杭州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已体现出对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的重视，不能不说眼光相当有前瞻性，更重要的是，这些设想真的能高效地落实下去——有些地方并不是没有眼界和意识，但到执行的时候往往就变形了。

杭州最强的就在于这种内生的、自发的活力，从民间到政府都能高度协调配合，由此形成了一个源源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源泉。当然，虽然有强烈的亲商氛围，但杭州在推行一些新举措时也会遇到阻力，这时候它的办法通常是“走一步看一步”，不断地适时调整，以至于本地制定规划时往往是一年乃至半年的——先试点看看，能成就继续做下去。这种灵活性与保持目标长期一贯的结合，使得杭州的城市治理水平能不断地优化积累。

我在杭州访谈了14位不同社会身份的新老杭州人，不论他们对杭州持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有一点几乎得到众口一词的赞许，那就是自2016年起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这起初是经济工作领域的创新经验，但后来逐步扩展到了公共服务。无论是开办企业，还是市民生活，跑一趟基本全给办完了，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高的考核目标，但不断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结果，最终使得各方都获益：政府精简了流程和手续，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企业和个人更节省了时间，大大便利了各项活动。

近些年来，杭州打出“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口号，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这在政务系统体现得最明显，现在各个部门的办公全部数字化、平台化、app化、小程序化。前些年因此有“在杭州打劫不到现金”的段子，生活中早已看不到纸币了。在这方面，可以说国内很少有哪座城市像杭州这样在建设智慧城市的道路上如此激进。

不过，和很多城市不一样的是，杭州并不追求大项目，而是“有钱不嫌小”，不时推出对小微企业的免税、大学生创业扶持等措施，营造一个多元生长的商业生态。杭州的不少新经济产业，如电商、直播、快递，在起初看起来都是不起眼的小生意。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杭州可以过得很滋润，相比起来，上海虽然治理水平很高，但却缺乏这样适合小企业成长的土壤，据说当初阿里巴巴一度想把总部迁往上海，但最终还是回了杭州，这多少能说明一点问题。

可以说，那是一种“野气”，一种忠于自己本源的意识，也因此，它可以说是比较草根的，洋品牌在杭州要扎根甚至可能比较困难。从整个长三角来看，虽然上海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无可争议的龙头，但杭州和上海始终有点若即若离，只有当发现“接轨上海”对自己有利时，才更积极主动地推进对接，但总的来说，杭州通过聚合浙江省内的资源，在长三角的格局下始终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小中心，从不急于依赖外力获得发展，只要这种内生的自发活力不枯竭，它就能继续向前。

杭州的根本竞争力

毫无疑问，在2019年跨入发达经济体门槛之后，杭州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极高水平，也面临着全新的转型压力，尤其是疫情两年多以来、土地财政又由于楼市低迷而难以为继，不少人都关心一个问题：杭州下一步怎么走？

不可否认，杭州属于高土地财政依赖的城市，2021年高达123%，远比上海（42%）、北京（36%）和深圳（27%）为高，杭州也一向以高房价著称。在市场形势向好的乐观心态下，房子就是最好的投资。虽然这些年全国人民都喜欢买房，但杭州人尤其热衷，甚至不乏有人觉得“在杭州你没有两套房，是没办法安定生活的”——一套自住，一套投资。2018年最狂热的时候，在售楼部前排队三天三夜等待开盘、开盘时把门挤破之类的都市传说到处流传，当时在杭州买房甚至要先买摇号资格，要交40万的所谓“茶位费”才能进售楼处买房，甚至有了摇号资格后，也只给你10秒钟决定买什么户型，以至于平日一贯理性的人在这样的氛围下也很难不受裹挟，莫名其妙地就决定买了一套房。

热潮过后，难免有人后怕，但楼市对杭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很可能没有这么大，毕竟杭州并不只是靠卖地发展起来的。2021年杭州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比高达93.6%，高于上海（85.0%）、成都（75.0%），而像郑州虽然土地财政依赖度不算高（58%），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低（68.1%），自身造血能力差，一旦爆雷也就更难承受。同样是土地财政，但一个城市有没有健康的财政收支和负债经营能力，所产生的结果也将截然不同。

现在恐怕没有人觉得未来二十年还能出现像过去二十年那样的高增长，哪怕是像杭州这样能确保一定资源集聚的区域中心城市，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基于自身优势的市场定位和产业分工，就变得尤为重要。

杭州这些年来的成功，给外部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其“新经济”，也是在其带动下，才能不断催生创新企业、吸引人才，进而推动城市开发。然而，每一点进步都会增加更往上进步的难度，而杭州现在所面临的竞争激烈也将是空前的。为此，2021年杭州市提出打造“5+3+1”现代化产业体系：

5：文化、旅游休闲、金融服务、生命健康、高端装备制造；

3：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信息软件；

1：生产性服务业高级化发展。

除了文化、旅游休闲是杭州原本基于西湖风景的传统优势之外，其余几乎都是这些年的新经济带来的。当它从一个风景旅游城市转变为一个数字经济之城时，需要城市形象的重新定位和发展方向的再定向——除了所谓“新一线”或“第五城”之外，有什么是杭州独一无二的特点？

这就又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问题：杭州成功的根本究竟是什么？它那种内在自发的活力，源于本地长久以来的商业文化本身，又借着互联网经济的东风，带动了无数相关行业，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创业环境，这是和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城市不一样的地方——上海的年轻人可能没什么创业的概念，毕业了无非是去找份好一点的工作。

正因为杭州这些年的发展与商贸文化基底紧密相关，而在疫情的风险之下，基于流动性的商业其实是最脆弱的。任何风吹草动带来的不安定感，都会导致从投资到个人决策的变动，有些项目或许就此停滞了。这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一个城市如果要继续往前发展，靠什么站稳脚跟？新的增长点、新的机会又在哪里？

当然，在某些已经确立优势的领域，杭州仍然遥遥领先，特别是电商为中心的互联网经济。一位到杭州工作的海归告诉我：“云计算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业，它本身高投入，所以真想投身于此的话，可选择的企业并不是很多。”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一两家企业的决策，而是城市本身的行政效率、文化氛围、人才机制所共同孕育和维持的行业生态。

杭州之所以成为直播电商之都，并不是因为在别处不能做直播，更不是因为那些主播碰巧都喜欢西湖，而是因为行业生态群聚：在滨江的阿里中心及附近园区，所有相关的企业公司都在几公里半径之内，就像一个星系，上下游的供应链都在引力轨道上，可以不断地更新、调整、优化。让一个主播搬到另一个城市很容易，但这样的生态要搬迁可就难了，毕竟你并不是在哪里都能见到这种景象的。

不仅如此，一旦这样一个生态形成之后，其中就能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机会、新企业；尤为关键的是，如果你离开了这个生态，你的成功或许就无法复制了。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在于单独的一两家企业，而在于能否孕育、维护并不断升级这样一个生态。这当然需要从社会、企业到政府所有环节的高效组织、联动，但其实也没什么神秘可言的，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个不断进化的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