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北上广？越无权无势，越适合在大城市生存

撰文 | 维舟

责编 | 施杨

在广州解封后，有年轻人告诉我，他多年来第一次决心逃离这座城市：“我来广州十年了。虽然以前也难以扎根，但那时觉得生活有个奔头，经历了这一次，我没信心了。三年来反反复复的封控，我吃光了老本，却没什么进账，别说买房，连租金都快付不起了。老家虽然是小地方，但好歹我能安逸一些，喘口气。我也不年轻了，这一回去，也许就再也不回来了。”

像他这么想的，现在恐怕相当不少。和几年前那一波“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有所不同的是，疫情防控动摇了年轻人在大城市扎根的信心，迫使他们放弃原来的心理预期，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就此而言，与其说是他们被“老家”所吸引，不如说是老家成了最后的避风港。

现在的问题是：这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逃回去，然后呢？

选择“逃离北上广深”的，多是原本老家在小城市或县城的，这样回去，至少有个自己的窝，既不用交房租，生活成本也会低不少，如果欲望不高，那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确实相对简单多了。

然而，一旦你真的想清楚要长期生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没错，回老家的开支可能是少一些，但你的收入很可能也会少。小地方的工资水平肯定不如大城市，除非你的收入来源不受本地工资状况影响。在大部分小城市，最好的工作机会都在体制内，而现在考公务员的竞争有多激烈，不问可知。

公务员也不轻松，有朋友说：“在老家第一份工作，入职当天晚上陪着领导喝酒，就进了医院。很多人以为小地方压力小，那只是说消费成本，但小地方的生活极有可能更艰难，机会则更少，自由空间就更别提了。”总的来说，小地方的公务员系统更加靠关系和人脉，又因为很少有效益好的大企业，地方财政收入也就很难保障，有些地方事业单位有时候工资都能拖欠两个月，在疫情之下更是雪上加霜。

这些年，也不乏有人怀着“报效家乡”的意愿回老家，但尽管他们带着资金、技术回去开公司，但我听到的成功案例并不多。有朋友两年多前回县城老家开了家广告公司，自信凭本事能立足，然而现实却是他很难在本地赢得客户，因为当地要拿下生意，凭的更多是关系或低价。到头来，他在历经了失望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除此之外，在县城里为数不多的机会可能就是开店，但在当下，大城市赚钱都难，就更别提小地方了。要在本地站稳脚跟，甚至不光光是商业的问题，还得有关系、会做人，即便如此，现在很多人也都不敢消费了。B站上有个vlog，一个毕业后没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回去陪老妈摆摊卖菜，一下午就只赚了几块钱。

要论物价，除了房子和菜，其它东西也真没便宜到哪里去。电商平台也不会因为你住在小地方就给你打折，甚至小地方的物流成本更高，不像长三角是“包邮区”。至于日常生活物品之外的文娱消费，且不说有多丰富（但凡好一点的文艺演出、展览就别太奢望了），要看场电影也很贵，剩下的主要娱乐方式可能就是喝酒、打麻将和广场舞了。

这还只是考虑个人基本生活的，如果拖家带口，就更不一样了。我一个老同事，一度曾想带着妻儿回湖南老家，但老婆一句话就把他问住了：“你打算送儿子去哪里上学？”小县城当然也有不错的公立小学，但孩子的成长并不只取决于在学校里读的课本，还有许多课外的接触机会，以及在大城市里锻炼出来的视野和综合能力。不止一个人跟我说，只是考虑到孩子的未来，他们才咬咬牙在大城市里坚持下来。

也有一位“深二代”曾说：“外地同学来深圳打工，干不下去了还有个退路，但是我们是退无可退了。”这其中当然隐含着辛酸，因为他们似乎既在城市里融入不进去，又没了乡土可以回去，不过，确切地说，外地来打工的也未必就有退路——这就跟说“农民还能回去种地，城里人没有退路”一样，其实现在年轻一代，回到乡下也是既不会、也不愿种地，就算种地也养不活自己了。相比起那些老家在小城市或县城的，这些农村出身的年轻人回去更难找到用武之地。

也就是说，所谓的“退路”可能只是一层心理保护机制，感觉自己似乎有个保底选项，但实际上不好说。尤其是90后的农二代，大多都没有经历过种地，最多就是小时候帮家里放放牛、晒晒谷，读完书就出去打工了，而他们在城市里学到的技能，并不能有助于他们适应在老家的生活。当然，很多人打工存钱后的愿望，也是在县城买套房子，这就算是众人眼里的成功者了，但很多人还是继续选择在长三角、珠三角打工，因为退到县城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脉，挣不到多少钱养家糊口，退到农村就更难了。

就此而言，“回去躺平”其实是个伪命题，如果不是家里原本就在当地有一定的人脉和社会资源，回老家也不容易生存，遑论出人头地了。不是说“回老家”不可行，而是说这也得有个前提，就是老家已经有相对完善的接纳条件，至少能在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保障人们的权利，最好是让人能有机会自我实现——一句话，“回老家”本不应该是“进不了大城市”之后退而求其次的被动选择，而应当是一种可欲的主动追求。

现在的现实是：国内各地不要说城乡差别，就连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别也都相当之大，中心城市在就业、医疗、教育、治理水平等各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无疑是要高出一筹的，而越是小地方还越是需要耗费更多精力在“搞关系”上。可以说，越是无权无势的，越是适合在大城市生存，因为至少那还有一个相对健全的市场竞争环境，不仅仅是机会多，而且你可以不用那么依靠关系，就能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让更多人进城

当然，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至少在当下，很多人之所以“逃离大城市”，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留下，而是因为留不下来，是被“推回”了老家。要达成健康的流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得从外来人口的切身实际出发，在大城市营造更友好的生存环境。

道格·桑德斯在《落脚城市》一书着重指出：城市活力的来源之一，就是要让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消费者能在此落脚，这种包容性和社会阶层弹性的有机统一，既为务工群体创造了流动的可能性，也让城市的劳动力有了保障。可以说，任何大城市都像是一个不断吐故纳新的巨大机器，“落脚城市具有筛选作用，它把最出色的人留在了城市，其余的人最终只能返回乡村。”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残酷的淘汰赛：亮闪闪的大城市是有准入门槛的，必须奋力一跃才能跳过龙门，并不断努力来确保自己不被淘汰。不仅如此，为了避免出现贫民窟，国内的大城市在改造升级的过程中其实一向不太注重创造更友好的环境来吸纳人口，倒是不时出台政策来疏解人口，诸如北京的封墙堵洞、上海严控农民工子弟小学、广州治理城中村，都降低了城市包容性。

至于深圳，教育和医疗资源都出了名的差，以至于给很多人的印象是它只欢迎年轻劳动力，但不希望他们留下来。经济学者陆铭前些年曾被深圳市政府请去为城市发展献策，他的建议是：赶紧多修高中。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深圳人口普遍很年轻，但当这些人才扎根下来，结婚生子，过了十多年，可能就会发现高中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到时再建高中可能就来不及了，拆迁、建造成本都会高得吓人，教育资源内卷之下，可能会迫使一部分人就此举家迁徙，伤害城市发展的后劲。

很多人都抱怨，国内大城市已经太拥挤了，不需要那么多人。真的吗？其实和国外相比，中国城市的集中度并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

在美国，仅21个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占了全国一半，中国是多少呢？2021年，全国24个万亿GDP城市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只占38%，而这还包含了这些城市下辖的所有郊县，如果像美国那样只计算城市建成区，那还要再打个折扣。

当然，这倒也不是说越集中越好。在英国，仅伦敦首都圈的国民产出占全国的比重，就从1998年的18%提升到了2018年的23%，对此是好是坏，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熟练劳动者向伦敦的集中，有利于提升效率，如果想要做到更好的空间均衡、社会均衡，那也不应当是通过强制疏散伦敦人口，而应当是把政治和经济的决定权从首都向各地、城市和乡镇下放，使生产效率得到良好分布，最终让更多人意识到，不必要“到伦敦去”，也能获得自己想要的高质量生活。

当下中国还远没有到那一步，国内城市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其实是集中度不足的，这本身就阻碍了经济资源的更好配置。也因此，陆铭在《向心城市：迈向未来的活力、宜居与和谐》一书中强调，当下存在三个“向心城市”趋势：人从农村集聚到城市，从小城市集聚到大城市，从城市的外围集聚到中心城区。因为城市在本质上是“方便人和人见面的地方”，只有高密度的人口，才能催生更多机会，催生高质量、多样化的服务，因为规模经济才能产生集聚效应，但在当下，“中国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远远跟不上市场力量主导的产业集聚”——换句话说，中国人进城的速度其实是滞后的。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将城市视为一个增长引擎和生产中心，由此吸引劳动力过来找工作机会，但却没有想好真正欢迎他们留下来成为市民。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就曾指出一点：乡土社会是“内外有别”的，许多人哪怕在村里住了几代人，还是融入不进去，被称为“新客”，“这些寄居于社区边缘上的人物并不能说已插入了这村落社群中，因为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信托”。就此而言，当下中国的城市仍未摆脱亲密社会的阴影，没能做到一视同仁地向所有人开放。

社会学者田丰在对深圳社会底层劳动力“三和青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这些难以融入大城市的外来人口，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离去，有三种可能：个人觉醒、底层社会生态链断裂、城市社区改造。当某一天他们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又或在深圳难以生存下去，尤其是接纳他们的城中村面临大规模拆迁改造时，他们就只能放弃梦想。

这三年来的防疫，可能比任何变动都更有效地做到了上述三点，沉重地打击了许多人原有的设想。与此同时，他们又陷入进退两难，正所谓“大城安放不下肉身，小城安放不下灵魂”，被迫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将自己的人生规划推倒重来，而这种时候，弱者的选择总是有限的。

在疫情过后，城市发展将何去何从？美国记者彼得·莫斯科维茨曾发现，卡特琳娜飓风虽然曾在短期内给新奥尔良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混乱，但它也创造了一次机会，以“城市重建”为名，以往难以通过的法律和政策都大开方便之门，只要有人愿意投资，就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几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将城市打造得更适于资本流入。像这样的“缙绅化”进程在美国很多城市都出现了，它的确重振了旧城区，带来了更多白人中产阶级，但很多在灾难中被驱逐的穷人却难以回来了——这虽然让城市看起来更富有了，但却牺牲了多样性和社会公平性，无异于“杀死一座城市”。

让年轻人“回老家去”，其实意味着他们承担了城市危机的代价——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就把人招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把人赶走，但“老家”不是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人也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想法。即便从优化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完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吸引更多人才也是当务之急。

专栏作家刘远举在上海解封之后曾大声疾呼：“最好的重振措施，是上海新增500万年轻人！”实际上，这道理可能适用于任何一座城市：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改善营商环境和生活质量，给人更多选择，这才是后疫情时代良性的城市竞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