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台湾情结

孙中山生前有很深的台湾情结。

他认为，台湾不仅是祖国的宝岛，而且还是东南海域的一道天然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没有台湾；今后中国强盛了，应坚决废除清廷当年被迫与日本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收回，使中华大地完整、统一。

为达到上述目的，他采取了诸多措施。

在台湾点燃辛亥革命的火花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的主张。这里的“恢复中华”就包含收复失地——台湾及澎湖列岛。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曾考虑把组织扩展到台湾，由于条件不成熟，这一计划便搁置了一段时间。

1897年8月，在日本横滨，孙中山与最要好的同学、兴中会会员陈少白会面。两人谈到在台湾组建兴中会分会的问题时，看法相同，都认为应立即将兴中会组织布建到台湾岛内，以争取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并支持兴中会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两人议论到派谁到台湾最合适时，孙中山认为台湾已被日本治理了几年，情况复杂，必须派得力的会员进岛，建议陈少白亲自去。陈少白将在日的兴中会会员分析了一下，也觉得自己去最合适。

陈少白系广东新会县人，生于1869年，比孙中山小三岁。陈为人正直，爱国心强，才华横溢，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与孙中山同在香港雅丽士医学学校念书时，因志同道合而结为兄弟。

听了孙中山的意见，陈少白说：“我想过了，咱们两人捆在一起，对革命肯定不利。你来日本，这里的事务有你负责就行了，我去台湾一来可发展兴中会组织，扩大影响，二来也可借此机会了解甲午战争后的台湾是何状况。”

孙中山嘱他做好行前准备工作，上了岛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联络、发展会员要谨慎，必须是靠得住的人，并具有很强的爱国心。孙中山还告诉陈少白，在广东加入兴中会的杨心如有可能在台北，此人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在台湾建立兴中会组织最好先听听他的意见，或把他找来当帮手。

那时，日本因担心有人暗中支持台湾人民反日，对赴台人员控制极严，陈少白办理赴台手续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后来，他找关系认识了即将赴台出任总督府民政厅长的后藤新平，并一再声称赴台系旅游，不会涉足任何政治活动，后藤才帮陈少白办理了入台手续。

1897年9月，陈少白从日本神户乘船到达台湾基隆，然后乘火车赴台北，并在台北大稻埕（现称板桥）经营茶叶的良德洋行找到了杨心如。

杨心如是广东香山县人，少有大志，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还参加过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后因躲避清廷的追捕逃到台湾经商谋生，任良德洋行的司账。陈少白将自己这次来台的任务如实告诉了杨心如，杨听后十分兴奋，当即表示决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积极协助陈少白将兴中会台湾分会建立起来。

在杨心如的联络下，陈少白在台先后结识了吴文秀、赵满朝、容祺年、林震东、陈德安等志士，并在杨心如家正式成立了兴中会台湾分会组织。台湾分会是兴中会成立后建立的第二个分会。

台湾分会成立后不久即被日本特务机构发觉，活动受到监控，一时难有大作为，但成员们仍利用各种方式，冒险支持祖国大陆的反清斗争，对台湾各地的抗日活动也给予了诸多帮助。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为扩展革命力量，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成员及十七个省的留日进步学生，在日本东京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

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想到要在台湾发展会员。但因为日本的控制甚严，同盟会几次试图派人到台均未成功。直到1910年初春，同盟会的会员、祖籍福建漳州的爱国志士王兆培，以求学为名进入台湾岛内，同盟会组织才在台湾有所发展。王兆培进入台北医学学校后，一面努力学习，一面秘密发展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先后发展了台籍进步青年翁俊明、蒋渭水、苏樵山、曾广福、蔡智堪等三十余人为会员。这一年9月，中国同盟会设在漳州的机关部还正式任命翁俊明为交通委员会委员，负责台湾地区同盟会会员的联络、交通工作。

同盟会台湾会员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开展秘密活动达四年之久，到1914年，因日本特务、宪警的监视、阻挠和破坏日甚一日，同盟会被迫停止了活动。

尽管如此，会员们的爱国之心丝毫未减。他们中的一些人，如蒋渭水、蔡智堪、翁俊明等，后来成为台湾岛上著名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

孙中山的三次台湾之行

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不但派人到台湾发展组织，还三次亲自进入台湾岛内从事社会考察，宣传反清救国主张。而且，孙中山的三次台湾之行，均在其革命活动的关键时刻。

孙中山第一次到台湾是1900年。这年9月，身在日本的孙中山为在广东惠州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做准备，决定进入台湾。孙之所以在此时去台湾，原因有四：一是他极其关注台湾的回归，想实地看看日治下的台岛社会状况；二是他创立的兴中会在台湾已建立了组织，他想去考察一下组织的运作情况，如组织基础较好或条件具备，可动员一部分成员去参与广东惠州起义；三是如条件允许，他考虑将惠州起义的指挥所设在台湾岛上；四是利用陈少白与台湾民政厅长后藤新平的关系，请求台湾总督府支援惠州反清起义队伍一部分武器。

孙中山一行在日本友人平山周的陪同下，于1900年9月25日从日本神户乘“台南丸号”轮船向台湾进发。28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台湾基隆，随后进入台北。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听说孙中山抵达台北，特地派后藤新平前去看望，并许诺为孙的反清活动及起义提供一些帮助。孙中山对兴中会在台湾的组织发展很满意，当即对惠州的反清起义作了筹划和部署，并将起义指挥部设在台北大稻埕爱国商人李春生的洋楼上。

起义准备工作大抵就绪后，孙中山令郑士良10月8日在惠州发动反清起义。

当反清起义正要发动时，风云突变，日本山县有朋内阁倒台，接替山县的新首相伊藤博文认为孙中山在台策动的惠州反清武装起义不利于日本，密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支持孙中山的任何革命活动。孙中山得此信息，乃改变主意，决定请菲律宾革命党代表彭西将菲独立军第二次在日本购置的军械转运广东支援惠州起义军，彭西对孙中山十分尊重，当即应允。

不料，负责供应武器的日本军火商中村弥六搞鬼，将这批武器变成了一堆废铁，无法支援惠州起义。孙中山失望之余，只得秘密派日本友人山田良政赶往惠州通知郑士良，日本、台湾情况突变，外援和洋人靠不住了，惠州武装起义只有靠自己，所有事宜皆由他自行决定。郑士良考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乃按原计划在惠州发动了起义。起义军虽连打了几个胜仗，消灭了一些清军，终因得不到支援而难以支撑。

孙中山这次在台住了四十多天，对台湾兴中会的反清抗日志士鼓舞甚大，台湾人民盼望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也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他坚信，只要中国的反清革命成功，国家强大了，台湾一定能重回祖国怀抱。

孙中山第二次到台湾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8月2日，孙中山与胡汉民乘德轮“约克号”从上海去广州，准备在广东谋划讨袁事宜。8月3日，船到福建马尾，孙中山听说广东形势混乱，临时决定转赴台湾。

8月上旬，孙中山一行到台北，临时落脚在台北御成町一处日式旅馆——梅屋敷。这个旅馆原是一对日本夫妻开设的“吾妻料理店”，料理店开张后，生意很好，他们又扩大经营，建起了旅馆，从新竹移来白梅、古木二百株，还种植了一片梅林，并取名为“梅屋敷”（种有梅花林的旅馆）。这对夫妻很会经营，梅屋敷成为当时台北最繁华的日式旅店。（台湾光复后，梅屋敷一度改为“新生活宾馆”，后又改为“国父史迹纪念馆”，孙中山在台用过的所有物品均收藏于此。）

当时，台湾反日事件不时发生，日本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得知孙到了台湾，担心他鼓动台湾人民爱国抗日，便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派三名宪兵进行监视，孙中山的起居侍应也由两名日本人村上百惠、冈村吉江负责。佐久间左马太还规定，孙中山在台湾期间，不论去哪里，都先要向总督府报告，由日方负责安排行程，并由总督府的官员陪同。

尽管日方对孙中山控制甚严，孙中山还是设法与台湾同盟会会员翁俊明、周赤牛、邱凤翔等人见了面，弄清了同盟会会员在台的活动情况。翁俊明等人还在梅屋敷秘密制定了用细菌病毒除掉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计划。随后，在翁俊明等人的安排下，孙中山悄悄前往台北知名人士陈高兰家，并在陈家与爱国人士陈捷升、陈秋菊等商讨了国事。

更令佐久间左马太没有想到的是，孙中山还在梅屋敷秘密接见了日本当时最痛恨的台湾抗日英雄罗福星、蒋渭水及爱国志士周赤牛、叶加车、黄光枢、胡阿龙、江亮能、黄阿贵等人，罗福星、叶加车除向孙中山报告了日本在台的残暴统治外，还主动留在孙身边当了三天贴身卫士。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日治下的台湾惨状，孙中山以旅游之名，摆脱日本宪兵和特务的监视，到嘉义吴凤庙、埔里及南投日月潭等地作了社会考察。几乎每到一地，就有民众向孙中山控诉日本人在台的暴行。每遇此情景，孙中山既愤怒，又很难受，并不时用广东话痛骂日本人。同时，他也告诉民众，他和祖国大陆的人民无时不在挂念台胞，对岛上民众遭受深重的民族压迫十分同情，祖国大陆永远不会抛弃台湾人民。由于清廷的腐败统治，造成国力太弱，台湾一时还难以回归，岛上民众要暂时忍耐，将仇和恨埋在心里，待国家强盛了，再设法收回台湾，解救广大台湾同胞。

孙中山的这次台湾之行，对台湾抗日志士罗福星等人鼓舞甚大。孙中山离开后，岛上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给日本统治者打击甚大。

孙中山第三次台湾之行是1918年。这年5月21日，孙中山被迫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之职，事业陷入困境。孙中山见局势不好，决定与胡汉民、戴季陶一同乘日本大阪商船“苏州丸号”离开广东去日本。正好，这艘商船还要去台湾，孙中山想借此机会在台会见台湾各界人士，向台胞宣传他的政治主张，鼓舞台胞的爱国热情。

6月1日，“苏州丸号”从汕头起航，向台湾进发。

台湾总督府得知孙中山随“苏州丸号”到台，十分恐慌。为了将孙中山的行动控制好，日本台湾总督府新上任的总督明石元二郎当即召集幕僚研究管控办法。经过半天的商讨，总督府决定采取四个措施限制孙中山在台的行动。其一，不准台民去码头迎接孙中山；其二，以招待为由，由日方派警员上船困住孙，尽量不让孙上岸，如孙中山非要下船，则由日方人员直接将孙中山接到台北市区的旅馆，只准孙在台北住一晚，食宿均由日方安排；其三，孙在台北期间不发表演说，不会客人；其四，孙离台上“苏州丸号”商船时，由日人护送。

“苏州丸号”一到台北，台湾总督府就派人上船，在船上宴请孙中山，并告知为了他的“安全”，也为了给他提供方便，可随时换船去日本神户，下午就可以走。孙中山从台湾总督府对他的态度看出，日方很不欢迎他到台湾。孙中山认为，来台机会太难得，要设法在台时间待长一点。他向日本总督府要求，无论如何，他与同人要在台住一晚。

台湾总督府只得同意孙中山下船，并又以安全为由，向他告知不得接触台民。

由于日方控制太严，孙中山的这次台湾之行除在台北住宿一晚外，接触台胞、宣传政治主张、唤起台民民族意识、鼓动台民爱国的目的均未达到。但孙中山从日本官方对他的严厉管控看出，他在岛上的影响甚大，爱国台胞对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反抗也很激烈。不然，日方不会如此限制他接触台民。

据戴季陶后来说，孙中山对这次台湾之行未能接触台胞、宣传自己的主张深感遗憾，在船上多次向他和胡汉民痛斥日方对他的各种限制。

向同人交代收回台湾

日本强占台湾，一直是孙中山心中的痛。他认为，要收复台湾，首先必须推翻腐败无能、割地卖国的清廷，使国家强大。国家强盛了，台湾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故他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用于推翻清廷。遗憾的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却未使中国强大、统一，他念念不忘的台湾，一时仍难以收复。

早在1908年1月27日，孙中山曾在越南河内会见台湾抗日英雄罗福星。当时罗福星就提出，岛上的抗暴斗争因无强有力的组织者及缺乏系统的训练，显得力道不够，规模不大，如果祖国大陆派有能力的人到台领导、训练民众，反日的力量必定更大，到时与祖国大陆革命武装里应外合，台湾就夺回了。

孙中山听了罗福星的报告，感到罗的热情很高，意志坚定，但技巧、策略不够。为了使罗领导的抗日队伍能发展壮大，并避免莽撞，孙中山就中日两国的政治、历史、军事、外交等问题向罗作了详细分析，并告诉罗，在解决台湾的问题上，一定不要蛮干，马上用武力收回更不现实，还不具备这个实力。台湾问题的症结在于清廷腐败无能、国力太弱。日本侵占台湾蓄谋已久，绝不会轻易放弃。国家不强盛，台湾即使收回了，日本还可找借口用武力占去。收回台湾之举，必须在推翻清朝、国家强大之后进行。

孙中山还建议罗福星返岛后，先回教育岗位，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做好对民众的启发、宣传工作，培养爱国者，团结、积蓄更大的力量。这样，既壮大了队伍，又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只要岛上的民众认同自己永远是中国人，日本在台的统治无论多久，终有结束的那一天。

孙中山对罗福星的启发、指导，使罗茅塞顿开。多年之后，罗福星每每与人谈起在河内面见孙中山的情景时，总是兴奋不已。

与孙中山接触甚多的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说，孙中山一生十分挂念台湾及澎湖列岛回归祖国的问题，到他病重时，每每想到国未强，台湾未收回，便甚为痛苦，深望国家有朝一日能够完全统一。

孙中山去世二十年后，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终使台湾及澎湖列岛回到了祖国。相信深有台湾情结的孙中山在九泉之下得到这一消息时，一定会激动不已，高兴万分。

如今，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不会因任何人、任何势力、任何国家而改变。

（原文《孙中山的台湾情结》刊于《名人传记》2012年5月 文/汪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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