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州有一群孩子，他们不是孤儿，却也没有当过一天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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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报道

包锦涛  杨加奇

留守儿童问题已是我国重要社会问题。全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一直缺乏权威数字，在城市生活的我们亦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意。天津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律研究中心26日成立，并举行“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法律对策研讨会”。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说，关于我国留守儿童的规模一直说法不一，有说法是6100万，也有说法是6800万。6000多万留守儿童，加上3600多万的流动未成年人，总数在一亿左右，大约占了全国3亿未成年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我国3个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留守或流动状态。（数据来源：中青在线）

2017年9月15日，我来到距常州市区一小时车程的金坛区薛埠镇中心小学，在这里，我们走近了其中3名留守儿童。

他们站在这座城市的边缘。
他们没有充斥着兴趣夏令营的童年，他们只有干不完的农活。
他们向前看是高楼林立的城市，往后看是近在咫尺的乡村。
他们有父母，他们不是孤儿，却没有当过一天的宝贝。

朱涛  薛埠小学六年级学生

“我很想爸爸妈妈。”

母亲出走，父亲入狱，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朱涛早已不再期待像别人那样亲昵的亲子关系。

我第一次见到朱涛的时候，很难相信他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当时他正放学回家。

学校给朱涛提供了免费的校车，但若错过了校车，他得沿着这条薛埠大街，走一个半小时。令人最不安的是街上载货的大车，隔一会儿就会开过去一辆，车速也不慢，偶尔还会飞出一些碎石。

沿街小铺子的老板看我拿着相机，主动向我抱怨起了街上的大车：“整治多少次都没有效果，事故很频繁，孩子们上下学走这条路特别危险。”

但对朱涛而言，倘若生活只有这一种苦就好了。

我们到朱涛家里的时候，大爷爷刚好在。孩子看到大爷爷，便习惯性地藏到了背后。

大爷爷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对着镜头会笑，但遮不住疲惫生活留给他的印记，透露出无奈，也像是妥协。提到朱涛的时候他一直念着这孩子很懂事。

其实留守儿童很大的一个悲哀是，从小给予你替代性父爱母爱的老人们，当终有一天你长大了有能力报答他们了，想用所有的疼爱加倍用心孝顺他们时，他们却往往都不在了。

走进家里，一眼望到头，用“破”形容最合适。

家门上的窗是用尼龙袋封好的，底下有开着个洞。九月末已经渐渐转凉，到冬天，这薄薄的一层尼龙根本挡不了冷风，破洞也会让寒气灌进来。

锅里热着饭，冬瓜是家门口种的，芋头烧肉里面有几块肥肉，菜里放了糖，大爷爷有糖尿病吃不得，这些菜就少得很慢。等这些饭菜吃光了才会再煮，吃不完就一直热着，一直吃下去。

角落堆着几袋稻谷，门口的空地外面就是稻田。除了一些补贴，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来自大爷爷下田种地。

朱涛有时候会去走走，也会坐在稻田边上发呆。生活很苦，也许他觉得稻田就是希望，向往着有一天，攒够了钱，能踏上走出去的路。

朱涛和小爷爷一起睡，小爷爷有智力缺陷。不说话也不笑，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就低着头站着，或者自己在这个小黑屋子里踱步。

枕头是一个大块海绵，床单又脏又破，被子远远就能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没有这个接线板提醒，在这样的家里甚至都会忘记电器的存在。

一个被弃养的孩子，一个同样没有依靠的老人，谈不上谁照顾谁，不过是面对生活的窘境，抱团取暖。

和床上摇摇晃晃的吊扇一样，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过着我们想象不到的生活。

破砖房的木头门上贴着大红色的对联，祈祷着生活终会变好。门上写着“朱家”两个字，到现在，“家”字已经快看不到了。

比起生活的贫穷，我更害怕孩子会被成长的孤独打败。

放学对朱涛而言，没有零食和玩具等着他。推门回家，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孤独。

家里的大灯坏了很久，没人修好像也没必要修。他仿佛不怕夜色降临以后的黑暗，或许他也怕，但早已经习惯了。

他的床底下放着一个篮球，想问问他喜欢哪个球星。他蹲下来看了看自己的球，摇摇头对我说：“我不喜欢打球，篮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玩的，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说得云淡风轻，我听得却不是滋味。

我问他知道以后想要做什么吗，他低下头玩着指甲，“我知道，但我不想说。”
“警察吗？”“不是。”
“是老师？”“也不是。”
“那就是医生！”“你猜。”
当我问到是不是想做医生的时候，他没有再否认。

在杂物堆里看到了几张医院的片子，生活的艰苦同样带给这个家不少疾病，大爷爷的糖尿病小爷爷的智力缺陷，爷爷奶奶的离世。

健康生活健康成长，对于他们来说很难很难，他们要对抗的不仅是糟糕的生存环境，还有摇摇欲坠的心理状态，甚至有时候，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医生，应该就是正确的答案。

聊天中，他也没有跟我抱怨过生活，没有抱怨过任何人。不幸福的孩子，大都超出常人的懂事。

如果可以任性被宠爱，哪个孩子甘愿在委屈中懂事呢。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还是没忍住，搂着他的肩膀悄悄问了声，“还记得爸爸妈妈吗？想他们吗？”问得很轻，生怕不小心会让他内心的壁垒轰然坍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顿了会儿也不像在思考怎么回答，咬着牙说：“不记得了，但我都想。”就转身，折回家去了，含胸驼背的样子惹得人心疼。

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却过早地成为了孤单的生活战士，成长的苦楚，生活的艰辛，在他身上，表露无遗。

在薛埠中心小学，像朱涛这样的孩子还有不少。

同学们享受童年幸福生活的年纪，他们已经需要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不那么幸运的生活，不得不独自或者与家人一起，面对生活的考验。

李思彤，薛埠小学四年级学生

“我想快点长大，想帮帮妈妈。”

李思彤，父亲尿毒症晚期，曾因肾病休学一年。与母亲、外公三人同住。家庭主要收入来自母亲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打工。

见到思彤的时候，她正准备去上美术课。她偷偷告诉我，自己很喜欢画画，但要的钱太多了，家里不能让她学。妈妈身体不好，但如果妈妈不去上班，家里就没有收入了。她说妈妈哪怕生病了也舍不得去医院，躺在家里挨过去。

“我想快点长大，想帮帮妈妈。”思彤很心疼妈妈，而对于未来，“我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我以为生活会对那些乖巧懂事的女孩子友好一点，好像并没有。

吴煜茗，薛埠小学二年级学生

“爷爷奶奶对我很好。”

吴煜茗，父亲患重病花费巨额医药费，借债很多，母亲出走，与爷爷奶奶同住，奶奶当环卫工的收入是家庭全部经济来源。

孩子太小也很内向，聊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回答我，他暂时还不能理解生活的不易，一直在告诉我，爷爷奶奶对他很好。
与其让这些孩子早早懂事，我更希望他们永远不会长大。

在我走近这些孩子之前，做了心理准备也幻想过他们的生活。可当他们的童年真实而又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仿佛哐当一声，对于贫穷和苦难的理解，都被打破、粉碎。采访这些孩子时，我更担心的，是他们心里的苦。即使最后成长的看起来很阳光，在大家眼中很开朗，能够给人带了快乐。却只是因为害怕被抛弃，这么多年来，终究是自卑的。知道他们不易，却难说不怨。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是在追寻的道路上，我们的境遇不同，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与合理是一个社会的底蕴和未来，也许多一个人关注，孩子的命运能够改变。

也许我们努力的一切，就是孩子眼中那远方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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