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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虚构】词条(续)

哲学园
2024-10-02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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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


即使一套相关物的观念有助于解决上面的特殊问题,看起来梅农主义的观点也无法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描述虚构客体的词语决定了虚构客体的身份带来的。拿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所写的关于一个叫做皮埃尔·门纳德的著名的故事做例子,这个人恰好写了一部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每个字都相同的作品。假设在博尔赫斯的这个改编故事里,门纳德和塞万提斯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即使他们住在同一座城市,甚至可以假设他们就是邻居。在这种情况下,博尔赫斯的故事所描述的是一个同样系列的特征,这些特征归属于不同的虚构客体: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以及皮埃尔·门纳德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作品里共享这些特征。(刘易斯(1978:39)首次在这个语境中使用了门纳德的例子。对于虚构客体的身份问题来说,这个例子被Fine (1982:107)所运用,也见于托马森(1999:7,56)。)在这种情况下,断言这些虚构客体是一系列的相关物,而不是特征,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系列的相关物,而是有两种不同的物体。

从直觉上来说,问题很清楚。新梅农主义的各种形式,都倾向于为虚构客体描述一副柏拉图式的草图,或者把它归于某种柏拉图式的理由,或者是我们用柏拉图式的术语——一系列的特征——来描述的相关物。新梅农主义因而把虚构客体看做是某种先于故事讲述活动的存在,是虚构客体自己把虚构客体带入存在的。为了弄清这些概念之间的张力,注意我们常常谈到虚构客体是讲故事的人创造出来的,或者是更广义的人类创造出来的。梅农主义者,看起来没有在他们的理论中给讲故事的人留下一个位置。

1.3创造论

讲故事的人发挥了创作者的角色,这种理论家往往被称作人工创造论者,或者是创造论者(参阅塞尔 (1979), Salmon (1998), 托马森(1999), Voltolini (2006),克里普克也为这一立场辩护,见其未发表的在牛津大学洛克讲座发言(1973), 以及一些论点见于Inwagen(1979)在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关于虚构客体的说法,还有英加登(1931)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先驱。)根据这种理论,虚构客体是人工创造的,因为它们是由作者构思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作者的创造物。更进一步,可以说它们是抽象客体,正如非传统的新梅农主义者相信的那样。然而,不像柏拉图的abstracta,它们在时间上没有起点,但是它们仍旧是有所依存的实体,因为它们的存在依赖着其他的实体。(大略来说,如果当O’不存在,那么O就不存在,那么就说一个实体O在存在上依赖实体O'。参阅托马森 (1999)。对于更加精细的理论来说,虚构实体可以脱离序列而存在,而所有东西的存在都依赖类似自然数这样的东西。参阅 Fine (1994)。)更具有针对性的说法是,虚构客体在历史上依赖者创造它们的作者而存在(如果O在时间T产生,那么创造O的作者或者作者们,就必须在早于T的时间T’产生),并且这个O一直属于文学作品(如果O一直存在,那么文学作品W,或者是O所属的其他类型必须在O之前存在。)(参阅托马森(1999)可以看到更多的扩展讨论。)作品的历史产生解释了虚构客体的产生,而连续的类别解释了虚构客体的延续。这个对于虚构客体的连续性的陈述,可以看做是和它们的归属一样的直觉。我们不仅说一些虚构客体是在一定的时间点创造的,而且还可以说这些虚构客体有一定的年纪(我们可以说哈姆雷特现在已经400岁了)。

注意,创造论者因此从一种直观的思想中获得了生机,他们认为,作者通过创造虚构作品,创造了虚构作品出现的那些虚构人物。字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也有道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创造的最复杂的人物。”这基于如下观点:创造论者接下来假定,虚构人物在字面上也是他们作者的创造物:不是具体的创造,显然,是不具体的、抽象的创造。但是这个措施也有一些错误。例如说,Yagisawa (2001)论证说,创造论者的观点和其他一些明显的看法有尖锐的冲突,比如说,像哈姆雷特那样的虚构人物的资料,是不存在的。(Goodman (2004)对此做出了回应。)在一个更为基础的层面,Brock (2010)论证说,创造论者对创造的偏好是空洞的,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创造论者自己说,对创造的偏好可以解决一系列困扰其他形而上学理论的问题。比如说,没有Moloch这样一个神,因为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客体的各种特征编集起来,给这些特征写一个故事。堂吉诃德的两个版本有完全相同的特征,因而有两个堂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和门纳德的,因为显然有两个不同的作者进行了创造。(参见Voltolini (2006:32ff.)。然而并不清楚这些创造论者如何处理另外一个影响他们的理论的问题,也就是无法分辨虚构客体的问题。直观上,有数以千计的虚构的小矮人参加了他们和兽人之间的战争,这个战争是托尔金描写的,但是托尔金却没有创造这些数以千计的小矮人。(创造论者对这个理论的回应是,这些人并不是角色,比如Voltolini (2006:234–5)。)

显然,创造论也并不是没有问题。或许,还有一些明显的问题关于创造过程的本质,以及创造过程和虚构客体的身份之间的关系。比如说,看起来在上述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作者的构思行为)中,成为存在物的那些人,并不是虚构客体,而更像(仅仅是)意向客体,他们是作者思想的对象。仅仅是意向客体的东西尚未成为虚构客体,正如托马森(1999:89)所说的,那么什么使意向客体成为了虚构客体呢?必须通过文本,和一个以上的人分享这个客体(或许并不需要一个实在的版本,只要通过记诵给别人听就可以)?或者还是存在某种更明确的区分标准,能够分辨意向客体和虚构客体呢?

这个问题或许能够通过给文学生产过程各种描述,来更好地回答。因而,一些创造论者(Schiffer (1996, 2003); Thomasson (2003a,b)说,当作者构思的时候,虚构客体不能成为一个抽象客体,而只有在一个有目的的特定的伪装过程中,这个虚构客体才能完成。这个过程由一个人——典型情况下是一个作者——假装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做了什么什么事。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仍然存在:即使我们统一创造过程的这种特性能够产生一个虚构客体,这个生产过程产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使虚构客体具有了虚构客体的身份呢?典型的创造论者认为虚构客体不具有塑造它的故事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一个虚构客体仅仅具有故事所提到的那些特征例如说,对于福尔摩斯而言,“他”(或者它)——作为一个物质客体,而不是抽象客体,能够成为一个侦探,这一点是错误的。对于福尔摩斯来说,根据福尔摩斯的故事,“他”是一个侦探,这才是真的。(同样的,根据这些故事福尔摩斯是男性,所以应该使用代词“他”。)总的来说,对于创造论者来说,虚构客体唯一真正具有的特征,是那些新梅农主义者们称之为非核心特征或者外围特征:根据福尔摩斯的故事,类似成为一个虚构的侦探这样的特征,或者是成为柯南道尔的创造物,或者成为一个侦探,这样的特征。(参阅Thomasson (1999)。)这个方法在说明上面提到的一个观点的时候是失败的:在某种意义上,虚构的客体实际上具有它们在相关的故事中被描述的那些特性。

此外,这些限定的特征让一个虚构客体更难被区分出来了。托马森给出了许多让一个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客体能够被区分出来的条件:如果X和Y在同一部作品中被描写得一模一样,那么X和Y就同为虚构的客体F。但是,我们怎么解释那些出现在不同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呢?托马森承认,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再补充一个必要条件:如果第二部作品W’的作者对前一部作品W中出现的X极为熟悉,并且打算把X作为Y输出到作品W’,我们就认为X和Y是同一个虚构人物。她认为这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的原因在于,不管作者的意图如何,如果他归于Y的这些特征,和W作品中出现的X这个人物的特征出现了根本差别,那么他就没有成功地把X(也就是作品W中出现的虚构实体)作为Y输出到W'当中去。(还有另外一些例子,能够更加清晰地表明,作者的意图有可能会被扭曲。接着,再来考虑一种角色融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想要把W作品中原有的单一人物Z,变成两个人物X和Y输出到作品W'当中。显然,由于身份的传递,Z不是X也不是Y,因此作者的意图失败了。)

在总结虚构客体的这种形而上学观点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新梅农主义者和创造论者都被一些问题困扰。一方面,新梅农主义者提供了区分虚构人物身份的严格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们不考虑这些客体是人类思想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创造论者的确解释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只为虚构客体提供了相对来说不那么具有区分性的标准。通常认为这两种理论是不可比较的,因为它们偏好不同的形而上学模式——从广义上来说,一个是柏拉图的理论模型,和另一个的结构主义者的模型截然不同。然而,这种不可比较并不是决定性的,或许有一种好的方式,把这两种理论最有希望的部分用某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这个方向最新的尝试参阅Zalta (2000), Voltolini (2006)。

2.虚构实体的本体论

虚构实体的形而上学问题,询问的是这些实体是什么,是否应该有虚构实体。我们现在转向本体论问题,仅仅询问是否有这样的一些实体。

2.1支持和反对现实主义的语义学争论

显然,在本体论层面最重要的区分,就是有些人相信有虚构实体——也就是虚构现实主义者,有些人不相信有虚构实体——也就是虚构反现实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的争论围绕着日常语言。现实主义者总是偏好语言中能够让人相信有虚构实体的那些句子。而反现实主义者这是一些具有欺骗性的表面现象:每举出一个让人相信有虚构实体的句子,就能举出一个和原句在同等真值条件下不让人相信有虚构实体的句子。现实主义者的回应是,或者说这些复述都是不充分的,或者说还有更具深意的句子,对于这些句子来说怎样复述都是不够的。反现实主义者将会回应说,无论表面现象如何,这些句子都可以以没有歧义的方式来复述,这个游戏就没完没了。

2.1.1罗素的反现实主义

弗雷格(1892)常常被认为是分析哲学领域的反现实主义的第一人。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这种说法成立:他认为在直接(gerade)语境中,例如“奥德修斯上岸了”,这样的虚构名称有意义,但是没有所指。但是弗雷格还认为在间接(ungerade)语境中,例如“约翰相信奥德修斯上岸了”以及“《奥德赛》的作者说奥德修斯上岸了”,这个意义就变成了虚构名称新产生的所指。如果这个类型的意义,可以为虚构实体建立理论模型,那么弗雷格就是某种虚构现实主义者,如果这个理论模型建立不起来,他就不是虚构现实主义者。(Parsons (1982)对此持怀疑态度,Zalta持更加同情的态度,因为他认为弗雷格的抽象客体可以为意义观念(Zalta (2001)和虚构客体的观念建立模型。)

然而,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现代论争,并不是从弗雷格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中起源的,而是从梅农(1904)和罗素(1905a)的争辩中起源的。看看下面这个句子:

(6)阿波罗很年轻。

梅农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根据他的观点,这个句子的意义让我们相信有一个(广义上的)虚构实体——一个希腊神话中的神——这大概基于这个陈述所表达的思想,指向了一个实体,因此必须有这样一个实体。这个陈述本身表明了一个关于这个实体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谬误。然而,对于罗素来说,这个例子给出的表面现象具有欺骗性。首先,他认为“阿波罗”和其他的通名一样,也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是太阳神的缩写。

第二,根据他关于描述性定义的理论,罗素认为一个包括描述性定义的句子应该用另外一种句型中的词项来分析,这些描述性的词应该转换成变量、谓词、逻辑连词以及真正的名词。这样看来,(6)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描述性定义的短语,而“阿波罗”实际上只是这个短语的缩写,是太阳神的名字。在下面这个分析中,“阿波罗”就消失了:

(6R)至少有一个太阳神,最多有一个太阳神,并且每个太阳神都很年轻。
(更简略地说:有唯一的太阳神,并且他很年轻。)

第三,甚至都不需要出现必须有所指的单数名词(“阿波罗”),这个短语就能有意义。实际上,罗素认为这样分析的结果,表明原陈述既是有意义的(因为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又是假的(根据明显事实)。当罗素关于一个描述性短语有所指称的条件具备的时候,就可以说一个描述性定义有一个罗素式的指称,也就是说,当至少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相关的指称,但是不多于一个人的时候。于是我们就说这个描述性的定义的缩写“阿波罗”没有罗素式的指称,因为(6R)的第一个连接形式是:

(7)至少有一个太阳神为假。这个句子并没有使得(6)失去意义,当用罗素的改写句子的方法改写之后,在罗素的意义上这个句子缺乏指称,这表明(6)是假的。罗素认为这种描述性定义的理论能够帮助他表明,虚构名称缺乏所指,并且包含虚构名称的句子可以有真假值,而不是没有意义。

2.1.2元虚构语句以及“虚构中的”操作者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暂且接受罗素的关于描述的理论,这让我们能够避开对那些“奇怪的”客体——诸如不存在的虚构客体,以及神话中的客体——做出本体论上的承诺,(尽管这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实际上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它:卡普兰认为,罗素理论的“优势之一”,是这个理论在“本体论的承诺上保持中立”,它实际上承诺,如果有不存在的客体这种客体的话,我们就可以指称这种客体。参阅(Kaplan (2005: 975–6)以及Voltolini (2006:139ff.)。)然而,即使罗素的理论有本体论上的优点,这个理论仍旧面对着一个简单却具有毁灭性的的反对意见:很多知觉上为真的句子,用罗素的方法改写之后变成假的了。再来看看句子(6)。如果我们使用罗素的理论来分解一个阿波罗这样的实体,在罗素的复述为假的情况下,(6)于是也为假。众所周知,这个复述是反直观的。看到(6),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个句子在直观上就是正确的,而不是,比如这样的句子:

(8)阿波罗是个摇滚明星。

后来的情况是,这个追随罗素的反现实主义者找到了回避这个问题的一种容易的方法。她将会指出为什么是(6),而不是(8)看起来是正确的句子。那是因为希腊神话正是像(6)那么说的。通过把(6)当成一个更长句子的简写,很容易调节“(6)是正确的”这个印象。

(6I)根据希腊神话,阿波罗是年轻的。

这里的“根据希腊神话”这个短语充当了内涵算子,而算子后面的句子就是(6),必须用罗素的方法加以分析。

(6IR)根据希腊神话,太阳神是唯一的,并且他是年轻的。

(警告。说这是对(6)的使用,比说这是(6IR)的简写、而不是(6)本身,要更合适一些。因为(6)是虚构的句子,既一个很容易出现在一个故事内部的句子(在这里是一个神话)。)这些句子有一个仅仅在虚构真值的条件下的用法,也就是说,从故事或者虚构角度来看真值条件,对于这种条件下的用法来说,它们的真值条件仅仅是虚构的。根据埃文斯(1982)的说法,我们把这叫做这些句子的伪装用法:也就是说话人在假装或者伪装。但是同样的句子也有其他用法——埃文斯把这叫做非伪装用法——我们把这些当做真正的真值条件,因而也是真理价值:我们用(8)这样的句子,而不是(6),来表明什么是真正的谬误。一个比较适当的例子就是,如果考希腊神话的时候考到阿波罗,像(8)那样的说法就是错的。我们可以把句子改写成(6I),甚至可以改写成(6IR)这样的内在的元虚构的语句,因为这些句子指明了,某个表达怎样代表了虚构,或者怎样和虚构相一致。它们能够捕捉像(6)这样的虚构性语句的非虚构用法。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曾经考虑过的罗素主义的改良版。在这个被讨论过的观点中,像“根据希腊神话”这样的表达,是一个内涵算子,一个转变语境的算子,它改变了用来评估语句的语言环境。为了论述的方便,假设一个具有“根据故事S,p”这样形式的语句在真实的世界中是真的,当且仅当在最可能的世界S中,p是真实的。现在,任何藏有这样的算子的句子,只要其中含有一个单称词,都可以用罗素式的术语这样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像(6I)这样的句子在真实的世界中是真实的,当且仅当(6),比如说(6R)在最可能的那个世界里,阿波罗的神话是真实的。只要(6R)在这些世界里的确是真实的,我们考虑的单称词——“阿波罗”,也就是“太阳神”——在这些世界中有一个所指,即使它在真实的世界中缺乏所指。因而,我们再一次得到了罗素想要的结果:整个句子是真实的,尽管相关的单称词没有实际的所指,而只有一个可能的所指。因而,不需要承诺虚构实体能够从句子的真实性中产生出来。

或者说,罗素的理论自己不会给出这样的承诺。如果我们接受刘易斯的模态现实主义,认为一种描述有一个可能的所指,于是就会对虚构的客体做出本体论上的承诺。然而,通常情况下,这种作者决定论都会从反现实主义的观点上来理解。(参阅,比如说Lamarque-Olsen (1994), Orenstein (2003), Rorty (1982)。)对于罗素主义者来说,对于这种反现实主义的观点来说核心理解是,像(6I)这样的句子是语言上的,而不是一个所指上的,意思是:在虚构作品中据说是真实的那些声明或者主张,并不是一个断言,并不断定有一个特定的物体X,这个X有一个特定的性质。在罗素对这个区分的理解中,“阿波罗”是描述性语句“太阳神”的缩写,而这个句子中出现的太阳神,应该被理解为第二性,而不是第一性的。同样,在这个句子中罗素式短语的存在变量应该是狭窄的,而不是宽泛的。(6I)于是就可以理解为:“根据阿波罗的神话,有唯一的太阳神,而不是“有唯一的太阳神,根据神话,他是年轻的”。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如果我们对变量采取更广义的理解,那么这个句子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因为实际上没有太阳神);并且这就是像(6I)那样的罗素式的语句想要获得的真理。

假设对于虚构语句的伪装用法来说,罗素式的改良奏效了。然而从直观上来看,有许多句子,即使它们没有提到故事,仍旧可以谈论虚构人物。让我们把这些句子叫做外在的元虚构语句(也有一些理论家把这些叫做“额外虚构”或者“临界”语句)。上面的(4)和(5)就是典型的例子。显然,(4)和(5)不能被看做内在元虚构语句的省略,例如:

(4I)根据迪斯尼的故事,米奇是一个流行文化的形象。

(5I)根据《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不像(4)和(5),后一个句子甚至在语言上的理解中也是错的(这个观点已经被刘易斯(1978:38)强调过了)。米老鼠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个流行文化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在迪斯尼的世界里是一个现实形象。根据《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虚构人物。许多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创造论者,得出结论说这种句子的确帮我们建立了虚构形象。他们论证说,即使这些虚构性语句在它们的非伪装用法中,也可以在在语言理解的意义上改编成内在的元虚构语句,因而这个句子并没有向我们承诺虚构的人物;外在的元虚构语句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改写,因而它们的确向我们承诺了虚构性的人物。

反现实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提供的可能解决方案是——尽管不是罗素主义者们自己提供的——就是借用一种关于虚构人物的虚构主义。在这种策略下,像(4)和(5)那样的句子都可以被潜在地当做另外一个“在虚构中”的内涵算子,因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指涉一个虚构客体的表达是没有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算子标志的就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这个表述支持的现实可能性。这个想法实际上就是把外在的元虚构语句,通过一个算子,诸如“根据虚构或者现实”,或者“根据现实主义者的假设”,读作隐含的前提。

(4F)根据现实主义者的假设,米奇是一个流行文化形象。

(5F)根据现实主义者的假设,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虚构人物。

一旦元虚构的语句通过这种方式被理解,在表示结果的复杂句被读作语言理解的情况下,一些对于虚构实体来说很明显的承诺就消失了。(对于这个举措,参阅Brock (2002), Phillips (2000)。)

2.1.3对于虚构名称理论的描述性问题

求助于内涵算子“在虚构中”对于处理像(6)这样显然真实的陈述来说是一个著名的策略,因为这对于罗素来说是触手可及的方法,所以这对于罗素式的反现实主义者来说是好消息,尤其是当这种策略还可以延伸到外在的元虚构陈述,诸如(4)和(5)。但是这个版本的罗素主义者面对的问题,已经出现在某个版本的罗素面前了。在这样一种对(6)提供正确分析的罗素主义中,必须假设专名和它们的描述性定义是同义的。所以,当我们分析(6IR)那样的句子的时候,会把专名(“阿波罗”)换成相等的描述定义(“太阳神”)。但是有一些著名的、广为接受的论证,是反对这种描述性的专名的。(参阅(Donnellan (1972), 克里普克(1972/1980))。这种描述特别针对下面这种情况:说话者或者交流者就标准情况而言会有一个名字,这些描述或许没有能够符合它所指称的东西(在实际的世界里是这样,在其他可能的世界里也是这样)。一个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的回应,就诸如“阿波罗”、“福尔摩斯”等这样的虚构名称而言,这些名称是反对描述主义关于一般名称的观点,但是却在虚构名称这个问题上支持描述主义。(参阅例如 Currie (1990:158–62))。然而表面上看来,这个举动是没有希望的:其一,在谈到阿波罗的时候,在我们意识到他仅仅是神话人物之前,相信他是个真实的人,这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使得解释一般名称和虚构名称之间存在的差别存在困难。

描述主义对反现实主义的观点是一个潜在的挑战,加强了对诸如(6I)以及(4F) / (5F)这样的句子的在语言上的理解。如果不是用描述主义的方法去理解类似罗素的那种名称,我们还能怎么理解这些在语言上的说法呢?如果换个办法,把名称看做直接指称——也就是说,不把名称看做它们描述的东西的指称——看起来就不能把句子理解为语言上的(所指上的反面)了。结果也就造成,包括了(宣称)具有一些空洞的名称诸如“阿波罗”的句子具有真值条件。

这种困境面对的形式上最为强硬的挑战,就是广为接受的后克里普克式的对于描述主义的改良,又叫做米勒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名称会通过含有这个名称的命题的使用,对句子在语义上做出贡献,而这个贡献仅仅在于这个名称的指称。米勒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者观点的结合,认为阿波罗缺乏指称(因而对命题没有贡献)暗示着像(6I)这样的句子没有表达任何命题,更不用说真命题了。现在找到对这个问题和米勒主义能够并行不悖的解决方式,是一个热点。一些信奉米勒主义的人论证,那些我们当做是有意义的、甚至当做真实的句子,是暗指的,而不是语义上明示的。(例如Taylor (2000))。另一些人偏爱裂缝说或者是未完成的命题说。这是一些类似命题的、被句子表达出来的实体,包含了空洞名称,由于两者之间存在裂缝,不能成为真命题。(参阅 Braun (1993), (2005), Adams等 (1997))。Braun和Adams等人都说,这种裂缝并没有妨碍内在的元虚构语句,诸如“在福尔摩斯的故事里,福尔摩斯是一个侦探”,表达自己的真值。但是他们不同意外在的元虚构语句,诸如“福尔摩斯是一个虚构人物”。Adams等人认为,尽管名称缺乏所指,句子仍然可以是真实的。Braun (2005)认为,这些陈述需要创造论者的观点,这些语句中的名称真的创造了虚构实体。

米勒主义者们不是唯一一批抓住了Kripke-Donnellan对于描述主义对虚构名称的语义学攻击的人。例如说,Michael Devitt也是一位对描述主义进行批评的先驱,使用了虚构以及其他空洞名称的问题,去反驳米勒主义者,同时又支持他关于指称的历史偶然性的观点。(参阅Devitt (1989))。Mark Sainsbury(2005)论证,包括虚构名称在内的名称,有唯一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不是描述性的。这一理论可以在戴维森的真理理论体系中得到详述。这一理论的逻辑背景是消极自由的逻辑(也就是一种把包括空洞名称的单句或者原子语句看做为假的逻辑)。由于消极自由的逻辑起到的作用,这是对于外在的元虚构语句令人惊讶的又一巨大挑战,诸如

(4)这样的句子:

(4)米奇是一个流行文化中的形象。

后者出现了原子语句,因此根据这种逻辑被认为是假的。Sainsbury (2009, 2010)使用了与预设/接受相关的真理,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理念和流行的伪装理论对于虚构名称的方法有关。我们马上就要谈到这个方法。

2.1.4假装理论

对于反现实主义者来说,语义学的名称是一个重要的障碍,妨碍了为内在和外在的元虚构语句的真理性提供条件。需要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意识到假装在虚构性的谈话和写作中非常重要。一个虚构的语句有一个假装的用法,在例如讲故事这样的语境中进行特定的假装行为。我们把这样的语境叫做虚构语境。要注意,被认为在这样的上下文中说出的句子,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本体论的承诺:它在本体论承诺上也进行了假装。对于这样一个与假装有关的上下文来说,单称词的确有所指称。例如说,在讲希腊神话的语境中,说出(6),也就是从相关的假装的角度,说出一个指称神的名字“阿波罗”。于是,这个句子就在相关语境中有了虚构的真值条件(这个句子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是真的,只要“阿波罗”指称的实体在这个语境中是年轻的)并且也会有真值(考虑到这个语境中这个句子是真实的,因为在这个语境的世界——希腊神话的世界——有一个神,阿波罗,的确是年轻的)。然而,在这个语境之外——也就是在真实的语境中,就不用假装希腊神话是真实的——一个像阿波罗这样的名字什么也不指称。这里就不需要强调描述主义的观点。非常简单,如果要考察的单称词直接指称了对象(目前这是名称理论中最流行的看法),那么一个句子就包括了虚构的一般名称,但是没有虚构的真值条件,因而没有真正的真值,因为这个名称实际上是空洞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比如“阿波罗”,当在一个真实的、非虚构的语句中被提及的时候,就没有指称。假设这是一个直接指称的名词,就不会对包含它的语句的真值条件作出贡献。因而,在一个包含真正的上下文的语句(6)中,就不会有真值条件,因为它没有真值。(这一论点的核心见Walton (1990),Recanati (2000)让这个观点变得更加细致。)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然而,记住,直观是强大的,而直观让我们觉得,像(6)这样的句子是真的,而不是虚构的——因而,它有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真值条件。一个伪装论的反现实主义者的论述,怎么解释这种直观呢?

一个伪装论的反现实主义者,在初次的尝试中,会把伪装这个特征和意向主义的特征结合起来论述。也就是说,她会坚持认为,像

(6)这样的句子,没有伪装性的用法,而是应该被当做像(6I)这样的虚构性语句的简写形式。但是她或许还会认为,“根据这个故事”这样的算子,应该被当做根据上下文变化的算子(例如我们熟悉的内涵算子“必然如此”),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根据背景变化的算子。这就是说,她或许会坚持认为,这个算子不仅随着虚构名词所在的语句的真假值背景变化,而且还随着和这种句子的理解相关的上下文变化。更加精确地说,如果我们把一个虚构性的语句“p”在它的非伪装性用法中,当做一个“根据故事S,p”的简写,这样“p”就会在真实的世界中被理解为真实的,当且仅当“p”在故事S说出的上下文中(也就是说,一个虚构的上下文),在那个世界的上下文中,成为真实的。

这个陈述的反现实主义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个方法允许像“阿波罗”这样的普通名称既是真实空洞的,不给任何虚构实体本体论上的承诺,又真的不是描述性的。隐含包括了名称的句子(比如说6),就可以被理解为在虚构的上下文中说出的了,在这种语境下,名称直接指称了一个个体,这个存在于相关的伪装之中的个体。因为这个指称只在虚构语境、而非真实语境中发生,这个名称仍旧是空洞的。(这个命题可以追溯到Walton (1990),还见于Recanati (2000),以及Adams等人)。

尽管有所有这些优点,这个观点仍旧面对着一个著名的批评。卡普兰把这些随着语境转移的算子叫做“妖怪”,并且说“用英语都表达不出来(如果不用引用的话)”(1989a:511)。例如说,在索引词中,“没有算子可以控制……这些在自己领域的索引词,因为这些索引词已经跨越了自己的领域,出现在了算子前面” (1989a:510)。想明白这些令人担心的情况运用在含有索引词的虚构性语句中会怎么样,请看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的著名的第一句话:

(9)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

在普鲁斯特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虚构的上下文中,第一人称代词“我”指称的是叙述这个故事的人,这组成了普鲁斯特精心设计的想象性的世界——这个人只在故事中,而不是在现实中存在。现在,假设我们想要抓住(9)是真实的那种意义,根据《追忆逝水年华》,通过报道(9)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是真实的,的确是真实的。通过上面那种假装的意向主义者的方法,我们可以表达这种观点:

(9PI)根据《追忆逝水年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

然而,这个等价转换并不总能成功。假设你是(9PI)的说话人,这个句子说你在普鲁斯特的想象世界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早早就躺下了。但是这是假的,因为你不是那个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种排除卡普兰的可能的方法;或者这个问题会限制在隐含的索引词的范围内,或者甚至是特定种类的索引词。例如说,Predelli就论证说,有论述虚构的例子,使用模态和暂时的索引词,在上下文转移的卡普兰的“妖怪”的意义上,能够得到最好的分析(Predelli (2008)。

有可能有人会通过论述顺序的变化,对这一理论加以简化。当这些虚构语句(在非伪装用法中)的确是真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内在的元虚构语句当做真实的。而不是把这些虚构性的句子当做伪装用法对于内在元虚构语句的简化。这样,我们或许会像Walton那样把这些虚构的语句当做“首要的”。参阅(1990:401–2)。实际上,看清一个虚构句子的在不伪装的意义上是真实的,这相对来说不难。只要有某种和句子有关的伪装用法中的确存在伪装,那么这就是虚构的真实。简而言之,虚构性的语句在非虚构用法中是真实的,当且仅当它是虚构真实的。(对于这个简述,参见Crimmins (1998:2–8)。)

这样一种非现实主义的举措的好处是,它既可以用于虚构语句,又可以用于外在的元虚构语句。对于Walton来说,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的,仅仅是一个能够使相关的虚构性语句为真的假装。在前一种情况下,虚构的语境挑出来的假装的游戏,是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游戏,也就是游戏中作为支柱的部分(在文学的假装游戏中,文本就是被作者写出来、或者叙述出来的);根据这个支柱的命令,这个游戏世界中的事物得到运行。在后一种情况下,相关的伪装游戏不是正式的,在这种情况下,约束条件就不存在了——至少,没有什么约束是支柱提供的——指明了在这个游戏的世界里事物是怎么运行的。(参见Walton (1990:51,406,409))。

再看看例子(6)。如果想要例子(6)在虚构上是正确的,因此在它的非伪装的用法上就是真实的,一个希腊神话的世界中一定包含一个名叫阿波罗的神,是年轻的。这就是这个故事以神话方式来讲述造成的结果。这种作为支柱的讲述神话,其功能在于限定“阿波罗”的故事被展示的方式。一个让阿波罗成为摇滚明星的人,没有正确地玩这个游戏,或者玩的是另一个游戏。现在再来看看(4)。为了让(4)在功能上是正确的,因而对于它的非伪装用法来说也就是真实的,它必须按时一个游戏,其中有一个人物叫做“米老鼠”,而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成为流行文化的形象——一种迈农式的假装,正如Recanati (2000)所称呼的。现在,这样一个游戏不会被任何文本所限制了,没有一个米老鼠的故事用这种语言描述了米老鼠。相反,我们正在探究的游戏是,在流行文化中米老鼠的故事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使得米老鼠的有了成为流行文化形象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游戏是非正式的版本。

于是在这种论述下,外在的元虚构语句没有享有任何特殊地位,尤其是,它们不为我们提供任何假定虚构实体存在的理由。我们的最后一个例子又回到了皮兰德娄的六个找作者的人物身上。思考下面这个表达:

(10)爸爸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一方面,这是一个外在的元虚构语句,和(5)一样,是一个说话人想要为我们描述皮兰德娄的人物的元物质形态。另一方面,(10)也可以被当做一个虚构的语句,因为皮兰德娄的戏中,这些角色都不是普通的具体人物,而是虚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句子有两种不同的非伪装用法。在这种被当做虚构语句来使用的用法中,这个句子和下面的句子相等:

(10’)根据《寻找作者的六个人物》,爸爸是一个虚构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10)是真实的,它的虚构的真实性与一个游戏相关,这个游戏是被作品《寻找作者的六个人物》授权的。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句子有虚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与一个游戏相关,这个游戏中,一些实体算“真正的人”,另一些实体算“虚构的人”,爸爸算是后者,因为他出自一部虚构作品。

Walton基于假装理论的反现实主义的版本非常有影响力,但是也引来了许多批评意见。一些人质疑,这个句子的虚构真实性来自它的伪装用法,而实际上真实性可以建立在非伪装的用法上(参阅Voltolini (2006)),这一举措对于他的反现实主义观点来说很关键。另一些人质疑Walton的非正式游戏在元虚构语句方面会屈从于某种反现实主义的说法,或许因为这些批评意见否认了这些句子能够在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都诉诸伪装。(托马森(1999), van Inwagen (2003))。

2.1.5对现实主义的变量的论证

当然,说明某种反现实主义对虚构语句的论点是没用的,不代表所有这样的论述都无效。或许,总有可能找到一种新方法,不会产生迄今为止指出的那些问题,不管这些说法是不是建立在假装理论的方法或者其他方法的基础上的。为了陈述这个论点,一些现实主义者们找到了一种不同于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策略。正如蒯因所说,也就是变量的力量(蒯因(1948))。因而,如果我们能够把涉及虚构实体的存在变量——不管是直接的,还是外在的元虚构语句,只要能够充当其他元虚构语句的基础,或者是非直接的,作为外在元虚构的语句推论的结果——看起来这样的本体论承诺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一点,看看下面的句子:

(11)这是一个虚构人物,不是出现在所有小说里,就是出现在小说里的人物的模型。

这样的一个句子可以从下面的句子中推出:

(12)桑科·潘萨在所有小说中都是一个模型,除了在《堂吉诃德》中,他在这部小说中出现了。

还为这样的句子的推论提供合法性:

(13)如果没有人物在所有小说中出现,那么一些人物是以其他人物为模型的。

(参阅van Inwagen (2000:243–4))。

现在,坚持保持上述的外在的元虚构语句的指称的稳定性,对于反现实主义者的复述策略是一副解药。这些被复述的上述的句子,其稳定性并没有得到保证(比如说,Walton式的假装理论)。这意味着这些反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并没有抓住语句的原始含义,把这个领域割让给了现实主义者们对这些句子的语法分析。(参见上文van Inwagen的同一部书,Walton的回应见Walton (1990:416ff.))。

这些还不足以表现反现实主义者们是如何受到批判的。因为像(11)那样的存在性语句确保了虚构人物是足够普通的,也有其他具有同样逻辑特征的存在声明,一些哲学家们认为这些特征比起上面的,远不是现实主义的证明。来看下面的句子:

(14)有一个想象中的皇帝,Nathan Salmon认为他征服了法国,这个人当然不是Nathan Salmon想象中征服了加拿大的那个人。

这个句子根据Nathan Salmon对于空洞名称的论述得来,参见Nathan Salmon(1998)。Salmon认为,虚构名称总体上代表了抽象的虚构实体,某些其他的名称完全没有指称,或者是空洞的。关于这一点,他考察了这种可能性:一个全副武装的狂徒称帝,接管了法国的政府,并且规定“尿布”这个名字指称了任何当上法国皇帝的人,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如果这幅想象图景是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没人这么做,“尿布”就什么也不指称。他认为,这样一个名字显然是空洞的。然而,我们注意到,在Salmon的想象性图景中,(15)尿布是法国大帝显然是真实的,但是没有一个同样的包含了现任加拿大皇帝的图景。一个像(14)这样的句子是反映这个现实的自然方式。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正如Caplan (2004)指出的,把(11)当做van Inwagen称为虚构特征的东西真实存在的证据,这表明以此类推,(14)想象性特征无法被接受的真实存在的证据。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我们不认为基于语言学的原因——诸如像(14)那种特征的句子具有的直观真实性,给我们承诺了一个像尿布这样奇怪的实体,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些理由成我们承诺了虚构实体的存在。

注意:我们甚至不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变量分析。如果有个人认为,(5)那样的外在元虚构语句的真理性,向我们承诺了一个虚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的存在,那么很难坚持认为,像下面这个非定量的语句具有真理性:

(16)小绿人只是光造成的幻觉。

这句话是某人想要描述,他周围有个人以为自己看见了一个小绿人,让我们认为真的有这样想象中的东西存在,这个东西的特征就是光造成的幻觉。(参见Kroon (1996:186))。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条通向现实主义领域虚构特征的坦途。

2.2支持和反对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争辩

一个人在尝试用语义学论证支持虚构客体的时候遇到的那些问题,让人有理由去思考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语义学也有短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现实主义者认为,乍看之下虚构实体具有合法性,她必须给出一个真正的本体论上的证明。

托马森(1999)就试图进行这一的论证。她的论证表明,如果我们承认虚构作品,就不能反对虚构客体:虚构客体和虚构作品属于同样类别的虚构实体(也就是被创造出来的、人工的客体),只接受一方而反对另一方是错误的。
这个论证有如下问题。首先,它假定了虚构作品和虚构实体具有同样的地位,这在直观上没有明显的证据。正如托马森(1999:65)自己承认的,虚构作品是语义分析实体,而不是虚构实体。也有类似的陈述,不依赖于虚构作品和虚构人物之间的平行关系,而是依赖于虚构作品指称虚构人物的相同条件。简而言之,如果我们承认某种特殊类型的虚构实体,我们就不能否认其他在同等条件下的实体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我们承认虚构作品,因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虚构客体,因为它们是和虚构作品在同等的真值条件下形成的。(参阅Voltolini (2003, 2006)。)

如果反现实主义者想要挑战直接建立于本体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她就必须为这些论述提供保证,更好的是,为不能存在任何虚构实体提供论述保证。令人好奇的是,罗素尽管是“复述”策略的发明者,排除了明显的对非存在实体的指称(见上2.11)也使用了不基于语言学的本体论论证,反对存在任何虚构实体。实际上,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反对迈农的主要论述,是认为迈农的实体违反了矛盾律(参见Russell (1905a,b))。在罗素(2005)的论述中,Everett延伸了罗素的本体论批评,这样这些批评就被改写为特别针对虚构实体的批评了。他的一系列论证进一步表明,首先,这些实体违反了一些基本的逻辑规律——不仅仅违反了矛盾律,而且还违反了身份的对称性——第二,这些虚构实体的存在和身份都是模糊的。他们的论述虽然奇怪,但是却可以理解,例如,一个人既和另外一个人一模一样,但是又和这个人有区别,或者说一个人是不是存在本来就是含糊的。这个道理和虚构人物以如下方式连接:

(P1)在故事的世界中,一个相关人物如果不是真实的,就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P2)如果一个故事和a与b有关,如果b不是真实的,那么a和b在故事的世界中就是一样的,当且仅当虚构人物a和虚构人物b一样。

Everett的攻击思路有趣且有新意,(尽管基于语言的论述方面存在一些担忧),在某些方面建立了一种模式,使得反现实主义者必须极力地反对她所相信的本体论幻象。但是这场论争并没有在这里终止。尽管至少有一种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理论加固了Everett论证的力度,提出了一种反现实主义的真理观在预设上是相对的(Howell (2010))代替了他原先引导的现实主义观点(Howell (1979)),其他的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Everett低估了对他们有用的概念资源。例如,故事内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和故事外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能够批评这种理论的不确定性(参照Schneider & von Solodkoff (2009)和Voltolini (2010)),而另外一些或多或少是迈农主义者的人区分了1)表语否定和命题否定;2)命题模式(或者说性质种类不同),使得他们能够对这个理论在整体上加以反驳(参照Voltolini (2010))。当然,反现实主义者们把这些区分当做没有理解的表现,这先是使得现实主义看起来失去了魅力,于是即使是这些在自己的体系内正确的攻击,是摆不平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论争的。


转自译言网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416626/39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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