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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思雨 | 你为什么留不住快乐?

2016-07-16 朱晓宇 哲学园

哲思雨系列之四


你为什么留不住快乐?


朱晓宇
哲学园特约作者
公元前四五世纪之交,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提波创建了一个享乐主义学派。他出生于地中海南岸的希腊城邦居勒尼,此学派因而被称为居勒尼学派。

阿里斯提波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但师徒二人的伦理学观点却大相径庭。苏格拉底认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关心自己的灵魂,让灵魂学习知识和培养美德。无论何时何地,拥有美德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美德包括勇敢、正义、谦虚、自制、慷慨、喜乐、友善、真诚、风趣、自信等多种性格特质,这些是幸福完满的人生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而阿里斯提波则认为美德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有也只是工具性的,因为人生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快乐,美德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快乐和享受。仅仅没有痛苦并不算享受,真正的享受是各种各样的快乐的感觉,其中最重要的是感官享受,哪怕短暂,也值得追求,因为身体的享受比精神的享受更真实更有价值。




阿里斯提波并不是个纵欲狂徒,他承认有些行为虽然能带来片刻欢娱,但也容易招惹是非造成痛苦,明智的人必须学会权衡利弊得失,努力成为快乐的主人而不是奴隶。比如,法律和习俗虽然没有内在价值,然而一旦违反了法律或者破坏了习俗,惩罚就会接踵而至,让人遭受巨大的痛苦。同样,像友谊和正义这样的美德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给人带来快乐。此外,社会责任和利他行为也有工具性的价值。聪明人要审时度势,尽量避免违反社会规范,但如果确认及时行乐不会带来可怕的后果的话,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挣脱法律习俗的限制,抛开道义友情的羁绊,为自己的人生尽可能地积累快乐。


如果我们拜阿里斯提波为师,把快乐和享受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是否会活得很精彩呢?



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拥有欲望和体验快乐无疑是一种能力,是进化赋予大脑的一个重要本领。在生物体与外界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生物体做了对生存和繁衍有利的事情,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产生快乐的感觉,以示奖励。所以,快乐仿佛是一位向导,引领生物体走上光明大道。训练宠物的人都知道,为了让它学会听从命令,就必须在它做出正确动作的时候马上给予奖励,引诱它将来重复这个动作,多巴胺的作用正是如此。


多巴胺对生物体的作用无疑是积极且不可或缺的,但是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仅仅是诱饵而不是目标本身。谁把快乐当做目标,谁就会变成欧兹实验中的老鼠。



加拿大科学家詹姆斯·欧兹 (James Olds) 在1954年做了一系列的老鼠实验,发现了大脑的快感中心。他把老鼠的快感中心接上一片薄薄的电极,再把电极联到一个扳手上,当老鼠按动扳手的时候,就给快感中心施加一个小电荷,让它自己快乐一下。结果非常令人吃惊,实验开始不一会儿,可怜的小老鼠就像着了魔一样疯狂地按动扳手,每小时居然高达六千次。它丧失了对其它一切事物的兴趣,无论是食物还是异性,甚至连水都无法让它转移注意力。为了测试它是否愿意为了快乐而付出痛苦的代价,欧兹在老鼠和扳手之间安装了一段带电的过道。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东西居然不惜忍受电击的刺痛,毅然踏上荆棘路直奔扳手。为了获得快乐的感觉,它不仅甘冒饥渴致死的危险而且不惜忍受疼痛。



然而,老鼠是幸运的,它不会制造专门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的产品。烟酒赌毒都是人类的发明,聪明的人类可以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滥用大脑的快感机制,酒精可以使多巴胺增加一倍,尼古丁和可卡因能增加两倍。如果欧兹的老鼠可以永远随意地刺激自己的快感中心,那么它是否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老鼠?假定它不会饿死或者渴死,那么它的生活会被居勒尼学派奉为理想生活的典范吗?


研究人员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自然的也好,人工的也好,当大脑受到刺激而产生多于日常水平的多巴胺以后,人会感到快乐;但当同样的刺激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大脑就不再做出激烈的反应,神经元恢复平静,多巴胺返回常态。为了获得与最初同样程度的快感,大脑需要更强烈的刺激。长此以往,大脑对刺激的反应越来越迟钝,想要获得同样的快感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可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终于,再强烈的刺激也无法让大脑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而只能帮助维持正常水平。这时,原本带来快乐的刺激现在只能用来保持正常情绪,如果刺激突然停止,大脑的多巴胺水平会一落千丈,人马上变得情绪低落身心俱痛。可见,人为地迫使大脑产生快感是非常危险的,最终的必然结果是不仅无法体验到快乐,反而会深陷痛苦的深渊无以自拔。




除了烟酒赌毒,人类还可以把食物、性爱、服装、住宅、交通工具、甚至自然景观当做欧兹实验中那个神奇的扳手,希望通过每一次扳动让自己享受快乐。为了追逐和抓牢越来越短暂越来越微弱的快感,人们不得不拼命地挣扎,然而,曾经令人忘我陶醉、飘飘欲仙的感觉却像幽灵一样,不知在何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后,按动扳手纯粹是为了避免由于多巴胺水平下降而导致的抑郁和痛苦。


这个现象是人的“适应性”,美国心理学家哈利·海尔森 (Harry Helson) 在1947年最早提出了这个概念,并在他1964年发表的《适应水平理论》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论述。适应性让我们迅速适应各种外界刺激,使快乐像手中的沙,转眼从指缝间溜走。为了再次体验快乐,我们只能不停地追逐,但却像登上了跑步机一样,无论跑得多快付出多少辛苦,终究是徒劳无功的,不懈的努力只能帮助我们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


造物主巧妙地使用多巴胺作诱饵,诱惑我们克服懒惰,排除障碍,积极地去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除此之外,生物体在恢复生理平衡的过程中也能体验到快乐。无论是口渴的时候喝上清冽的甘泉,还是疲倦的时候躺下休息,都会令人感到愉悦。然而每一种享受和快乐都是短暂的,当身体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东西恢复到生理平衡状态以后,享受的感觉就消失了,因为目的已经达到了,生物体没有必要浪费有限的能量使身心继续处在激动和兴奋之中,节省下来的能量可以派作他用。


可见,期待时的快乐是个诱饵,引导我们追逐目标,享受时的快乐是个反馈信号,告诉我们做得正确。但是,无论期待还是享受都不是生活的稳定状态,而是状态的转换,注定是短暂的。因此,快乐和生活常态没有关系,而只与变化相关。如果一直呆在温度适中的空调房里,你不会有特别舒服的感觉,但是如果突然从严寒或者酷暑中走进来,感觉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对这个刚刚还感到无比舒适的温度变得无知无觉了。并不是我们的身体不会享受,也不是我们不懂得珍惜,而是人就被设计成这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正常生理功能和状态。




信奉享乐主义的人把追求快乐和感官享受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但是在体验了短暂的快乐之后,愈发难以忍受平淡的生活,因此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找回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然而快乐却注定是稍纵即逝的,谁都无法将它挽留。显然,阿里斯提波的人生哲学出了问题,但是,倘若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不是尽可能地享受快乐,那么还能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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