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版《繁花》看着还不过瘾，长江文艺《繁花·批注本》，典藏
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正在各大平台热播。这部电视剧是基于金宇澄先生的同名小说《繁花》改编而来。电视剧改编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是编剧和导演的二次创作，不必过分拘泥于原著小说。王家卫版的《繁花》，是典型的王家卫的味道。
沪语版的电视剧《繁花》，看起来，似乎要比普通话版的好很多。这其实就是味道。如果看王家卫沪语版的《繁花》还觉得不够过瘾，或者，看完了电视剧，也想要看一下小说的话，在小说《繁花》的版本选择上，我感觉，还是应该“一步到位”为好。
我读小说《繁花》，就没有一步到位。我印象当中，这部小说最早是刊登在《收获》杂志上。好多青年朋友们可能也是最近两年才知道《收获》。大抵是因为，《收获》的主编程永新坐镇江苏卫视的文化节目《我在岛屿读书》了。《收获》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是现存的杂志期刊当中，发表小说质量最高的。2023年，贾平凹老师的《河山传》，就是先发在《收获》上，然后再出的实体书。
我读《繁花》，也是先读的《收获》上的版本。后来，金宇澄老师的《繁花》才有了人民文学的版本。人民文学的版本，很工整，《繁花》是什么样子的，就出什么样子的，装帧上，也较为朴素。我人民文学的这本《繁花》，买来，是用来收藏的，当时，好像是48元，原版正价，不打折。小说《繁花》，是具备典藏价值的。
元旦之前，长江文艺的编辑给我寄来一本《繁花·批注本》。编辑说，让我看看这个批注版质量如何，是不是值得收藏一下。编辑还说，如果我觉得长江文艺的这个批注版好的话，可以多送几本，让我留着送读者用。我赶紧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也简单，现在的出版行业，多不景气啊，作为读者，咱们大家应该自己买书看，而不是等着出版社送书看。
拿到长江文艺的《繁花·批注本》之前，我是有另一种内心活动的。虽然说金宇澄老师的《繁花》当中，有很多沪语的内容，但汉语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各种方言创作，最终都会归入汉语自身的体系当中，方言小说，并不影响汉语阅读，懂汉语的，基本上都读得懂。所以，沪语小说《繁花》，似乎不用批注。
元旦前一天，我拿到这个批注版的小说，读起来之后，我感觉，早前的想法好像不对。这个批注版，不仅仅批注了一些沪语内容，而且是“猛然间出现了第三个人，和读者一起，和作者一起，仨人聊天”。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是，这个批注的“第三个人”，不仅仅懂沪语，而且风趣幽默。
长江文艺的《繁花·批注本》是金宇澄著，沈宏非批注。好多人知道沈宏非，是从《舌尖上的中国》这个美食系列纪录片当中，他是美食顾问。我知道沈宏非，是从一些专栏杂志上。老沈在很多知名的纸媒上开专栏，专门写饮食男女的内容，风趣幽默，又能一针见血。沈宏非，有点林语堂的意思。
沈宏非有本书，叫《痴男怨女问沈爷》，用“读者来问”的方式，专门回答一些饮食男女们遇到的食色性也的事情。在创作气质上，沈宏非和金宇澄是相似的。金宇澄先生的《繁花》，其实也是《金瓶梅》杂交《红楼梦》的产物，也是食色性也的事儿。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因为要上星播出，所以，食色性也的事儿，就剩下食了。要找真味道，还得看小说。
金宇澄老师的《繁花》单行本，是金宇澄和读者在聊天，用沪语。金宇澄也是典型的食色性也，聊这些东西，都是信手拈来的。这一次，长江文艺的《繁花·批注本》，有趣就有趣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进来一个第三人，叫沈宏非，他用批注的方式，参与了这种唠嗑。而且，他参与的非常有意思，风趣幽默，又一针见血。
比如说，《繁花》开局，金宇澄写，“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长远不见”其实是古文小说的词儿，有阅读功底的读者，都读得懂。“进来吃杯茶”，咱们很多非上海的读者，就容易按照自己的意思理解了，这是要泡龙井、碧螺春了。实际上，不然。沈宏非的批注就懂真章了：
旧上海话所谓“茶”，一般指凉白开，放了茶叶叫“茶叶茶”，有茶无茶，外省读者，不可不察。
这批注，不仅干货满满，而且能让读者笑仨时辰，尤其是外省读者。基本上，每一个批注，都是干货，都有着批注者自己的幽默智慧。所以我说，这个《繁花·批注本》是作者、读者和批注者仨人凑一块儿聊闲天了，作者和批注者一个比一个风趣幽默，又都是食色性也的高手，就剩下读者捧腹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要阅读小说《繁花》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步到位的方式，长江文艺的这个沈宏非的批注版，确实值得典藏一下。出版行业确实不景气，我给《繁花》出一次义工，宣传一下，也应该。（文/马庆云 摄影/雍和、赵海峰）
城市小说的异数——金宇澄《繁花》
黄德海
如果非要说《繁花》是一部城市小说，那它也是这类小说的异数。
现代以城市为对象的小说写作者，大部分采取冷静的旁观姿态，凭借冰冷的理智和残酷的想象，把城市变成孤独的代名词，寂寞的名利场，是残酷的丛林法则设定的固定场域，异化的恶之花遍地开放。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城市小说的作者在作品里是一个城市的陌生客，尽管他可能居住在某座现实的城市之中。
与此相比，《繁花》的作者没有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点置身事外的姿态，他不疾不徐地讲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显然兴致勃勃，意犹未尽。
作者无意为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设定任何目标，似乎只是随着时间的进展，散散漫漫地把自己的所见记录下来，往往在叙述中出现一样东西，一方景致，作者就跟着调转笔头，去写这样东西，这方景致，津津有味地咂摸着城市的诸多细节。
“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它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汉港湾曲总得灌注漾徊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它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
《繁花》的作者之于上海，更像巴尔扎克之于巴黎。
巴尔扎克是巴黎的老熟人，他在巴黎做过枪手，负过债，也依靠自己编造的贵族身份出入高级场所。他体味了巴黎的残酷，也享受过巴黎的繁花，甚至可以说，巴尔扎克就是巴黎的化身。
金宇澄的上海经历大概没有巴尔扎克那么富于传奇性，但从他作品中手绘的四幅上海地图，以及小说中诸多传神的微妙细节，不难看出他对上海的熟悉，喜爱，甚至沉迷。
或者可以这样确认，金宇澄深入了这座城市的细节，看到了这个城市的部分秘密，并让这本小说的讲述者变成了这个城市的组成部分。
这种对一座城市喜爱以至沉迷的态度，让《繁花》在一定程度上接通了异于现代城市小说的另一个文学传统。
早期欧洲所谓的城市文学，是与中世纪的宗教和骑士文学对立的创作，主要描写市民的日常生活，围绕市民关心的问题展开，鲜明的世俗色彩是其基本特征。
我们熟知的古代小说，长篇的或成规模的，如《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三言”、“二拍”、《海上花列传》等，无一不是以描写世俗为主，并且是要世俗之人来读的。
《繁花》进入的，正是这一久被淡忘的世俗的城市文学序列。
爱默生说：“连贯一致是庸人骗人的戏。”关注世俗的《繁花》，显然对连贯一致兴味不高。在这本小说里，很难找出一个贯穿全书的情节，有的，只是挨挨挤挤的一件事连着另一件事，一个人引出另一个人，一场对话紧接着另一场对话，牵牵连连，似断非断。
读《繁花》，仿佛在看一台不停改变频道的电视，不断变换的节目各自为政，毫无关联。要陪伴这些看似无关的节目很长时间，才能渐渐发现节目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慢慢积聚起来，在脑海中形成某种特殊的印象。
在《繁花》里，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特征和自然景致，以至浓浓的居家气息，自然而言地收拢在一起，酝酿，发酵，传达出世俗的深味。而那些即将登场的人物，也会在这样的环境里活泛开来，起床，伸懒腰，化妆，然后大大方方地走进小说的正文。
最终，《繁花》中看似散漫的记载，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氛围，这种独特的氛围又反过来安置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最终两者完满地结为一体，呈现出丰厚的生活样态。
这样一座城市，不理睬理论赋予它的抽象命名，不管是魔都还是时髦之都。它不过是人物的置身之所，生存之地，因为居住日久，人就跟这座城市生长在了一起。
这样一座城市，其实就是我们存身的世界，并不是那个在小说中久已被披挂上坚硬外壳的，叫做城市的异类。
作者是站在哪个位置，看到了这样一座有点不同的城市？
二
《繁花》叙事中最集中的观看视角，是客厅。或者可以这样说，《繁花》里的城市，是安置在客厅里的。
汉代有个叫张敞的大臣，史书上记载，他“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数从之”。然而，张敞“无威仪”，常为妻子画眉，有人就把这个作罪证，上奏汉宣帝。宣帝居然也真的当面问起这件事，张敞回答：“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
虽然皇帝最终张敞免了罪责，但我怀疑张敞辩解时故意混淆了概念。他为妻画眉被人看见，显然不是在闺房里，而应该是在房屋的正厅，其功能类似于现在的客厅。家门一开，正厅其实是被动的半公半私场所，内连闺房，外接街道。张敞辩解时所谓的“闺房之内”，显然有点偷换概念的嫌疑。
不过，我们用不着为古人担忧，引起我兴趣的，是正厅这样一个与现在的客厅类似的地点。
当然，客厅只是个比喻，与其对应的比喻，是街道和卧室。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很难举出几部现代以来的中国小说，是把视角安置在客厅里的。最为常见的，是专注于街道的小说——革命，流血，口号，标语，传单，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化大王旗……
并且大部分时候，符号的指涉都有规范的指向，只要在阅读中看到几个典型符号，我们就不难判断这时的街道属于哪个时期。就像现在的影视城，建筑物基本不变，只要把街道上的横幅换掉，演员的口号一变，就是另外的时代了。
即使致力于写人物，也往往不过是随着街道符号起伏的标签，并不具有自为的空间。甚至事涉私密，街道上的喧闹仍然响亮地传来。
对街道小说脱敏不久，另外一种类型的小说便作为反弹出现了。这类小说，可以称为卧室小说。这类小说恨不得把街道完全摒弃在作品之外，只专注于卧室的角角落落，以此刺探欲望，深挖人性，对卧室内的各类描写也百无禁忌，人物仿佛茕茕孑立的纸片人，所有的活动只为了最终让作者写下一个合格的人性（欲望）答案。
客厅，是《繁花》找到的合适的中间地带。在以客厅为主导的视角里，退可以窥探卧室，出可以观察街道，而又能与卧室和街道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成为一个合适的内外转换器。客厅还连着厨房，厨房里烟熏火燎的味道，也不时散发出来。
《繁花》对吃吃喝喝的热衷，对卧室偶尔的张望，都有着客厅视角的典型特征。而对卧室里的种种，《繁花》保持了一种罕见的克制，它只交待事情的发生，偶尔也简单地点染几笔，但并不极力描写，也不深挖下去，点到即止，故事，仍然是在客厅里讲得出口的。
当然，客厅也通着街道，不可能逃得过时代的潮汐。小说中写到的剪裤腿，抄家，以及阿婆家被挖的祖坟，满是街道变迁的痕迹。街道上的变迁，变掉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小说写到的一次抄家：
两个背带裤女工，拖了香港小姐下来，推到弄堂当中立好，脚一歪，工作皮鞋就踢上去，香港小姐披头散发，上身一件高领湖绉镶滚边小旗袍，因为太紧，侧面到腰眼，大腿两面开衩，已经裂开，胸口盘纽，几只扣不拢。
旗袍里，一条六十四支薄咔叽黑包裤，当时女裤是旁纽，旗袍衩裂到腰眼，裤纽只纽了一扣，露出一团肉。脚上笔笔尖一双跳舞皮鞋，头颈里，挂十几双玻璃丝袜。
弄堂里，人越围越多，楼上有几只紧身褡，奶罩飞下来，有人撩起来，挂到香港小姐头上，又滑下来。
这样的抄家，其实是对世俗的整顿，要把社会规划得全体一律。经过这样的整顿，原先深藏在生活里的无数皱褶被翻了出来。
这些被翻出的皱褶，含纳着生活里小小的心思，闪烁的欲望，婉转的委屈，弯弯绕绕，曲曲折折，或许并不高明，有些甚至只是虚荣和无聊的表征。即使虚荣和无聊吧，人凭借这些皱褶安顿自己，把自己的无奈和无助借机清洗，心安理得地活在尘世的风光里。
这些皱褶一旦被翻到光亮底下，很快就消散了。消散的后果，在下一个时代里显露无遗。
《繁花》分成两个板块，一个是60、70年代，一个是90年代之后。
前一个时代虽在整顿世俗，但因为其前一个时代的遗留，还有着一些世俗的自为，那时小说里的人物读现代诗，读外国小说，集邮，弹钢琴，做复杂的梦，每个人还有个颇有文化底蕴的名字。
即使属于上海“下只角”的小毛，也读通俗小说，抄词，练拳，有自己好玩的嗜好。这些似乎都是没用的玩物，但重重叠叠地堆累起来，才是有滋有味的生活。否则，“清汤寡水，不是鱼的日子”。
侯孝贤拍《海上花》，请阿城做美工。阿城说，在电影里，没有用的东西要多，没用的东西多了，就有气氛了。这个气氛，就是生活的味道吧。
经过六七十年代整顿，小说里的90年代，所有上面提到的无用之物几乎都消失了，除了偶尔提到的评弹，加上一点假古董，时代车轮碾压的后果鲜明地显现出来。
人物的名字，也多是小姐、先生了，带有商务宴会上客套和无聊。即使上一代过来的人，如阿宝、如沪生、如小毛，对无用东西的谈论也仿佛少了兴致，剩下的，只是一场接一场的饭局。对此，不知该不该责怪小说作者。
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小说的创作大概也不能吧。《繁花》中90年代以降那些略显重复的生活，是不是恰好是那个时代的生活质地？
不知是不是我的阅读错觉，《繁花》里90年代的这段生活，仿佛连欲望也变得赤裸裸了，没有遮遮掩掩，没有欲去还休，不免少了些韵致，显出寡淡的样子。不过，“世俗是无观的自在……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
如此，是否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生活虽然略显单调，但在小说里毕竟显现了一丝自在的生机，整顿的行为即使还有，也明显变少了。
假设这本小说一直写下去，会不会是世俗一次新的轮回？
三
末了，打算谈论一下《繁花》的思想。不过，谈论一本小说的思想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更何况是谈论这样一本小说。
在中国，小说向来被视为小道，是用于消遣的闲书，“载道”有“文”，“言志”有“诗”，轮不到小说来展示什么思想。不过，晚清以来，梁启超已经把小说当“文”来用，影响所及，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街道文学。
《繁花》的思想问题尤为难谈。在《繁花》的叙述里，人和事的动作幅度都控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再乖张的人，再离奇的事，作者都没有让其跃出叙事语调的平静，仿佛电影的慢放，再剧烈的动作，观看时都是缓慢的。
与之相应，小说的色彩也不强烈，很像刻意减弱了对比度的黑白照片，只偶尔透出点妖娆。即使占据了小说极长篇幅的对话，读起来的总体感觉仍是安静，里面轻微的响动，也像春天里青草生长的声音。
在这样一本小说里，当然无法听到人物滔滔不绝的思想讨论或连绵不断的内心独白。《繁花》里的任何思想，都与人物的行为有关，小说里没有脱离事情的思考，人物的所有想法，都化解在他们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中，只不过有的半遮半掩，有的直白无隐。
或许，这也才是思想的真实样式吧，那些凌空蹈虚的所谓思想，只是封闭空间里的头脑风暴或文字游戏，与现实的世界并无关联。
因此，《繁花》能够谈论的，是一个含混的思想场。
《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子罕言利、命与仁。”又《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的“罕言”和“不语”系列，既坚决地杜绝了低端的“利”引向“怪、力、乱、神”（卧室小说的变形？），又有效地避免了“仁、性与天道”可能高推的圣境（街道小说的变形？），从而把所有的低端诉求和高端思考，都化为明晰的文章和切实的日常。
不知道是不是有感于五四时期街道文学的泛滥，周作人发挥了这个“罕言”和“不语”序列，吸纳了西方的生物理论，几乎把高端部分的“罕言”变成彻底的不言，从而将其改造成一种健朗的生活态度，称之为“伦理之自然化”：
“人类的生存的道德既然本是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我们当然不能再退缩回去，复归于禽道，但是同样的我们也须留意，不可太爬高走远，以至与自然违反。
古人虽然直觉的建立了这些健全的生存的道德，但因当时社会与时代的限制，后人的误解与利用种种原因，无意或有意的发生变化，与现代多有龃龉的地方，这样便会对于社会不但无益且将有害。
比较笼统的说一句，大概其缘因出于与自然多有违反之故……我们应当根据了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对于这类事情随时加以检讨，务要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平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下去。”
从这个方向上看，不知是不是可以说，《繁花》和穿行于其中的人物，都生活在这样一种伦理自然化的道德态度之下？而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本看似别具一格的作品，其思想渊源是不是也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
当然，以上所说或许跟《繁花》毫不相干，它只表明了我对思想问题的偏爱甚至偏向。甚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说，支配街道和卧室文学背后的力量，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我的判断？
本文节选自《若将飞而未翔》作者: 黄德海 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