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致命的自负，导致自由主义的终结

人类在大约五百年前想出了一种政治哲学，试图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相同的政治模式，并于大约二百五十年前，在新生的美国进行实验。这种政治思想相信，个人一出生便具备若干权利，可以创造并追求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因此它将政府的责任限缩于「保障权利」，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开拓出实现个人梦想愿景的空间，藉此尽量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它认为政治的正当性来自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这种契约无论先来后到的成员都能签署，并藉由自由公正的代议选举来不断追认。实验结果显示，法治、司法独立、有效率的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负责任的公职人员、再加上自由公正的选举，让这种政治秩序极为成功。

但到了今天，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在倒行逆施，一半的人认为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下一代的财富与机会，都将比前几代更少。

每个政府机构所做的调查，都显示公民愈来愈不信任政治；选民无论光谱是左是右，都认为政治已经沦为权贵的玩物。原本精心设计，用来维系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正当性的选举制度，如今成了上流社会操弄民众、中饱私囊的证据。

美国的政治体系显然已经支离破碎，社会结构已经分崩离析，贫富差距无限扩大，虔信者跟世俗者的敌意渐趋尖锐、对于美国在国际间角色的看法也严重分歧。

美国的富人继续挤进几个特定都市，无视其他地方的人如何生活；愈来愈多基督徒觉得这个国家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罗马帝国，开始像中世纪本笃会（Benedictine）一样不问世事在家隐居。

各式各样的迹象都显示，美国有很多问题。愈来愈多的声音警告，这个共和国的末日即将在眼前展开，即将被那些尚未命名的政权取代。

自由主义的规划创造者做出的每个承诺，如今几乎全都破灭。自由主义国家的控制之手，如今几乎伸进了生活的每个层面，政府变成了某种无法控制的遥远权力，永远都在推动「全球化」大业，让升斗小民更加无力。

唯一没有被侵犯权利的，似乎只剩下那些财富和地位多到可以保护自己的人。但即使是这些权贵的财产权、选举权、影响代议士的能力、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以及个资与住所的安全，也不断被法律与科技的进展所侵蚀。如今的经济陷入菁英主义（meritocracy），让既得利益者的优势在子孙中不断延续，用教育体系把人分成赢家与输家。自由主义的愿景与实施出来的现实愈差愈大，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让人开始怀疑它只是一场骗局。

自由主义失败了，但不是因为它做得不够，而是因为它贯彻了理念。它的失败，正是因为它的成功。自由主义愈是「完全实现」，它的内部逻辑与自我矛盾就愈加明显，它的意识形态落实得愈为具体，愿景就愈是扭曲变形。

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哲学，希望使世界更加平等、让各种文化与信仰多元并存、维护人类尊严、当然还有增进人类自由。但它在实践中呈现的，却是加剧了不平等、使世界变得更加同质统一、使肉体与精神共同堕落、使人们愈来愈不自由。

几乎可以说，它达成的巨大成就，全都是它要尽力反对的东西。但这些不断扩大的灾难，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做得不够，而是因为它成功了，成功到疮痍满目。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弊病，就希望采取更加自由主义的措施来医治，注定会火上加油，注定会酿出更严重的政治、社会、经济与道德灾难。

＊＊＊

面对这些困局，修补体制可能已经不够。如果目前的社会让白人的年老劳工奄奄一息、债务缠身的年轻人无路可走，那么问题可能就不是常态政治（normal politics）可以应对，不是政党重组（political realignment）可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可能就是一场系统性的失败，一种政治哲学的破产，一个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体系的崩坏。美国这场二百五十年宪政实验背后的信仰结构，可能即将结束。虽然某些开国元勋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可以抵御所有政权注定的衰败与死灭，甚至可以靠着宪法这台「自行运转」的永动机来无视熵的侵蚀。但眼前的现实却让我们怀疑，美国可能不是刚刚开始它的永恒青春，而是即将走到所有人造之物终将面对的衰败与死灭。

自由主义之于现代美国人，就像水之于鱼。这种政治生态系统填满了我们身边的所有空间，让我们优游其中毫无所觉。现代世界原本有三种政治意识形态，但法西斯主义和xx主义接连倒台，只有自由主义挺立了下来。自由主义是第一个尝试依照特定蓝图，改变人类生活所有层面的政治架构。它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不断改造我们身处的社会与世界，因为我们身处美国，美国是第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每位公民都是它愿景的产物。

但自由主义跟法西斯主义、xx主义不同的是，后两者为了推动意识形态而产生了专制政权，自由主义则是在台面下默默地改造世界。法西斯与xx主义凶残无情，自由主义则狡猾阴险，它明明是一种意识形态，却假装中立，没有任何偏好，不想影响国内的任何灵魂。它提供解放和消遣，给予自由、愉悦和财富，藉此笼络人心。我们看不到它的存在，就像在计算机当机前看不到操作系统的存在，直到如今它的扭曲明显到无法忽视，我们才开始谈论自由主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苏格拉底说过一个寓言：我们都住在一处洞穴里，洞穴的墙壁栩栩如生，播映着各种画面，而且像老电影的舞台一样，银幕两边点缀着各种层次。绝大多数人相信墙壁上映照的就是现实，完全不认为自己被囚禁在一种隐形的事物之中。

但所有的意识形态都终将倒台，而且在为数不多的政治铁律中，它是最牢不可破的一条。

意识形态的倒台有两大原因：

首先，它们误解人性，因此注定失败；

其次，当人们开始发现意识形态会在人性上碰壁，美好梦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落差就愈来愈大，最后就不再支持政权。这时候政权只剩下两条路，要么强迫人民遵从政权所捍卫的谎言，要么无视现实继续编织美梦，直到大规模失去人民的信任。一般来说两者都会发生，只是一个早，一个晚。

因此，即使自由主义已经几乎渗透到每一个国家，它所追求的人类自由依然愈来愈像是某种嘲讽，而非某种承诺。一九八九年它最后一个对手垮台时，「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似乎没有带来伸手可及的极乐自由，反而使自由主义塑造出来的人类背负更大的痛苦。它精心打造的制度原本应该使人完全解放，不受任何拘束，如今却将它受困无处不在的陷阱之中。

如今，世上有四种彼此独立却相互关联的领域，都显示自由主义已无路可走：政治与政府、经济、教育、科学与科技。

无论是哪个领域，自由主义都以增进自由、使人掌握自身命运的名义，改变了过去的体制。但无论是哪个领域，如今都变得怨气冲天、怒火遍野。人们都已经发现解放我们的工具成了禁锢我们的牢笼。

政治与政府

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如今都陷入一种矛盾：他们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与代议士，打造出自己的政府与「建制」（establishment），却一边与这些制度几乎闹翻。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冷漠无情、被富人把持、变成权贵中饱私囊的工具。自由主义诞生之初，原本要以自由的人民来取代过去的贵族，但满心热血的革命者，在消灭了旧秩序的所有残党之后，在子孙的眼中却成了一种更恶劣的新贵族。

自由主义的原本是要限制政府的能力，让人民免受执政者反复无常的摆弄，但如今人们却逐渐发现，政府已经违反了自由主义的设计初衷，完全无视人民的意志与管控。如今自由主义国家的「有限政府」，已经成为旧时代暴君梦寐以求的无上权柄，可以无孔不入地监控所有人民的迁徙、财务，甚至思想与行动。自由主义原本是为了守护每个人的良知、宗教、结社、言论、自理能力不受侵害，但实际上却让政府的手无孔不入地侵蚀这些自由。而且人们在逐渐无法掌控生活中各种面向（无论是否与经济相关）的轨迹之后，更是要求一个全能的实体来解决各种问题。于是政府微笑着服从了，即便它名义上仍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却像棘轮扳手一样只进不退。公民愈是不满，政府的权力就愈是扩张，而政府的权力愈大，离人民也愈遥远，人民的无力感愈是明显。

原本设计用来「提炼、拓广」公众观点的代议政治，如今已经与公民极为遥远。如今代议士的工作变成了帮公民表达自己的无力，对面半永久的官僚体系则总是想着如何扩大预算、推行更多计划。行政部门的权力愈来愈大，人民的监督已经有名无实，各种行政规章变成在表面上对人民负责的表演把戏。至于立法机关，照理来说应该要从人民的选票获得正当性，如今却逐渐受到唾弃；真正的立法权力，逐渐转移到政府以大量预算制订出来的各种行政命令手里。^[9]自由主义原本要用民选官员取代那些遥远的贵族和皇帝，使人民能对政府课责，但如今的选举却愈来愈像是自欺欺人的门面工程（Potemkin），用一连串的表演，将当权者专断决定的国内政策、国际事务，甚至是发动战争，都说成是经过人民的同意。

这种强大的距离感与无力感，并不能用更加完美的自由主义来解决，而且自由主义正是酿出这种危机的关键。自由主义认为人民只要每隔一阵子投个票，就能找出「贤能合适」的领导阶层，或套用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名言，找出那些「对商业、金融、谈判、战争有高度热情的人。」自由主义知道人民很难持续参与公共事务，所以直接移除了「公共事务」，让人民保留精力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但这样的权宜之计，却让「共和国」（res publica）里充满了「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的人」（res idiotica），整体社会（citizenry）中没有任何公民（cives），最后就导致统治阶级与人民完全分离。

经济

经济充分显示了如今的公民有多不快乐。如今的公民经常被称为「消费者」，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但即便有这么大的自由，却依然对经济时时焦虑，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怨气百出。至于那些经济上的赢家，则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提升平价商品的购买力，就能缓解经济上的不安，缩小几百年来赢家与输家间的鸿沟。经济不平等一直存在，而且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但只有当代的文明让赢家与输家泾渭分明，以庞大的机器让人生只有成功与失败两种选择。马克思曾说，经济不满的主因也许并非不平等，而是异化（alienation），也就是劳工与生产出来的产品失去联系，工作的内容与目标之间失去关系。如今的经济不仅加深了工作上的异化，更制造出一种新型态的地理异化，全球化的赢家都聚在同一些地方，听不见被他们抛下的整个世界。于是赢家一边哀叹经济不平等，一边谴责那些反对全球化的人固执守旧；输家则沐浴在各种安慰之中，因为他们当下的物质生活已经远比过去的贵族更加富裕，彷佛物质的舒适可以浇熄灵魂的怨火。

无论是城乡差距问题、还是英国脱欧公投或者川普胜选，高高在上的领导人似乎一直无法理解在卖场购物的百姓为何那么讨厌当下的社会契约。但这些决策者即便看到现实，最后也只能两手一摊，因为全球化的力量沛然难御，任何个人或国家都无法违逆。无论你喜不喜欢经济整合、标准化、同质化，都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全球化的鼓吹者之一托马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曾说：

市场、国家、科技，如今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整合起来。个人、企业、国家如今都能用更低的成本快速深入触及世界遥远的另一端；而世界另一端的个人、企业、国家也同样能以更低的成本，快速深入触及遥远的你。^[10]

人们想不想要「触及」世界另一端的个人、企业、国家，如今已经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这样的现实已经无法停止，经济体系既是自由主义的侍女，又是自由主义的引擎，它就像科学怪人一样有了自己的生命，过程与逻辑都逃脱了人类的掌握。我们在获得历史上最大自由的同时，也对经济失去了控制，只能被动接受经济的前进。

教育

当代的年轻人被逼着接受一个可怕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看不见自己的未来，甚至必须维护一个自己不想要又不信任的秩序，因此变得愤世嫉俗。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历史上最自由、最自主的一代，对自己手头上的任务也毫无兴趣。他们就像薛西弗斯一样日复一日将巨石滚上山坡，既无成就又无热情，只是毫无选择地完成长辈要求的工作。这些年一直听到他们的生命故事以及对教育的期望，每个人都说自己无力抵抗命运，被环境困住「无路可走」，只能无力地成为赢家或输家，然后嘲讽世事，完全不相信这个体系维护了任何「社会正义」。即使是体系的「赢家」，放下心防之后也会说自己根本只是随波逐流，跟着大环境一起欺瞒世界。我有个学生曾经这么说：

我们为了活下来，打从一开始都必须变成菁英。只要没有爬到顶端就是失败，只会一直一直坠落。人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出类拔萃，要么垫底。什么分数及格就好，重要的是努力工作，根本都是谎言。无论是在餐厅跟人「闲聊」两三个小时、认真思考哲学或道德问题、还是去约会，都会牺牲掉让自己变得更强的时间……这是典型的囚犯困境，人是自私的，制度是腐败的，活下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变得更强。唯一能够避免失败、避免失望、避免被身边这个混乱世界压垮的方法，就是自己努力一点赚到大钱。^[11]

如今自由主义的先进国家都毫不留情地拿起大刀，砍斫思想落伍又不能赚钱的人文教育。大部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教授都在课堂上说，如今唯一剩下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平等地尊重每个人。在此同时，大学却是一个帮企业筛选劳工的工具，让那些对于贸易、移民、民族、宗教观点太过落伍的人失去就业机会。

大学校园的政治立场几乎完全一致，同时几乎全都相信教育必须能换钱，这样教出来的高薪毕业生，当然会在大都市里一边强烈抨击当下的不平等，一边享受其丰厚的果实。如今的大学争先恐后地证明「学习成效」，推出大量能够立即就业的新课程，或者把既有的课程改成能够变现的样子。毕竟全球化市场竞争激烈，这是求生的唯一选择。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自由主义先进国家明明是要尽量扩大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最后却让愈来愈多人抱怨失去选择，是不是哪里怪怪的呢？

在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当下，人文学科却一蹶不振。

长久以来，人文学科一直都是让人获得自由，尤其是学会自治的公民基本条件。伟大的经典之所以伟大，不只是因为它们古老，更是因为它们记录了各种得来不易的教训，包括如何获得自由，如何摆脱贪得无厌的欲望。

如今人们放弃了这些经典，转而教人如何赚钱、如何用工作把人生占满，这些原本都是没有「公民资格」的人才会学习的「奴隶教育」。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一边站在优越的道德高地，批评祖先那种允许奴隶、圈养农奴、使唤佣人的制度；一边让奴隶的教育形式几乎渗透了所有教育。我们享受着自由的无上荣光，却没有人问过以往培养自由人的基本条件，也就是人文教育，如今为何成了不切实际的奢侈品。

科学与科技

我们希望当代的学生学习有用的学科，尤其是科学、科技、工程、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简称STEM教育）。自由主义斩断各种束缚的主要方法，是推出新的政治制度，但这套代议民主如今似乎已经失控；如今的经济学，尤其是市场资本主义，正在无可逆转地推动全球化；科学与科技这种最强大的解放力量，正在伤害我们的环境、扭曲我们的人格、以无法阻止的创新压力带来严重焦虑。过去的人们认为，有了现代科学就能不受自然摆布，进而「主宰」或「控制」自然，甚至在充分了解之后成功征服，赢得对大自然的「战争」。培根（Francis Bacon）就认为我们不该培养古人重视的智慧、审慎、正义美德，反而应该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只要严刑拷打大自然，就能让她说出隐藏已久的秘密。

如今我们即使舍弃了培根的语言，依然以现代科学继续探问能够获益的有用问题。但大自然似乎并没有屈服。农民作家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说得好，如果现代科学与科技是一场「对抗大自然的战争」，那么「战争就不是只从我们这边发动。当我们攻打自然，自然也在攻打我们……而且看来我们快输了。」^[12]当代常说的环境危机，诸如气候变迁、资源枯竭、地下水污染与稀缺、物种灭绝，全都在证明我们打赢了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如今我们常说应该根据科学来处理气候变迁问题，却忘记了环境危机就是科学与科技连战皆捷，让我们用「科学」来衡量文明进展的结果。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的胜利，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实现了梦想，挣脱了大自然的束缚，最后却使地球的二氧化碳含量濒临崩溃。但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却继续自欺欺人，相信科学既能解决现有的问题，又不会带来新的祸害。

如今科技影响愈来愈大。这些科技号称能够解放时间地点，甚至身分的限制，却也改变了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手机都改变了我们的思维结构，把我们变成另一种生物。而且照理来说，科技应该让我们呈现真实的自己，实际上却让我们屈就于它的格式与要求。^[13]如今每个人都像上瘾了一样抱着手机，每天连一个小时都拨不出来看书、思考、沉思。我们精神涣散、无法集中、不再反省，一有空档就开始滑手机。这些科技原本都是为了让人类的连结更全面、更紧密，实际上却使我们更孤独、更疏离。^[14]工作场所的机器正在取代人类，一方面解放繁重的工作，一方面使我们沦为机器的保母与帮手。操纵自然的科技让我们开始改造自己的身心，未来的人类二．○可能会与拒绝升级或无法升级的人类一．○彼此为敌。^[15]

这些东西原本都该让我们改变世界，最后却在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都没有给予「同意」的状况下，改变了我们自己。它让我们愈来愈像是自由主义想象中的生物，回到文明、法律、政府出现之前的「自然状态」。但讽刺（而且大概不是巧合）的是，塑造这种史前生物的巨大政治力量，其实正是现代国家、经济、教育体系、科学科技的各种设施。这巨大的体制让我们逐渐成为分离独立、自行其是、彼此无关的个体。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坐拥大量权利，却充满不安、感到无力、戒慎恐惧、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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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自由主义虽然极为成功，却逐渐露出败象。它以自己的愿景改造了世界，藉由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科技，让每个人摆脱地点、人际关系、社群的束缚，得到无所限制的最高自由；就连身分也能自由选择、轻松穿戴、随意修改与舍弃。如今我们都是自主的个体，唯一要服从的对象只剩下解放我们的那些工具，唯一的枷锁只剩下这些所向披靡的解放之力。我们为了自由，而注定选择成为自由的奴隶。

我们用这些工具摆脱了「与生俱来」的天性与局限，藉由「抽象」、「无涉个体」（depersonalization）与这两种最大的力量，来挣脱专属于某时某地的责任、义务、人情、关系。「抽象」与「无涉个体」的两大推手，分别是国家与市场。在它们的分进合击之下，每个人都变得裸露无依，当代的政治辩论更掩饰了它们之间的珠胎暗结，让我们以为只要依归其中一种力量，就能免于另一种力量的掠夺。台面上所有的政治言论，都声称可以用无涉个体的机制，来保障我们的自由与安全：市场集结了海量的个别选择，可以让我们在无需彼此理解、彼此猜测的状况下，满足每个人的欲望与需求；国家则以四海皆准的程序与机制，处理市场尚未充分解决的其他问题。

所以这些言论总是在捍卫个人自由与扩张国家能力之间二选一，掩盖了背后真正的事实：国家注定强化市场，市场必然助长国家。个人主义来自国家力量，国家力量需要个人主义。无论是欧巴马的「希望与变革」（Hope and Change）还是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都是利用现代自由主义让政治一方面更加个人，另一方面却更加集权。这不是因为其中一个政党坚持个人自由，另一个政党试图扩张国家，而是两个政党都被自由主义的前提所影响，同时强化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一边宣称要让每个人都摆脱固有文化、传统、地域、关系的束缚，一边依照自己的想象来改造世界。更讽刺的是，它明明不断强调「多元文化」与「多样性」，却总是把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打造成同个样子。自由主义使我们摆脱了传统关系的需索，但也让我们失去自我依归，并且忘记自己的一举一动、一买一卖都会改变共同身处的世界。自由主义制造了过于强大的解放工具，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管控，每个人在工具的大能之下都弱如蝼蚁。这似乎显示，自由主义制度并不是让人获得自由的工具，反而是一台吞噬我们，把我们压成螺丝钉的巨大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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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要试图以更全面的自由主义，来解决自由主义目前产生的社会弊病。要让自由主义那些摧枯拉朽的暴乱之力停止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停止相信自由主义。我们必须了解，当代两种主流的政治立场，其实是同一枚伪币的正反两面。进步派相信只要继续推动自由主义的理想，就能解放个人；保守派声称只要回归宪法的统治观念，美国就会再次伟大。

历史可以给我们启示，但既不会重来，也无法「复原」。自由主义肆意耗尽了它无法回充的物质资源与道德资源，对美好未来开出的空白支票，注定要在破产之后沦为空头支票。保守派说进步派的理想注定无法实现，进步派说保守派只是妄想回到过去。它们都说对了，但都没有找出新的道路。因为乍看之下对立的两派，其实都在推动自由主义，它们携手把政治摊成了一片泥泞之地。

但自由主义的自我毁灭，并不表示我们应该直接跳到它的反面，或者否认自由主义为我们奠定的长期重要贡献。自由主义的魅力，来自延续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最深刻的精神：使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免受暴政、专断统治、压迫之害。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可以说是古典思想与基督宗教在数百年的发展与实践之后，终于开出的政治之花。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是它背叛了创造者的承诺，并没有像发明它的人想象的那样，藉由一套重新定义「自由」、重新设想人性的新制度，进一步保障人类的自由与尊严。

因此，不再相信自由主义，并不是要我们抛弃自由主义的核心承诺，舍弃西方世界最重视的政治自由与人性尊严，而是要停止它的错误做法，不要再用错误的人类学想象来改造世界。

自由主义比它的竞争对手更早诞生，而且在对手双双败亡之后存留至今。拒绝自由主义并不表示要建立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为新的版本肯定只是换汤不换药，推翻秩序的革命只会带来混乱与苦难。比较可行的方式，是以规模更小、更地区性的方式开始转向，以实践先于理论的方式，在自由主义反文化摧残过的荒野之中，建立具有韧性的新文化。

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前期造访美国时，发现美国人的行事作风并不像他的法国同胞那么个人、那么自私，美国的意识形态似乎比法国更好。于是他写道：「美国人尊崇思想，甚于尊崇他们自己。」这些思想依然存在，如今我们该做的并不是继续改良，而是重拾它们，尊崇这些思想甚于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孕育社群文化、鼓励付出、推动小规模的民主，在改善邻人命运的过程中逐渐培育更好的自己，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种更好的文化，甚至找到一种比功败垂成的自由主义更好的政治理论。

1.9.Adrian Vermuele, Law’s Abnegation: From Law’s Empire to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10.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New York: Anchor, 2000), 7.↺

3.11.摘自一位圣母大学二○一八级学生对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文章〈Organization Kid〉的回应。文章为作者所有。↺

4.12.Wendell Berry, “Agriculture from the Roots Up,” in The Way of Ignorance and Other Essays (Emeryville, CA: Shoemaker and Hoard, 2005), 107–8.↺

5.13.Nicholas Carr,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Norton, 2010).↺

6.14.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2011).↺

7.15.Lee Silver, Remaking Eden: How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Cloning Will Transform the Famil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8); Mark Shiffman, “Humanity 4.5,” First Things, Novembe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