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45%，冬奥内外的女性之路

前不久，北京冬奥会刚刚落下帷幕。本届冬奥会女性运动员有1314名，占比45.4%，是历史上性别比例最均衡的一届。

此次冬奥中，谷爱凌两冠一亚燃起全民的喜爱与讨论，王濛霸气幽默的解说令人印象深刻；但或许我们不会想到，百年前，女性被官方允许参奥的比例是0%，她们曾因被认为运动时会损伤怀孕能力而被禁止参赛。

（图源：微博@北京2022冬奥会）

当然，我们在今天仍面临着男女运动员“同工同酬”、女性话语权构筑等诸多困境。但不可否认的是，女子体育的发展已经实现了巨大的跨越。

那么这些跨越，到底如何成为可能？

一百年前，

推动女性解放的“冰雪杠杆”

1920年，法国女登山家、飞行员兼记者玛丽·马文特拒绝穿长裙，而是穿上长裤，像其他男性一样参加滑雪和射击比赛并获得了奖牌。[1]

她首次突破了当时的不平等规定——“女性身穿长裙才能参赛”，也因此成为当时妇女独立运动的先驱。然而，这样的性别歧视在女性参奥历程中只是冰山一角。

从古代起，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雄性是运动的本源；19世纪末的医学研究认为，“如果女性参加体育运动，她们就没有能量来成熟发育，会损害怀孕能力，看起来像男人”[2]；而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走向复兴的时候，仍然有男性以保护女性健康为由，“不允许妇女参加激烈的体育活动”[3]。 

直到1930年，尽管女性已经可以参加少许项目，但第三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拉图尔又建议将女子项目严格限制在“具有美感的项目”，包括花样滑冰、体操和游泳等符合所谓“女性气质”的项目。

在如此的种种限制下，冰雪运动成为了女性打破奥运中的性别偏见的契机之一。

冰雪运动最早起源于北欧。当时的滑雪并非是一种娱乐方式或体育运动，而是为了生存和战争之需。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滑雪才进入今天所熟知的娱乐和体育领域。

早期人类滑雪狩猎图

(图源网络）

在早期，体育更倾向于是一种宗教仪式，而非一种独立的文化。前期的古希腊运动会中，比赛是一种与上帝对话的方式，获胜者之所以胜利，并不是因为自身的表现，而是由于获得了神的青睐与垂怜。

那时，女性被禁止参与运动，甚至连观看都不被允许，因为人们认为女性的加入是对上帝旨意的亵渎，并且会给运动员带来晦气和霉运。

而在现代，滑雪这项运动为女性打开了一扇友好的大门。

19世纪末，身处阿尔卑斯山的法国人开始效仿挪威人滑雪，雪山深处的人们爱上了仅靠两块滑雪板便能在雪地上畅行的快感。此后，阿尔卑斯山周边的一些国家开始举办滑雪比赛，为女性参与滑雪运动创造了机会。

史学家巴鲁称：“滑雪板仿佛女性解放的‘跳板’。希望自娱自乐的妇女套上滑雪板后，在雪地上滑行、摔倒但是依然欢笑。”她们俨然成为当时欧洲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言人。

在最初组织的滑雪比赛中，女选手的亮相震撼了舆论。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体育赛事中，女性都是被拒之门外的。尽管需要头戴绒帽、身穿长裙才能参赛，但是每名女选手参与滑雪的欲望及拼劲有目共睹。

除此之外，任何以娱乐为目的的活动还都被当时的宗教界视为带有罪恶性质。但在体验到滑雪的巨大乐趣后，法国萨尔瑟纳镇的神父也带着修道士们一起滑起了雪，神父称，“没人能抵抗滑雪的诱惑”。

此后，宗教和滑雪“握手言和”，促进了滑雪运动的开展，也为妇女参与滑雪清除了另一道障碍。[1]

虽然四周都是嘈杂的争议和谴责的目光，但这一时期的女性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大放异彩，展现出了高超的技术和优秀的身体素质，以及更重要的，她们挑战极限、突破自我的精神。

女子滑雪

（图源网络）

而在此时，第一次女权主义思潮正在欧洲兴起。自由女权主义者正秉持着“权利高于善”的理念，不仅在教育和法律上要求男女平等，而且在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上，也争取和男性相同的权利。

终于在1900年，女性成功闯进巴黎奥运会，从此打破了只有男子参与奥运会的局面。

此后，以法国女性自由主义者亚里斯·朱丽亚特为首的一批女性，在1917年、1921年相继成立了法国体育妇联和国际体育妇联（FSFI），为后来的女性体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进入冬奥史的女性冰雪运动

女性冰雪运动之路不仅在古代严重受限，在现代奥运中也阻碍重重，而最初的阻碍其实正是来源于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皮埃尔·德·顾拜旦（LebaronPierre De Coubertin）。

不可否认的是，顾拜旦对现代奥运的建设居功至伟，但另一方面，他一生都在极力反对女性参奥。他认为女子体育竞技是“人类眼睛所能看到的最没有美感的景象”，女性参奥“没有实操性、无趣、反审美并且不正确”。

在1912年的《奥林匹克评论》中，时任奥委会主席的顾拜旦给奥运会下的定义是：“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以忠诚为手段的，以艺术为环境的，以女性喝彩为奖赏的，庄严的、周期性的男子体育精神展示”。[4]

因而，在他任期内的奥运会，女子始终不被允许参与奥运会。即使有少数女性进入比赛取得名次，其比赛资格也不被认可。

皮埃尔·德·顾拜旦

(图源网络)

但即便如此，女性仍然在极力争取自己的体育权利。

1922年，“全部女性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黎举行，而后其改名为“世界妇女运动会”，仿照奥运会的项目和间隔时间在哥德堡、布拉格和伦敦连续举办３届，最多时有19个国家参加，影响逐渐从欧洲波及世界。

两年后，迫于国际体育妇联和“世界妇女运动会”的压力，国际奥委会在第22次会议上首次通过允许“女子奥运体育”的决议，这也是官方首次对奥运会向女性开放作出认可。

同时，由于世界冰雪运动发展迅猛，国际奥委会决定把冰雪运动从当年的巴黎奥运会中分离出来，单独于冬季在夏蒙尼举办“冰雪运动周”——即后来被追认的第１届冬季奥运会。此次冬奥会参赛运动员近300人，其中女运动员13名。

1975年，国际奥委会首次公布“男女性别平等”原则，向世界宣告：男女运动员均应得到平等对待。

而在奥林匹克恢复100周年之际，“必须促进女子参加各级体育运动”作为新增条目被写进了新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女子奥运体育”终于得以全面实现。[5]

1928年圣莫里茨冬奥会，

索尼娅·海妮夺得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金牌

(图源：国际奥委会官网截图)

时至今日，女性已经作为主体力量参与到体育运动之中，再也无法被奥运体育所忽视。

1956年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茱莉亚·切纳尔·米努佐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读奥林匹克誓言，完成了首次女性运动员代表在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宣誓。

而从第一届冬奥会至今，女性运动员人数占比已经从最初的4%，增长到如今的45%；开幕式女旗手人数占比也已经从最初的0%，达到了73%。

在女性运动员自身的不懈努力下，她们在赛场上不断打破桎梏，突破偏见，争取着属于自己的权利。

女子奥运体育与女权主义思潮

女子体育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运动员自身的努力，更与当时世界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发展息息相关。

女权主义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分别在19世纪中叶、20世纪60～70年代以及20世纪80～90年代，这几次推进深刻地影响了女子体育的发展。[6]

第二次女权主义思潮中，激进女权主义兴起。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当时的社会性别制度把女性禁锢在生育和家庭责任中，没有正视妇女“作为完整的人”的发展。

她们认为女性所受的性别歧视无关于社会制度，而根植于男性本位的男权体系中，只有消灭男权制才能达到女性运动的目的。

由此，她们强烈反对让男性来把握女性对体育的自主选择权，甚至认为以“女性气质”来构建体育项目纯粹是男性的虚伪，而只有在竞技中忽略性别差异、超越性别极限，才能打破传统的性别歧视，达到性别平等。

在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女性在奥运会中参加了一个又一个“男性项目”，并建立相同赛事下的女子项目，刷新了一个又一个奥运记录。1976年到1996年间，“女性参奥”占比从20%增长至30%，女子小项从49项增加至97项。

"全世界的妇女团结起来"

(图源:网络)

但在这一时期，除了1984年新设立的艺术体操、花样游泳项目之外，女子项目均来源于同赛事的男子项目，本身实际上并没有摆脱为男子设立项目时的思维模式。

由此，这种“激化”的权利争取方式、“雌雄同体”式的竞技概念、不断向男子竞技靠近的女子竞技模式开始受到质疑，另一种声音开始出现。

90年代开始，生态女权主义得到重要发展，“女权主义运动开始从政治斗争的固化思维中解放出来，以思考代替运动，以温和代替斗争”。生态女权主义学者指出：正视差异十分重要，女性应该放弃追求绝对平等，转为追求差异化平等。

苏珊·格里芬等学者以生态伦理学的视角检视过往，提出对前一阶段女子运动发展的批评：女性以男性标准和强度进行训练，甚至不惜采用兴奋剂或雄激素、以紫外线光裸照训练等功利化拔高成绩的做法，不但极大伤害了女性身心健康，而且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走向了异化。[6]

在女性体育运动发展的问题上，性别研究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提到：过往的女性“主体化”在实现的同时也是在“服从”。这种“服从”伴随着女性特质，甚至是生理体征的牺牲，平等的代价是“性别同化”和“人格异化”。

新的发展阶段中，生态女权主义者向女性发出警言：不要一味地强调与男子平等而无视自我身心发展，过度开发只能导致自身的病态甚至毁灭。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专为女子设置了垒球项目。虽说其仍由美国的男子棒球演变而来，但为了适应女子的身体条件，组委会对棒球场地和器械都做了相应的调整。

最终，这项运动深受女性喜爱，也为奥运女子项目的设置提供了范本。

垒球

（图源：新浪网）

目前，生态女权主义的观点仍在进一步发展。不过，女性在竞技体育中的主体构建，仍需更多的探讨与考量。

激进女权主义导致了“过度开发”的运动方式和竞技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其指导下，女性在体育赛场上确实不断地迈向更高的竞技水平，突破身体的极限。过往那些排斥女性参与运动的观点，如“运动损害生育论”“女性气质论”等，都在女性取得的成绩下被一一否定。

今天，被俄罗斯统治的女子花样滑冰项目名满全球，运动员黄金年龄不断提前。这惊艳的表现背后是近乎残酷的训练方式和生存状态——女子花滑运动员过度节食、赛前闭经，甚至精神抑郁等现象在花滑界屡见不鲜。

但这似乎并非如生态女权主义所批评的那样，是为了超越男性而牺牲自己的性别和生理特征，而是为了追求自己更高的竞技水平、突破个人的极限。

而像这样，女性运动员作为一个“人”、而非“女性”，去追求个人的竞技上的突破，我们似乎又不应该用女性主义的流派来框定和评价她们的选择。这或许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讨。

（图源：微博@Houson猴姆）

时至今日，女子体育运动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

回看冬奥百年进程，女性运动员中不断涌现出勇于打破偏见、挣脱桎梏、争取平等权利的女性标杆。

而在奥林匹克这座顶尖的竞技舞台之上，女性的赛场，更不仅仅在于运动本身，还牵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运动与性别思潮。

然而，直到如今，女性运动项目究竟如何设置才更合理，仍未有定论；与此同时，男女运动员“同工不同酬”、女性运动管理人员比例低、女性外貌歧视等问题依然在奥运赛场上屡见不鲜，甚至不断累加到女性身上。

而这些，就是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期待着，在不远的未来，我们能够真正迎来性别平等的奥运时代。

冬奥期间夺冠的谷爱凌、徐梦桃

（视觉：Enigma）

今日互动：

1.你还知道哪些女性冰雪运动的故事吗？

2.对于激进女权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在女性体育发展上的分歧，你有什么看法？

参考文献:

（滑动查看）

[1] 环球时报,《女性滑雪与妇女解放运动》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pageType=1&context=%7B"nid"%3A"news_9957227711136903591","ssid"%3A"52c921af"%7D 

[2]Patricia Vertinsk, "Gender, Sport and Third Wave Feminism in the 21st Center," 《体育与科学》2006年第2期.

[3]项立敏:《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页.

[4]搜狐网,中国国家历史第7期,《从观众、参与者到性别检测——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女性解放》https://2ly4hg.smartapps.cn/pages/article/article?_trans_=010005_wxhy_shw&articleId=227601053&authorId=486911&spm=smbd.content.share.0.1645709335915Dp64DRh&_swebfr=1&_swebFromHost=baiduboxapp 

[5]马秀梅.“女性参奥”:历程、原动力和未来走向[J].上饶师范学院报,2020,40(06):99-108.

[6]李小兰,张宏宇.女性主义思潮的变迁与奥运女子体育项目的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5(05):23-25.

撰稿丨柚子

编辑丨小毁 晨曦 达生

排版丨Fauna

视觉丨S蝶 Enigma

校对丨西西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出品

 推荐文章 

（直接点击图片查看 后台回复“目录”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