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只要有国企在，民企想同权只能是美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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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微摘：

“政府不是作为中性的调控者或者监管者，或是基础设施的维护者，而是直接参与了市场竞争，你不管怎么去描绘这个事情，它的本质就是政府直接进场”。

在11月13日举行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现场，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在演讲中说道，在政府直接进场的情况下，“这些重要的政策决定是很难完全到位的。你说一视同仁，但只要存在政府自己的国有企业，那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就很难完全一视同仁，这只能是个良好的意愿，但做起来就有制度上的障碍。

“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如果市场中有人得到特殊的好处，而不是经过自己的竞争得到的，是通过分配来的，那这个市场就不太好玩了。”

秦晓认为，民营企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分为几类：

一类是行政垄断，中国有些领域甚至对外开放了，但对民企却没有开放。

第二是财政补贴问题，对国企补贴显然大大超过对民企的补贴。

第三是要素价格的管理。利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得到了好处，它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价格，是保护价格，这个民企也享受不了”。

秦晓指出，国有企业的政策议价能力也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如果出了问题，政府会出来救助国有企业。那民营企业出了问题，没有人来救”。

那么，如果破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呢？秦晓认为应该做出明确划分，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一类，没有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第二类。

“第一类先不争，国家可以补贴，企业也可以不以盈利为最终的目标，以保障国家的安全战略为主要目标，比如有些科研费用他可以多花，但是请你不要进入市场竞争，你可以做被动的金融性投资，你不要去收购企业，不要买技术，不要去控制企业，你的产品不能进入竞争性市场”。

第二类企业，国家不许给任何补贴，管理团队市场招聘，激励机制市场方式，国家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可以逐步减持，甚至注入到社保。“

以下为秦晓演讲实录：

各位下午好，很高兴每年在对话和大家见面，刚才书记说我是共和国的长子，我确实从事几十年的国企管理工作，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第一个和民企有很多的交往、合作，结识了很多民营企业的好朋友，我也可以作为学者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中国面临比较突出的问题，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刚才说总书记连续五次讲话讲的问题，说明它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不能以国企的背景身份来讲，我们站在另一个位置来讲这个问题。刘总是亲历者，故事具有传奇性，把刘总的经历、故事写下来，就像一本中国的改革开放史，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史。

我们说到挑战和未来是永恒的题目，我们说到民营企业的时候，这完全是一个中国命题，没有人这么分的，国际上没有分为民营的和非民营的，并不是纯民营，有国家支持的一些行业，也有政府的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挑战可以按行业分，按大小来分，也可以按国际化程度分，比如上游、中游的、下游的，周波性、非周波型的企业，大型企业、国际化企业和小型企业，为什么把民营企业单提出来呢？它们虽然分布在不同的行业上，总体来说民营企业分布在中下游产业，不是在产业链的上游，毕竟分布的很广，他们如果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话，这个问题一定不单纯是经济问题，一定是个制度问题、体制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走到今天，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先不做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我们存在的民营和国企的二元结构体制，我进入这么一个概念把它展开来讲，这在国际上是没有的，只是在中国有。因为民营企业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刘总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了，现在在GDP增加值，GDP的贡献中，就业、税收、创新中都是占了很大的比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一个产品，民营企业的产生、壮大和发展，国企应该是计划体制留下来的遗产，那时候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那时候的工厂都是计划体制下的生产单位。随着改革开放就有一个问题，这些企业存留的必要性、正当性是什么，一直有争论，现在先不谈论这个争论。我们曾经经历过国退民进的时代，也经历了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时代，现实是国有企业依然占据产业的制高点，依然有庞大的资产，尽管效益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吸纳资金的力量和能力、资源配置中占的地位都是比民企明显的有优势。

如果按照这样两个逻辑走下去，第一个逻辑，民企从无到有，占据了各项指标的大头，是不是应该进一步发展呢？这是没有争议的，总书记也讲了，争议的地方是国企，我们提出一些概念，国计民生，国家战略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必要在这些大的概念下来重新梳理国企？这是关于为什么有这个题目，因为有国企，才有民企这个题目，如果没有国企的话，我们不需要单把民企提出来讨论这个问题。国企的存在，我们在各种文件和各种重要的政策中都明确讲了，一视同仁，两个毫不动摇。国企存在的本质是政府介入了市场，它不是作为一个中性的调控者或者监管者、基础设施的维护者，而是直接参与了市场竞争，不管怎么去描绘这个事情，它的本质就是政府直接进场，在政府进场的情况下，我个人以为，这些重要政策的决定是很难完全到位的，你说一视同仁，只要存在政府有自己的国有企业，那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就很难完全一视同仁，良好的意愿可能做起来有制度上的障碍，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呢？还带来市场的公平和社会的公正问题呢？因为市场基本的前提是公平竞争，如果市场中有人得到特殊的好处，而不是经过自己竞争得到的，是通过分配来的，那这个市场就不太好玩儿，这个市场有这个规则缺陷就不太好玩儿。

民企的问题为什么让大家这么关注和忧虑呢？我们可以把民企的问题分成两类，刚才刘总也讲了，一类是企业普遍遇到的问题，我们在国际环境中，国际经济已经有近十年的衰退期，有中美贸易的摩擦和中美贸易战，国内经济也有将近七八年的、八九年的衰退期，这个肯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围绕着经济周波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也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税务问题，我们的法治，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些问题都会有的。

回到我说的不公平待遇的问题，这是我讲的制度问题，不公平待遇和国企比较，我觉得不公平待遇，我也在国企工作过很长时间，我们客观地来讲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显性的、直接的，一类是隐性的、间接的。

比如说，显性的市场准入，这设置了很多条件，我想很多领域民企是根本进不去的，还不要说行政垄断，我们讲的不是自然垄断，是行政垄断，甚至有的对外开放，对民企就没有开放，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要平等竞争，不仅资本可以横向流动，也可以纵向流动，如果说设置了很多领域，金融、电信、能源，使得民营企业很难进入或者基本上进入不了，这就阻碍了资本的纵向流动和产业升级，造成了竞争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公。

第二，是财政补贴，这个是有的，不光对国企有，对民企也有，但对国企的补贴显然大大超过对民企的补贴，大家可以看上市公司年报，有财政补贴会写进去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国企和民企，还要考虑到当时改制的时候，像土地、厂房、设备都是无偿住的，不像民企大部分是白手起家，一步步来，刘总讲的电没有怎么办，路没有怎么办，厂房没有怎么办，都是这么一步步来的。财政注资，国资委本身有一个基金，把国资委属下赚钱的产业，留了一部分用于去补贴不赚钱的、亏损的产业，听下来也有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是政府的财政补贴，这和民营企业待遇也不一样。

第三，要素价格的管理，长期以来，我们的利息都是管制的，对存款的利息控制住，不能提高，贷款也控制，保证银行业的息差收入，从改革来讲是必要的，为了保持一个银行稳健。比如说，能源的价格也是管制的，以及其他的价格，大部分是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得到了好处，它不完全市场化的价格，它是保护价格，这个民营企业享受不了。

什么是间接的呢？我在招商银行工作很长时间，招商银行给中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比例比较高的一家中等银行，我们也了解这个情况，现在大家呼声最高的是银行贷款，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有差别，国企的成本远远低于民营企业的成本，其实政府并没有这样一个规定，我们客观的要承认，民企的融资能力，由于它的规模、由于它的产业链中的位置，可能它的竞争力弱一点，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大部分来讲。国企也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比它高，这就不能解释问题了，这个问题在哪儿呢？银行它认为政府有政府的导向，是支持国有大企业的，这个政策导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会变成某种背书甚至担保，如果出了问题，政府会出来救国有企业，民企出了问题，没有人来救，或者说我出问题的责任带给民企了，不是带给国企了，这个责任在目前的检查部门看来，也是有区别的。

我们取一个名字称呼它，叫政策溢价，给民企为什么高一块呢，那一块是政策溢价成本，后面没有明确的、刚性的直接指示，银行独立做出决定的，银行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它折射出我们的制度上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政策溢价，这个是造成民企困难非常大的原因，就是成本高。另外，我们现在做投资依然是审批制，注册公司有新的投资项目，都还是审批制，我们是朝着一个注册制方向走，但是还不是注册制，审批里面迟早要改的嘛，它现在就是一个制度的交易费用，我要办事儿，我必须和政府各个部门都打通，都谈过，才批下来。在溢价能力上，民企肯定溢不过国企，刘董事长他做大了，到哪儿去见他，你这是民企里面凤毛麟角，你不是代表普遍的民营企业，我随便到哪个省，肯定是省领导见我的，民企在经营中的交易费用高，融资的溢价成本高，我认为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它是隐性的。这些差别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和制度政策有关系。

我刚才听大家讲了很多正面消息，我们期待这些东西变为现实，到现在为止，主要的政策是个表态性的，确实有真的，刘总说四川对社保缴纳有一些优惠政策，我看那不是长期政策，那也是为了表态做个事儿，长期不可能这样做，过去不交的不补了，我们需要真正找到制度障碍，光有善良的愿望，光着急、光表态，我觉得很难落地，我们必须找到制度障碍。

下一步应该怎样解开这个制度障碍？我们叫解开二元结构，回到刚开始讲的，国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完全去掀开这场争论是一场大争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争议点尽量缩小，把共通点尽量扩大。假设说，国企承担了国家战略，是不是所有行业的国企都承担呢？国企很多啊，卖书的、卖光盘的、旅游的，再怎么说服我，我也不能相信旅游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东西，查查国企的名录。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划分，把被认定是承担了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一类，把没有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第二类，我想第一类为数比较少，我们先不争，我认为就一类，都应该是市场竞争的，那一类国家可以补贴，也可以不以盈利为最重要目标，它可以保证国家的安全战略为主要目标，有些科研费用可以多花，但是请你不要进入市场竞争，可以做被动的金融性投资，不要收购企业、不要买技术、不要控制企业，你的产品不能进入竞争性市场。第二类完全没有国家的背景，国家不许给任何补贴，管理团队市场招聘，激励机制市场方式，国家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逐步减持，把它注入到社保，你去参加国际竞争去，我想川普也找不出你毛病来，我没有任何国家补贴，我就来竞争，没有理由挡我们，川普认为就是说你有国家背景，国家背景的企业介入市场，这是他争论的问题，这个入手就是易纲和领导同志最近讲的，投资中性，实际上这个概念原来叫所有制中性，这个概念在当年PPP美国谈的时候就有这个概念，以后OECD也开发了这个概念，投资中性或者所有制中性，不管是国企还是非国企的，国企不能享受比非国企特殊的国家财政政策和待遇，这叫中性，我不争论你需不需要国企和民企了，国企只要按照这个规则办多没有问题，这应该是易纲最近也讲的，这个跟刚才我讲的大思路是一样的，有一部分划出来以后，剩下的都是中性，政府没有特殊待遇，大家和民企一样，甚至有的可以民营化，把这个缺口打开的话，可能使我们从不断的讨论、不断关注、不断的出现政策，不断的表态变为真正撬开了二元结构的口，沿着这个口以后不要再开这个会讨论民营企业问题，我们都一样，都是企业，对中美的贸易问题推进也是正面的。谢谢大家！

（根据现场演讲实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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