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不再纠结“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了,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作为测量手段的应试和作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完全可以交叉、重叠，但把这两者并列起来比较好坏，没有意义。

应试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各种目的的教育都会采用这种手段。如果素质的高下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考核，那么这种客观标准同样会束缚学生思想，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

作者：秦晖,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本文来源：公众号“南都观察家”（ID：naradainsights）。如果您喜欢蓝橡树的文章，请记得要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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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以来，中国很多改革都失败了，很多改革难以推进，但有一项改革成功了——废除科举制度。这也是一场教育改革，其理由和现在提倡废除应试教育的理由差不多。中国有一种现象，就是把太多责任加到所谓教育改革头上。

“素质教育”和“考不考试”并不相干

我赞成素质教育，也认为目前的教育亟待改革。但我反对把“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起来。从逻辑上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是两个不同分类，是不可比的范畴。

“素质教育”是就教育目的而言，它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真要说对立面，就是其他目的的教育，例如以培养某种信仰者为目的的神学教育（或者叫意识形态教育），或者以培养好勇斗狠者为目的的尚武教育（或者叫斯巴达式教育）。

在教育目的上讲，素质教育是要反对唯神学教育、唯尚武教育等等，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培养这样一些人，那就彻底失败了，但这和考不考试完全两回事。

“应试”则是就教育过程而言，是成就评估、资源竞争、资格认证的一种测量手段。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教育家说教育是为了应付考试，但是考试仍然很重要。如果回避了考试，有什么可以替代？

第一，以个人赏识（而非分数）为标准的“伯乐相马”，是不是人才，伯乐说了算；

第二，以长官意志为标准的“推荐、保送”，“文革”期间考试废除了，人才在“推荐、保送”中产生，结果上来的基本是干部子弟；

第三，以出身为标准的“种姓教育”“成份教育”（九品中正制就是强调出身），这种制度在中国至今还有，以农民工子弟不能在城市参加高考最为典型，这就已经不是应试教育了；

第四，以财力为标准的商业化教育，所谓贵族学校收费很高，有钱就上，没有钱就别上。以上四点都是可以和考试并列的测量手段。

伯乐相马

所以，作为测量手段的应试和作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完全可以交叉、重叠，但把这两者并列起来比较，甚至说哪个好、哪个坏，没有意义。

应试从来没有作为教育目的，它只是一种测量手段，各种目的的教育都会采用这种手段。

“文革”时期的教育改革的确针对应试教育，甚至把高考都废除了，但人们的素质提高了吗？当然没有。那种废除考试，实行“推荐”、“保送”、政审和论出身的一类招数，是集黑暗的九品中正制、种姓制与异端迫害制之大成，比传统科举制更糟糕。

今天有些人说科举制是最伟大的，甚至说西方的文官制度都是跟科举制学的，我认为不对。但是中国教育的问题，肯定也不是科举考试造成的。

晚清废除了科举制，“文革”期间废除了考试，效果都不怎么样。1977年中国恢复考试，科举制度的弊病慢慢又回来了。现在又有人说中国的教育要摆脱考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跳出这个循环呢？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 新华社

“素质”有无客观标准？“创造力”能否教得出来？

人们常说，中国的教育只重视教授存量知识，使得中国人只会背书，扼杀了人的创造性。这就有一个问题：创造力能教出来吗？老师能教学生知识，教学生怎么做人，但是怎么教学生有创造力？如果不能教，那么创造力是怎么来的呢？

有人说，应试教育强调用“客观标准”来考学生，束缚了学生的思想，妨碍学生提高“创造力”。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

问题是，从这样的批评中是否能推出一种新的选择？如果要在考试中体现出创新，我觉得没有办法考，创新凭借什么打分？假如教育要提高人的素质，以什么标准判断人的素质是否提高？如果没有标准，我们凭借什么说如今的教育不行？

如果素质的高下可以用客观标准来考核，那么这种客观标准同样会束缚学生思想，造成与所谓应试教育类似的弊病。除非把客观标准改为主观标准，所谓主观标准说穿了就是推荐制、评审制，实行这些制度的前车之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果没有任何标准，谈素质又有何意义?

如果要考试，客观标准不能不要，而客观标准只能建立在存量知识的基础之上，它的确不一定能促进增量知识，或者提高创造力，但是“不一定”并非“一定不”。你读了大量的书，不一定有创造力，可如果你不读书，肯定没有创造力。人类的知识创造是一个积累与飞跃相结合的过程，没有存量知识，一定不可能有知识的创造力。

牛顿、爱因斯坦等都说过他们是站在前人肩上之类的话，任何真知的创造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想脱离源头，脱离前人去搞那种拍脑瓜的创造，基本上只能创造出“水变油”“永动机”。

▲ 1946年，Lincoln University，爱因斯坦和学生们在一起。 © John W. Mosley

那么，创造力从何而生？

如果物理、化学、生物不一定能够给大家带来创造力，那专门教一门知识创造法，或者创造力学如何？我对此不抱希望。因为知识的创造（或者人的创造力）是无法在课堂上教出来的。

与科学创新相比，文学创造更能自由发挥，数学需要严格证明，文学连神话都可以编。既然文学更不受所谓存量知识的影响，文学创造也不是能教得出来的。曾经有人问鲁迅先生能不能把成为文学家的经验写成一本书，教大家如何成为文学家。鲁迅先生说，关于《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已经很多了，但他不知道哪个小说家是看了这些书学会创作的。

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比小说创造受到更大的约束。我相信爱因斯坦肯定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但是绝对不会读过“相对论创造学”。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的人，很少成为爱因斯坦，但是想从相对论创造学中学做爱因斯坦，更是缘木求鱼。

所以，埋怨今天的学校只教存量知识而不教人如何创造知识，虽没有说错，但是并没有意义。因为，学校根本没有办法教人怎么创造知识。

当然，如今所教的“存量知识”究竟是真知，还是“存量谬误”，这是真正的问题。我还要说，有很多存量知识不是教得太多了，而是教得太少，甚至根本没有教，比如关于公民权利的基本知识。

民国年间，很多地方在小学就开设《公民课》，教孩子从小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不是一切都听皇上的传统臣民。《公民课》强调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基本伦理教育与民主法治教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底线伦理教育，不一定强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但是应该教育大家什么东西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保护私有财产就是提倡大家要懂得——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你的；你不能抢我的，我也不能抢你的。大公无私、自愿捐献当然很好，但前提是自愿，不能强迫别人大公无私。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很多存量知识应该教。

回来讲创造力从哪来。

• 第一，社会要为创造提供尽量大的自由空间（经济上自由竞争、学术上自由讨论、思想上自由争鸣等等）。知识创造、人的创造力首先不是教育体制问题，而是社会体制问题。创新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个成功的创新机制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机制，这就是我讲的“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 第二，社会要能对各种创造进行理性选择。有了自由之后，是不是就有正常的创造力？当然也不是。曾经有一个时代，中国非常鼓励创造，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但是社会需要能带来好结果的有效创新，不需要胡思乱想的伪创造。

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发挥人的创造潜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机制，至于他们的教育到底有多少培养创造力的奥秘，我是很怀疑的。

▲ 文革中被毁坏的佛像。另有地区为了保护佛像，将其用泥糊住以“隐藏”起来。

“应试”作为手段：最无奈而又最“不坏”的选择

如果取消应试，代之以出身等测量手段，结果只会更遭。应试的确给人造成很大压力，根源何在？有人说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不足，以前为了考上大学，真是不惜一切。后来高校扩招，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多，高考录取率越来越高，教育投入也在增加，但是竞争仍然是很强烈。

道理也很简单，人往高处走，好的大学人人都想上。

老实说，西方也有聚沙成塔，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另外我还要说，每一个教师，本身也是一个公民。我们除了在学校，还有在社区、家庭和社会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看起来不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其实对解决教育问题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

*本文根据秦晖在戈友公益基金会主办的“2018年好校长成长计划”授课内容整理而成。“好校长成长计划”是由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发起、聚焦中西部乡村中小学校长的一系列支持计划。该项目秉承“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理念，迄今已培训600多位乡村校长。

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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