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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成名的“天才少女”, 到“不具天赋”的平庸作家, 这20年蒋方舟经历了什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说姐看世界 Author 芜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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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的母亲尚爱兰也涉写作，曾获“榕树下”第一届网络原创文学大赛的小说一等奖。
女儿刚出生，尚爱兰担心她有智力障碍，将她放到同产房小孩身边。别的孩子都挺正常，只有她“两眼望天，一动不动”。这让尚爱兰悬起了心，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都仔细观察女儿的智力情况。
等蒋方舟稍微长大了一点，作为语文老师的尚爱兰让女儿做了一套试卷，没想到竟拿了满分。这让尚爱兰对女儿的认识大为改观，欣喜之下，决心全力培养女儿。
尚爱兰认为：“读物的水平，决定了认知的水平。如果读物过于低智，培养出来的读者就过于低智。”
于是，在“魔鬼训练法”让女儿大量识字后，她将家中小孩看的卡通画统统送人，儿童读物换成了一溜儿的“成人书籍”：《撒哈拉的故事》、《刘墉全集》、《卡夫卡全集》……
这一年，蒋方舟5岁，还没上小学。
一直读到7岁，尚爱兰又提出新要求，不仅看，还得写。
周末，她给独自在家的女儿留下纸笔，附带一句 “你写哦，自己好好写哦。”
寒暑如一，笔耕不辍。
天冷想赖床，蒋方舟朝着母亲大喊：“我写到哪儿，你规定一下！” 尚爱兰没有半点恼怒，平静回答：“在我回来之前，一定要写到这儿。”
暑假了，听说美国有个9岁小孩，和爸爸合写了一本书。
尚爱兰转身对女儿说，国家有规定，小学毕业前，每个小孩都要出版一本书，不完成就要被警察抓走。
恐吓之下，年幼的蒋方舟写出了第一篇文章。
虽然有些乱七八糟，但尚爱兰觉得有希望：“一星期收一颗蛋，五年以后积攒多少？——凑足一本书绰绰有余。”
奔着出版的目的，母女俩一个负责监督，一个埋头写作。
烦的时候，蒋方舟就问：“到底能不能出版啊？我写了这么多，还没写够啊？” 尚爱兰肯定地说：“肯定能出版，我向你保证。”
就这样，蒋方舟9岁那年，尚爱兰联系出版社为她出了第一本书——《打开天窗》，共收录67篇文章。
彼时，蒋方舟笔下的文字充满了孩童世界的纯真与幽默，她以一种稚嫩而肆意的姿态闯进了文坛，也是那一年，让很多人认识了蒋方舟这个名字。
在这本书中，有一篇名为《推销》的短文，讲的是蒋方舟一次推销电热写字板的经历。故事结尾，蒋方舟写道：“以后谁再提到推销，我就跟谁急。”
尚爱兰却说：“不可能，一个人要想有出息，一辈子都离不开推销自己。”
尚爱兰的营销确实成功。
《打开天窗》出版后，凭借9岁出书的超低龄写作，媒体纷纷关注。很快，这本书被湖南省教委列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读本。
蒋方舟也一举走红，成为众人眼中所谓的“天才少女”。
2002年，12岁的她又接连出了两本书。
一本是《青春前期》，写小学五年级时和同学发生的趣事，另一本叫《都往我这儿看》，记录生活中的小故事。
但这还不够，18岁之前的蒋方舟被母亲推着不断向前走，步履不停。其中，《蒋方舟的作文革命》一书的宣传语如此写道：“对一个写作天才成功之路的智慧解读。”
在尚爱兰的推动和媒体的追捧下，蒋方舟一边加速写作，一边出席各类活动。
开设报纸专栏，受邀各种谈话，当选少年作协主席，中考时作为“特长生”被武汉名校华师一附中录取，高考降分60进清华……
如同第一本书《打开天窗》的书名，蒋方舟打开了自己的人生之窗。
二、江郎才尽的噩梦
然而盛名之下，却是重压。
蒋方舟非常清楚，她的小学同学们“就是我不写书的样子”。
梦想的人生已经实现，可“少年天才”的名号是褒奖，也是陷阱。
蒋方舟说：“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如果有一天江郎才尽变成普通人怎么办，是噩梦一样的存在。”
噩梦似乎应验。
2013年毕业那年，蒋方舟集解大学期间所写散文、杂文、时评、书评，出版《我承认我不曾历尽沧桑》。并在书中，直言自己面对作家身份时的尴尬与无奈，在学校里，她是被推向特殊点的异类；在社会上，她则受到了无数的质疑和否定。
然而，当这本剖露心迹的书出现在豆瓣时，评分仅为7.1分，点赞最多的短评写道：“通篇不绝的引用，导致看得也难过，像是说书人用蹩脚的串场词串起了好多不相干的段子。”
毕业一年后，她尝试又写了一本小说，名为《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只是评分依旧尴尬：6.5。
底下长评点赞最高的标题是：“一本要拼命强迫自己才能看到第五篇，却最终因生理不适而阅读失败的书。”
屡屡受挫后，蒋方舟陷入了自我怀疑。
她抽身前往东京，放空自己。
歌德37岁时抛下一切，前往意大利，创作出十八世纪欧洲文学的压卷之作《浮士德》。蒋方舟认为“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
因此她寄希望于此次的东京之行来拯救自己。
然而现实残酷，蒋方舟在日本呆了一年，所写《东京一年》中绝大部分内容，仍和从前的杂文一样，存在大量的引用，对他人故事的转述。
有人犀利指出，蒋方舟缺少对作品的消化能力，“没读书的时候，肚子里没货，读了很多书，肚子里全是别人的货。”
似乎，当年尚爱兰逼蒋方舟走的，是一条不适合她的文学路。
三、在声名的高楼里画地为牢
童年时，尚爱兰逼蒋方舟的一把，把女儿架上了“少年天才”的高台，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机遇的非凡之路。
而在成年之后，蒋方舟却“悲哀地”发现，高位不胜寒，低头望去，是遍地的平凡与庸碌。
这座声名的高楼，也是桎梏的牢笼。
对于母亲控制欲极强的培养方式，蒋方舟很早就感到无所适从。
整个高中时期，蒋方舟都没有朋友，她的生活除了千篇一律的写作，剩不下真实的自己。她曾对母亲发泄式地吼道：“都是你害的，都是你把我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但母亲尚爱兰却不以为意，她告诉女儿：“快乐不重要，做成事才重要。”在她眼中，成功、出众， 是蒋方舟唯一要做的事。
复旦大学毕业典礼上，王安忆曾如此致辞：
生活和人生，本是弥漫的氤氲般的形状，质地也具有弹性，如今越来越被过滤干净，因而变得光滑，坚硬，并且单一。
在外界所看不到的地方，为了成功、出众，蒋方舟人生前十几年的生活，被母亲过滤得坚硬且单一。
整个成长时期，她都没有自己的意志，好似母亲的提线木偶，被真实的生活隔绝在外。也因此，她在《审判童年》这样言道：“对于虚假的童年，我历历在目触感依旧；对于真实的童年，我一问三不知。”
少年天才的光环，就像一把时刻悬在她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把蒋方舟的生活一步步逼入窄途。
作家刘瑜说：“一个人还没有写出他自己最满意作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代表了，这个代表的角色和身份真的很沉重。”
蒋方舟自己采访时也表示，自己害怕成为代表，代表就是一个靶子。可如今，蒋方舟便是这样一个靶子，却无力还击。
她心里清楚，自己缺乏作家的天赋。
在《东京一年》之后，有读者曾评论蒋方舟“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
诚然这样的评价有些刻薄，但人不能永远活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蒋方舟当初博人眼球的“少年作家”之名，重在“少年”而非“作家”。
当少年不在，需要以实力证明自己“作家”的定位时，尚爱兰当初强逼的弊端也显现出来—— 尽管年岁增长，却一直没能拿出足以服众的作品。
“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不再年轻的天才少女。”如今，对于朋友的这段书评，蒋方舟已欣然接受。
三十而立的她，开始接受自己的平庸。
尽管已与自己和解，但“才不配位”始终是萦绕蒋方舟多年的争议之源。一个似是而非的负面新闻，便能轻易将其置于众矢之的，一如几月前的“亲日”风波。
一边享受“平凡的人”无法拥有的优越人生，一边饱受质疑与争议。
尚爱兰让自己的女儿走上了一条鲜花荆棘兼有的路。
可若回到二十年前，给蒋方舟一个选择的机会，她还会重走今天的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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