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科学家、两孩妈, 40岁后我才顿悟的平衡之道……
2019年6月参加博鳌亚洲“全球健康论坛”/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有个经典辩题是：做你所爱，还是爱你所做？我想我是后者，我在日复一日认真投入的工作中，对科研工作产生了热爱。我喜欢做科研，喜欢探寻未知和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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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阎丽静，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祖父辈在河北农村，家里有个大我五岁的哥哥。
198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了公共卫生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两家学术机构工作。
2006年，我们全家四口一起回到了国内；2014年，我加入了昆山杜克大学。
目前我是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老师，在健康科学领域，从事慢性病防控和健康老龄化的研究，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杜克大学兼职教授。
出生在小城镇考到北京，再去美国。如今我是大学老师、科研工作者。
父母从来不对我讲什么大道理，但他们对我影响深远。他们常说：“静静，无论你做什么事，都要认真做好。做学生就要好好学习；工作，就要好好干。”
硕士毕业后与妈妈的合影
有个经典辩题是：做你所爱，还是爱你所做？我想我是后者，我在日复一日认真投入的工作中，对科研工作产生了热爱。
90年代留学生
无知无畏和幸运
上中学时，我喜欢的科目是语文、历史和数学，对物理和化学有点儿发怵，音乐体育则很渣。我爱看书，是个“书呆子”，还因为爱看“闲书”被爸爸批评过。
有些科学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有规划地、充满激情得做下去。我的经历不是这样的。
中学一次印象深刻的自主选择是文理分班。那时候最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我随大流留在了理科班。
文科一位班主任贾老师知道我喜欢文科，就劝我转到他的班上，可那时候学文科会被人看不起，我说我要考虑一个周末。
我记得自己在校园里的大树下走来走去，还和父母商量，很感激他们没有阻拦。到了周一，我不再犹豫，“毅然决然”地去贾老师班报到了。
我小时候的宏愿是成为作家，但我知道没有阅历是写不出东西的。
那时我读了不少社会学元老费孝通先生的事迹，傻傻以为可以通过研究社会问题积累写作素材。于是大学报志愿的时候，我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大学社会学。
大学四年的收获很多，其中一个是看清自己没有写小说的天赋，那不是研究社会问题就可以弥补的，少年时代的梦想就此渐渐地淡去。
在北大31楼大学宿舍里
大学里还有个收获就是认识了我的先生。他说毕业分配工作可能天各一方，两个人的路要一起走，我们申请出国留学吧。
在面对人生选择时，我先生通常是那个做出智慧决断的人，而我是个行动派。
为了申请留学，我骑个破单车到国家图书馆去查资料，厚厚的一大本“Peterson’s Guide to Graduate Schools”(皮特森研究生院指南)。
当时所有的申请资料和回信都是纸质，现在还记得打开录取函的厚厚大信封的激动心情，可惜这些物件如今都没了踪影。
出国前在天安门留影
90年代的留学生无知者无畏，也是极其幸运的。
我留学拿全奖，机票也是系里资助的（一张机票抵得上母亲一年的收入！）。出国前“两眼一抹黑”，带着两个大皮箱，口袋里揣着学生公寓的地址，下了飞机把地址交给出租车司机，我就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当我安顿好行李一切想给家里报平安时，求助了一位外国同学。他帮我拨通了家里楼下门房的电话，让我跟父母说上了几分钟话，最后收了我20块美金，到现在我还觉得“肉疼”！
此后多年，我跟家里书信往来，父母一如既往叮嘱我天冷穿衣，三餐健康。虽然我的世界已经远超父母的认知范围，但他们朴素的价值观依然影响我为人处事。
1994.8.26摄于旧金山金门大桥，刚到美国十天
时光飞逝，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业，在博士论文的扉页上，我用中英双语写上“献给我的父亲闫玉修和母亲王秀云”，这是两百多页唯一的中文。
后来我专门带一本回家送给父母，让他们看到了厚厚的博士论文上，印着自己的名字。
1997.3 华盛顿特区杰弗逊纪念馆樱花盛开时，翻看母亲为我保留的旧照片，几多感伤
把冷板凳坐透，
感受科研的乐趣
从研究生开始，我关注“死亡与健康”领域。工作后我的研究聚焦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的防治。
我目前研究的课题有两大类，第一类偏应用型的实践科学，搭建科学发现到现实世界的桥梁，比如我们在农村开展的通过培训村医来更好地管理村里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项目。这类研究有很多现场工作，我们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调动各方力量一起努力来克服困难。
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硕士生在肯尼亚开展调研
研究发现，大约80%的心脑血管疾病是可以预防的。健康饮食、规律运动、不抽烟、不喝酒是非常重要的健康生活方式。关于这部分的研究，大家可以看我在TEDx宁波上的演讲（片段），讲得比较通俗，也跟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第二类的研究比较新的叫法是健康数据科学（Health Data Science），通过分析数据，包括健康大数据，获得新知识。清理数据需要花很长时间，也比较枯燥，而分析数据往往需要新思路、苦思冥想，真的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才能坚持下来。
可当我和团队的伙伴们有了新发现，能够为促进大家的健康做一点贡献时，我们就备受鼓舞，这也是我工作的动力所在。
做科研还要“脸皮厚”，受挫、被拒绝是家常便饭。论文不修改而被接受的概率几乎是零，修改好几遍才是常态。
拒稿就更多了，目前的记录是有一篇我们特别看重的文章被14个杂志拒稿，可悲的是到现在还没发出来。申请项目资金成功的概率不到五分之一。看着呕心沥血几个月的东西被打回来，只能安慰自己“重在过程”。
2019年4月与昆山杜克大学的科研小伙伴们合影，多为大一本科生、全球健康理学硕士学生，我的乐趣是和年轻人在一起。
事业和家庭，
没有平衡，只有取舍
面对人生交叉路口的选择可能会带来的未知，走出“舒适区”并不容易，尤其是举家回国的决定。
千禧年后先生决定回国。在美国的生活安逸、便利，但一眼可以望到退休。他认为中国处于转型期，我们回中国可以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如今想来他真是一个充满前瞻力的人。
当时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我们住在安静的郊区，院子中间有棵玉兰树，篱笆周围长满了树和花，孩子们可以尽情玩耍。回国与否，我很犹豫。但我知道先生说得对，孩子过了十岁，回国很难适应，我们回国的窗口期就是这几年。
当年也有很多丈夫会选择回国拼事业，而妻子留在美国陪孩子上学，丈夫在中美之间飞来飞去，类似于越洋“海鸥”，但我们不愿这样，一家人要在一起。
经过反复考虑，两个人在国内都找到合适的工作后，我们决定全家回国。我记得特别清楚，回程的日子恰好是2006年6月6日，还下着小雨。我们四口人带着九个大皮箱。我租了辆小巴车，可皮箱还是太多，好不容易才塞下，几乎误机，搞得很狼狈。
现在流行谈论职业女性平衡家庭和事业，要平衡好谈何容易！
我27岁时生下女儿，孩子出生后不久，我因为带孩子，无法专心写博士毕业论文。虽然我父母有来美国照顾我们，但我依然很难全身心投入论文写作。
我的先生觉察到我的状态，严肃地跟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会毕不了业。”他提醒我是时候要做出取舍了。
孩子还那么小，我实在不舍得与她分开。但我心里明白我先生是对的。
于是，在女儿1岁零10天，我让父母把小孩带回国。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没想到现在回想起那种分离，我还会哽咽！
也可能是太想把孩子接回来了，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很顺利，过了半年多，我就回国接女儿回来团聚了。
1999年6月和女儿团聚，与妈妈和哥哥合影
儿子出生时我差一个月就30岁。博士后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是一段难得的安稳时光。
因为人生的经历的启发，直到40多岁我才慢慢有了一些领悟。过去，我觉得事业、生活和家庭就像杂技演员手中的三个球，抛起、接住，随时担心有个球会掉下来，这是一种紧绷和焦虑的状态。
如今，我像一名船员，想象自己在全心全意开一艘船。这艘船要停靠不同的港湾，家、工作、朋友，都是我的港湾。停靠在任何一个港湾都尝试做到全情投入，做到最好，合适的时候再去下一个港湾。在一天中，一年中，一生中，都是如此。
同样是平衡事业和家庭，心态的转变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状态。
在TEDx宁波上发表演讲
我回国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可我的兴趣和专业始终在公共卫生和慢病防控。五年后，我放弃了北大光华“铁饭碗”，去了乔治全球健康研究所做自己真正喜欢的慢病科研。
2013年，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成立了。昆山杜克大学是一所中外合作大学，里面既有充满活力的学生，又有国际化研究平台，加上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品质，我还特别喜欢江南的文化，各方面条件都很理想。
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离开北京的家，那时孩子们高中都没毕业呢！我跟先生商量，他鼓励我要把握住这次机会。经过学校的全球招聘流程，我最终加入了昆山杜克大学。没想到离开美国多年以后，我自己成了常常在京沪之间飞来飞去的“海鸥”。
来昆山以前的三份工作都恰好是五年，如今在昆山杜克已近八个年头。在江南水乡小城，静谧而充满生机的校园，富有挑战也脚踏实地的工作，觉得日子过得很快。
昆山杜克大学校园
虽然疫情以来，很难像以前那样在京沪之间做“海鸥”，或去国内外的研究现场，但我内心仍然充满感恩。
2022年1月参加昆山市政协会议（右一）
经过近一年的考察，2020年4月我正式加入了九三学社，并在2021年当选昆山市第16届政协委员，我深感荣幸，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比以前更大了。我喜欢昆山，希望能为这颗江南明珠的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我的学术偶像，
他的人生是我的灯塔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帮助过我的导师很多，我对他们心怀感恩。
被誉为“预防心脏病学之父”的流行病学家Jeremiah Stamler教授是我导师的导师，也是我学术上的偶像。我和他的交往不算特别多，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今年1月26日他刚刚离世，享年102岁。我第一时间听说他去世的消息，难过了好一阵。
2014年十月，我曾在芝加哥和许多同道一起庆祝Stamler教授的95岁诞辰。开了一整天的研讨会，晚上聚餐，畅想他百岁寿辰的盛景，空气里都是欢乐的味道。可惜几年后匆匆一别竟成永别。
Stamler教授百岁生日
Stamler教授是心脏病健康科学领域影响力最大的科学家，几乎没有之一。比如他多年前就致力于研究与推动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健康饮食——富含水果、蔬菜、橄榄油、海鲜、五谷杂粮等的饮食方式。
我认识Stamler教授的时候，是2001年，我刚到他于1972年创立的西北大学预防医学系工作。他80多岁，已经荣休多年，依然工作在科研一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和我见面时的问候语很特别，“年轻人，生活对你怎么样啊（How is life treating you？）”。他和我们开会，一定要有书面材料（no writing，no meeting），他觉得空谈是浪费时间，他总说生命短暂，不该如此浪费。
他会仔细审视论文表格里面的许多数字，并常常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他年纪大，不用电子邮件，都是请秘书把论文打印出来，他在上面手写密密麻麻的批改。有的时候，他的批改比原文还要长。
他身体力行，早餐吃烟熏三文鱼、鸡蛋、干果等优质蛋白。九十多岁虽然腿脚不便，仍坚持游泳。他平易近人，我有幸好几次到他在芝加哥的家做客，一边欣赏音乐，一边品尝他妻子Gloria亲手做的健康美食，顺便讨论科研计划。
Stamler教授和妻子Gloria在一起
我听几位导师说过Stamler教授年轻时的壮举，更加钦佩他的人格。他坚持捍卫科研的客观独立性，为了大众健康，宣传高盐（高钠）饮食的危害，毫不畏惧地和制盐公司等抗争。
1965年，时年46岁的Stamler教授因支持非裔美国人人权，遭到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HUAC）指控。他起诉该委员会违宪，被法院驳回后坚持上诉。被委员会传唤的时候，他说我的上诉还没结案，拒绝听证，昂首走出了法庭。
虽然后来他受到“蔑视众议院”的指控，他也没有退缩。Stamler一案的始末对1975年这一委员会的解散，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
遥想多年前，1972年Stamler博士仍在承受着指控的压力，但西北大学任人唯贤，大胆启用他做预防医学系创系主任。时光荏苒，如今我已是他当年的年纪，虽然他已离开人世，但他的一生犹如灯塔，照亮我的旅程。
有人曾问我做好科研的秘诀是什么。我哪里知道什么秘诀，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有两个建议可以分享给年轻人。
第一，保持像猫一样的好奇心。我养了一只猫，他好奇心很强，每次我打开抽屉或柜门或有什么声响，都要凑过来看看，屡试不爽。如果没有像猫一样的好奇心，并不断求索，很难把科研工作做好。
第二，爱你所做（Love what you do），而非一味追求做你所爱（Do what you love）。我喜欢做科研，喜欢探寻未知和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然而科研中也有如驴拉磨那样辛苦乏味的部分。就如人无完人，我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完美的让你每时每刻热爱的工作。如果你总想着要做自己喜欢、有趣的工作，那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好。
Stamler教授曾在百岁前接受采访，记者问他是否考虑退休。
“我只有99岁”，他回答说，“我还有时间”。
最后祝福读到此文的你，拥有长命百岁、身体健康、灵魂富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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