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问温儒敏：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
敬问温儒敏：你是否还记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
——致“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的一封公开信
温儒敏先生：
你好！这些年来，看惯了各种新课改的手段翻新，看惯了诸多教改专家的登场与表演，所以最近见朋友圈中在疯传《改革|语文新改革,让人冒冷汗》一文，一开始并不在意，今晨又见一位朋友在转发那篇文章，自己闲着没事，打开看了看，还真冒出了一身冷汗。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感到现在的孩子太可怜、太不幸，几个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数以亿计孩子们的命运了！
为了数以亿计孩子们的命运，本人忍着酷暑，从早晨写到深夜，写出以下文字，以“他者”身份冒昧地向你，向《改革|语文新改革,让人冒冷汗》一文提到的核心人物、“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温儒敏先生发出一连串的质问。
一、当下最急迫的是千方百计“救救孩子”，还是一味地给孩子“下猛药”、用“考试倒逼孩子读书”？面对教改愈改而学生负担愈重的现实，你是否应该在脑海中回荡起当年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呐喊？是否觉得“救救孩子”而千方百计为孩子减负才是教改的第一要务？
我们谁也不可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从世界范围内还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当今我国中小学生都是课业负担最重的学生。他们早出晚归，睡眠严重不足，除了上课、写作业，几乎没有户外活动时间。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整个社会（包括中央高层）都一致呼吁为中小学生减负。作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语文教育专家，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孩子挺可怜的？作为研治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你是否觉得他们可怜到没有了鲁迅先生当年听“长妈妈讲故事”的闲暇时间，也没有了给鲁迅先生以童年快乐的“百草园”？面对孩子们整天为课业负担压得抬不起头的惨状，面对教改愈改而学生负担愈重的现实，你是否应该在脑海中回荡起当年鲁迅先生所发出的那一声声呐喊：“救救孩子”、“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是否觉得“救救孩子”而千方百计为孩子减负才是教改的第一要务？
《改革|语文新改革,让人冒冷汗》一文下的首个小标题是：“现在你的孩子不阅读，根本应付不了考试。”在这个读来令人惧怕的小标题下，就是冠名为你温儒敏先生的话语：“语文高考最后要实现让15%的人做不完。”我注意到你最近有一个声明：“网上疯传我三句话，都是标题党所为，需澄清一下。我没说过‘语文高考最后要实现让15%的人做不完’。我讲高考是选拔考试，必须适当拉开分距，还要考阅读速度，有15%的人做不完是正常的。”但在我看来，你的声明与“标题党所为”的“温儒敏说”，本质上并无二致，都在强调大力提高语文高考尤其是阅读考试的难度。翻阅经你本人整理的今年五月的一次讲话，里面充满着比“标题党所为”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疯狂金句”：“语文教学的病症在哪里？……就是读书太少。”“药方是什么？（在语文教材）编排下猛药。”“统编本语文教材有什么特色？最主要的就是‘读书’为要。新教材专治不读书。”“考试倒逼你读书。”姑且不论你这些“金句”的内容如何，单就语词本身而言，什么“下猛药”、“专治”、“考试”、“倒逼”，哪像是一位有人文情怀的学者发言，倒像是一位面对严峻治安形势而主持“严打”或“专项治理”工作的领导讲话。我可以像小学生那样将你的发言改写成这样：同志们，现在的未成年人整天不好好读书，这怎么得了？为了祖国与民族的未来，必须从重从快对他们不好好读书的行为采取严打行动，必须高举起中考、高考的大棒、倒逼他们快速提高阅读速度；对于那些在这次严打活动中不服管教、思想改造速度不能达标的顽固分子，必须让他在高考的审判席上受到严厉惩罚！温儒敏先生，请不要以为我在恶搞你的金句。请问，在你金句的背后，隐藏的不正是这样一种令人胆战、令人直冒冷汗的杀伐之声吗？
温儒敏先生，你说现在孩子读书太少，我基本认同你的这一判断。但我觉得，你在作出这一判断的同时，应该追问一句：现在孩子们为什么读书太少？从你的一些表述中，可以看出你是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孩子受到了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从手机网游‘王者荣耀’到短视频应用‘抖音’‘快手’，学生所受诱惑‘五光十色’，不胜枚举，许多人进入高中后阅读量骤减，大学阶段读书更少。”乍听起来，你的说法很有道理，但只要略加分析，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稍稍留意一下我们身边的中小学生，在校有老师管，在家有家长管，白天课排得满满的，晚上作业要做到至少十点，试问他们哪有像大人那样有玩手机的自由与闲暇？我不否认有一些中小学生沉迷在网络中，但绝大多数都在老师与家长的有效监管下与网络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实际上，我国中小学生阅读量不足的问题，早在网络之前就已出现。你是40年代生人，我是60年代生人，我们都经过禁读一切名著的文革十年，当时的中小学生阅读量低得可怜。改革开放后，中小学生开始有了一定的阅读量，但也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而随着课业负担的日渐加重，高考压力的越来越大，中小学生阅读量不足的问题又一再呈现出来。大体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中小学生有阅读时间但无书可读；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小学生有书可读但没有阅读时间。在我看来，现在中小学生读书太少，其主要原因是课业负担太重，几乎没有整块的闲暇时间。
温儒敏先生，你我都是读书人，你应该知道阅读经典是需要大量时间的，你要现在的孩子大幅度提高阅读量，就必须给他们大量课余时间；而要给他们大量课余时间，你就必须呼吁有关方面把教材（包括你主编的语文新教材）的厚度与难度减下来，把过多的课程压下来，切实为中小学教育减负，为中考、高考减负，为孩子们减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孩子们有阅读经典的时间。你说，我们在面对孩子读书太少这一老生常谈问题时，是不是应该认真分析产生这一问题的真正主因？你把孩子读书太少的主因归咎为孩子自身的问题，而没有反思我们大人、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有需要检讨的地方，这是不是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怪罪孩子而不反思自己行为的表现？把读书太少的成因怪罪到孩子身上，就势必会对孩子采取严厉“打压”措施。请问温儒敏先生，在中高考竞争愈演愈烈而孩子几无喘息时间的当下，你一再声言要“下猛药”，用“考试倒逼你读书”，这是不是一种不体恤孩子疾苦、缺乏人文关怀而决意对孩子强力整肃的“暴政”行为？
二、你在鼓吹“海量阅读”、大幅提高阅读速度之前，是否应该对“什么是真正意义的阅读”等相关问题作出理性追问？你鼓吹“无边界阅读”，是否违背了一切学科都必须有边界设定这一基本原则？你将阅读教学重点放在快读、跳读、猜读甚至“连滚带爬”式阅读这些所谓读书方法上，难道不会败坏孩子阅读兴趣、将阅读教学变成应试教学吗？
温儒敏先生，你我都是读书人，都懂得阅读的重要性，现在我们就一起谈谈阅读的话题。阅读，尤其是阅读经典，不论对于培养一个人的文化气质还是拓展一个人的精神视野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相当层面上，无论我们怎样强调阅读的重要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不能盲目夸大阅读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我们在强调阅读重要性的同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从理论上说，书读得越多越好，但一个人倘若缺乏思考与行动能力，缺乏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维灵动性，就可能迷失在茫茫书海中而难以自拔。极而言之，有些人越读越聪明，有些人则越读越愚笨。
（2）人类发展到今天，即令是经典，都已经让人目不暇接了，更何况还有数量巨大的好书。可以说，无论是经典还是好书，你穷其一生也是无法读完的。就实质而言，衡量一个人读书能力、水平以及质量究竟如何，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读书是否很多，而是看他读书是否精当。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既有中国情怀又有世界视野的当代中国人，在我们的一生中，应该在传统“经史子集”中读上一经、一史、一子、一集，再读一部古典小说以及若干部现当代名著；与此相对应，还应该分别读一部希腊、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北欧、俄罗斯、日本、南美、阿拉伯以及非洲名著。总之，以本民族经典为主，兼顾域外经典，精读一些具有理性精神、道德力量与审美情怀的人类精神读本。在一般意义上，我认为这种范围的阅读是较为理性、精当的。如果给中小学生列一个必读或建议阅读书目，就应有这样一个理性而精当的选择范围；如果先不设定一个理性而精当的选择范围，我们就有可能以各种理由将诸多经典以及我们认为的好书，不断地添加进去，将书目弄得越来越多，让孩子们望而生畏，这不但收不到良好效果，反而可能败坏孩子们阅读胃口。
（3）不要总是认为18岁前是阅读或大量阅读经典与好书的最好时期。因为，绝大部分经典与好书，其深层内涵必须等待读者有了一定阅历与思想深度才有可能把握。我个人认为，阅读的黄金时期是在大学乃至人到中年以后。不论我们持怎样的观点，我们都应倡导终生阅读的教育理念，不必将诸多经典与好书提前纳入到中小学生必读或建议阅读的书目中。在中小学阶段，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最需要做的是让孩子适量适时阅读，而不是大量超前阅读。
（4）我们在强调共同阅读一些人类精神读本的同时，还要明白阅读也应该是个人的修行，一种能够自由选择的个体行为。对中小学生，我们可以也应该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阅读书目，最好不要超过二十四本（中小学二十四个学期，一学期一本），不要认为这很少，倘若一生有二十四部经典中的经典伴你前行，你的内心已然充实，何况你中学毕业后还有更多的时间读书。让孩子们在未成年前好好读上一二十部人类的精神读本，形成一个坚实的阅读基础，待其成人后结合自己的人生实际去自由阅读，该读怎样的书，该怎样找书读，那都是他自己的行为了。如果给孩子下达大量指令性的阅读书目，一则可能败坏孩子阅读兴趣，一则可能在阅读上趋于雷同而不利于人的个性发展。对此，我们应该高度警觉。
（5）阅读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深沉、丰满，对人生与世界有一种反思与探求的精神。故此，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精读、研读，而不是泛读、快读。应该说，在有了一定阅读量的基础上，人们在阅读上最终比拼的不是阅读数量的多少与快慢程度，而是阅读的深度与专注程度。以上述认识为前提，我们在中小学阅读教学中应重点引导孩子学会慢读，学会沉浸阅读、专注阅读，不应过多添加阅读任务，以免干扰阅读过程，妨碍孩子聚精会神读书习惯的形成。考虑到中小学生还处于未成年人时期，在阅读“四书”一类古代经典时，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在课堂上研读，为学生作文字与意义上的必要疏解。在我看来，现有的语文教材主要以单篇诗文的形态构成，已经承担起单篇诗文阅读的教学任务，但无法承担起阅读整部经典的教学任务。而真正意义的经典阅读，或者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阅读，应当是整部经典的阅读。所以，我建议在语文课之外单设一门阅读课程，这门阅读课程每周只开设一两节课，每学期只读一部经典，让老师和孩子们一同研读，慢慢读上一个学期，重在疏通字句、把握精义，平时没有作业，也不让孩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彻底抛弃语文教学现在的应试模式，索性让孩子每周在学校和老师无功利自由阅读一两个或两三个小时，期末只作简单测试。倘若能有这样一种自由快乐的阅读课程，我相信，老师和学生都能培养起阅读兴趣。
我之所以这样花大量篇幅阐明我对阅读的理解，不是为了显摆自己，而是意在说明我们在制定中小学阅读教学规划以及考试方案时，必须首先对“什么是真正意义的阅读”、“我们应该怎样阅读”等相关问题作出一番深入追问，在追问中形成对阅读的理性认知，而后探究出能够经得起反复拷问的具体对策。温儒敏先生，你作为一个学者，不会认为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吧？
令人遗憾的是，在你有关加大阅读教学与阅读考试的公开表态中，看不到你对阅读有怎样深入的思考，看不到你对阅读有怎样的理性认知，能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些听起来正确但实际上根本经不起推敲的断语。你说，要加大阅读量，鼓励孩子“海量阅读”，但对为什么要加大阅读量以及“海量阅读”是否就一定好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阅读量大就绝对好吗？古之贤士大夫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年少时读书仅限于几部经、史、子、集，阅读量极其有限，但不妨碍他们立身成人。你那一代人和我这一代人在小的时候，阅读量也极其有限，现在的阅读量不都上来了吗？你说，学生上大学后，不光读文学著作，还会涉猎品类庞杂的书籍，而他们此前具备的阅读方法太少，不足以应付各式各样的阅读需求，因此除了精读，中小学还应注重快读、跳读、猜读、互文阅读甚至是“连滚带爬”式阅读教学。在各种模拟考试与正式考试中，由于题量已经很大，孩子们不早就在老师反复训练下学会了快读、跳读、猜读与互文阅读甚至是“连滚带爬”式阅读方法了吗？在应试教育中，不要说中文阅读，就是英文阅读，孩子们不也正在学或已经学会了你所说的那些所谓的读书方法吗？你的这些读书方法不带有浓厚的应试意味？请问现在中国人的阅读弊端不正是不停地刷屏、刷百度、刷朋友圈这样的快速阅读、“海量阅读”吗？你不认为在目前状况下最需要提倡的应当是慢速阅读、精当阅读？我注意到你也强调要精读，要整部书精读，但在你倡导的“海量阅读”以及语文高考要强化对阅读速度检测这种情势的威逼下，老师们、孩子们怎敢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整部书的精读上？你对精读的强调，难道不是形同虚设甚或在忽悠中小学师生吗？
温儒敏先生，你在阅读教学上确实煞费了苦心，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办法。但在我看来，你所说的办法几乎都经不起推敲、拷问。你说，你主编的新语文教材，初中加强了“名著选读”，每次“名著选读”课，都引导学生重点学习某一种读书办法；激发兴趣，传授方法，是“名著选读”设置的改革方向。姑且不问你所选的名著是不是每一部都合适，我只问你一句，你将学习重点不放在阅读名著本身上，而放在读书方法上，这符合阅读名著的真义所在吗？这不是一种舍本求末、买椟还珠的愚蠢行为吗？你我以前在阅读经典时想到过要用什么方法去阅读吗？你怎样做，能够激发孩子阅读经典的兴趣吗？你又说，新语文教材“名著导读”每学期2部是必读的，另外还有往课外阅读延伸的三四部，属于自主选择阅读的，这个量可以灵活安排，处理成“2＋2”或者“2＋4”。与此相应，你建议教师在课文教学中采取“1＋x”办法，即将一篇课文，附加若干篇泛读或课外阅读文章，目的是拓展阅读面，增大阅读量。你还强调：“现今很多流行读本，都可以作为‘1＋x’的阅读材料。我特别要介绍一下由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组织编写、人教社出版的《语文素养读本》，选文的经典性、可读性都比较好。……从小学到高中24册，每学年2册，大家可以参考选用。”请问温儒敏先生，在短短一个学期里，有“名著选读”、“名著导读”，有课文教学，又采取“2＋2”或“2＋4”名著追读法、“1＋x”文章追读法，而其它课业负担丝毫不减，中小学师生怎能应付过来？又请问，你怎么能说自己主编的《语文素养读本》选文的经典性、可读性都比较好？教育部一再严令不得向中小学推销任何教辅材料，你向中小学老师特别推介《语文素养读本》（每学年2册）是不是一种违规推销行为？
温儒敏先生，你还声言把课外阅读纳入教学体制，这是不是一种管得太宽、管得太死计划体制思想的体现？而你所说的阅读面要宽，视野要广阔，要将“教读”、“自读”与课外阅读三位一体，将包括天地自然、人文历史在内的整个生活带入语文教学，将哲学、历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内容都放入阅读内容，这种“大语文”、“大阅读”的构想听起来让人壮怀激烈，但你不知道任何学科都有边界范围吗？你这样“无边界”地扩大语文学科、语文阅读的范围，是想把语文教师以及中小学生都打造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知识明星与阅读超人吗？你不觉得你的诸多话语有大跃进与文革的虚妄遗风吗？
三、在我看来，现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沉重，主要祸根在于我们总是以种种高大上的理由不断添加这样那样的课程或内容。你主编的“部编本”教材，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是否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以及春风化雨的中国人文主义精神？是否违背了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的“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是否存在着对“实施意见”过度化、教条化误读的问题？
据报道，从去年九月，全国中小学采用“部编本”教材，大幅度增加了古诗文比重，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翻了五倍。我本人就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人，深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所以不要对我说这样大幅度增加古诗文背诵比重是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类冠冕堂皇的大话。在我看来，强调任何一种文化的重要性，都不可过度，都必须考虑到它的边界问题。
大体而言，优秀的文化来自于古今中外四个方面，而我们所培养的受教育者，既要接受古今中国的文明成果，也应接受古今整个人类的文明成果；既要有传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国情怀，也应有与整个人类共进步的世界胸襟。故此，教材编写者在古今中外篇目的选择上应遵循大体均衡的原则，可以有所偏向但不能过度越界，否则就背离了培养全人的教育宗旨而可能把学生教育成不够完善甚或偏执的人。请问温儒敏先生，你作为“部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是否意识到你们将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增加到72篇是一种疯狂扩大古诗文边界的越界行为？你们今天可以以继承传统文化为理由为这种行为辩护，明天也可以以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为理由增大域外诗文的数量，后天还可以以弘扬中国现当代乃至新时期优秀文化为理由增大现代诗文的数量。在我看来，现在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沉重，主要祸根在于我们总是以种种高大上的理由不断添加这样那样的课程或内容。几十年了，就这样不断地添加，结果我们的孩子有上不完的课，写不完的作业。温儒敏先生，请你回答，这对孩子们来说是否就是“猛于虎”的暴政？将高中必背古诗文从14篇猛增到72篇，是不是不体恤孩子疾苦的教育暴力？作为一个从事古典文学教学达三十年之久的高校教师，我都无法背下这72篇。请问，你与其他编委先生能背下这些古诗文吗？
如上文所言，你们大量增设古诗文背诵篇目的正当理由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键在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义阐释，而不在于大量背诵古诗文篇目。以我的思路，教材编写者首先要深入把握中国文化中重统一大局、重人文教化、重天下为公、重民生疾苦、重日常人伦、重志节操守、重个体自由、重自然情性、重宇宙大观、重诗意栖居、重精神旷达的核心内涵，而后在此基础上遴选出一些相应的古诗文名篇进入教材并要求学生背诵。古诗文名篇的遴选必须精之有精，可以有量的要求但决不能过量。就你们选定的72篇而言，其中有不少抒发的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仕途失意以及男女之情不得实现等人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有的人生慨叹，实在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提前”学习甚至背诵它们。除此而外，像李密《陈情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欧阳修《五代伶官传序》、苏洵《六国论》等篇目，文字或朴质或深奥，内容也远离学生实际，难以对学生产生亲近感。从内容上看，《陈情表》、《谏太宗十思疏》、《六国论》这类作品，应该成为公务员考试或在职公务员考核的必背篇目，不应成为中小学生必须死记硬背才有可能背过的必背或建议背诵篇目。多年以来，你们总是在呼吁中小学教育要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殊不知最需要贯彻“以学生为本”教育理念是你们这些教材的编写者。温儒敏先生，请问你们在编写教材时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小学生人生阅历与认知水平问题？有没有经常性地以中小学生的视角去判断一篇选文是否妥当？有没有想过让课业负担早就沉重无比的高中生在三年内完成72篇背诵任务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有没有想过高中生在高考前除了背诵古诗文还有大量需要背诵记忆的任务？你们不知道教育除了开发人的智力还要留有待其自由生长空间这一真谛吗？倘若你们没有透彻地想过上述问题，那我真的就认为你们是毁坏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杀手了。
你们当然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说这是在落实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我本人完全拥护中央这一“实施意见”，认为这是在努力修复曾为我们强行中断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又必须明白，修复曾以“革命”名义声讨并予以毁灭性打击的文化传统、使之重新深入到我们民族的骨血，需要有一个渐进的漫长过程。倘若急于求成，强力推进，就如同给沉疴已久的病人下猛药一样有可能产生副作用。
“实施意见”第9条明确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特点，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也就是说，这是一项需要有序推进而非狂飙突进、需要全面覆盖国民教育而非仅面向基础教育的长远规划、整体规划。既然如此，我们在落实这一“实施意见”时，就应齐头并进，既对中小学生提出背诵古诗文要求，也要对大学生、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背诵古诗文要求。否则，不符合“实施意见”的精神，也不符合对等性的公平原则。在我看来，对中小学生提出背诵古诗文的要求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背诵古诗文的要求。这是因为，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为转移社会风气的主导力量，他们胸中有多少中国文化的流量对于整个社会具有决定性的引领作用。遗憾的是，我们在公务员教育中没有提出背诵古诗文的数量要求，在中小学教育中一再提高古诗文背诵的数量。请问温儒敏先生，“部编本”语文教材将古诗文背诵篇目猛翻5倍，是否带有“大跃进”的遗风余毒？是否违背了“实施意见”强调的“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是否存在着对“实施意见”过度化、片面化、教条化误读的严重问题？是否在以高考为大棒强迫学生死记硬背？“部编本”语文教材陡然提高背诵篇目，让我们的孩子、老师以及家长都叫苦不迭，这是否违背了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否有悖于“仁者爱人”的儒者情怀？
温儒敏先生，行文至此，尽管我还有问题要问，但感到针对你的发问已经过量了，其中有些发问可能选错了对象。不过，你既是“部编本”教材主编，又是多年来语文教改的主导者，你在不断发声，而且越来越有些严厉乃至专断了，让人听了直冒冷汗，这就应该让不同意你观点的“他者”也发发声，以求对你高分贝话语形成制衡作用。想制衡你的观点，可能是徒劳的，但至少表明在你的对面，还存在着一种抵抗的力量。在此，我需要申明的是，我这个决意与你形成对立面的“他者”，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公众的注意，而是为了以亿计数的中国少年儿童，同时也为了以百万计数的中小学语文教师。还要说明的是，你我都是人文知识分子，我之所以选你作为发问的对象，除了因为你是“部编本”教材主编，还因为你曾是鲁迅研究的学人，又曾是深具人文情怀的著名学者王瑶先生的高足，你应该能够听得懂我所说的一切。顺便再说一句，你与钱理群先生都曾是鲁迅研究的学人，都曾是王瑶先生的高足，都曾是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又都致力于语文教育事业，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钱理群先生对中小学生一直怀有深切的悲悯之心，而你似乎心肠很硬。我真的为此而感到惊诧！
“救救孩子！”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这是“民族魂”鲁迅先生的呐喊，也是钱理群先生的呐喊，我的呐喊。希望温儒敏先生心中能够再一次听到这样的呐喊！
专此，敬颂
暑安！
程世和
2018年7月23日夜
来源：
话语生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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