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黑洞”与「被符号操控」的逻辑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解读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教授
在1940年代出版的《孤独的人群》中，大卫·里斯曼把中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过程描绘为两次革命：第一次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17、18、19世纪的政治革命等为标志，这次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家庭结构与性格结构。但在发达国家，这次革命正在让位于第二次革命，“即随着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而发生的全社会范围的变革。”(1)(P6)正是这次革命，使发达国家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也就成为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讨论的主要课题之一，鲍德里亚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批判理论，集中体现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产生，消费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在消费社会中，我们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体现着自己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过程，因此消费是符号意义体系结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根据」。对于这一新的社会形态，鲍德里亚既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出发，将之看作是资本生产逻辑的必然结果；又从符号学理论成果出发，揭示作为意义结构体系的消费本质，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到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分析，不仅构成了他思想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西方以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文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消费：弥散的“存在”之光
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消费从属于生产的过程，消费就是对物品的需要与满足。但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物体系时代的来临，消费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今天，消费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吸收过程，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人与物品间的关系，而且也体现了人和集体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主动的关系模式中，我们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全面性的回应。消费的对象不再是传统消费中所谓的物质性的单个物品和产品，我们不是在消费食物、衣服等，成为消费对象的物品，必须是物体系中的物品，物体系就像语言结构一样，规定着个别物体的意义与功能，「也就是说物品必须具有一个外在于它并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结构，物品本身被组织为表达这个意义体系的要素」，因而物品的消费不再是因为它首先具有物质性的特征，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物，是一种“个性化”的、处于符号差异体系中的意义对象。被消费的不再是物品，而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传播与文化关系的所有层面，而且最后所有的关系理念都成为了消费品。因此，在消费之光的照耀中，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进入到消费社会(2)。
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构成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不仅是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自然性欲在今天都难以逃脱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或者说，「在今天，凡是不能成为消费对象的东西，都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物都只能存在于消费场中，物品和产品摆在那里就像是摆在一个耀眼的舞台之上、摆在一种神圣化的炫耀之光中，海德格尔所追求的“在场性”，在消费社会倒是真的“实现”了。[1]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弗洛伊德的自然性欲的张扬，都变成了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神话，勒斐伏尔的革命乌托邦思想，也只是完成了革命观念的消费过程。
第二，消费品的普遍存在，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着合法性的根据。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首先论证了资本主义平等的神话。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进程中，平等并没有体现出来，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物质条件的不平等就是无可辩驳的。而进入消费社会后，福利革命则力图实现平等的诺言：即在需求和满足原则面前人人平等，在物与财富的使用价值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鲍德里亚说：“‘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简单地说是任何一场原则上宣称人人平等，但又没有能够根本上实现这一革命遗嘱的继承者或执行者。”(3)(P50/34)鲍德里亚认为，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里的所有政治游戏，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来消除人们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消费社会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幻觉。但正是这种幻觉使消费摆脱了意识形态外表，成为不在场的纯洁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消费又是在“不在场”中为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根据。
与平等幻觉相关联的是增长的合法性。消费社会使所有的人都承认丰裕的自然性，我们把物品的丰盛当作一种自然性的存在来接受的，这就是对增长的自然主义态度，而当我们认可这一点时，我们也就相应地接受了这个社会是一个物品过剩的社会，一种民主的社会，贫乏或不平等只是丰裕的额外后果，消除这一额外肿瘤的方法就是福利政策，这是一种内在的循环论证。与这种理想主义相对立的是对增长的另一种看法，认为正是增长带来了不平等，以此对增长提出批判。但在鲍德里亚看来，增长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这是一个假问题，“实际上，‘丰盛的社会’与‘匮乏的社会’并不存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不管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总量是多少，都既确立在结构性过剩也确立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上」。”(4)匮乏与不平等本身正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同样，关于匮乏与不平等的批评也是消费社会所要捕获的内容，因为这种匮乏与不平等反而成为丰裕的合法性基础。这表明消费社会的合法性与社会体制层面的合法性构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在整个体制与意识形态中弥漫开来。
第三，消费的“个性化”，使个人患上了消费“强迫症”，只有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于消费之中，人们才能获得安宁感与实在感。现代社会是追求个性的社会，而个性的获得就在于自己消费的物品不同于他人消费的物品，物体系之所以作为系列出现，正与现代社会“个性化”要求相匹配，这使得现代“个性”永远与消费物的获得具有同构性特征，可以说，个性的获得是通过拜物教的方式完成的。但问题还不在于此，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拜物教的深层表现在于，我们不再把自己的消费定位于外在物品上，而是定位于自身的“自然”存在上，通过将自身的“自然”存在孤立出来，构成自己膜拜的对象。比如，我们将自己的身材，或者是身体的一部分孤立出来，进行保养，而这种保养的过程表面看来是对商品的消费，而实际上却正是消费着自己。表面上，我们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而在深层上，当这种身材的保养成为社会的普遍标准时，不保养身材就是没有进入到消费社会的标志，这构成了现代人的深层负罪感。这是拜物教的回转，从外在的膜拜回转到了自身的内在自恋。只有当我们不断地将自己作为消费对象来消费时，我们才能获得真实存在感与安宁感。
当人们只能从消费之中获得安宁感与存在感时，消费本身便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消费并不是这种和主动生产相对的被动的吸引和占有，好像这样我们就可以依据一种天真的行为(及异化)图式来权衡其得失。我们在一开始便必须明白地提出，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2)(P199/222)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发明”消费的日常生活中才得以延续，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的总动员并不是在生产的技术层面完成的。因为在这个层面上，总动员还是以外在的强制性方式实现自己，而在消费社会中，社会的总动员深入到人的内心，以一种自觉的“强迫性”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这种自觉性的“强迫”恰恰是一个愿意进入的过程，可以说，一种自虐性的心理通过消费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这样便可把消费定义为一种完全唯心的、系统性的行为，它大大溢出人与物品的关系和个人间的关系，延展到历史、传播和文化的所有层面。”(5)而在这个结构中，无意识正是消费社会的共谋者。从这里可以看出，通过无意识的革命，至少在鲍德里亚看来也是行不通的。
二、消费社会的双重逻辑分析
理解了消费社会是一个全面的主动的结构，消费之光弥散到一切存在中之后，鲍德里亚就需要对消费社会进行深层的透视。正是在这个分析中，鲍德里亚一方面承袭了马克思分析商品社会的思路，另一方面又以狄波特、勒斐伏尔特别是巴特的理论为基础，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解码。因此，鲍德里亚是从双重逻辑来分析消费社会的。在第一个层面上，鲍德里亚遵循的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思路，把消费当作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来谈论。「生产是资本的运动过程，消费是资本生产体系的必然结果与逻辑延伸」。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到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6)(P31)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被纳入到了资本的生产体制之中，并作为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生产提供给消费的并不只是物品，它还赋予消费以确定的外形、特征和结果，或者说，在资本的“以太”之光中，如何消费本身就是被生产所规定的，它已经摆脱了自然经济时代那种自发的过程，只有当消费本身摆脱了这种自发的过程时，消费才能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驱动力。因此，以自然需求作为消费目的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解释，在马克思那里受到了批评。鲍德里亚深深地领会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面对从自然需要而来的消费理论，鲍德里亚指出：“如果人们同意需求和消费实际上是生产力的一种有组织的延伸，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它们与作为工业年代主要道德的生产本位主义和酷似清教徒的伦理有关。”(3)(P76/66)“在这里，我们会合了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形式逻辑：就好像需要、感情、文化、知识、人自身所有的力量，都在生产体制中被整合为商品，也被物质化为生产力，以便出售，同样的，「今天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质化)为符号和商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2)(P201/224)因此，资本生产体系决定着消费体系。鲍德里亚坚持这一点，就坚持了对消费社会的历史性与批判性分析，消费社会就不再是一种自然性的神话，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与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同的是，今天，消费本身构成了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凯伦纳认为，鲍德里亚的这个分析，是对新马克思主义分析思路的延伸，这也是鲍德里亚最接近马克思思路的地方。(7)(P14-18)
实际上从生产体制分析消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逻辑。但在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思路中，由于受到了结构语言学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巴特运用语言学来分析大众文化的影响，狄波特与勒斐伏尔已经意识到必然注意结构语言学在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中的地位问题。深受巴特与勒斐伏尔影响的鲍德里亚在分析消费社会时，虽然在主导思路上遵循着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但鲍德里亚已经将符号学运用到消费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中，这是从《物体系》到《消费社会》中一直强调的一条思路。鲍德里亚认为，只有在这个分析逻辑中，消费才能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真实地呈现出来，即消费本身构成了一种意义领域，这个意义领域成为吸引着人们消费的“黑洞”，使人忘情地被吞没于其中，但在表层上，正是“我”主动进入的过程。因此，对鲍德里亚而言，就要揭示消费社会中这个具有自我意义的结构，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没有深入分析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也是鲍德里亚分析消费社会时具有创意的部分。
鲍德里亚要分析的问题是：虽然消费受生产逻辑所支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自组织领域，在这个自组织领域中，一切物品都变成了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物品，也就是说，物品的原始功能性层面让位于物品的符号文化层面。“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3)(P76-77/67)因此，对现代消费社会的分析，就必然深入到符号学中，在通过生产逻辑加以分析的同时，也要通过对符号内在运转过程来揭示消费。这构成了鲍德里亚分析消费社会中的第二重逻辑。
从符号学的观念来看，消费作为一种主动的结构，是一个以符码编码组织起来的结构，而个别的消费行为就类似于言语的作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性的消费本身就是在语言意义上的消费内打圈圈的过程。符号学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符号，而符号又分为能指与所指，符号的变化关系就取决于通过能指而实现的对比替换过程，这种对比替换就是一种差异性的产生，这种差异性之间的替换关系才能形成具体消费品之间的系列关系，这种系列关系又似乎体现了“个性化”的要求，但实际上这种个性化的要求只是符码编码的必要结果(3)(P87-88/80-81)。正是对比替换的关系，使得消费的物品之间具有了相互替代的功能，而这是象征时代无法理解的，因为那时的消费局限于物品的实用功能层面，今天虽然这个实用功能层面是无法替代的，但当物品过渡到符号-物时，一切物品都可以相互替代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意指关系构成了意义的产生过程，而差异则使意义可以无限地被生产出来，「当意义与符号的外在环境结合起来时，就完成了从意义向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这才构成了大众文化的内涵」。在意义的这种产生过程中，符号以一种形式化的、去除内容的方式发生作用，作为一种“虚空”的符号就起到了吸收大众的功能，因此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就是一种被符号的意指体系所吸收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却是以大众主动地被吸收为基础的。这才是消费社会中符号意义逻辑的运转过程。
消费被符号所操控，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深层逻辑。符号操控消费的目的，在于社会区分原则，即通过对符号-物的占有和消费，个体将自己的社会地位凸现出来，使自己与他人不同，符号-物的意义就在于这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中，也正是在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另一种支配与控制，即通过主动地进入到消费社会中，通过身份的差异无意识地认同了消费体系以及相应的物体系。鲍德里亚的这一想法，成为后来消费文化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生长点。布尔迪厄、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都曾经考察过商品是如何被用来标识人们的社会差异，如何扮演沟通者的角色的。但鲍德里亚并没有将这个过程扩大化，而是严格遵循着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历史性方法。鲍德里亚认为，物品转换为符号-物，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对我们来说，具有社会学意义并为我们时代贴上消费符号标签的，恰恰是这种原始层面(即自然用途)被普遍重组为一种符号系统，而看起来这一系统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有模式，也许就是从自然天性过渡到我们时代文化的那种特有模式。”(8)当物品进入到符号逻辑时，物品的消费变成了一种地位和名望的展示，按照萨林斯的看法，这已经是一种文化经济学所要讨论的内容了。从深层上批判消费社会，就必须对符号在消费社会中的经济学意义进行揭示，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三、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消费社会的双重逻辑使我们看到，对于消费社会的批判来说，必须从两个层面进行批判：一是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从资本的生产逻辑来分析消费，把消费看作是资本生产的内在环节，它是由资本生产过程决定的；一是从符号学视角来看，既然消费本身构成了一个意义领域，消费物是一种符号-物，那么就必须对构成意义的符号意指过程进行批判分析。但深层的问题在于：这双重分析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一种平行的关系，还是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关系？这正是鲍德里亚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时需要解答的问题。
按照传统的观念，一旦我们进入到意义或文化体系领域时，我们一般都将之定位为“上层建筑”中进行分析，然后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文化意义领域就可以简单地得到解释。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思路，在这个分析中，文化逻辑总是依附于经济功能之上。如果说这个逻辑在生产的时代还具有直接的生活前提的话，那么在消费社会时代，这个逻辑本身就需要反思，因为在消费社会时代，物作为消费物时，首先不是作为生产出来的功能物出现的，而是以文化为中介透射出来的符号-物，这时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仅从生产逻辑出发就远远不够了，批判就必须从生产逻辑进入到文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或者说在消费时代，生产本身就是以文化为中介的，于是对生产的批判分析本身就是对文化的批判分析，这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批判走向了同一个批判指向。
关于这一点，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做了一个较为明确地表述：“政治经济学是在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领域如今已经四分五裂了，必须以普通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来对它进行彻底的重新分析，这意味着，象征性交换价值的生产和物质产品及经济交换价值的生产乃是一回事，它们也遵循着同一个运作过程。因此，就与物质生产的关系而言，对符号和文化的生产进行分析时不再将其看作是外在的、隐秘的或‘上层建筑的’；它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本身的革命而出现的，它因象征性交换价值在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介入而获得了普遍的意义。”(9)(P130)符号的结构及其意指过程与经济生活过程具有了同构性的特征，这种同构性使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符号批判理论具有了同质性，于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已经变成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过程，在过去作为“经济基础”进行批判的地方，文化批判同是在场了，甚至可以说，对符号及其意指过程的文化批判成为消费时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
在这里，我们表面上似乎碰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即需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但从深层上来看，鲍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路大相庭径。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中，他们通过工具理性的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但对于这种文化逻辑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设定的是一种超越性的主体观念，即从卢卡奇开始，一种超越于技术理性之外的主体观念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基石，这种主体性观念虽然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发表之后，有着理论逻辑上的转折，但一种美学的救赎观念使主体性的理想是无法消除的。通过文化意义的重新理解，这种主体性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超人”。但在鲍德里亚这里，消费社会中的文化逻辑不再是一种意义的重现问题，因为意义本身已经是符号编织的结果，正是符号的编织作用，使符号在意指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意义成为吞没主体以及“个性化”内容的泥潭，或者说，正是符号的编码过程形成了现代的主体性、个性与意义[2]。这时批判理论遇到的不再是如何在文化中揭示其内在的真正主体性问题，而是文化本身的符号编码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这正是鲍德里亚借用符号学的意图所在。
从符号学入手，消费社会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的产生源自于语言符号学的对比替换关系，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逻辑。在区分逻辑的作用下，人们的消费过程，不再是对个别物的使用过程，而是每个物都表现着一种符号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元素，这种符号价值本身具有了一种区分作用，使人们之间的等级关系呈现出来，因此只有借用符号学理论才能揭示社会区分的内在结构。在鲍德里亚的分析中，与法兰克福学派相比：首先，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过于简单了。按照他们的观念，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兴起之后，所有的人都一样，例如所有的人都看同样的电视，过去所谓的阶级消解了。而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以大众文化为媒介基础的消费社会中，这种表面上同质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身分的区分过程，如果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这种符号的区分过程就无法揭示出来；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将大众文化当作是“本真性”失落的文化，主张摒弃大众文化，而按照鲍德里亚的分析，对于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必须认真地进行符号学解码，只有通过解码才能以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来替代现有的符号体系。在这里不再是简单地以主体性来实现革命性的替代，而是另一种替代的方案。对于这点，美国学者波斯特这样来评论鲍德里亚：“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始终没能达到这样的分析水平。他忽略了交换价值藉以变成一种表意符号的转型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机器是以生产和劳动作为其模型的，所以它不可能使‘生产符号的社会劳动’能被理解，而这种社会劳动基于一种不同的逻辑。符号流通本身就能生产剩余价值，这是一种不基于利润而基于合法性的价值。至此，鲍德里亚欣然论证，他对信息的分析与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是平行的。就在马克思主义因为不能译解商品符号学而变成‘意识形态’之处，鲍德里亚进来了，他丰富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使它符合发达资本主义的新形势。”(10)(P148)这实际上也表明，鲍德里亚从符号学而来的对消费社会的批判，的确具有理论启发意义。
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虽然是从双重逻辑出发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但在双重逻辑的思考中，鲍德里亚很明显倾向于从符号而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建构，这种观点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明显的表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鲍德里亚的早期思想发展中，虽然他力图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但这种看似回到马克思的理论建构，却又蕴含着摆脱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最后必然使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中全面批判马克思的生产哲学。鲍德里亚的批评虽然富有启发性，但这种否定性的批判，也使他失去了吸收马克思理论中合理的内容，从而走向了马尔库塞式的大拒绝思路(11)，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并不能为未来社会提供一个建构性的社会理论基础。这是我们面对鲍德里亚富有洞察力的理论思考，面对当下的消费社会时需要反思的问题。
注释：
[1]实际上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难以面对消费社会的根本问题，这正是国内学界应该意识到的一点。
[2]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与阿尔都塞具有理论上的渊源关系。
参考文献：
(1) (美)里斯曼·大卫.孤独的人群[M].王，朱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see，Jean Baudrillard，The system of objects，Trans. ByJames Benedict，London 1996.中译本参阅《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1.
(3) Jean Baudrillard，The Consumer Society.本文关于《消费社会》的引文，都根据英文本并参考现有中译本(《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之后的数字为中译本的页码，引用鲍德里亚的其他著作时，如果有中译本，也以同样的方式给出。以后凡引用不再说明。
(4)ibid，p.53/38.
(5)ibid，P.203/22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M].人民出版社，1979.
(7)Kellner，Jean Baudrillard：From Marxism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Polity Press，1989.
(8)ibid，P.79/71.
(9)Jean Baudrillard，For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trans. Charles Levin. Telos Press，1981.
(10)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M].范静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