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阿伦特为什么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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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瀚 原载财新《新世纪》2011年第32期

▌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只爱人

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毕生践行公民精神。这种素养是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

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这句话用来描述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恋情，再恰当不过。两位持不同观念的思想者之间保持终生的独特爱情，牵涉到哲学、政治、种族等诸多方面。

1928年，当意识到海德格尔即将离自己远去之际，年仅22岁的阿伦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说道：“你给我指引的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和艰辛，我将为此耗去经久的人生……”

沉浸在爱情即将逝去的忧伤之中，阿伦特不可能预计到自己的未来之路与海德格尔指明的并非同一条道路：她是犹太人，而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毕生践行公民精神。这种素养是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

▌“平庸之恶”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同时也是个杰出的伦理学家。她提出“恶之庸常”——极权政治下，人们附庸作恶，视作恶为常事，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恶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恶者眼里，这些恶都不是恶，不但不是恶，还是一种美德。

这种现象其实早就引起阿伦特的注意与思考，1949年12月14日，她在欧洲旅行时就在给丈夫布鲁希尔的信中说：“德国人依靠终生的谎言和愚蠢在过活。”

▌“我与你”，而不是“我与他”

阿伦特循着“平庸之恶”，找到了它的发生机制。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在制度与社会和历史文化角度寻找极权主义得以存在的根源，那么此后，阿伦特则以更具个体性的研究视角，挖掘极权主义制度之下，人们是如何从心理和伦理说服自己无奈接受甚至支持极权政治的。

阿伦特将关注点落实到具体每个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样抽象的集体。在1963年7月20日，阿伦特在给索勒姆的信中说：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阿伦特的这一陈述，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彻底表达为“对话关系”，一种马丁·布伯创立的“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震惊美国的小石城事件中，阿伦特以《反思小石城事件》一文，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一种伦理性质疑。

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仅仅依靠威压来消灭差异是没有意义的，人的群体归属感并不能依靠法律来建立，而是依靠内心的真诚来建立，血统、种族等自然差异引发的冲突，得依靠文明本身来逐步解决，而不是依靠强制力来消灭。

阿伦特思考所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政府权力是否因为目的是正当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即对权力本身的警惕是核心问题，如果今天因为目的的正当而忽视它，那么明天它就会借此机会消灭一切差异而强行达到一种人为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就是为消灭差异因而消灭丰富性的罪魁祸首。

▌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是首要的

阿伦特关注的极权主义之下人的伦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人的伦理生活，存在着某种共性——即无论是邪恶制度还是善良制度下，人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1955年8月6日，阿伦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已经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她要写一本表达生活新感想的书。

这本书就是后来的《人的境况》，最初它被阿伦特取名为《爱这个世界》。在这本书里，阿伦特甩开了极权主义这一伦理桎梏，继续思考个体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自由制度之下，人的个体责任依然是第一位的。

因此，当人类“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能力(例如原子弹的出现、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等)越来越强，而负责任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时，阿伦特忧心如焚。

但是，她也对人类的创造性充满期待。因此，政治生活不能像工匠们对待制造艺术品的材料那样对待人类，而是需要通过一种参与式民主去激发每个人的内在良知，用“对话”、用每个人都被尊重地交流来开启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以激发每个人在思考中负责的新的伦理生活——只有这样的伦理生活，才能承载人类不断提高的创造力，不至于创造力反噬人类自身，成为毁灭力。

阿伦特踽踽独行于自己的小路而非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从她绵长而弯曲的足迹中，或可找到关于自由悖论的答案：积极生活，爱这个世界——以责任和判断爱这个世界。这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语出席勒同名诗，阿伦特年轻时以此自称)做到了这一切，如诗里所写：

“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

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

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

— —萧瀚《不爱这个世界或爱这个世界》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爱情

“如果上帝有限，我最好还是在来世爱你。”

—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爱情

“我将不可以拥有您，永远不可以，但您将始终内属于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将因您而获得绽放。”

— —马丁·海德格尔

“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如果你将它们放进故事中或为它们编一个故事。”

—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

“阿伦特女士，海德格尔教授来见你了。”1950年2月7日，在德国弗莱堡汉娜·阿伦特所住的旅馆大堂餐厅，侍者对女哲学家低声耳语。

此时，矮胖老迈的伟大哲学家出现在餐厅门口，迎接着自己昔日学生兼情人极力掩饰躁动心情的复杂目光。

——这一幕出现在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德国新电影旗手之一的施隆多夫的妻子兼电影合作者）于2012年执导的电影《汉娜·阿伦特》中。但依据传记作家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的说法——并得到阿伦特的学生兼其传记作者伊丽莎白·杨-布鲁尔的证实——当时的情景在细节上与电影是有出入的。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和思的故事》讲述了1924年，一个学哲学的18岁的犹太女大学生在马堡遇到一位反叛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后来成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先声。于是，在年轻的汉娜·阿伦特（1906－1975）和已婚的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之间演绎出一段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将近十年后，恰恰是海德格尔寄予民族“觉醒”厚望的纳粹把阿伦特这位德国犹太女性置于流亡境地。她先是逃到法国，最终流亡美国。而海德格尔在短暂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一职后，又回到他的哲学中去。1950年，两位主人公久别重逢，旧情复萌，继又开始了关于这个充满破坏的世纪的论辩式对话。

1949年12月初，在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资格12年之后，阿伦特回到了德国。她此行的官方目的是核查被纳粹大规模掳夺的犹太人文化财富的去向。在动身去弗莱堡一个月前，阿伦特从伦敦给其（第二任）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写去一封信，信中说，“我还不知道会不会去看海德格尔。”她说，她对这个一直以来“把真挚和怯懦（谎言）混在一起”的海德格尔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在弗莱堡，阿伦特最先见到的是她的大学同学胡戈·弗里德里希，并从他那里得到了海德格尔的联系方式。然后她从旅馆给海德格尔寄去了一封信。

由于妻子埃尔弗里德阻挠他寄出，马丁·海德格尔带着一封形式上非常拘束的回信来到旅馆，并让服务生将信送到阿伦特的房间然后转告阿伦特，他在大堂等她。听到这个消息，阿伦特顾不上看信，即飞奔下楼，去见这个也许是她一生中最特别的男人——他兼具了她的哲学国王、她的老师、她的情人以及她的犹太人族群的“公敌”等多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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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933年：从思考之王到阴郁诸侯

1924年的冬天，命运之神让来自德国东部小城柯尼斯堡一个犹太人家庭的18岁女大学生汉娜·阿伦特在马堡大学遭遇了来自迈思科赫一个天主教家庭的已经结婚并有两个儿子的35岁教授马丁·海德格尔。

按照传记作家的描述，海德格尔身高仅仅一米六三，但体型瘦削而充满活力；阿伦特则拥有如花的妙龄和苗条的身段，外表美丽且聪慧可人，是“一位总是穿着绿色衣裳出现在各种场合的引人注目的姑娘”（伽达默尔语）。阿伦特当时的同学、也是她一生的挚友汉斯·约纳斯后来也曾评价说，“她（阿伦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

而按照阿伦特在海德格尔80岁生日会上的回忆，当时的海德格尔已经声名鹊起——“大家慕名前往弗莱堡（在去马堡大学任教之前，海德格尔曾在此做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助手），想一睹那个年轻的编外教师的风采，这种情形与后来大家前往马堡大学是一样的。”

阿伦特无疑也是这些聪明好学的好学生中的一员，最初向她介绍海德格尔的还是她的初恋情人恩斯特·格鲁马赫。在年轻的女大学生眼里，她的这位老师简直就是一位“主宰着思想王国的‘神秘国王’”。正如汉斯·约纳斯所说，“人们在真正理解他之前就让他给捕获了。”

1924年11月，阿伦特在海德格尔的约谈名单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1925年2月10日，在学期结束时，他在递给她的信中说，“亲爱的阿伦特小姐，今天晚上我必须再去您那儿一趟，为得是能赢得您的心。”

一段激情四射的关系开始了，他们都深知这种关系并不合法但又无法自拔，因此他们只能在所有人面前隐藏这段感情，举一个例子，在海德格尔受邀去外地做报告期间，对报告后两人秘密约会的安排精确到以分钟计的地步——“无论如何，做完报告之后，我就会——现在我每天都这么做——马上与那些熟人和邀请人道别，乘上1号电车，终点站，兴许你也能来，乘下一班车，悄悄地，然后我再把你送回去。”由于保密工作密不透风，以至于二人共同的最亲密的朋友雅思贝尔斯都不知情——1949年12月，当阿伦特看望雅思贝尔斯，并告知其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时，雅思贝尔斯的反应是：啊？这可是十分动人的故事。

这的确是一段动人的故事：当时海德格尔正在创作后来被阿伦特称之为她老师一生最伟大的著作的《存在与时间》，我们无法获知海德格尔从他聪慧的女学生的交谈中得到了多大的灵感，但至少给予了他创作的激情——

很显然，这位20世纪公认的最伟大哲学家需要性方面的交流以推动其思想发展。事实上，除了阿伦特，海德格尔一生中女人不断，这些女人们都是他的听者，晤谈的伴侣，性方面的兴奋剂。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功成名就的海德格尔更深知恋情败露的后果，他提醒她说，“我们彼此都想把对方作为上帝的恩赐珍藏于心，不要被不切实际的想法扭曲了我们纯洁交往的活力，如此我们才可以交往下去。”1926年，阿伦特离开马堡，原因是她无法在海德格尔身边写出博士论文。在海德格尔的引荐下，她来到海德堡大学投奔雅思贝尔斯门下。

1929年9月26日，因为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汉娜·阿伦特与京特·施特恩在柏林结婚。此后，阿伦特与她的情人老师渐行渐远。1930年9月，阿伦特还责怪了海德格尔在一次二人的偶遇中对其视而不见。

就这样，在阿伦特的心中，她曾经的“思考之王”逐渐变成了阴郁的诸侯。

而因为爱的缺失，汉娜的第一次婚姻也草草收场。在纳粹的巨大阴霾下，1933年1月，京特·施特恩独自逃亡巴黎。两个月后，汉娜与其母亲被捕，后侥幸逃脱，也成功流亡巴黎。几乎在同一时间，也就是1933年的4月21日，海德格尔被选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更令人震惊的是，不管是不是被迫，5月3日，他加入了逐渐开始推行犹太人种族灭绝政策的纳粹党——多年后他对自己年轻时的学术伙伴雅思贝尔斯承认自己当时正如其太太所说，“成了一个官迷”。

无论如何，海德格尔事实上站在了他昔日的学生情人所生于斯的族群的敌人的位置上。阿伦特无法原谅老师的选择，这段爱情彻底破裂了。

▌1950—1975：从感情重建到至死方休

1936年春，阿伦特与生于1899年的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相遇。二人于1940年1月16日结婚，并于1941年中流亡美国。直到《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部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学著作的出版之前的整个1940年代，阿伦特夫妇在美国过着艰辛的生活。

此时的海德格尔也并不顺遂，1934年元旦开始，海德格尔一直想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但直到4月才如愿。之后，他背离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愈发明显，甚至在他的尼采课上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为此他遭受了当局的惩罚，例如不得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得重印其作品，甚至遭受秘密警察的监视。这一期间，海德格尔只能依靠与新的女人们的交往获取慰藉，诸如与其女学生玛戈·冯·萨克森-迈宁根公主的恋情。

昔日谱写恋曲的这对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在向彼时访问美国的萨特打听了关于海德格尔的事情后，阿伦特说，“他所说的全是愚蠢的谎言，对我来说，是病态的人的一种病态的胡扯。”1946年，在给《党派评论》撰写的《什么是存在哲学》的文章中，她在脚注中对海德格尔给予了毁灭性的评价——“海德格尔事实上（但愿吧）是最后一位浪漫主义者……责任感的完全缺失造成玩火的后果，这部分得因于天才的狂想，部分得因于他的绝望。”

然而，这一状况在1949年—1950年的那段德国之行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转变。在1950年那次重逢后的当晚，二人驱车赶往策林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海德格尔可能就1933年以来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诸如他的校长任期，他与老师胡塞尔（他曾签发命令禁止胡塞尔进入弗莱堡大学，这对后者的打击相当致命，不过他申辩说是执行的是上级的命令）以及挚友雅思贝尔斯渐行渐远的关系，甚至还可能谈到了他关于犹太人的态度……海德格尔发誓说，“让你感到不安的谣言纯属诽谤，在过去这些年里，这些诽谤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重逢唤醒了阿伦特心底住着的那个小女人——从主动联系海德格尔到见面后的欣喜若狂，阿伦特心底可能仍然爱着她的老师。见面的次日，阿伦特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写道，“自从胡戈·弗里德里希告诉我你的地址后，我就悉心保护着这份天意，心跳的速度让我知道，不承认对你的感情，这是我唯一真正的不可原谅的不诚实。”

另外，在给密友希尔德·弗伦克尔的信中，阿伦特也表达了自己的幸福之情，“无论如何，海德格尔是以相当快的速度赶到了我住的宾馆。”、“总体来说我感到很幸福，总算证证实了感情；我始终没有忘怀这段感情，现在看来是对的。”

之后，她亟不可待地修正了她此前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她对研究过《什么是存在哲学》的博士生凯尔文·施拉格说，“我必须提醒您，对我那篇有关存在主义的文章要警惕，特别是有关海德格尔的部分，这部分不仅完全不适合，而且有些评价根本就是错误的。请您干脆忘掉这篇论文。”

然而，此后两个个性十足的大思想家的交往并非一帆风顺。1952年春，阿伦特再去欧洲，见了海德格尔两次，由于此行可能引起她与埃尔弗里德的紧张关系，海德格尔在给她的一封信中曾附言让她不要来。1959年9月，当阿伦特在汉堡领取莱新奖时，没有得到弗莱堡方面哪怕只言片语的祝贺。

而在1960年，阿伦特思来想去，决定不将《论积极生活》题献给海德格尔后，二人真正意义上的通信中止。到了1961年7月，当阿伦特再度造访弗莱堡时，她强烈的感受到了海德格尔及其圈子的冷遇。海德格尔不仅自己不与她见面，甚至严厉禁止他圈子里的人与她见面。

直到1966年10月海德格尔写了一封“秋日来信”祝贺阿伦特60岁的生日，二人的关系才逐步修复。而在在海德格尔80岁生日那天，阿伦特在寄去的文章中称，“这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而是海德格尔的思想，这种思想决定性地规定了本世纪的精神面貌。”

1969年2月，被阿伦特视同父亲的雅思贝尔斯逝世，对阿伦特打击很大。1969年5月起，阿伦特与布吕歇尔住在瑞士的老年度假公寓。8月16日，二人一起去弗莱堡看望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对布吕歇尔非常友善，而且对其评价很高，“很少有人有他这么多的见识和世界性的眼光。”

在1970年11月布吕歇尔突然去世时，海德格尔写的宽慰信令人动容：他把她尽量引向思想，让思想把她带出情感的悲痛——“在你的上一封信中，当我读到那行字‘心中没有任何波澜，我在想，走吧’时，我把最后的字‘走吧’理解为‘路’。这更加合适。”

1975年，阿伦特去拜访海德格尔，这一次总算与埃尔弗里德和解——事后阿伦特在写给友人格雷的信中说，“她看上去根本就不再有什么敌意了。她让我和马丁单独相处，不再从一旁盯梢，也不再总是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事实上，自1967年之后，二人的关系已经大为改善，尤其是在1970年11月布吕歇尔突然去世时，埃尔弗里德还曾加入到安慰她一辈子的情敌的行列中。

然而海德格尔的老迈让阿伦特非常沮丧，她在写给密友玛丽·麦卡锡的信中说，“我沉重地回到家里，海德格尔现在突然苍老了，与去年完全不同，耳朵几乎聋了。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冷漠的样子，难以接近他。”

这次见面后不久的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在纽约撒手人寰，比她的老师先走一步。

半年后，也就是1976年的5月26日，马丁·海德格尔在弗莱堡-策林根的家里与世长辞。

然而，让这段恋情失败的最核心的原因还是马丁的个性。哲学家最爱的显然不是汉娜或者其他某个女人，他真正深爱的是他的哲学，他的“思”。事实上，当年让汉娜决心远走海德堡的正是老师的冷漠。海德格尔澄清说，“是，我把你忘掉了，这不是说你可有可无，不是对你无所谓，……我常常是全力以赴地工作，当我全身心工作时，我就常常忘记了一切。”他聪明绝顶的女学生深知，在他与朋友们的交往中，距离、差距和疏远无处不在。

也许，正如他的先驱克尔凯郭尔一样，孤独是他接近上帝的最佳途径。当然，代价——无论他是否真的在意——是最懂他的情人的离开：海德格尔曾在给阿伦特的信中含情脉脉的写道，“你在切中我的思想和教学成就的内在运动方面强过所有人，此一内在运动自智者篇的课程以来始终如一。”

然而，这段感情毕竟充满了痛苦。在《人的条件》这部著作中，阿伦特曾引用了丹麦故事作家伊萨克·迪内森带给她的一句格言——“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如果你将它们放进故事中或为它们编一个故事。”

也许，海德格尔正是被阿伦特努力放入了某个故事中，才令她得到了度过那段误会最深的艰难岁月的无上力量，也是藉由这种力量，阿伦特在1940年代后期逐渐开始从内心深处与自己的老师和解，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她对去欧洲工作如此热衷，以及她为何在1950年率先主动向海德格尔伸出了橄榄枝。

“我爱你，一如当初。这你知道，这爱始终不曾消失。”在远走海德堡之后的重逢时，汉娜·阿伦特对她的伟大老师如是表白。

但她把“孤独”看成是一种她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带给她的使命，她惶恐地写道，“如果我回避了爱赋予我的使命，我也就失去了这份爱……如果上帝有限，我最好还是在来世爱你。”

第一辑

《为何要摆脱无知：苏格拉底》

《世界是真实的吗：柏拉图》

《好习惯为什么重要：亚里士多德》

《为什么要学习：培根》

《只有怀疑不用怀疑吗：笛卡尔》

《要不要变回原始人：卢梭》

第二辑

《看不见的手是什么：亚当·斯密》

《如何分辨善恶：康德》

《历史是否会重演：黑格尔》

《什么是生产方式：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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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确实，对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保守的汉娜·阿伦特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她在与贡特尔·高斯（GüntherGaus）谈话时所表露的想法就是证明。正如她的老朋友汉斯·约纳斯所回忆的，她“漂亮，有魅力，能分清与男性的友情和与女性的友情，不会混淆”，她乐于接受男人对她的爱慕，喜欢男人向她献殷勤，不愿放弃女人享有的特权。对她来说，身为女人是和她是犹太人一样重要的事实：“当女教师对我没有什么妨碍，因为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因此，要是有人以她为榜样，说她是“第一位从事哲学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专门职业的女人”，她就会生气，她反驳高斯说：“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女哲学家的。”

同样，当有人指出她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研究班上做讲座的第一位女性时，她也感到气愤。1953年11月16日，她在写给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的信中，拒绝人们想要她扮演的“杰出女人”的角色，这可能让她痛苦地联想到“特别的犹太人”这个角色。不过，当一个学生在听完她的课后，兴奋地欢呼：“罗莎·卢森堡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她听了还是很感动。

她还专门就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评论J.P.内特尔（J.P.Nettl）写的罗莎·卢森堡传，她责怪这位传记作者没有充分强调罗莎·卢森堡是“非常有觉悟的女人”，她认为罗莎·卢森堡强烈反感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证明，这位女革命家和阿伦特一样，特别注重这个“小差异”。西蒙娜·韦伊也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写过书评，罗莎·卢森堡的斯多葛主义生活观（爱命运）显然得到了她毫无保留的共鸣和赞赏。汉斯·约纳斯也指出，“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

1933年，汉娜·阿伦特为阿德勒学派心理学家阿丽丝·鲁尔·格斯特尔（Alice Ruhle Gerstell）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写了书评，标题是“对当代世界妇女问题的心理学回顾”。在文中，她指责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不敢毅然投身于政治生活，只局限在要求单纯的社会秩序上，因此注定是空想，毫无意义。

由于她甘于她的女人特性，甚至一有机会还追求它，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惊讶，她为什么不否认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句套话。雅斯贝尔斯为了能使她作为纳粹德国的逃亡者获得德国政府的赔偿，认为有必要在推荐信中明确指出，汉娜·阿伦特经过他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的学习，在1933年以前那种条件下，“尽管身为女子，仍然获得了学术的职业”。由于被迫流亡国外，她的大学老师和作家的“职业生涯”还是被耽搁了很久。

除了1929年发表的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论文和快要完稿的《拉赫尔·法恩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位德国犹太女人的一生》，她当然还有大量的文章。

直到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才让她在美国声名鹊起，尽管她早在1941年就到了那里。后来她就在一些名牌大学任教，但大部分时间——从1968年直到去世——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

然而，经过长期交涉，她迟至1972年才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获得她被纳粹剥夺的有追溯效力的高等教育任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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