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凡可说的，皆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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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M.麦金《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

一个人能够看见他拥有什么，

但看不见他自己是什么。

语言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

哲学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破除偶像。

人类生活的核心是思考。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

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自己的感觉，

但是不能不相信他自己的信念。

坏的人生是没有理性的人生。

——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哲学研究》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集大成之作，它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问题，艰涩深奥。

近日，英国约克大学讲师，分析哲学家M.麦金（Marie McGinn）的著作《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出版品牌推出。作为“劳特利奇哲学经典导读丛书”之一，本书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及其后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入门书籍。

作者首先对维特根斯坦的生平背景进行介绍，后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清晰地梳理了《哲学研究》的主要观点，厘清了读者阅读原著时可能遇到的疑难问题，对原著进行了细致而易懂的导读。

书中还融合了当代学者对《哲学研究》的批判，为读者理解原著拓宽了视野。清晰的行文和令人信服的分析，使本书成为首次接触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读者的理想导读。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出生于维也纳，1951年4月29日在剑桥去世。如今，他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富于力量和原创性，这表明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哲学头脑，许多人乐意称其为天才。无论是在他的哲学工作的启发下产生的众多研究文献，还是他的学生及了解他的人所写的大量回忆录，都表明他的为人和思想格外具有魅力。

所有这些回忆均证实他不仅具备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一贯的道德诚实，而且拥有一些了不起的实际技能，同时也是一位给人鼓舞的、忠实的、时常有些苛刻的朋友。相较之下，由他的哲学工作所引起的反响却并非整齐划一，无论是阐释还是评价，均呈现出巨大差异。

维特根斯坦生长于维也纳一个富有的实业家家庭，这个家庭拥有广泛的文化兴趣。他于1908年首次来到英国，进入曼彻斯特技术学院，注册为工程学系研究生。在设计一款喷气式推进器的工作过程中，他对由这种设计引出的数学难题越来越感兴趣。1911年，他前往耶拿拜访弗雷格，并在他的建议下，到剑桥跟随哲学家罗素学习数学哲学。

到1912年，罗素便十分确信维特根斯坦的天赋，鼓励他放弃航空动力学，投身于哲学研究。这一年，他向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提交了第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叫“什么是哲学”。而这表明：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便认识到，重要的是理解哲学难题的本性并思考处理它们的适当方法。对诊断与方法的关注，始终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一大特征。

维特根斯坦兄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维特根斯坦一直致力于逻辑学和数学基础的研究。他的工作大都在挪威完成。维特根斯坦到那里去工作，是为了躲避当时剑桥的学术讨论，因为他觉得这种讨论多半是自作聪明。这期间，他有了许多逻辑和语言方面的发现，这些发现后来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1922年）的主要基础。这是他有生之年出版的唯一一部哲学著作；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哲学研究》——于1953年作为遗著出版。

后者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哲学研究》本身（先前版本的“第一部分”），由维特根斯坦于1937—1945年为公开出版而创作完成；二是《心理学哲学——一个片段》（先前版本的“第二部分”），写于1947—1949年间，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为出版它做任何准备。维特根斯坦的这两部著作均为独一无二的杰作。二者的反差一眼便能看出来：虽说两本书都以语言为中心话题，可早期著作是高度抽象化、精确化和教条化的，而后期著作则是具体的、描述性的、带点散漫性的，其哲学目标闪烁不定、掩而不彰。它们显然是同一人的手笔，可此人对其哲学任务及如何完成这项任务的构想却发生了深刻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维特根斯坦在挪威的工作。他回到维也纳，加入奥地利军队。尽管亲历加拉蒂亚（Galatia）和意大利的战事，维特根斯坦却没有停止关于逻辑和语言的思考。1918年，他在意大利被俘，背包里装着《逻辑哲学论》手稿。这场战争和这部哲学巨著的创作，让维特根斯坦心力交瘁。他觉得自己的哲学工作已然完成。他煞费苦心地将继承来的遗产全部分送出去，然后接受培训当一名小学老师。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经历了极度的孤独与焦虑。

尽管他相信自己与哲学已有了了断，可他还是急于要把自己七年的心血之作公之于世。可是，由于《逻辑哲学论》行文方式怪异，再加上文字过于简略、晦涩，出版商生怕赔本而不愿出版它；即便是维特根斯坦最为赞赏的人士——弗雷格和罗素——也都感到理解它很困难。不过，罗素最终得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基根·保罗（后来的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了这部著作，前提是罗素须为该书撰写一篇导言。

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与家人在维也纳

1920年，维特根斯坦完成了小学教师培训，并前往下奥地利州的一所小学任教。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926年。他接受的是“奥地利学校教育改革运动”的教学方法训练。这些教学方法拒绝死记硬背，着眼于开发儿童的好奇心，鼓励独立思考，并容许孩子在实际的练习中自己有所发现。维特根斯坦满怀热心，又极富创造性地应用这些原则，并相当成功地发挥了作为一名教师的才能。

然而，由于维特根斯坦的背景、受教育程度和性情与学生家长们天差地远，这些奥地利农民对他的教育方法表现出极大的怀疑，而维特根斯坦也对他们产生了敌意，并感到自己的工作很失败。1926年，他彻底放弃教学工作，回到维也纳。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园丁工作，后来担任一幢房屋的建筑师，这幢房屋是维特根斯坦的姐姐玛格丽特·斯托伯勒的，最初由保罗·恩格尔曼设计。

这段时期，维特根斯坦没有在哲学方面做新的工作。不过，他仍同哲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同他们讨论《逻辑哲学论》的观点。剑桥大学的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仔细研究了这部著作，并于1923 和1924 年间，多次前往奥地利同维特根斯坦一起讨论它。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也研读了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并对之深表钦佩。

1927 年，石里克说服维特根斯坦参加同他及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n）、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费格尔（Herbert Feigl）等其他学派成员的定期会面。

相互的讨论并不完全成功，因为大家逐步意识到：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们错误地认为，《逻辑哲学论》提出的是类似于他们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学说。而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并不赞同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他们对科学的尊崇，或他们关于哲学和伦理学的观点，而他本人探讨哲学的方式——卡尔纳普认为，这种方式更接近于艺术创作，而非科学研究—意味着彼此的合作是有限的。

最富于成果的讨论是关于逻辑学和数学基础的，而这些讨论既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再次全身心地回归哲学工作，也标志着他首次对《逻辑哲学论》的观点做了改变与发展。

1929 年，拉姆齐劝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同他一起展开关于数学基础的研究，而《逻辑哲学论》只不过概要地表达了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十六年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序言中这样写道：

十六年前，我重新开始了哲学探讨。打那以后，我认识到我在第一本书中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是弗兰克·拉姆齐——在他去世之前的两年中，我同他进行了无数次的讨论—对我的观点的批评，帮助我意识到了这些错误，而这种帮助到底有多大，是我自己难以估量的。（PI,p.4）

维特根斯坦相信，这些错误不只出在他提出的逻辑和语言理论的细节方面，而且也出在他处理有关理解语言如何发挥作用的难题的整体进路上。

尽管在其前期和后期工作之间无疑存在根本的连续性—尤其是这种信念：“哲学家们的命题和问题大都源自未能理解我们语言的逻辑”（TLP 4.003）；“哲学不是一门自然科学”（TLP 4.111）；“哲学并不产生‘哲学命题’”（TLP 4.112）——但维特根斯坦关于其哲学任务的构想以及他应对这项任务的方式，还是逐步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变。他意识到，存在着由语言自身造成的一些思考语言的自然方式，它们是误识（misconceptions）和误解产生的根源。

在其早期著作中，他深受一大堆误识的危害，而这些误识合在一起形成了将语言视作一套依严格规则进行操作的精确算法的先入之见，同时也形成了将思想视作“心灵的引人注目的动作”的一幅图像，亦即如此这般的一种表象。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费了些工夫去澄清他认准的一系列幻象，正是这些幻象构成了其早期工作的框架，而他此时相信，正是它们将他引向了某种形式的独断论，并阻止他实际地观察语言，以看出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重新投入哲学研究之后，维特根斯坦很快便认识到，一旦将其早期工作中所体现的那种理想化语言图像同我们实际使用表达式的实践相比照，这幅图像便无法维持下去了。他一步步地被迫承认，其早年的语言研究认为乃是语言表达之本质的那种严格的逻辑次序，只不过是他本人关于语言作为一种精确算法的先入之见。他过去以为支撑着我们对日常语句的使用的那种严格逻辑次序，现在却被视作并非属于语言自身，而属于他关于语言的先入为主的看法。

他先前致力于考察语言，想看看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但最终却将他本人关于语言的理想化表象的那些属性归到了语言头上。

将其前期与后期哲学区分开来的那种深刻转变，乃是从关于语言作为精确算法的理想化表象，朝着我们于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的实际而具体的实践的转向；这种将其关于语言如何发挥作用的探究转向使用中语言的具体现象的做法，正是其后期工作开启的标志。

他不再试图通过聚焦于命题作为事态之图像这样一种纯抽象的构想以及符号间纯形式的区分，来弄清语言如何发挥作用，而是逐步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技艺，以便我们在语言于其他活动的背景之中发挥作用时就地（in situ）对它进行观察。他试图以此抵御那些当我们对语言进行反思便会自然生出的误识与误解，并以此得到关于语言在被用于说话者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时如何实际发挥作用的一种清晰观点。

维特根斯坦（右）与弗朗西斯·斯金纳在剑桥大学

维特根斯坦刚回剑桥时的身份是研究生。不过，在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提交的学位论文就是《逻辑哲学论》——他便被任命为大学讲师。他开了一系列讲演课程，并利用开课机会发展出构成其随后工作之基础的那些见解。诺尔曼·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 ）于1939 年第一次参加维特根斯坦的讲演，他这样描述讲演的情况：

他的讲演没有事先准备，也不借助备课笔记。他对我说，他曾试过按笔记讲，但效果令他极不满意；这样讲出来的思想“陈腐不堪”，或者，像他对另一位朋友说的，当他读出那些字句时，它们就宛如一具具“僵尸”。他告诉我，采用这种方法后，他准备讲演，就只是在开讲前花上几分钟回想一下前几次课的探讨进程。讲演开始时，他会简要总结一下这一进程，随后便往下进行，试图用新鲜的思想把研究向前推进。他告诉我，他之所以能以这种即席的方式授课，完全仰仗于这样的事实，即他对所讨论的每个问题都做过，而且一直在做大量的思考和写作。这无疑是真的；尽管如此，课堂上所进行的大都是新的研究。

在剑桥的这些岁月里——他于1939年当选为这里的讲席教授——维特根斯坦讲过语言、逻辑、数学基础及心理学哲学的课程。其中有些讲演材料现已出版，或以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讲课笔记形式，或以学生课堂笔记的形式。其间，维特根斯坦不断地以手稿的形式记下自己的见解，这些手稿构成了记录其思想发展的几乎一天不落的日记。这些材料大都以书的形式出版了。维特根斯坦用这些手稿准备了多部打字稿，其中包括《大打字稿》（1933-1937）、一份《哲学研究》（1937-1945）的打字稿和一本《字条集》（1945-1948）。此外，他还向学生口述了两个系列评论，分别以《蓝皮书》（1933-1934）和《棕皮书》（1934-1935）为书名出版。所有这些遗著现在都收入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电子版形式出版的《卑尔根电子版》（Bergen Electronic Edition ）。

1947年，维特根斯坦从剑桥的教授席位上退下来，到爱尔兰西部的戈尔韦海岸，住进一间对外隔绝的小屋，在那里继续研究哲学。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里，由于身体太过虚弱以至无法忍受爱尔兰的艰辛生活，又先后到美国、牛津和剑桥，在朋友和以前的学生们的陪伴下度过了这段时光。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住在位于剑桥的他的医生家中，于1951年4月29日因前列腺癌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仍完全保持着力量与原创性，他在心理学哲学、知识论和怀疑论以及颜色理论方面，依然做着重要的全新工作；而且，尽管他有时由于病重而无法工作，可他在去世前两天仍在产生原创的思想。这些成果也经过编辑以图书形式出版（包括《论确定性》［On Certainty］和《关于颜色的评论》［Remarks on Colour］），而且也被收入卑尔根电子版《遗著》（Nachlass）。

在述及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时，他的学生冯·赖特（G.H. von Wright ）指出：

维特根斯坦认为，总体来看，他作为教师的影响有害于学生个人心智的发展。他这样说恐怕是对的。我相信，我能部分地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维特根斯坦的思考深刻而富于原创性，所以，要理解他的见解很难，而要把它们融入个人思考就更难了。同时，他的个性和风格的魔力，又是最难抵御的。跟着维特根斯坦学习，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采用他的表述方式和惯用语，甚至去模仿他的声调、神采和姿势。这样做的危险是，思想会蜕变为行话隐语。伟人们的教导通常简单而自然，而这会让困难的东西看似易于把握。因此，他们的学生往往会变成不足称道的模仿者。这类人物的历史价值，并不在他们的学生身上表现出来，而是要通过更为间接、微妙、通常意料不到的影响展现出来。

维特根斯坦（左）与赖特在剑桥大学，这是他生平最后一张照片

或许，维特根斯坦所造成的影响真的存在这样的问题。像安斯康姆、冯·赖特、彼特·温奇、安东尼·肯尼、斯坦利·卡维尔和约翰·麦克道尔这样的哲学家，都是沿着维特根斯坦式的独特思路去发展他们的思想的。1982年，索尔·克里普克发表了他对维特根斯坦关于遵守规则的评论的阐释，他的论著引发了研究者对维特根斯坦后期工作的巨大解读兴趣，并由此产生出关于遵守规则和规范性的卷帙浩繁的研究文献。

对维特根斯坦其人和其著作的引证，充斥于所有哲学文献，无论是英美的还是欧洲大陆的，而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当代哲学思潮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还有大量关于他前期和后期工作的学术阐释，这不仅带来多不胜数的专著和论文，还催生了至少一本专刊。不过，人们的总体感觉依然是：他是一位遗世独立的思想者，他那与众不同而又鲜明强烈的声音，根本就是无法模仿的。这似乎也印证了维特根斯坦本人对此事的看法：

到底是只有我才不能创立一个学派，还是说，没有哪个哲学家可以做到？我无法创立一个学派，因为我真的不想被人模仿。至少，不想被那些在哲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模仿。（CV,p.69）

即便在受其影响最大的心灵哲学领域，仍可以说，他的见解一旦被从其原生土壤中移植出去，就会失掉某种东西。尽管他的著述一直是为每一位哲学研究者所熟悉的众多哲学洞见的源泉之一，可最终施展强大影响的，不只是从他的工作中得来的那些见解，还有他的著述展现出的那独一无二的思想风格以及那与众不同的哲学观。

在接下来对《哲学研究》的阐释中，我并未想着模仿这种思想风格，而只是尽量清晰地记录下该著作用于诊断和预防维特根斯坦眼中的那些哲学误解的特有方式。这样来追寻他的思想路线，我想要传达的，不光是这种思想的独特韵律，还有它特有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我相信，不单维特根斯坦一人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得出了一些教训，以下所有这些观念也是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传统所熟知的：从使用中的语言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语言；不存在私人的内在现象领域；强调身体作为人的灵魂的客体化；以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分取代心与物的区分；强调行动；语言的根源在于自然反应；诉诸同其他人类主体的前认识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我们对他们的直接应答性。维特根斯坦的独特之处，既表现为他以为上述这些洞见切不可充作某种正面哲学立场的基础，同时也表现为他应对并克服哲学难题的整条路径—而这正是他对哲学的原创性贡献。

我对文本的解说所要揭示的，正是维特根斯坦处理哲学难题的独特方式，而不只是从中可得到的那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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