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不懂，他们搏命爬珠峰，不是为了在世界之巅谈恋爱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现代体育事业刚刚起步。1955年，在前苏联的邀请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4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登山技术。1956年，全国总工会在各行各业招募了40多个登山学员，由两名苏方教练进行统一培训。不久之后，以这批运动员为主要班底组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这是新中国第一支登山队。成立后不久这支登山队与前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那几年正是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期”，前苏联提议，两国组成联合登山队，攀登珠峰。人类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53年，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从南坡打开突破口，完成壮举，但处在中国这一侧的北峰，众多登山家都评价：那是一条死亡路线，连鸟都飞不过去。经过商议，双方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1960年登顶，苏方负责装备、食品，中方主要负责人员、物资的运输。
然而到了1959年，苏方突然变卦撤出，这背后是政治力量的角逐，苏联在中印之间徘徊，又希望从这两个国家都捞到好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的贺龙表态：“他们不干，我们自己干。”没有前苏联的装备支援，中国登山队只能前往瑞士采购。队长史占春在瑞士的一家商店选购时，无意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印度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当时中苏关系破裂，苏印交好，一南一北攀登珠峰，变成了一场特殊的竞赛——中国人要抢在印度人之前登顶珠峰。
困难不仅仅是登山本身，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时期，而公路只修到了登顶珠峰行动起点300公里外的日喀则，这300公里布满悬崖绝壁，堪程“绝路”。为了运送40吨的物资、装备、人员，中央咬牙挤出几百万元，把公路修到了珠峰脚下。
1960年3月19日，中国登山队抵达珠峰脚下。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4岁，共有214人，其中运动员有八九十人，剩下的都是保障人员，提供气象、医务、通讯、后勤等保障性服务。为了正式攀登时提供可靠的天气预报，十几名气象、水文和电台工作人员在山里几乎过了一年多与世隔绝的生活。运输队员每次上山都要负重二三十斤，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医务组组长翁庆章回忆：“没有人有任何怨言，也没人觉得苦，大家想得都很简单，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
按照计划，登山队在正式突击珠峰之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适应气候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建立营地，把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送上去。
第一次行军相对顺利，队员们很快攀登到海拔6400米，第二次行军开始变得艰难，77名运动员中只有44人到达7007米的北坳顶端，汪矶因为发生严重的缺氧反应，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身体状况良好的55名登山队员参加了第三次行军，这一次他们遇上了风暴，队员们匍匐在地上才避免被狂风吹跑，与大本营联系的报话机也发生了故障。危急时刻，刘连满发现了一条可以藏身的冰缝，队员们熬过可怕的风暴。
第三次行军完成了预定计划，但登山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邵子庆牺牲在7300米的高度，全队有34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冻伤，翁庆章后来回忆说：“有鼻子冻掉的，耳朵冻掉的”，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主力队员和骨干运输队员，队长史占春经过一个星期的治疗，不得不和其他重伤员一起，转移到日喀则。
严重减员让队员们沮丧不已，雪上加霜的是，珠峰的天气也开始恶化，雨季即将到来，如果不能迅速登顶，只能等到下半年，或者来年再战。
此时，攀登珠峰已经不仅仅是体育层面的角逐，印度正在另一侧向顶峰冲击，同时中国与尼泊尔的边境划界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对珠峰的名称和归属存在争议。中方曾建议起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友谊峰”，尼方拒绝接受：“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怎么能说是你们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登顶珠峰是登山队必须完成的任务。
登山队重新选拔了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刘连满、贡布，以及此前担任运输任务的王富洲，屈银华等其他10名队员负责将物资运送到海拔8500米的高度。5月17日的誓师大会后，4名突击队员向珠穆朗玛峰发起最后的冲击，出发前王富洲向翁庆章告别；“我这次豁出去了，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5月23日，许竞带着四人小组抵达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运输组随后赶到，然而在途中无线设备掉进山崖，整个突击组与大本营失联。这是登顶之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早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时，这里被放置了不少物资，但此时的营地却让他们傻了眼，却已经完全被损毁，锅碗瓢盆都被吹走，10罐氧气有两罐都空了。好消息是，6400米营地发来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是好天气。
第二天刚刚出发，组长许竞体力不支，倒在地上，突击组只能改变计划，运输组的屈银华临时加入突击组，王富洲接任组长，此时他们距离封顶还有最后的380米。
在登山界，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区被称为死亡地带，随着海拔高度的提升，空气中的氧气越来越稀薄，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人体会产生各种不良的反应，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王富洲不只一次产生了幻觉，恍惚中他看到了藏族人居住的帐篷，还提醒队友千万不要碰岩壁的佛像。
两个小时的缓慢爬行后，队员们抵达了最后一道鬼门关——第二台阶。1924年，英国著名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和队友安德鲁-欧文在此失联。第二台阶总高约30米，陡峭而光滑，难度最大的是最上面的4米，几乎是一道垂直的岩壁，找不到任何可供攀登的支撑点。英国探险队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逾越，对第二台阶下了结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不必浪费时间。
队员们尝试了几次均告失败，消防员出身的刘连满想到了搭人梯的办法，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爬上去。为了避免队友受伤，屈银华脱掉了满是钉子的高山靴。“登第二台阶的时候，一脱鞋我就知道脚要冻伤。”屈银华回忆，“但是上不去没办法，还是要脱，当时脱鞋的时候我就想不行了，都准备不要了，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我一个无名小卒，用一双脚，换登顶珠峰的胜利，那是太值了。”
借助刘连满的人梯，和打下的钢锥，屈银华终于艰难地攻克了第二台阶，当刘连满最后一个爬上岩壁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突击组来不及休息，继续前进，长时间担任人梯的刘连满体力严重透支，不停摔跟头，在海拔8700米处他再也爬不起来。天色已晚，如果继续前进，意味着要摸黑攀登100多米才能到达顶峰。此时突击组与大本营已经失去联系，但队员们很快达成共识，25日天气将变坏，这是最后的机会，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队员们安顿好刘连满，留下一瓶氧气，又一次踏上征途。最后一段距离显得无比漫长，队员们早已到达身体的极限，借着微弱的雪光，他们在夜色里一点一点向顶峰接近。贡布第一个登顶，他告诉队友：“到了，没地方走了，再走就下去了。”
1960年5月25日凌晨，三个人连续攀爬了19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世界之巅，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从珠峰北坡登顶。贡布回忆：“当时我们也说不出话来，嗓子都是哑的，没哭，只是觉得高兴。”
王富洲看了一下手表，写下一张字条：“王富洲等三人征服珠峰。1960年5月25日4点20分。”光线太暗，无法拍摄，三名队员只在峰顶停留了15分钟，留下国旗、主席像和那张字条，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随后下山。
下到海拔8800米左右，三人将仅剩的20多升氧气分着吸完。快到8700米时，天色渐亮，屈银华拿出摄像机拍下了珠峰的珍贵画面，然后用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多年后他回忆道：“这在当时也是一个纪录了，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抽烟的，那时候抽根烟也挺带劲儿的。”
继续向下，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找到了刘连满，四个铁血汉子相拥而泣。这时三个登顶队员才知道，刘连满之前不确定自己可以生还，已经写下诀别信，把氧气瓶留给了队友。下到8500米的时候，屈银华又哭了，因为王富洲发现他的脚变黑了。“我说完了，回不了原单位了，我哭了。”屈银华回忆。
5月30日，突击队员安全返回5120米的大本营，此时登顶珠峰的喜讯已经传遍全国，王富洲、屈银华和刘连满没有见证这些庆祝活动，他们因为冻伤严重进了医院。王富洲的体重从160斤掉到101斤，屈银华冻伤的十个脚趾和脚后跟被全部切除。
遗憾的是，由于是在凌晨登顶，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因此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1975年，中国登山队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队员们借助屈银华当年打下的钢锥，在第二台阶上架起了一座近6米的金属梯。到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时，约有1300名各国登山者通过这个梯子，直通珠峰山顶，他们称之为“中国梯”。
中国梯
边境划界也在1961年谈妥，当年10月，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应邀访问中国，并出席《中尼边界条约》的正式签署仪式，条约规定珠穆朗玛峰北坡是中国领土，南坡为尼泊尔领土，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获得了全面的解决。
这样的故事不会被时间埋葬，作家阿来一直在搜集当年登山队的素材，直到去年，中国运动员登顶珠峰的传奇终于被拍成了电影。今年4月，两位主演吴京、张译一同前往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按照藏地习俗，垒起玛尼堆，立石为碑，祭奠已经去世的第一批登顶英雄王富洲和屈银华。
《攀登者》剧情
在《攀登者》中，1975年的这段历史占据了主要戏份，但可惜的是，吴京和章子怡两位主演演绎了太多脱离实际的爱情故事，在电影中的最后时刻，主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爱情的感召到达山顶。然而事实上，在那个充满激情的淳朴年代，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无论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还是践行登山这种时代壮举，人们都希望用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劳模精神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也成为我们今天去“追寻”他们足迹的初衷。
登顶珠峰不是小人物的绝恋珠峰，它更是与祖国同生死共命运的大格局，是历经风雨坎坷，七十年的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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