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正从美国的“后盾”沦为“毒瘤”
俄亥俄州肯顿镇，21岁的邓森(JoeyDunson)在废弃的肯顿硬件公司(KentonHardware Company)大楼后面玩滑板。这家公司曾是全球最大的铸铁玩具制造商之一。图片来源：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记者 Janet Adamy / Paul Overberg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稀少的郡县在很多关键的社会经济福利指标上处处落后于大城市，成了美国最混乱的地方。美国乡村正在加速衰落。
美国俄亥俄州肯顿镇(Kenton)东北大街和北樱桃街交汇处，矗立着一座圣母无原罪教堂(Immaculate Conception Church)。该教堂有一份关于在此举行的主要仪式的手写记录，显示过去10年在这里举行的葬礼数量是洗礼的两倍。
很多像肯顿这样的小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联邦和其他机构的数据显示，2013年大多数美国人口稀少的小镇死亡人数都超过出生人数，这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进行出生登记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肯顿镇圣母无原罪教堂的神父扬(Dave Young)翻看该教堂的洗礼记录。过去10年，该教堂举行的葬礼多过洗礼。图片来源：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00多年来，美国乡村小镇原本一直自给自足，有的在农业和轻工业的扶持下甚至生机勃勃。不久前，郡县乡镇出资的项目，以及教会和社区机构的慈善行动还可在困难时期给小城镇居民提供维持生活的社会保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都市地区是美国的“毒瘤”，犯罪、毒品以及人们从城市向郊区的迁移使得大城市一度成为发展速度最慢、问题最多的地方。
然而《华尔街日报》分析显示，从很多关键的社会经济福利指标来看，小镇现在落后于城市，二者的情况颠倒了过来。具体而言，依据贫穷状况、高等教育普及率、青少年生育率、离婚率、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对联邦伤残保险的依赖和男性劳动力参与度等指标衡量，乡村小镇在美国四大人口分组中排名垫底，其他三组分别是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型都会地区。
实际上，美国乡村总人口（考虑到出生和死亡人数以及流动人口）已连续五年下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研究美国城乡新差距的莫雷蒂(Enrico Moretti)说：“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并且还将继续扩大。”
20年前，新科技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曾让人们看到推动乡村地区发展的曙光，因为更多的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工作，企业也将放开手脚，在都会区以外的地方拓展业务和投资。但曙光从未真正到来。
随着制造业和农业岗位不断消失，美国的心脏地带现在面临的是更关乎生死存亡的大规模危机。部分经济学家如今认为，经济活动集中于城市的现代国家会更富裕。
俄亥俄州哈丁郡肯顿镇的市中心店面。肯顿镇有8,200人，哈丁郡的贫困率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45%。图片来源：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以肯顿为首府的哈丁郡，以前制造火车守车和商用卡车车桥的工厂都已关门。1980年以来，哈丁郡贫困人口的比例上升了45%，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值下降了7%。
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哈丁郡成年人离婚率几乎是过去的三倍，超过全美平均水平。鸦片类药物的滥用也推高了犯罪率。
当得知一个毛贼偷走了圣母无原罪教堂的装饰性烛台和一个圣杯，并将圣杯里的圣餐面包洒落一地时，38岁的天主教神父扬感到十分震惊。
神父扬坐在圣母无原罪教堂的靠背长椅上祷告。图片来源：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扬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长大，10年前来到哈丁郡。据他讲，走在哥伦布的大街上，很多年他都没有安全感，“我时时都要保持警惕” 。
不过从80年代开始，受摩根大通(J.P. MorganChase & Co.)和全美互惠保险公司(NationwideMutual Insurance Co.)数千个工作岗位的提振，再加上俄亥俄州立大学规模的壮大，哥伦布的人口增长了52%，经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值提高了6%。扬神父说：“哥伦布的经济大幅增长，他们确实对市中心下了功夫。”
与此同时，拥有8,200人口的肯顿却继续凋零。扬神父说，他现在总是把圣母无原罪教堂锁起来。如今，他发现自己又开始紧张地回头张望了。
他说：“我怎么也没想到肯顿会变成这样。”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陆续成为重工业制造中心，并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但是到了60年代，郊区的廉价土地、高速公路、住房抵押贷款的高额补贴给了城市居民拔脚就走的理由，就像种族矛盾促使很多白人居民离开一样。
废弃的社区、岗位的减少和纳税人的流失造成了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坍塌。数据显示，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美国大城市是离婚人士聚集程度最高的地方，也是青少年生育率以及心血管病和癌症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曾在克林顿(Bill Clinton)手下任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的希斯内罗丝(Henry Cisneros)说：“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危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克林顿政府推出了治疗“城市病”的激进型新政策。比如，拆除公共住房，从根本上铲除那些滋生犯罪和导致“快克”（强效纯可卡因）泛滥的贫困集中地。
相比之下，美国乡村那时虽不富裕，但看起来相对稳定。美国两党联立的公共政策机构经济创新组织(EconomicInnovation Group)称，进入90年代中期，全美几乎三分之一的新增商业机构都成立于小型郡县，从数量上看是成立于大型郡县的两倍多。提供私人医疗保险的雇主对地方医疗中心起到了支撑作用，乡村居民也能“沾光”享受到可靠的医疗。
然而到90年代末，美国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开始将城市改造成吸引高薪工作的磁石。对于那些在市郊长大或从别的国家刚移民来美国的新一代劳动力来说，城市提供了多样性和较高的人口密度，工作和娱乐机会随之大增。拥有房产的城市居民发现房价飞涨，而大量低收入者则被赶到了城市边缘。
随着犯罪率的下滑，城市开发者开始想办法迎合新生中上阶层。医院出资研究复杂的心脏病和中风治疗方案，让普通疾病的死亡率下降。防止未成年少女怀孕的运动也偏向于选择在城市进行，因为在那里可以惠及更多人。
在大中型城市和市郊的生活质量指标向好之际，乡村地区在驾驭快速变化的知识经济方面，却难以找到有效的方法。
从90年代末开始，亚马逊(Amazon.comInc.)开始在人口稀少的州建立物流中心，目的是帮网购客户规避消费税。其中有一个物流中心建于1999年，给只有9,500人的堪萨斯州科菲维尔镇(Coffeyville)带来了数百份工作。
然而，随着两日送达成为消费者的主要诉求，亚马逊将自己的仓储中心搬到了顾客集中的城市附近，并在2015年关闭了科菲维尔的物流中心。
亚马逊发言人说，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还说公司规划的两个物流中心有一个去年开在堪萨斯城附近，将创造逾2,000个全职岗位。
在离科菲维尔不远的独立城(Independence)，一家百年之久的医院也倒闭了。独立城的人口为8,700人。
亚马逊在科菲维尔租的那个仓库面积逾9万平方米，物流中心搬走后就一直空着，业主曾在市场上以3,50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挂牌出售。后来业主根据破产法第11章申请了破产保护，前不久仓库以1,140万美元的价格被收回。
昔日的亚马逊科菲维尔物流中心。2015年物流中心搬走后，仓库就一直空着。图片来源：Nick Schnell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科菲维尔的官员说，该地的问题不是缺工作，而是缺合格劳动力。亚马逊宣布关闭科菲维尔物流中心后，当地负责经济发展的领导人举办了一场招聘会，原本预计最多可吸引600名求职者。蒙哥马利县行动委员会(MontgomeryCounty Action Council)执行董事珀登 (Trisha Purdon)说，实际到场的连100人都没有。
90年代末，因为深信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可以让公司把后台工作转移到小镇上，犹他州前共和党籍州长莱维特(Mike Leavitt)曾向潜在雇主力荐犹他州的偏远地区。但他说，一想到要去那些地方设立并维护办公室，公司便没了兴趣。最终，很多他费九牛二虎之力拉来的客服中心都转移到了海外，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更廉价。
虽然联邦和州层面的减贫项目并不局限于城市，但它们往往不能解决乡村穷人的现实问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普鲁特(Lisa Pruitt)举例说，1996年的福利改革让更多城市居民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但却没有考虑到小镇的实际情况——公共交通和儿童看护服务的匮乏，让小镇居民很难保住自己的工作。
堪萨斯州独立城的范农斯特在照顾11个月大的女儿麦科伊(Róisin McCoy)。她没有车，很难找到工作。图片来源：Nick Schnell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堪萨斯州独立城的范农斯特(RhondaVannoster)今年25岁，有四个孩子，很快将迎来第五个宝宝。她离了婚，无业，也没有车，工作选择十分受限。她说，自己想接受培训，当一名护工，但苦于挤不出时间。她说：“现在没有太多好工作。”
美国城乡工资差距历来存在，但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让这个差距进一步变大。莫雷蒂教授发现，人口稠密的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超过100万）的平均工资比人口稀少的劳动力市场（劳动人口等于或低于25万）高三分之一，工资差距较70年代扩大了50%。
随着雇主从小镇的撤离，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也收拾行囊离开了。1980年，小城镇和大城市的人口年龄中值大体相当。如今，小城镇的人口年龄中值约为41岁，比大城市的年龄中值大五岁。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城市里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拥有大学学历，几乎是乡村地区的两倍。
公司在大城市的聚集导致很多乡村医院关闭，因为拥有雇主医疗保险的病人太少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至少有79所乡村医院被迫关闭。
乡村居民说，没规律的医疗保健和为了看病长途驱车的奔波令他们的健康趋于恶化，而乡村地区的高肥胖率和高吸烟率又让恶化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美国联邦卫生机构资深研究分析师、做过死亡率差异研究的辛格(Gopal K. Singh)说：“一旦确诊得了癌症，乡村地区的存活率要低得多。”
鸦片类药物的滥用（与缺乏获得治疗手段）加剧了这个问题造成的伤害。哈丁郡检察官贝雷(Brad Bailey)说，他经手的犯罪案件中，涉毒品案件所占比例已从10年前的不到20%激增到现在的80%。
肯顿镇警察局局长马瑟(Dennis Musser)说，毒品泛滥催生出多于以往的盗窃案，比如空调室外机偷去当废铁卖的案子就层出不穷。马特尔(Linda Martell)今年69岁，为了和女儿住得近些，10年前她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郊区搬到了肯顿。她吃惊地发现，自己车库里的电锯和重型工具不翼而飞。
她回忆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所有问题都出在大城市。”
69岁的马特尔带着六岁的孙女查莉(Charlie Martell)沿着肯顿镇北大街走路回家。图片来源：Ty Wright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去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乡村地区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Donald Trump)，因为特朗普承诺要振兴被遗忘的城镇，办法是放松监管、退出贸易协议、反对非法移民以及鼓励制造业雇用更多美国人。他承诺的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许可以提振很多乡村社区。
两党议员均承认，这些年他们忽视了愈演愈烈的小镇问题。共和党籍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丁·内斯(Mel Martinez)说：“在佛罗里达这样的州竞选，你肯定要把重点放在城市地区。”据他回忆，当2005年前后得知，日渐猖獗的冰毒泛滥问题主要出现在乡村而不是城市时，他颇感意外。
小布什在位期间，美国立法者因两场战争忙得团团转，同时还要保护911恐袭后的本土安全以及重建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的新奥尔良。美国前农业部长维尔萨克(Tom Vilsack)说，奥巴马政府曾试图通过推动拓展宽带服务来振兴乡村，但宽带服务供应商并不愿意前往人烟稀少的地方。
自从美国楼市崩盘以来，非都会区的房价升值幅度一直落后于都会区，很多家庭财富的主要来源和储蓄因此受到侵蚀。
维尔萨克说：“对于那些形势不断变化的地方，我们确实没有太有效的转型策略。”
与此同时，曾被视为拖社会经济后腿的大城市如今迎来了华丽转身。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附近有30多所高等院校。官员称，当地拥有大学学历的居民比例在1980-2015年间增长了两倍，形成了一个人才库，吸引医疗、金融和生物科学公司纷至沓来。圣路易斯地方商会副主席洛波邵(Greg Laposa)说，人们不仅没有被工作牵着鼻子走，“反倒是工作追着人跑。”
很多城市由于犯罪率下降，越来越多的中上层家庭前来定居，而推迟结婚的千禧一代的涌入则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离婚率。
现年45岁、在一家传媒公司当经理的尼尔森(Maria Nelson)大学毕业后来到首都华盛顿工作，她原本一直想着，终有一天会搬回到自己长大的郊区。联邦政府在支出上的大手大脚让华盛顿特区成了美国收入最高的核心城市之一。2015年，特区家庭年收入中值经通胀调整增至7.1万美元，较1980年提高了51%。
尼尔森早在2002年就有能力买房，但面对房价的飙升，她说自己忍不住替那些年轻同事发愁，更不用说从小地方移居来的人了。她说：“现在华盛顿特区的房价似乎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
肯顿的神父扬表示，尽管麻烦越来越多，但他对来教堂做礼拜的教友还是有信心的。一些教友对他讲，子女虽已长大成人，但仍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很担心自己有一天撒手人寰后孩子该怎么办。
他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希望总是有的。他会安慰教友说：“子女可以找工作，哥伦布离得很近。”
堪萨斯州科菲维尔，这个安静的小镇只有9500人。官员说，该地缺少的是合格劳动力。图片来源：Nick Schnell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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