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复为《华尔街日报》撰文：AI革命的人类前景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项可以激发人类想象力的技术。当智能机器与我们共享地球时，人类的未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对未来的设想走进两个极端，这两幅截然不同的图景都吸引了公众眼球，并把科技界分成两派。作为AI领域的长期研究者和中美两国的风险投资人，几十年来我一直观察着这两个阵营。
乌托邦派认为，人工智能一旦发展到远超人类智慧的程度，就能为我们提供接近神力的工具，从而减轻人类负担，帮助人类发挥潜能。按照这一设想，超智能AI系统能深刻理解宇宙，可以扮演无所不能的先知角色，既能回答人类最为困惑的问题，也能针对疾病和气候变化等难题开出良方。
但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反乌托邦阵营中最知名的人物便是科技创业者马斯克(Elon Musk)。他说超智能AI系统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风险”，将创建这一系统比作“召唤恶魔”。反乌托邦阵营警告称，当人类发明出智力比我们高、能自我完善的AI程序后，我们就会失去了解或控制它们的能力。
应该接受哪一派的看法？我认为两者皆不。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或是近期可能出现的任何科技突破，这两个阵营的设想都不可能发生，因为两者实现的前提都是要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处理人脑完成的异常多样的任务）。而完成这个飞越需要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根本性突破，每项突破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实现。
我们未来要面对的挑战虽不会是好莱坞大片里的末日景象，但AI足以破坏现行经济与政治体系的结构。未来几十年，AI将引发人类就业危机、不平等问题和人类对生存意义的追问。AI将消灭很多我们熟悉的工作岗位，拉大贫富差距，并对人类尊严构成挑战。
这种前所未有的破坏无需任何新的AI科学突破，只要将现有技术应用到新问题上便会产生这样的破坏，且这种破坏对很多白领专业人士产生的冲击与对工厂蓝领的冲击一样大。
尽管前方挑战巨大，我仍充满希望。只要处理得当，辅以远见，AI引发的危机或许也是一个机遇，可以让人类社会努力实现更多追求：关爱彼此，善待社群。要想打造这样一个未来，我们必须首先对即将面临的经济挑战有所认识。
很多技术乐观主义者和历史学家认为，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几乎总是对经济有利，能创造比以前更多的就业和更大的社会繁荣。但各项发明带来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发明会替代某种劳动（比如计算器），有些发明会颠覆整个行业（比如轧棉机）。还有些发明是影响范围更广的技术变革，它们不是只影响某一工作或某个行业，而是会推动数百种工作或行业的变革。在过去300年里，我们看到的这类发明只有三个：蒸汽机、电气化和信息技术。
美国机器人公司Hanson Robotics 发明的人形机器人“Han”。图片来源：ISAAC LAWRENCE/GETTY IMAGES
这三项发明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是好坏不一。蒸汽机和电气化创造的就业比毁掉的就业多，部分原因是它们将一个工匠的劳动分解成多项简单任务，分给几十名工厂工人共同完成。但信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厂自动化）通常被经济学家认为是造成美国工厂岗位流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罪魁祸首。
AI革命的冲击力度很有可能比工业革命更大，且速度肯定更快。蒸汽机只是从人类手里接过了体力劳动，AI则将同时取代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业革命用了几百年时间才从欧洲和美国传导到其他地区，AI应用却已在世界各地同步进行。
AI相对人来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发现极其难以察觉的模式，并能从中学习。举例来说，银行批贷员在决定是否给你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时，仅考量几个相对粗略的指标，比如你的信用评分、收入和年龄等，而AI算法可以从成千上万个不起眼的变量中了解你这个人，比如你使用什么浏览器、多长时间买一次日用杂货等。这些琐碎行为要是单独来看，每一项的预测能力都微不足道，但若结合起来看，其预测的准确性远胜过最精明能干的批贷员。
在认知任务方面，这种学习能力意味着计算机不再局限于执行人类写出的指令。相反，它们可以不断从新数据中学习，表现得比人类程序员更为出色。在体力任务方面，机器人不再局限于重复一套动作（自动化），而是可以根据获取的视觉和感应数据规划出新路径（自主化）。
结合了这些能力，AI可以完成人类社会的无数工作，如开车、诊断病情或提供客户服务。AI在这些任务上的超人表现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据会计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 2017年6月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到2030年AI技术的进步将为全世界额外创造15.7万亿美元的财富。对于那些能获得大量资本和数据的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但对那些工作即将被取代的人来说，却是个十足的坏消息。
不过，今天的AI在能力上还有诸多局限，这些局限暗示了一条充满希望的人类未来之路。具体来说，尽管AI能在非常狭小的领域优化结果，但它无法给自己选定目标，也无法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它在冷冰冰的数字和数据世界里是个十足的“超人”，但缺乏社交技巧和同理心（让人感到被理解和被关爱的能力）。同样，在机器人的世界中，AI可以处理存储货物或驾驶汽车等很多“粗活”，但缺乏照顾老人和婴童所需的细腻和灵活。
对于担心饭碗不保的人来说，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些无需社交技巧、重复性高的工作，比如快餐店备餐员或保险理算员，可能会被AI完全替代。那些重复性虽高但需要社交技巧的工作，如调酒师和医生，其很多核心工作内容可以交给AI，但与人互动的部分仍将由人类完成。至少目前看来仍安全无虞的工作是那些在创造性、战略制定和社交方面AI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包括从社工到CEO等等工作。
不过，即便是在AI不能取代人类工作的领域，它也会加剧社会不均。AI天然带有垄断倾向：一家公司如果拥有更多的数据、更好的算法，接下来自然会获得更多用户和数据。这种自我增强的循环将形成一个赢者通吃的市场，即一家公司独大，赚得巨额利润，竞争对手逐渐凋敝。
不同职业之间也会出现类似现象。相对不易受到AI影响的工作，收入非常两极分化。CEO、家庭护理员、律师和发型师都属于“安全”职业，但这些职业中，有一部分人将享受AI革命带来的财富，另一些人则要与其他低薪从业者你争我夺。
我们无法得知AI影响就业的具体范围和速度，但大致的前景是确定的。这不会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所产生的正常影响。所谓创造性破坏，是指最终会达到一种带来更多工作机会、更高工作收入和更好生活质量的新平衡。自由市场的很多自我纠偏机制将在AI经济中失灵。21世纪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阶级制度，将人类划分为有钱有势的AI精英和无力改变自身处境的草根。
近代史告诉我们，在破坏性的变革面前，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会是多么脆弱。如果我们容许AI经济自由发展，那么相较于AI的破坏力量，近年来的地缘政治动荡简直是小儿科。
在个人和心理层面，AI造成的伤害可能会更大。在社会的培养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把个人价值与追求事业和成功联系在一起。未来数年，人类将目睹算法和机器人如何在我们倾注毕生精力才能做好的事情上轻易击败我们。我担心，这会让人产生自己毫无用处的被碾压感，甚至令人怀疑自我价值，怀疑生而为人的意义。
对此我们能做什么？
硅谷的很多技术专家也预见到了这种情形，正在寻找解决办法。作为AI时代的设计师和利得者，他们既有自发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担心一旦社会出现动荡，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为快速拿出解决方案，很多技术精英都支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即政府给所有公民无条件发放现金补贴，满足民众基本生活所需。
我明白他们为何钟情于这个方案。UBI是硅谷企业家的最爱：以优雅的技术解决方案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他们想把UBI当作魔术棒，挥一挥就能消除人类的心理复杂性，他们则可以重新致力于研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又能让他们发财致富的新技术。这个法子反映出他们看待社会的方式——社会是“用户”的集合，而非“公民”、“客户”和“人类”的集合。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法子。某些形式的保障性收入可能确实有必要，但如果允许这类扶持政策成为最终解决方案，那我们就可能错过AI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我们不应该单纯求助于UBI一样的经济止痛药，而应该利用AI产生的经济红利，在人类区别于机器的地方加倍努力，那就是同理心和爱的能力。
在这样一场事关我们与工作的关系的革命中，需要全社会的认真思考。在私营领域，企业不应仅把AI看作是通过自动化节省成本的工具，而应通过寻找AI和人类的共生机制来创造新就业。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尤其如此，AI可以贡献真知灼见，但只有人类才能把它们以关爱和同理心的方式传达出去。
在私营领域之外，各国政府应开始考虑，如何用AI创造的财富改写社会契约，推动经济转型以促进人类繁荣。
作为这一愿景的核心，我建议设立“社会贡献津贴”(Social Investment Stipend)，津贴由政府提供，数目可观，凡投身照护工作、社区服务和教育这三类工作的人都可享受。这三类工作将构成新社会契约的支柱。新契约会对有益社会的活动予以奖赏，就像我们现在奖赏有益经济生产的活动一样。这一方案背后的理念很简单：为专注于改善社群生活的工作注入更多的抱负、自豪感和尊严。
照护工作可包括照看和教育孩子、照顾年迈的父母、帮助有精神或身体残疾的朋友享受生活等。服务工作可着重于目前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组织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如课后辅导、在公园提供导览、收集社区老人的口述历史等。支持性的教育活动可以包括AI时代的职业培训以及如何将爱好变成职业的课程等。
为社会贡献津贴申领人设置的规定不是要限制他们的活动，而应当给所有被AI夺去工作的人们提供足够多的广泛选择。喜欢和人交往的，可以选择从事照护工作，比较有抱负的人可以报名参加高科技培训，其他人可以从事社区服务工作。
要为社会做出某些贡献才能领取社会贡献津贴，这样培养起来的公共哲学和随便领取UBI的放任做法完全不同。参与社区建设，换来收入津贴，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是人类社会的集体努力让我们得以实现今天的经济富足，现在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富足为他人和人类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在我们考虑实施这样一项意义深远、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政策之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答。实施社会贡献津贴方案的迫切程度以及该方案的支付能力要取决于AI影响经济的速度和程度。不过，该方案背后的人文价值可以成为我们摸索前行中的指路明灯。或许我们能够结合会思考的机器和懂得爱的人类，发挥出两者的最大潜能。
本文选自李开复博士的新书《AI·未来》(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此书由霍顿·米夫林哈考特集团(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在9月25日出版。李开复博士现为创新工场(Sinovation Venture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在创办创新工场前曾任谷歌大中华区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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