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日本如何扛住了人口挑战，重振经济？
作者 Greg Ip
由于人口状况难以改变，其影响犹如天命，长久以来外界对日本的看法都是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跌至谷底，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然而近年来，日本却逆天改命。自2012年以来，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470万，而就业的劳动人口却激增了440万，这是日本现在得以进入二战后第二长的经济增长周期的关键因素。自2012年以来，日本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急剧上升，超过了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
日本新增的劳动力来自平常易被忽视的三个群体：老年人、女性和外国人。不少国家或早或晚也将面临类似的人口压力，日本此举为它们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人口规模依然会限制长期增长，但这种情况也许比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长期以来假设的要遥远许多。
随着失业率逼近2.5%的25年低点，用工单位不得不对雇员放宽了要求。与此同时，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颁布的政策也在重塑着日本的一系列文化规范：何时退休，有孩子的妇女是否该工作，以及日本是否要接纳外国务工者。
“十年来，尤其是近五年，国家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东京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日本经济部主管Izumi Devalier说。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努力延迟国人的退休年龄；2004年，政府将社会保障退休年龄从60岁推后至65岁，并要求企业要么延后或取消退休年龄，要么建立返聘退休工人的制度。因此，日本男性一直要工作到60多或70多岁。
日本西海岸的石川县面对异常严重的人口压力，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四年前，由东京至石川首府金泽的新干线通车，大批游客涌入，制造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其中以食品制造业最为突出。然而，自2005年以来，由于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外迁（主要流向东京和大阪），石川的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该县据称是全国最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之一，空缺岗位与待就业人员之比达2:1。
当地就业与生活支持机构官员Wataru Seki说，劳动力短缺会阻碍企业发展，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
“人口一减少，超市这种服务业公司就会撤离，大家买东西就难了。我们这里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里都只有一个人，他们可能会落入孤立无助的境地。经济规模缩小，税收就会减少，然后影响地区财政。”
县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鼓励退休人员和家庭主妇工作，并极力扭转青壮年外流的趋势。
67岁的Mikio Sakamoto （左）与职业顾问交谈，后者隶属于一家政府赞助的组织。该组织负责为务工者和雇主牵线搭桥。
政府的举措一部分要得益于家族企业Ohara的启发，后者是一家以甘薯等当地珍贵蔬果为原材料制作甜点和布丁的公司。五年前，老板Shigeru Ohara想要招募一批新员工，他按照惯例在当地报纸和政府就业中心发布了招聘启事，后来从一家临时劳务中介所处聘用了一些工人，很多人来了一天之后就再也没露过面。“年轻人就算来了也呆不久。而且他们也不会来。”他说。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把传单夹在报纸里，送往附近的公寓楼，这些公寓里住的都是些退休老年人，传单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招聘条件：应聘者必须年满60岁。
他从20位应聘者里选了九个人，是他原计划的两倍。如今，在他的80名员工里，有四分之一是平均年龄70岁的老年人。他对这些员工赞不绝口。
“他们工作经验丰富，知道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公司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从不迟到，也能接受比自己年轻的人给的指令。”他说。把南瓜的果实挖出来再烤熟做成糊酱，这种年轻人看来重复又乏味的工作，他们却很满意。他们不仅能上早晨5点的那趟班，甚至很早就来了。
现年70岁的Satoshi Kataoka就是其中之一。65岁时，他从一家医疗制造企业退休，但还想工作；养老金足够他维持生活，但支撑不了多少休闲娱乐开销。他试过几份工作，由于对体能的要求太高都没有干下去。后来他就发现了Ohara的招聘广告。他喜欢和这家公司的同事在一起，妻子也很高兴他不用在家里闲逛了。虽然工资仅有他退休前收入的三分之一，但他表示，“已经很好了，因为现在我有零花钱了。”
2017年，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下，石川县启动了一项让退休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的特别计划。该项目为用人单位提供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招聘老年人，如何根据老年人的能力设计职位。这类工作对体能的要求不能高，例如盘点库存，在便利店操作收银机，或者是流水线上的工作，而且排班时间要比一般的短。随后，该项目还为雇主与合适的工人牵线搭桥。前六个月有约200名老年工人上岗，是最初目标的七倍。
县政府在尝试招募更多妇女参与工作时也做出了类似的努力。女性比较喜欢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方便去日托中心接孩子，也倾向于一周工作更短时间。用工荒最严重的工厂能满足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却做不到。小公司不知道怎么调整，Seki说，“我们可以派专家去这些公司，针对如何改变给他们提供建议。”
长期以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是日本的一个短板。今时不同往日，2012年，日本的女性劳参率为63%，略高于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62%的平均水平。2017年，该比率已经飙升至69%，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高出五个百分点。
其中部分原因是工作的老年女性变多了。自2012年以来，55至65岁女性的劳参率从54%猛增至63%。急切需要劳动力的企业开始聘用以前没雇佣过的员工，其中就包括每周只愿意工作10小时的女性。
这是日本为解决“M曲线”问题所做的一部分努力，“M曲线”是日本劳动力市场独有的一种特征。日本女性的劳参率在20多岁时到达顶峰，然后在30多岁生育后急剧下降，之后又会在50多岁时再次上升。相比之下，美国女性的的劳参率就没有这种骤跌现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就通过延长育儿假、增加保育设施以及奖励那些提倡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公司来设法拉平M曲线。御茶水女子大学(Ochanomizu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Nobuko Nagase表示，这些举措并未起到什么作用，直到2009年前后，政府下令，若雇员要求提供6小时工作日，雇主必须同意，这对新手妈妈来说是很大的便利。
在首相安倍晋三“女性经济学”的政策下，各项举措突飞猛进，其中就包括大幅增加儿童保育服务的供给。到2015年，东京每100名两岁儿童就有38个保育点，高于2008年的28个。
Nagase的研究发现，这些举措提升了幼儿母亲的劳参率，从2009年的40%升至2015年的50%。幼儿母亲参与长期固定工作而非临时合同工作的比例也大幅上升，而在其他人口群体中，这一比例是有所下降的。
妇女权益倡导者敦促雇主重新思考什么是有用的工作。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荣誉退休教授Yoko Ishikura表示，日本传统公司将产出等同于工时，因此员工的加班时间很长，哪怕这些额外的工作时间效率不太高，还把经验等同于资历，因此决定员工晋升的不是业绩而是工作年限。由于晋升往往意味着搬迁，因此做妻子的就无法在职业上有所建树。
“在大公司，总有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理想的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或者朝九晚七。”Ishikura说，“这就是高峰期的地铁如此拥挤的原因。一旦坚持这种观念，就限制了那些无法从事兼职工作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潜在机会。”
在安倍政府的鼓励下，企业正在慢慢重新思考这些观念。政府向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减少加班时间，并在董事会中增加女性成员。安倍政府提高了育儿假津贴，延长了父亲的陪产假。尽管2017年新生儿父亲请假的比例仅为5.2%，但依然是有所上升的。Nagase发现，这意味着父亲们比原来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
日本利用的最后一个劳动力来源是外国人。长期以来，移民在日本一直属于禁忌话题，并且目前外国人依然很难获得日本公民身份。但安倍政府已经大大放宽了在日本工作的规定。2015年，日本开始接纳外国建筑工人，解决2011年地震灾后重建以及2020年东京奥运会准备工作人手短缺的问题，同时也允许外国家政人员进入特殊地区。2017年，日本对外国医护工作人员开放。
现在，日本允许外国“技能实习生”居留三至五年，高技能专业人员居留一年后可获得永久居留的“绿卡”。
2018年12月，安倍政府新设两种签证类型，预计未来五年内将额外吸引34万名的海外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是蓝领工人。
外国学生人数也大幅增长，这些学生只要在日本留学就有资格工作。美银美林的Devalier说，日本雇主在越南招募了很多学生去上日语学校，然后去酒店和商店等低收入服务行业工作。
“安倍从来没发表讲话说‘我们的移民政策已经变了’。”Devalier说，“一切都是在台面下悄悄发生的。”2012至2017年间，外国工人的人数几乎增长了一倍，达到130万。
老年人、妇女和外国人对劳动力的综合影响维持了日本近年来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扛住了失业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工资上升和通货膨胀压力。
这些措施能长久吗？这些劳动力增长的新来源都无法替代人口增长。一旦经济疲软，外籍临时工随时会被解雇并遣送回国。而本国人的劳参率不会一直增长。摩根士丹利驻日本经济学家兼顾问Robert Feldman表示，幼儿母亲的劳参率已经达到峰值，他指出：“M曲线已经被改变得差不多了。”
他对老年人的劳参率能否进一步大幅上升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现在的情形和1970年代差不多，当时的日本农民就是一直工作到70多岁的。
最后，这些新就业的老年人、女性和外籍工人中有许多都从事的是低生产率、低收入的工作，这限制了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在Ohara工厂工作的老年人收入仅略高于当地最低工资806日元，约为每小时7.40美元。
当政府官员Seki被问及石川县做出的种种努力能否克服人口减少的不利影响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明白很困难，但我们必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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