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特绿生活 |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念律者之心，承匠人之魂
道可特绿生活
“绿生活”是道可特推出的一档旨在打造律师行业绿色执业、健康生活的专题栏目。“绿生活”题材广泛，内容涵盖文体健康、休闲娱乐、学习教育、职场法则、经管之道、曲艺文化、成功励志等，丰富生活，启迪智慧，世界大观，多元人生。“绿生活”倡导良性自然的工作状态，探寻本质纯粹的思想信仰，打造有品味、有质感、有温度的文化理念。我们不仅追求极致专业的法律服务，更致力于律师行业的绿色发展。践行“绿所”，我们一直在路上！
“绿生活”开篇之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题记：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有一位极其特殊的历史学家，他被国学大师吴宓称为“全中国最博学的人”；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术界所敬畏且视为典范；他不仅仅是专家，更是通儒。他就是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一生学术志业的操守，且为时贤所推举。这一思想不仅是学术精神的精髓，更是“法”的内核和真谛，是法律人孜孜以求的信仰与使命，是我们向往渴求的远方。这个时代，先生不是过客，而是归人。“绿生活”开篇之作，让我们回顾先生的一生过往，重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骨与内涵，思考律师职业的本质与责任，践行共同的信仰与使命。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陈寅恪
无之而不奇
斯无之而不奇也
1890年，湖南长沙，陈寅恪出生，生时正值寅年，故名寅恪，恪为兄弟间排辈。
其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其父陈三立当年与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其母俞明诗，能诗且善操琴，自号“神雪馆主”。
不平凡的出身注定不平凡的经历。
陈寅恪少年时便熟读典籍，学习算学、地理等知识，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眼界扩及中外，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1902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患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于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1914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回国。
1918年冬，在江西官费的资助下，陈寅恪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此期间，他掌握了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
1925年，陈回国。清华学校改制，设立国学研究院，陈寅恪与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一同被聘为导师，人称“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
1926年6月， 36岁的他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时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评价他“最为学博识精”；
梁启超更公开表明“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游学于欧美第一流学府，陈寅恪却不拿一个学位。
常人难以理解，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深知其本心。
专注学术，探究文化，世界之浩瀚广博，何来闲心争取世俗功名。
先生，确是纯粹之人。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是九十年代思想的缩影，他身上有一种深厚的文化移民气息，虽有极深的西学学历和学养，但却对中国文化怀有极致的热爱。
陈寅恪的学问，常人难以望其项背。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国学大师吴宓评价：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陈寅恪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探其精髓，究其渊源。坚持“于史实中求史识，融情、智、识为一体而考证”。
他曾说，作史论研究，不能违史学探求真实之旨，目的在于“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
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陈寅恪不仅是史学大家，在音韵学、旧体诗方面亦有深知灼见。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在《柳如是别传》中，足以见其文化大义和文人风骨。
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与民族精神的践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其父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陈寅恪在战争中，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不媚俗，不投降，拒绝犬儒主义。不自由，毋宁死，以反抗世俗的姿态傲然于世。当民族危亡之时，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方针，竟有人向蒋介石献九鼎。陈寅恪备感痛心，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经历过磨难的人才有此担当与作为。父亲离世不久，陈寅恪过度悲伤加之高度近视，进而导致严重眼疾。本打算前往伦敦治疗眼睛，难料战乱年代，无法得到系统疗养，常年旧疾加重病情，最终双目失明。
然而，命运让他承受更多，则赋予他更多。经历过战争与磨难的历练，陈寅恪的思想更为深刻，也更加确定了其本心。他对逐渐没落的中国文化怀有“共命而同尽”的悲剧情怀；同时坚持独立自由的理念。他既是学术岗位的捍卫者，一生追求学术自立；也是人文精神的先行者，专注史学研究，鉴古知今，极富时代新意。他兼顾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始终怀有为求真而学术的思想。
1953年，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重申“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若非史学科班，是万不敢妄论先生的史学成就的。即使是科班出身，专攻史学研究之前辈，在面对先生的作品时，必定怀有敬重、谦卑、羞愧之心意。
念律者之心，承匠人之魂
陈寅恪身上的道德力量、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学术力量，使他成为后人心中永不过时的话题，再过百年甚至千年再来谈论先生，也必耐人寻味，真正的思想与成就必定经得起时间与和时代的检验。先生人格生命的深邃，学术文章的广博，坚毅独立的精神，是后继之人所追寻的光亮。先生自称“寂寞销魂人”，这正是自由灵魂的高度。
这一高度正是律师行业坚持追求的本质与核心。回顾历史长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涌现出一批令人敬仰的法律先驱，他们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创制出呕心沥血之作——《元照英美法词典》。这部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这部词典的背后是响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是中国法律的奠基者，他们为中国的法律事业奉献一生，从未贪恋名利场上的觥筹交错。他们默默耕耘，只为实现潜藏心底深处的信念。他们，和陈寅恪先生一样，是为了自由和独立奋然前行的勇士。
独立性是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律师的职责和义务被赋予时代意义。先生曾言“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律师职业具有公共性，一定程度上讲，没有律师就没有法治，也就没有公平和正义。现代国家本质上讲是法治国家，律师队伍在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卫士，是保障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作为律师，不仅要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置和社会矛盾的化解，还要以法律人的素养和民生的视野，为社会治理创新贡献力量。或许，他们并未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却拥有一颗争取公平正义之心和对社会的关切之感。先生在学术研究之时，秉承客观精神，更可贵的是，他时刻怀有一颗悲悯之心，他的思想是有温度的，饱含深情的。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道：“律令性质本极近似，不过一偏于消极方面，一偏于积极方面而已。”真正为人称道的律师，必定是讲真言，用真心，办真事，努力推进社会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律师是一枚闪耀光芒的种子，带着希望种下，迎着希望开花。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是一个人的精神高度，更是一个行业、一个时代浸润于心的风骨。律者之心，匠人之魂，法律人的信仰与追求，当学之、记之、信之、践行之，方可悟之真谛，得之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