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率！未来这5件事，有人还假装视而不见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越来越精彩，挣大钱越来越难

包括精英阶层在内的许多国民可能会面临这种感慨，即中国经济日益繁荣，民众生活显著提升，但也会面临这样的困惑，世界越来越精彩，挣大钱却越来越艰难。

为什么？这头灰犀牛的降临，是随着急风暴雨一样的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进入到静水流深阶段之后的事。回顾一下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中国暴富阶层的出现，先是个体工商户，以及从事商贸和实业的企业家，标志性的人物是傻子瓜子年广久。

然后是制造业向纵深发展和互联网的崛起，标志性品牌是奇瑞吉利汽车和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接下来则是新世纪之后城市化的迅捷推进和金融地产的光彩，金融家和地产商纷纷排到富豪榜单的前列。近年来随着“双创”浪潮，BATJ君临天下。

暴富的轨迹遵循从商贸到轻工业，从实体到金融地产，从汗水到智慧的递进轨迹。这种暴富唱草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政府和市场规范竞争的提升，已逐渐远去。

不仅如此，从暴富草莽到精英智慧，也意味着冒险大胆、文化不高的企业家群体，显著让位于受过良好教育、勤勉智慧的新型创业者群体。这使得当下年轻企业家都不由自主地不敢低估其竞争对手，并意识到对手和生存法则的严酷性。更有趣的是，针对企业的税制和融资环境也在规范化，靠偷漏税以及和金融机构拉关系来致富，已几乎不可能。

我们大致可以说，最富有的一代中国人已离我们逐渐远去，世界是精彩的，竞争是残酷的，创新创业是艰难的，挣大钱是不易的。

经济逐渐成熟和制度逐渐规范，带来了难以草莽暴富的灰犀牛，但“小世界”却也造就了新的“黑天鹅”。

传统的世界是六度空间的，即如果你要寻到地球上70亿人中的任意一位，你至多需要6位中间人。但数字地球的逐渐成形，使得世界变得扁平和浓缩，时空被压缩到四度空间，这可能是1967年时，创立六度空间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雷姆未曾料想到的巨大进展。

在四度空间的地球村之中，企业成长和衰退的轨迹更陡峭，创新和泡沫的极速涨落更惊险。这是一个波动率更大、两极分化更严峻的浓缩空间。小世界给一些天才型骗子以制造巨大泡沫，在泡沫破灭之前迅速裹挟财富撤离的可能性。从今而后，一夜暴富的是骗子，而不是企业家。

你的乡愁还在，乡村却不复往日模样

许多人还记得“又见炊烟升起”的歌，其实我们已基本看不到炊烟。许多人背诵过“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诗句，但几乎绝少有人能看到溪流井栏边，用棒槌捶打衣服的场景。

这是在中国无法阻挡的另一头灰犀牛，即传统田园牧歌式乡村的没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意味着农业在GDP构成中，比重迅速降低；也意味着人口向城市和城镇的加速集中。在此背景下，传统村落的大幅缩减是不可避免的。

据统计，在过去的15年间，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中国行政村以每年1.6%的速度不断减少，据说中国每年减少约7000多个村委会，每天减少约20多个自然村。200人以下的村子在迅速撤村并居之中，甚至镇政府也在撤并减少。

时至今日，当我们说需要着力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时，潜台词是农村无法阻挡地被城市和工业文明所改写。

许多人还有乡愁，还记得儿时的田野草原、阡陌邻里，但你试图回去时，却发现徒有乡愁，乡村已难觅旧貌甚至踪影。许多人的乡愁褪色为在地图上不复存在，只在梦中存在的地名。小时候的乡愁，是你在水的这头，你的玩伴在水的另一头；现在的乡愁，是你在城市文明的这头，故土在农耕文明的另一头。随着传统村落的衰退，其实我们还失去了很多，由于村落往往是依据血缘姻亲而繁衍，因此它传载着你的先人从何而来的痕迹；由于村落往往带有自治色彩，因此它承载着约定俗成的邻里关系。

随着部分村落的消亡，家祠祭祖、邻里宗亲、乡绅家规也随之逐渐失落。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群，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往往对出入同一社区的对门一无所知，没有近邻，也不再有远亲。村落消退意味着中国五千年来古老生存模式几乎不复存在。

在中国悄然发生的事情，在欧洲也曾发生。一段历史即将终结。李培林先生曾感叹：“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

各种税，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

尽管许多人将对此明显不快，但这头灰犀牛还是步履蹒跚而来，不会回头。那就是各种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等。你不要徒劳地试图逃脱。

中国经济正在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经济转型，而消费的主体是住户部门，不是政府。当下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有达60%源自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对中国企业再加税是几乎不可能的，降低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是大趋势。这几乎锁定了，住户部门的税赋贡献应当逐渐提升。

中国家庭部门的税负是否沉重？无论从整体还是结构看，都有提升余地。当下遗产税尚未开征，房产税尚未普遍开征，这使得地方政府实际上几乎不具有主体税种。那么个人所得税的负担现状如何？

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中国个税总额勉强超过万亿，类似京沪这样的都市，个税年入大约在1500亿，这意味着中国一线城市的居民，每年的人均个税仅5000元。

推算可得，京沪人均税前月薪约为1.1万元，税后所得约为8200元，每月个人所得税大约在450元。不要忘了企业还需要为你负担约税前工资44.3%的“五险一金”。考虑到平均数通常高于中位数，由此可推测京沪普通工薪阶层月薪可能在税后6500元。这让人产生了比较大的困惑。中国居民的真实收入究竟如何？中国不同阶层的税负究竟如何？

如果月入8200元，那么即便对京沪居民，按15年总收入计算，个人住房贷款上线也不应超过150万，毕竟一个人一生工作30年的总收入才仅300万元。结合每年储蓄存款等的增长，中国居民真实收入和个税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

如果考虑到贫富分化，更令人怀疑中国高收入群体的真实纳税状况。遗产税和房产税的问题都将提上日程。

我没有听说过狮子王在临终前，流泪对小狮子嘱咐说，我在东山埋了头山羊，在西坡藏了只兔子，待我百年以后，小狮子你饿了不妨取食之类的童话。人的智慧要比动物高一些，子孙比你强，你留钱财干什么？子孙不如你，你留钱财干什么？根据统计局的入户调查，中国居民约60%的家庭财产为房产，由此可推算居民房产总市值不会低于150万亿元，它构成了房产税的庞大税基。

惟税收与死亡不可避免，无论你是否愿意，各种税是匆匆而来还是姗姗来迟，它们终究要来的。

养老金的调整增长，好像放缓了

在我看来，现代社保保障体系的数理基础是十分可疑的，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需要一系列精细的假设，例如对长期通货膨胀的预测，对养老金领受者预期寿命的预测，对医疗费用长期趋势的预测，对人口长期变动及跨代消费储蓄行为的预测等等。

由于生命科学的进展往往是长期沉寂中夹杂大突破，也由于社保基金的长期投资收益难以把握，因此无论政府和学者如何努力，事实上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殆非人力，基本是听天由命。

当下已经离退休的中国老人是幸福的。中国处于明显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之中，与此同时，中国的养老体系不断扩展，成为世界上最复杂和庞大的养老体系。说庞大很自然，中国有全球最多的老年群体；说复杂也容易理解，中国省市间、城乡间的养老和医疗体制高度碎片化。

这个体系要得以维持下去，三条路途，多缴，少取，用活。多缴很难，毕竟中国企业为其雇员所缴纳的社保税率已是全球前列，难以再提高，只能要么依赖政府以国有资产划拨补充养老金，但国有资产划拨很大程度上也是吃老本，那么就得依赖雇员多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或者雇主和雇员共同努力多做企业年金。但现状是中国老人基本靠政府基本养老度日，年金和寿险过少。

用活有余地。一是养老金投资能力弱的地区，可以委托投资能力强的机构代为进行养老金投资，一些省市已经逐渐将其养老基金委托给全国社保基金，代为进行投资管理。

二是中央政府出面，建立省际平衡基金，实践中可考虑将劳务输入大省的养老金，按相对透明的方式转移给劳务输出大省，求得省际间的平衡。

三是增强个人账户的可携带性，以及投资收益，未来可以考虑社保投保人，将其个人账户养老金自主委托给合格的养老金投资机构，进行市场化投资。总体看，用活的余地比较大一些。

我很清楚其实几乎没有民众关心养老金多缴的问题，也几乎不关心用活的问题，或者说上述几段文字绝大多数人都懒得看更懒得想。那对不起，第三条路径，即少取便是你蒙上眼睛，也猜得出的灰犀牛。

在过去的15年间，农村养老和医疗，大致属于政府的福利扩展。即便城镇职工养老，在过去10多年间，其发放水平的调整，也属“超调”。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年份，对基本养老金的调整，超出了物价指数，甚至超出了经济增速，过去5年养老金发放水平年均增长8.8%，恐怕难以为继，它会造成在岗者越来越供养不起退休者，或者未老的后代供养不起已老的现在。对不起，基本养老金的调升逐步向综合物价指数接近，势在必行。

再说一次，已经离退休的中国老人是幸运和幸福的，更年轻的世代已无望仅仅依赖政府的基本养老，必须更认真地思忖如何安度晚年。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退潮和银发潮汹涌而来之前的银发族，无疑是幸运一族。

晚年滋味，子女不在身边

许多人跑到北美学习集中式养老，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西方老人凄凉寂寞的晚景，可学习的经验不多，教训不少。

许多中国老人仍然指望由子女供养其天年，而不太愿意接受居家保姆、社区养老或社会化养老。相信在未来20年，中国老人几乎家家都有一头挥之不去的灰犀牛，即晚年滋味，老人相依，子女不在身边。

传统上，中国人信奉养儿防老，这是多子化的很大动力。传统上，中国人也以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但这些传统看起来都经不住风吹雨打世事变迁。少子化是中国的现实，中国总和人口出生率低至1.6－1.8，爷奶辈一对老人平均分不到1个孙儿，是不争的事实，4－2－1倒金字塔存在着。

学者们对人口统计数据的讨论，还围绕在中国人口数和出生率究竟高估了多少？少子而非多子，如何沿袭养儿防老？更清晰的是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徙，年轻人向大中城市集中，远离故土和父母，异地谋生也是现实。

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诸多老人和较少子女的分别，既是生离也是死别。过去40年中国令人炫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了代际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鸿沟。爷孙、父子辈之间，从生活习性，到文化教养，甚至到价值观上都有可能存在深刻隔阂。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使得中国老人和子女难以相互照顾的原因，很可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者异地问题，而是彼此难以再长期共同生活这一残酷现实。他们在血缘上有传承，他们在俗世间，已分属不同群体。

晚年滋味，子女在，但子女不在身边，这将是无处不在的灰色犀牛。

鲁迅笔触下的闰土和鲁迅，从少年到成年之间无形的厚厚的隔墙，已在代际间造就。唯一的选择就是彼此放手，各道珍重，亲非不慈，子非不孝，天命使然。你需要有一颗坚强的心脏，蜡烛有心知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等你

有人说，好好继续活30年，生命科学的大突破，将使人类的预期寿命大幅提升，活到100－120岁可能不是难事。有人说，终身学习，这个世界是平的，停止学习的危险不在于你被机器人取代，而是这世界分分秒秒变化快，你可能看不懂这个世界，甚至在这个被技术变革深度改写的世界手足无措。

有一条悠长而寂寥的雨巷，在巷口，灰犀牛凝视着你，对你说，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等你，你将被遗弃。这是一个后喻时代，它意味着爷爷向孙子，师傅向徒弟可以传授的知识日渐其少，而年轻人之间的相互学习，年轻人向老人传授知识，则司空见惯。如何使用微信，往往是老人向孩子学师而得，相反的例子极其罕见。网购、网银、网上缴费、网上预约等等，哪怕是一些简单的技术变革和场景变迁，也往往使得缺乏心理准备的老人手足无措。

数字地球和数字经济不会等待任何人，稍有倦怠，你会觉得一种危机，这并非年轻人求职打拼的危机，这也可能是老年人的居家危机，你若不跟上快速变幻的世界，这个世界给你的可能不是你所熟悉的便利，而是巨大的不便，如果你还去银行网点排队，还揣现金，还到现场挂号买票，那这种不便已在眼前。这个时空压缩的四度空间，对许多人而言，有可能是更陌生、疏远和隔阂的世界。

你可能会怀念那些古老，静谧而悠长的岁月，当你试图从这个喧嚣和浓缩的世界走出来，返回田园牧歌式的本真，幻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场景时，乡野的蚊虫叮咬，没有空调和卫生间的小小惩戒，就足以让你不得不回到城市。

我们，或者你们，已撑不起一把油纸伞，梦里依稀，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一切已注定，无从逢着一位丁香一样的，结着忧愁的姑娘。纸伞，雨巷，丁香，姑娘，那些此生不曾相见的虚幻，唯有入梦的真切。我们在一点点地失去她，或者，我们是在猥琐地遗弃她，无从挽回也无从逃脱。中国人的灰犀牛，便是这现代性的宿命。

在苏东解体之后，全球化风起云涌，中国很好地利用了这个二战以来，对大国而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迅速崛起为全球重要力量。中国民众也在短期内基本摆脱贫困，积累了惊人财富。当下在中国涌现了一群千亿富豪。

世易时移，随着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三重变迁，最富裕的这代中国人正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在未来中国，再度狂风骤雨般书写财富神话的机会，如过江之鲫般涌现的土豪群体已是过往，轻易实现人生小目标者可能逐渐寥若晨星。

我们罗列了十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最富裕的一代中国人在远去之中。

1

中国经济爆发式增长期已经过去

个人财富的积累取决于国家经济的兴衰，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令人眩目。

回顾1997年东亚危机至今的20年，中国经济体量大涨：1997年之时中国GDP仅为7.85万亿元，当时人民币汇率为8.28，折合约9500亿美元，人均仅774美元。这大致仅和目前的乌干达等非洲贫困国家差不多，离当下的越南、印度都差得远。

到了2016年，中国GDP已比1997年增长了近10倍，折合约为11万亿美元。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体量和日、德、英三国的总和相当。

中国富裕群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涌现，人类也随着中国迈入现代化、城市化国家而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绩单。过去20年，扣除掉中国的脱贫人口，地球的贫困人口变得不是不少，而是更多。

请不要忘记，在1997年，中国虽然在当时是一个充满蓬勃活力之地，但其经济实力，仍然仅可归属为全球倒数的低收入国家。在未来，我们已不能指望中国重新复制爆发式经济增长。

2

人民币大发行的洒钱阶段可能已一去不复返

在1997年之际，中国的广义货币M2仅为9.1万亿，相当于当时GDP的115%，而到了2016年底，M2已是155万亿，相当于GDP的两倍。

如此超级货币周期恰好搭配了史无前例的庞大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保证了中国物价指数CPI的中枢水平不升反降。

这一点可能和普通民众的直观感受相悖。在90年代中国还是很容易遭遇5%以上的物价涨幅，而近年来，3%的CPI都不多见了。

庞大而廉价的消费品滚滚而来。这种发钞节奏，决定了存钱不如借钱，借小钱不如借大钱，冒险者迅速攫取了谨慎者的财富。在未来，我们已不能指望央行再度任性发钞。

3

最惊人无度的行业暴富机会已消退

回顾1997年，中国还不存在市场化的房地产行业，私家车对绝大多数国人而言还是个奢侈的梦想。

20年间，从攫取矿业等资源，到房地产开发等人脉和资金密集行业，再到IT和互联网等科技英雄时代，挖矿的、盖房的、用网络开全球地摊货的，以及少量做制造业和消费品实体的，构成了中国富裕人群的基本特质。由于金融业没有掌握在私人部门手中，因此金融业的暴发户反而不是那么庞大。

投资回报率在中国迅速走低，2012年之前，中国投资回报率ROE估计在12%-18%之间，而当下扣除金融业之外，中国实体经济的ROE约为7%。

中国进入了低利率时期的优质资产荒困境。在未来，人们很难指望中国还会涌现凭胆气耍流氓拉关系就能搞定的暴利行业。

4

涨工资越来越难了

从工薪族的角度看，1997年城镇职工大约7亿人，当年工资总额9602亿元，折合年工资收入仅为1380元，月薪也就120元。到2016年估计城镇职工约7.9亿人，工资总额达12万亿，折合年和月工资分别为1.5万和1250元。上述数据可能和普通民众的直观感受不一致。

尽管如此，从不太靠谱的数据看，20年中国经济增长10倍，职工工资也增长了10多倍。其实当下普通工薪族月薪在3－5千，京沪等一线城市中位数月薪大约为1万元。

普罗大众尚且如此，中国富裕阶层的财富积累显然更为惊人。万元户已作古，人生小目标才有些气魄。在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远去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使得收入增长必然随着经济成长回落的大势而不再汹涌。

5

最蔚为壮观的资产价格膨胀可能也已接近巅峰

中国人资产配置日益多元化，除了传统的银行储蓄之外，中外房地产、股票、理财、艺术品等纷至沓来。在各种资产价格膨胀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楼市和艺术品市场。

1997年，中国还无所谓房地产市场，2000年前后，京沪市区的商品房价也就在每平米四五千，现在则动辄10万，一线城市房价足足涨了15-20倍，全国房价的普遍涨幅也不会少于10倍。

是什么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很可能不是工资收入差异造成的，而是是否买房置业拉开了贫富差异。你若在一线城市有两三套房，基本就迈入千万富翁俱乐部。

当中国的房价等资产价格到了今天的高位，在未来，中国资产价格很可能不是令人艳羡的，而可能是蕴含风险甚至陷阱的。

6

家庭部门最轻松的税负阶段将迅速成为过往

过去20年，从GDP初次分配看，企业占20-25%，家庭部门尽管占比下降仍占近60%；但从税收占比看，企业贡献了近70%，家庭部门贡献仅约12%。

直到2016年，中国政府征缴的个人所得税也仅刚突破1万亿元。高收入人群的税负过轻和敛财过速是平行的。

如果企业税负无法更沉重，那么家庭部门的税负必然显著增加。在未来，涉及个人税负的“三重门”将陆续出现，即遗产税，房产税和更完善的个人所得税。无论如何，家庭部门税负整体过轻，结构失衡的状况无法延续。

7

人力资源最廉价高效的积累阶段可能正在远去

当下中国的富裕人群，按照1997年之前大学毕业算起，大致是40向上的年龄，更年轻的富豪群体暂时还不是主流。

很幸运的是，彼时在中国的中学和高等教育还是非常便宜和高效的，贫苦子弟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多多。

而当下，中国教育不公现象似乎在抬头，重点中学的入门竞争，国际学校的遍地开花，高考招生的奇特录取线，漂洋过海的中国学子，使得从教育层面开始，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已很不顺畅。

8

中国最节俭的一代人在谢幕

中国人传统上爱储蓄，1997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仅为4.6万亿元，这在当时相当于城镇职工3年多的工资；2016年底估计居民储蓄已接近60万亿元，大约相当于城镇职工5年的工资。

如果考虑到房产，除储蓄之外的金融动产，那么中国人在过去20年积累下来的财富更为庞大。考虑到庞大财富的积累早于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门槛，这个财富存量总体上是依赖节俭和储蓄而成。

但总体上中国家庭部门的储蓄率已在下滑之中。舒适的成长环境带来更强安全感、更强依赖心的新生代，他们花钱多过挣钱，追新逐异多过勤俭节约。

在未来，中国人不太可能重复过去20年的高储蓄，甚至已积累的庞大财富都有可能被逐渐消耗。老龄化和新生代共同催生日益临近的坐吃山空。

9

贫富悬殊最为惊人反差的世代不可维持

中国120万人拥有中国家庭部门全部可投资金融资产的37%。贫富鸿沟触目惊心。在未来，随着政府推动社会公平进程，食利阶层难以长袖善舞。

10

伟大而幸运的时代，在快速划上句号

过去20年，人类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全球化时期，中国抓住了改革开放的良机。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及其在欧洲可能蔓延之势，都标志着这个伟大而幸运时代的终结。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即便尚未终结，其内涵和形式也一定已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最富裕的这一代人的崛起，既依赖个人奋斗，但更大程度上是发了“国运财”，圈了块地、占了个矿，钻了个法律的空子的模式不能不终结。即便全球化在碎片化，孤立主义在抬头，中国崛起之势难阻。但这已不意味着中国已有的老式富豪可以延续其敛财的陈旧模式。

回顾20年世事变迁，很可能最富有的一代中国人在逐渐远去，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旁观他们。深刻的时代烙印，和并不足以驾驭庞大财富的有限心智，使得这一代富裕阶层可以得到普罗大众的羡慕，但难以得到公众的追随和认同。

最富裕一代中国人的整体形象支离破碎，光怪陆离，他们拥有庞大的财富，但不太可能赢得同样巨大的尊重。如果王健林或者马云老去，远去，会有人为此唏嘘吗？很难。引领中国未来富裕群体的灵魂人物，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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