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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对谈丨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专访Krzysztof Piesiewicz
在十年前，Krzysztof Piesiewicz逝世十周年之时，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曾经做过Krzysztof Piesiewicz完整的作品回顾展，包括他早期的纪录片，当时还出版了几本Krzysztof Piesiewicz的纪念特刊。本周五将举行的电影大师班，我们将把特刊作为奖品，赠予积极参与问答环节的影迷朋友们~本文这篇访谈也收录于特刊之中，参与到我们的问答环节，就有机会赢得奖品！
「波兰三部曲」之一“TRIBUTE TO K”刊于2005年8月香港《号外》杂志。
除了《十誡》聯合编剧KRZYSZTOF PIESIEWICZ，我们还访问了作曲的ZBIGNIEW PREISNER、K的电影摄影师兼同学PIOTR JAXA-KWIATKOWSKI。
短版刊于国内杂志《新视线》2005年8月号波兰专辑。
TRIBUTE TO K：
CO-SCRIPT WRITERBETWEEN HEAVEN & HELLKRZYSZTOF PIESIEWICZ文：LO 特约摄影师：'MIKOLAJ' NICOLAS GROSPIERRE
这天下著雨，我们在拍摄《十诫》的屋邨旁，手捧著罗伦斯从香港带来的'CHINESE VODKA'，等待KRZYSZTOF PIESIEWICZ的出现。从车里出来的PIESIEWICZ拿著黄色雨伞，他本想提议我们到他家，后来还是决定在屋邨旁的咖啡店做访问。他的家原来离这《十诫》不远。
一坐下，他先很客气地多谢我们从老远来到，还告诉我们，这几年看过很多中国电影，在技术上、观点上都很有趣。好坏不是最重要，而是看见中国，希望与世界开展一个对话。
C：你和K最后合写的三部曲《HEAVEN》、《HELL》、《PURGATORY》中，TOM TYKWER拍的《HEAVEN》2002完成，而DANIS TANOVIC的《HELL》也将上映，你觉得怎样？电影拍出来是否你们原先所希望的呢？
P：我很满意《HEAVEN》，它应该是这样的。很多影评人并不真的理解。《HEAVEN》虽然是讲恐布份子，但它是个隐喻——我们努力追求的梦想，可惜失败。主角并不活在现实里，因为他们知道将要死，所以他们活在爱的梦想里。《HELL》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我看过，那种黑暗的感觉非常有力。《PURGATORY》是关于当下传媒的问题，新闻工作者寻找成功的机会。《HEAVEN》、《HELL》、《PURGATORY》和《蓝》、《白》、《红》一样，只有三部电影同时看，才见到整个画面。
C：我从网上资料所得，K死时，你俩只写了第一部曲的八十页剧本，对吗？
P：不。KKRZYSZTOF死前，我们一起只完成了《HEAVEN》的二十页大纲，就是这样。我有责任去完成我们的IDEA，我们的剧本。现在我已完成了另一个三部曲，《LOVE》发生在纽约、《HOPE》在波兰、《BELIEF》还正在找地方。
C：《DEKALOG》其实也是你的主意。如果《DEKALOG》的剧本是写在1989年后甚至是2005年，那十个故事会否不同呢？
P：《DEKALOG》写于1985、86年，视点正是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从86年到现在的波兰，都是一个错误，政治上的错误。波兰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转变，十多年后，所有的东西已经不再一样。但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其实真的没什么改变，我们仍然想去爱、想被爱；快乐、失望、想要个孩子⋯⋯。我们周围的东西，都只是装饰。
C：每集的《DEKALOG》里，都有同一个「过路人」，在某个重要时刻出现几秒，他是GOD'S EYE吗？
P：好简单，他是见証者。我们得为自己做的事负责，承受结果。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就可隐藏起来，因为总有一对眼睛看著我们。事情到头来回到自己身上。像堕胎，可能二十年后，你才会后悔。那个在每集都会出现的男子，是个很重要的角色。有人说，他是GOD'S EYE，但对不相信上帝的人来说，他可能是我们的良心。
C：你相信宗教或是冥冥中有主宰吗？因为你们的电影很多都是关于「命运」的？
P：我读过爱因斯旦死前的一个讲课，他说，如果人类不相信「秘密」存在于世界，人便该停止去继续追寻研究。我相信，直至我们死去，这「秘密」仍然存在周围。当我们愈发现更多，才知道这「秘密」是更加无法解开的。我指的不是宗教。
C：你对人性有正面的看法吗？
P：问题是，如果没有人性，我们的生活会怎样过？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我作为欧洲人，也有我过去的包伏，因为我的母亲及兄弟，都死在AUSCHWITZ。最近，我与一些德国青年谈话，我说，希特拉的出现，是德国人捧他上台的，所以那些人都应该负责任。每个政治家都会说，为人类带来天堂。在波兰也一样，政治家说的都是廢话。
C：你曾经当过波兰的参议员，那么，你觉得政治和电影，那一样比较容易为世界做点好事？
P：如果我不是律师，我便不会认识KRZYSZTOF，不会成为编剧，也不会成为参议员。但我不是政客，也不是导演。我只是个普通的华沙市民。
C：你对波兰加入欧盟有什么看法？
P：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意愿，当然，它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努力。几百年来，我们都有著同一的文化背景，但只有近十五年，我们才开始去想欧洲的未来。第一次，有人决定，愿意去握手。在七、八十年代，这是我从未想像过的。我不相信什么欧洲经济奇迹。问题不在这里，而是我们看见愈来愈多的自我中心主义。
C：你说过，K的死，是人性的一个损失。这是什么意思呢？
P：我想，对当代文化来说，这绝对是。他是个对任何事都抱质疑态度的人，从不放弃，完全独立、从不跟随任何洪流。我记得，KRZYSZTOF死前不久，无论我们去到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我们都喜欢去些很普通的地方，因为他就是个普通人。即使他拍的电影，不容易理解，但街上的人，会拉他的衫袖，会认出他。有人说他的电影很政治。于我，他的电影是非政治性的。七十年代，我和他合作时，他已是位很有经验的纪录片导演。我记得他拍过一个纪录片，主角不幸入错了党，但他从不会指著别人说：你错了，你是坏人。他不拍纪录片，因为"BIG BROTHER"，因为他知道不可展示人真实的面目。他很有意识地放弃纪录片的。当他宣布不拍电影时，有人怀疑这是「市场」什么，但他只是真的很累。在拍摄《两生花》的现场，曾晕倒多次。最后，他为自己的努力，付出了很大代价。
C：你和K和PRESINER由85年开始合作，K的死，是否像一张三脚台断了一只脚？
P：失去的不会回来。他的确为波兰电影留下一个驻脚。我的影响其实不是那么大，电影每一个版本，都是PRESINER和他在剪接室剪的。电影导演，如以前很多的艺术家一样，他不是裁判，他只是希望打开对话。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是关于创造。现在，是关于市场，电影只是一个商品。现在世界上90%的人都会看电影，我们要记住，电影文化就是世界的视点。但相信上帝的人，受教堂或萤幕影响？我不知道。现在有导演喜欢用灾难去令观众感觉电影的震撼，我觉得，电影站在很危险的处境，因为呈现了人类意识中很危险的视野。
《杀诫》的律师
在我第一次问他关于与K合写的「八十页」《HEAVEN》剧本时，他说：「这都是废话。」后来，他终于回过头来，坦白的告诉我。原来只有二十页。律师知道有一对眼睛正在看著他。
我记得K在《KIESLOWSKI ON KIESLOWSKI》中提到：「我的编剧拍挡在戒严时期忙于打政治官司，但戒严比想像中完结得快，他投诉说没有什么可做，可他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在一个寒冷的日子，我们又在街上碰上，他对我说：『你应该拍部关于十诫的电影』⋯⋯PIESIEWICZ不知道怎样写剧本，但他会讲。不单会讲而且很会思考。我们总是没完没了的谈著我们的朋友、太太、儿女、汽车、滑雪，但最终我们总会找到些有用的东西放进故事里。」
我一直怀疑，《杀诫》中第一次出道的年轻律师，就是PIESIEWICZ。
法律不一定公平，打了几十年官司，正如他说，很多人仍然相信死刑。心灰吗？如果心灰，他早已退休了。固执的律师仍然写关于爱与希望的剧本，还替PREISNER与DEAD CAN DANCE女歌手合作的音乐写词。
死者仍能跳舞。
最后不得不问他一个问题：在《白》中，为什么男主角会去香港？是否坏人都要逃去香港？可能香港太多人又遥远吧。他对香港的印象，是约十年前在康城看过的香港电影，里面的人不停对著手机说话。或者有一天，他也该来香港看看我们的屋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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