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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重磅｜这段“8米厘”的岁月留影，令在场者为青春热泪盈眶
2016第五届香港主题电影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驻京办）与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合办，香港导演林岭东、杜琪峰联合策展，将于大连、济南、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成都、武汉 8个城市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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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下午，香港电影新浪潮警匪片代表《边缘人》《行规》的放映，是本次影展最重磅的活动之一。不仅因为两位香港嘉宾与两位北京嘉宾的座谈，更归功于章国明导演从香港带来的《边缘人》制作特辑。
讲真，这个活动一直到导演当天来到百老汇电影中心才最终确立。
所有美好的事情，总是带着一些因缘际会的色彩。
于是，《行规》结束之后，略带腼腆的章导演走出来，介绍了一番《边缘人》，就又放起了这个，不长，只有16分钟，粗糙，几乎没有剪辑，但充满了一代香港影人洋溢青春的“8米厘”短片。
泰迪罗宾、章国明、陈德森......
今天的章国明导演脸上，仍然闪耀着昔日纯粹的光彩。
杨洋：翁维铨导演，你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司里面，也没有在一个体制里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独立创作、自由创作的状态是吗？
翁维铨：在新浪潮里面的导演，只有我一个没有在电视台工作过的，其他的时间我都是独立制片，自己找资金，自己找题材去拍。后来我拍《再生人》是和大公司合作，但我可以自由拍《再生人》也是因为我占股25%，所以可以拍这种怪怪的片子。
我后来其他的片子也是这样慢慢做出来，自己找资金，自己找题材，在新疆拍的《荒漠人》，后来改成《迷城之旅》，把《荒漠人》剪掉，自己再重新再做一个新的片子。从《荒漠人》到《迷城之旅》，我也是这样工作的。
所以有时候是不太正常，我没有办法，我靠其他的工作比如拍纪录片还有做摄影师赚钱。如果你要当导演，做导演很惨，但是再惨还要生活，我就在其他方面补偿我自己，还可以在创作方面，可以自由多一点点。
杨洋：这种独立制片可以独立创作很好，如果有机会，大制作也许又可能有更多的可能性，让您实现一些想拍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怎么看优点和缺点？
翁维铨：都是个人的兴趣，他们有一些很喜欢做大公司工作的，因为他们可以拍一些大片，发行方面很有方法的。
好在我自己比较孤单一点，孤独一点，我自己想办法拍自己的片子。两个方面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不好，但是都是个人的一个喜好。
喜好对于创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好像章导演说了，孟母三迁，迁到什么地方有变化，你自己要选东西，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什么是真的创作，有从自身方面，发行方面，要多方面考虑，所以这方面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事情。
叶航：
香港有它的特殊性，新浪潮时间并不长。新浪潮的导演很多后来迅速地进入到主流的电影工业的体系里面去。章国明是拍了一个《星际钝胎》，翁维铨导演也在当时三足鼎立的大公司新艺城做过。翁导演说了，从兴趣可能就是做自己兴趣的题材，感兴趣的故事。《再生人》既跟《行规》不一样，又跟其他的导演拍的喜剧片也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既有个人的风格也有一些公司的特性了。翁维铨说了，他占股，有钱就有话语权，所以能够保证自己的自主权。
章国明导演，您在进入到大公司以后，怎么处理自己表现的主题和这个公司的票房、商业上扩充的要求？
我前面两个电影都卖，又拿奖了，所以他们听我讲的，以为我是神仙，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不会怀疑行不行的，所以我错了没有人告诉我，最后观众才告诉我你错了，怎么拍这个电影出来？所以那个时间，我说什么他们都听，出了电影以后，他发现你不是神仙，以后每拍一个电影都很辛苦。
特殊的北上之旅
杨洋：翁维铨导演是最早一批到大陆拍片子的香港电影人，刚刚改革开放就来，最早尝试拍片到过北京、新疆、西藏，在这些地方也是断断续续居住了很久，对于中国这方面的了解，有时候可能比我们还多。 翁维铨：讲得过一点，我是1979年、1980年来北京拍片，当时我来拍一个纪录片《骆驼祥子》，基本上和我以前没有关系的故事。
我老师黄宗霑拿了两个剧本，本来想拍那个故事片，就是用那个书来拍的，但是当时环境改变了，共产党来了，不能够拍片子。他们拍了很多资料片，资料片留到我那边，所以1980年我拿着资料片找当时在旧片里面出演过的老人家，最后找了两个家庭中间有一个讲英文的。因为我是帮英国电视台做，所以讲英文，最后拍了这么一个纪录片出来。
后来我去西藏，拍了《神秘的西藏》，但我又病了，其他人接手。然后又去新疆拍《荒漠人》。开机的时候，都是合拍的，我自己出一半的资金，国外出一半的资金，当时这样拍出来。
当时1980年很惨的，因为刚刚开放了，电影厂都没有规律，没有规矩，都是乱七八糟的，在东三省最大的片场，长春过来，上海电影厂过来，北京电影厂也来，新疆电影厂也来，拍新疆的片子，这是很大的经验。就是这样的情况。
杨洋：当时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困难？当时因为刚刚开放，有一些政策上、资源上的问题？
翁维铨：基本上是很好，因为当时没有规矩，人人都想要表现自己，发挥自己，所以拍起来很方便，不像后来1985年、1990年，要讲薪水，很多事情比较困难的，当时我是比较幸运的，有这么多人来帮助我。
特殊的北上之旅提问：我刚才看《行规》的电影的最后的字幕滚动的时候，有写到Storyboard，我一直想问，这么多年来，这个故事板，对于电影制作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有的创作者比较倾向于现场即兴创作，有的比较侧重于使用故事板，两位导演觉得哪种比较好呢？
翁维铨：因为我制作有困难，资金很小，所以我电影都有画好图，大部分情况下每场都有图片拍的，所以其他工作人员能够明白我要做什么。
翁维铨：
我想基本上香港电影、新浪潮都是剧本不太完整的，像前天说的杜琪峰永远不看景的，到现场就拍，杜琪峰就是这样拍片子的。
香港这个方面是习惯了，很多导演都是这样，到现在好像比较好一点点了，因为有一些学院派出来，有全部的剧本。因为他们需要找钱，现在找钱拍片子比较困难的，不像80年代，不拍的时候，一样有钱进来，卖版权，在东南亚卖版权，台湾卖版权，你只有两个演员就可以拿钱来拍了，所以不用紧张剧本怎么样。
翁维铨：我在教学，基本上不教太多的技能，只有第二年辅导制作。当时我给他们很大的自由度，他们自己写大纲，写剧本。第一年基本上我就是教监制、制片，监制就是教怎么找钱、找剧本、怎么找演员、怎么花钱，这方面我是做，只有第二年教剧组方面，所以自由性第二年比较重要。第三年要拍毕业的作品，另外的老师就会辅导这方面，所以我在他们这方面不是太多限制。
提问：
我作为一个影迷，这个月刚从香港回来，找了很多地名打卡，看到很多街景都是电影中的外景，我想知道，在拍摄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突发状况或者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朋友也问，说你去香港回来，有没有遇到香港拍电影的？我说没有，我们的印象里面，港片有很多外景的场景出现。
翁维铨：香港当年70年代、80年代在街上拍，都有黑社会要收钱的，当时这样的情况很普遍，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制片，金牌制片，他是黑社会的大哥。我拍的时候讲贪污，中间里面有两个坏人，是真的坏人，是重要的线人，运输鸦片的，所以我拍的时候，有4个警察在那边，不用怕，没有花一毛钱在路上。
我自己本来是摄影师，所以我拍时候，自己拿35毫米的摄影机偷拍，拍出来，你们看不见的情况，就是偷拍的，拍完之后就走。
以前在电视台拍东西用很大的机器，不可以在路上来拍的，我们用胶片机就可以随便在外面拍，本来就是他们要可以多拍一点东西，我们开始就像拍电影一样去拍。在香港，你要看在什么地方。他们真的很多时候来来去去都是同一个地方，比如我现在住在太古城，太古城旁边有一个愉景湾，很多片子都是在那个地方拍，我睡觉的时候在床上看到他们又在拍电影。
杨洋：感觉就是电影里面是戏，电影外面片场也是戏，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翁维铨：
拍电影很难，路上拍的外景，很多时候偷拍的时候，都很紧张的，因为8分钟就要换底片，所以不像现在你们拍的，一拍两三个小时都可以一路拍下去，这方面在外景是很困难的情况。第二轮放映（10.1）
15:00 《行规》
16:45 《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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