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责任不仅是针砭社会，更是反映人类共有的情感
12月6日晚，陈为军导演新作、震撼人心的产房纪录片《生门》于百老汇电影中心举行了超前点映。这是本片上映版本第一次与观众会面。制片人戴年文、导演陈为军、剪辑师萧汝冠均来到现场，坦率地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今天的两条推送，一是映间专访的内容，一是映后交流的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到电影院里来看这部特殊的作品。也感谢陈为军导演及各位主创，感谢巴塞电影，为BC观众带来了这场放映。
12月 16日 （周五）温情上映
12.16 9:30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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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军的名字，在纪录片影迷圈子里如雷贯耳。他拍摄的艾滋病题材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纪录片走入世界的一个标志。2008年，他以讲述中国小学生班干部选举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入围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成为了中国纪录片界的前行者。
如今已年近五十的陈为军，到了“知天命”的人生阶段。他选择用一部描绘孕妇生育过程的“纪实电影”《生门》，来为自己这一人生阶段做注。
2016年12月6日，巴塞电影联合《生门》，在北京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了一场点映活动。活动现场，《生门》的导演陈为军、剪辑师萧汝冠、制片人戴年文悉数到场，巴塞电影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对《生门》的三位缔造者进行了专访。
与几年前相比，陈为军导演从微微发福的身材，变得瘦弱。他因病一直处于抱恙状态，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生门》也让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萧汝冠则有着台湾人特有的热情，这位曾给蔡明亮、王小帅等知名艺术片导演做剪辑的剪辑师，说起《生门》，眼睛里有着明亮的火花。制片人戴年文像位侠客，豪爽又奔放。
陈
为军
“我更愿意反映普通的人类共有的情感”
巴塞电影：我们一般说生孩子就像进了一趟鬼门关，但为什么咱们这部电影叫《生门》？
陈为军：这个项目一开始我们叫“人民医院妇产科”，是一个临时名字。但真要把它做成一个电影，到底什么样的名字更容易让观众了解到这个片子的内涵呢？制片人戴年文想到了老子，他在《道德经》里面，用女人生孩子，去解释了万事万物的来由和规律。我们这个片子也不仅仅是女人生孩子这个简单的过程，而是想让大家能够通过片子，了解到中华民族的隐忍和韧性。所以我们借用老子的话，就用《生门》这样一个名字。
巴塞电影：您的很多作品都在聚焦一些社会问题，除了这些社会问题外，您还有其他关心的领域吗？
陈为军：纪录片是纪录真实的，不像我们平常说的剧情电影。剧情电影是导演有一个想法，找一个编剧去编一个故事，然后再去找演员还原成一个影视作品。它有一个明确指向。但纪录片不是这样，纪录片关注的是生活，生活是多元的，解读也是占了不同的立场。如果说我的作品关注到社会问题，我觉得我耗费一到两年的生命去拍摄一个纪录片，这么长一个时间，再去反映某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策层面或者社会结构不合理的情况，还是太小看纪录片所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我更愿意反映普通的人类共有的情感。
巴塞电影：为什么《生门》里主要选择了四个家庭作为故事主体？
陈为军：从2013年下半年我们开始拍《生门》，整个前期拍摄花了两年，我们接触到的家庭有八十个，最后形成故事的大约有四十个。这四十个我们选择了其中二十个准备做成真实剧，真实剧就是到以电视剧的样式，讲真人真事的故事。在我们这个项目发展到一定地步时，我们发现可以先做一部电影，就又在二十个故事里面选了四个，做成了现在看到的纪实电影。
其实在妇产科这个特定的环境里面，囊括了中国人、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信息，不论是老的少的，穷的富的，一个家庭如何迎接新生命、代沟、对孩子不同的期许都在里面。我们社会所面临的所有问号，在这里都能找到。为什么最后只选择了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基本上符合了类型电影的需求，观众对一部电影的需求，都在这四个故事里面。
好比说大家会看到里面夏锦菊九死一生，惊心动魄。无论是灾难电影还是感官刺激，这里面都有。再比如陈小凤，她的生产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家里很穷，又面临双胞胎，遇到这样的问题，需要花一大笔钱，但是他们家实在找不到钱，这样一个解决难题的过程，是大家看到剧情电影里面的常用叙事方法。至于像李双双这孩子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医院跟她之间的对立，这种选择这种纠结，这些都是电影叙事方法中的元素。包括像曾宪春，她非要生个男孩，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完全不能顾及到自己个人的安危，就想达成一个生命目标，她就这样做了。
《生门》剧照
巴塞电影：在拍摄《生门》时，您是怎样跟那些家庭交流的？
陈为军：我们团队跟拍摄对象之间的交流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要打扰镜头前正在发生的一些。很多人在经历一个人生最重要的节点时，如果你用的是非常平等自由的一种交往方式，作为人生这一段最重要的陪跑者和他一起跑，他们很容易接受的。如果你是出于个人的名利目的，去做很多的参与干涉，那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的生活，肯定别人会拒绝。所以，如果是你抱了一个中正的心，就不会出问题。
巴塞电影：那个生双胞胎的陈小凤急需钱，他们会向你这边来求助吗？
陈为军：不会。我们一开始拍一个人的时候，首先要讲清楚原则，这也是我做纪录片坚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镜头前、镜头后，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绝对不能产生金钱的往来。无论是出场费也好，包括任何形势，一分钱都不行。并不是我们绝情，因为我们一参与，首先改变了事情的真实性。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决定拍摄一个真实故事，那么无论这个故事比较悲情还是欢乐，最后都可能影响到更多有类似经历的人群，如果你去过度参与，或发生金钱往来，那么所有人都会置疑故事里面所有的细节，因为你们之间因为金钱已经达成了合作关系，可能被拍摄者不想做到的事情，你可以用钱要求他这样做。
《生门》剧照
巴塞电影：《生门》的拍摄团队有多少人？
陈为军：我们团队很小，才四个人。我记得在2004年，有一个全球范围的活动，很多外国同行问我，为什么你的片子里很多被拍摄者都非常自然，是怎么做到的。我当时跟他说，这是因为我们比较穷，没有团队，有团队的话我们人也很少，如果我真的拿一个摄像机面对一个拍摄者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是在跟我交流，跟我在说话，他可能分神。如果旁边再有一个摄像，可能就又会分神一点，如果旁边有一个录音，又分神一点，如果再有一个灯光又分神一点，如果再有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导演，一会让人做这个，一会让人做那个，别人就把自己的心门都关上了。
巴塞电影：您拍了这么多年真实的影像故事，肯定接收了很多负面信息，它有没有给你想要放弃的想法？
陈为军：这是每一个做纪录片的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真实的力量很大，有时候会伤害到被拍摄者，其实也在折磨拍摄者。举个例子，平常我们不会注意到我们自己五官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注意到我自己五官有哪些缺陷，就自由自在的这样行走，但是如果你照镜子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你平常生活里面，你自己去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完全由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自己的经验去处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旁边有一个摄像机把你这个过程拍下来了，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就类似于你在照镜子，那时候你会觉得当时我不该这样做，或者这样做是不对的。再就是刚才我说的真实的力量，对于拍摄者来说，我拍这个片子最终目的就是看到一个人的真实状态，我也知道这个真实状态会伤害到被拍摄者，那到底这个素材用还是不用，这时候特别纠结。
萧
汝冠
“我们来当白居易吧”
巴塞电影：您以前参与的都是剧情片剪辑，这次为什么会参与到纪实电影的剪辑中呢？
萧汝冠：我从事了二十几年的剪辑工作，就像你讲的，我主要是做剧情片。一次很机缘的巧合，制片人戴年文带了独立的六个故事给我看，他说你看看这个片子有没有想法，那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是要干嘛，但是我看完第一个故事，我就傻眼了，我就说怎么会有人拍这个，我还真是没有看到这样直击生育现场的，然后还从所谓的孕妇的生产，去透视到个人的家庭以及社会的各种复杂层面的问题。我当时就觉得很是震撼。戴年文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我说何止有兴趣，这种东西真是求之不得。那好啊，我就跟导演碰个面。于是我们约到上海碰面。
去上海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导演是谁，我听说他也不知道我是谁。陈导从武汉来，我从台北到上海，制片人从北京来，结果北京起雾，所以牵线的制片人因为飞机延迟，就没能来。我跟陈导就先到了饭店，根本不知道要跟谁见面。后来我就看到一个人怪怪的，他也觉得我怪怪的，我们就互问对方，他问你是不是台湾来的，我说你是不是武汉来的。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我们就在饭店的一个咖啡厅坐下来，从一点半聊到六点，到六点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电影的结构啊，要怎么做啊，都已经谈完了。谈完的时候，制片人赶到了，就说开聊吧，我说我们已经结束了。
巴塞电影：在《生门》的剪辑过程中，你会用到剪剧情片的手法吗？
萧汝冠：你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上了。我跟陈导为什么可以一见如故？我们两个都有一个很大的默契，就是说一个影视作品，如果没有观众的参与，这个作品本身是没有被完成的。我就和他说，你的片子怎么样我不知道，那既然可以跟你聊这么久，你肯定也不反对我用剧情片的方法来处理这个片子。陈导说，他在国际上拿过不少大奖，他不在乎拿奖了，他在乎的是观众拥抱他的作品。我也认为电影不应该是影展，或者是知识分子在一个范围内去讨论的东西，它应该可以让更多数的人引起共鸣。
所以我就给陈导举了个例子，我说大唐时代出的非常多了不起的诗人，有李白有杜甫，有李商隐，有一堆人，他们就是当时的导演对不对？唐代的导演就是这些诗人。我就跟陈导说，陈导我们来当白居易，可以吗？他说我就是这么想的，他说希望这部电影，即便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电影训练，甚至说他不懂电影语言，也可以因电影内容而被感动。所以我就提出，我们来当白居易吧。
巴塞电影：为什么会想到白居易？
萧汝冠：白居易做诗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做完一个诗后，给不识字的老太太读，这个老太太如果都能听得懂，白居易就说好，我就这样做。我觉得这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企图，于是我们就这样干。
巴塞电影：你在这部片子中运用的剪辑技巧，导演有提出过不同意见吗？
萧汝冠：这个片子本身素材就很精彩，剪辑上最大的难度，是他给我六个人的故事，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实验了很久，发现你要讲六个人，在一百分钟以内很难。你既要让你的观众被故事情节吸引，又要对人物记忆深刻，还要对你的题材感同身受，很难。我后来仔细思考过，我提出这部电影最多四个人，我去掉两个，不然观众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做太多的记忆。所以第一步就是筛选，剩下四个人。
筛选完，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把四个人的故事架构好。这里我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制造悬念，每个人物在进入下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不告诉你会怎么样，我会停留在最吊你胃口的地方，我一直在使用这个剧情片的技巧。第二个，就是上一个人物的情感我要很有机的堆叠给下一个出来的人，也就是说几个人彼此有所谓的相承的呼应关系。
我举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李双双这个事件，李双双面临道德的选择是说，这孩子可能有问题，我要不要生，但是事实上他们在生跟不生之间是很纠结挣扎的，这个时候接什么人物最好呢，伤透脑筋。我就觉得，最好在一个你纠结要不要让这个孩子诞生的时候，我接一个冒着生命危险，即使死掉了都要把孩子生下来的人，夏锦菊就自然跑出来了。两个人物有一种非常巨大微妙的碰撞，于是我就这样剪。
巴塞电影：《生门》的配乐很抓人，它在加强叙事性的同时，也对电影的风格有一些微妙的影响，配乐部分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萧汝冠：让我们回到我和陈导第一次见面的上海现场。陈导说我希望这个片子要大众拥抱它，我就马上回他一句，这是你说的，你说让观众大量拥抱它是吧，他说是，我说好，用音乐，他愣了一下，因为过往的这样的片子是不用音乐的。
我回台湾之后，我就开始在第一稿出来的时候找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台湾一个黑胶唱片研究家，我们以前是大学同班同学，他给我听了所有跟大提琴有关的古典音乐，我过滤掉了两百张唱片，最后过滤到剩下差不多六到八首的大提琴曲，因为我觉得大提琴最适合这个片子的基调，陈导个人也觉得大提琴是可能比较接近这个片子的核心。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是挑大提琴配乐的。在今年5月北京电影节的时候，影迷们看到的都是大提琴的版本，那个版本的音乐，现场的人都说好到不行，就是情绪比现在还要浓。但是后来我和制作团队又想，这个电影尽量能原创就原创，所以当时在北京就找了两个人来做音乐。做完之后寄到台湾给我听，我就说，不对，不对怎么办，我们再找个人做吧，于是乎我们就到上海去找另外一个人做，然后那个人做了好几首。
我个人是最喜欢原来配的那个东西，但是有一个事情我必须要讲，在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叫刘川郁的音乐人，他后来写的《时光回》，我觉得这个歌非常非常的好，这个电影在前面其实是沉重的，是充满苦难的，问题一层比一层严重。这时候突然有一个音乐出现，就是这个《时光回》，这个音乐一添上去，我们现场马上都惊为天人，就觉得这个太美妙了，这是一个电影观点的大转换，它产生了一种关联上的大逆转。
戴
年文
“我们对年轻人是不是有偏见呢？”
巴塞电影：戴老师您好，感觉您是一位很低调的行业领袖，为什么您对纪录电影这个类型情有独钟呢？
戴年文：讲真话，并不是情有独钟。而是我认识这些人，都是机缘巧合，他是拍纪录片的，他也是拍纪录片的，大家希望能有点事干，就是一起来做呗。我呢能出点资金，大家能出才华。
巴塞电影：《生门》这部纪录电影，当初是为什么要做呢？
戴年文：导演最先提议的，当他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我们觉得如果能拍出来，当然是好事。另外我们有个共同的认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讲，我们要拍两口子的爱情故事，那肯定拍装修房子的时候最好，因为太多因为装修房子就离婚的。但我们又一想，大家都知道拍人物的时候，最害怕他放不开，拍不到最真实的一面，而当你在面临生产，碰到那么严重的生产危机的紧急情况下，你是来不及注意自己的，你也来不及注意摄像机，你被事情转移了注意力，这个更真实。
巴塞电影：《生门》大概投资是多少呢？
戴年文：我们粗算了一下，大概有六百万，对一部电影的制作来讲也不算大，但是后面还有集数更多、参与人物更多的真实剧，剧还要投入很多。而且我们把前期的投入也拆分开了，有一部分积在纪实电影里，有一部分积在后面的真实剧里。
巴塞电影：《生门》12月16号公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档期？因为同档还有《长城》这样的大片。
戴年文：我们选档期的时候不知道，因为这个档期，只能说我们的手续就办到那天了。等我们拿到公映证的时候，档期也不可能往前，只能说按照这个时间，给我们排到12月16日。因为再往后的话就到了元旦了，这也是听了发行人的建议，你要选一个周末的时间，那就是16号。当然后来也知道了，我们选择的这一天有《长城》，包括现在又有别的电影，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关系，有缘分，只能说跟张艺谋有缘分。
《生门》剧照
巴塞电影：这次《生门》进入院线，咱们打造了一个“纪实电影”的概念，您希望给现在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怎样的一个信息呢？
戴年文：实际上从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就想告诉人们，纪实类型的东西也可以做成电影。但是你要进院线，就要符合电影的规律，这个不能不遵从观众，因为在电影环境下讲故事的方式是有规律可循的，它和电视和网络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按照电影的规律，用纪实的手法做一个新的产品，供人们欣赏。
那么纪实电影这样的说法，出来对国产电影会有什么影响呢？我想小成本电影应该被人喜欢，它没有明星，人们爱不爱看全看内容好不好，我们只是做一次尝试，如果能得到大家喜欢的话，这对电影产业本身一定是有好处的。
巴塞电影：《生门》这个题材，可能并非面向当下作为票房主力的年轻人，对此您有担忧吗？
戴年文：没有。我们就想做一个尝试，看看这样的东西会不会被人接受。另外关于看电影的主流人群，大家都猜年轻人喜欢看什么片子，然后照那个方向去了，所谓的小这个大那个的。但是通过我们这部电影的点映，我发现年轻人很喜欢，我们对年轻人是不是有偏见呢？
另外，一个电影院到底应该让什么人来看电影？电影不是某个群体的意识形式，不像体育运动，说你滑板老太太肯定不行，电影是任何人群都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是现在的主流观影人群喜不喜欢这样一个作品，二是有没有一个作品，能让其他原来不进电影院的人进电影院。《生门》寻求的绝不是少数人，它面向的是广大人民群众。
生门（2016）
This Is Life
导演
陈为军
片长
105分钟
剧情简介
中南医院妇产科，形形色色的故事上演从没有停过，5万块钱能救一大两小三条人命，手里只有5千元的丈夫，借钱、贷款、抵押房产此时都行不通，“拯救小凤之女”变得不可能完成；李家福——“拆弹部队”首领，面对夏锦菊保住子宫的请求，露出艰难而犹豫的眼神。心脏两次停跳，换血2万毫升，他如何剪断“炸弹”上的红蓝线，她又能否在“鬼门关”前转身？命悬一线之际，“生死时速”让人目不转睛。年轻妈妈李双双腹中的胎儿，引产似乎已被当地优生科判定，李家福团队却提出实施刨宫产，抢救微弱的性命。救，可能倾家荡产，一生背负沉重的负担；不救，可自己的骨肉，如何走上内心的审判厅。年轻的爸爸该如何踏上这段产房的“釜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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