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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身为语文教师,春蚕蜡炬是我最最厌憎的比喻了

2017-02-13 雍容 文汇笔会


 

课上给学生讲提纲。有一题是李商隐的《夕阳楼》:“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我素来反对塞给学生一堆答题套语蒙混过关,每次都要求他们理解诗意再作答。简单的部分就提问,有点难度的我再引导。这首诗浅显得不得了,我觉得他们读起来应毫无障碍才对,然而当我问道“花明柳暗绕天愁”用了什么手法,学生呆呆。我纳闷,退一步,问“花明柳暗”什么意思,还是呆呆。


这下我也呆了,我说你们初中明明学过陆游的《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花明柳暗、柳暗花明不都一回事吗,怎么可能不懂?他们说,老师啊,那不是困境中遇到转机吗?我哭笑不得,想来当时老师教给他们这句诗的时候,把由诗句生发出来的“人生哲理”直接输灌给了他们,而它“直指”的意思,繁花照眼绿柳如荫的春日景色,反而被随手扔掉了。所以和“绕天愁”放在一处,他们这榫就怎么都接不上。我叫他们抛掉那定势思维,想想花为什么会“明”,柳为什么会“暗”,他们才恍然大悟。
 

类似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比如讲到诗歌修辞,我说南朝民歌惯用谐音双关,后来文人们也爱用,比如以莲子的“莲”而谐音爱怜的“怜”,以蚕丝的“丝”而谐相思的“思”。像你们学过的“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啦。说到此处,我发现他们又露出呆呆的表情。转念一想,又是煞风景的“象征”!好好的缠绵悱恻之情,变作“牺牲奉献精神”(身为教师,这真是我最最厌憎的比喻了!)。
  

还有你问他们《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他们会和你说那是表现“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哲理。其实人家老刘不过是在大发牢骚。你看白居易原唱怎么说:“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照的就是白诗“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也就是《重游玄都观》“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意思,何止牢骚,颇有小刻毒呢。前人理解无误。胡震亨犹同情地说“不胜升沉荣悴之感”,王世贞就不以为然:“此不过学究之小有致者”,宋顾乐索性斥之为“最为下劣”——不知怎的就被课本和教参解作豁达胸襟。
  

有次几位朋友凑一处聊龚自珍,有人说她小学读“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经过老师一番解释,觉得龚自珍和汪国真也差不多嘛。后来自己读龚集,才知道这是多么大的误解。这种拆开来解释名句的做法大误,盖若无“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映衬,后面两句看上去俨然“老干部体”。我失笑,果然,《己亥杂诗》里的绝句大抵浑然一体,拆卸后不成片段。何止于此,三百一十五首其实也是一体。敲下一小片,放盘子里端出来,就成了十足“感恩、回报”的滥调,原诗意境荡然无存。
  

当然,诗句一写出来,就不单单属于诗人自己。脱离了创作背景,可能产生更丰富乃至更深邃的解读;可是倒过来把象征义直接塞回诗句,反而模糊了甚至戕损了原来挺美好的字面义与诗境,就不可理喻了。
  

我再想想,也不能单怪后人曲解,“象征”的泛滥,或者说,对“兴寄”的过分强调,是旧体诗后来创作和鉴赏的一个弊端。
  

前人对文学体例,素来分个三六九等。虽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但总的来说,越“古”越好,越“正”越好。比如“文以载道”,自然是第一等的,而散文的地位又高于骈文。“诗言志”,算第二等的,缘情而绮靡的词就次一等,只能叫“诗余”,曲又再次一等,叫“词余”了。同为诗,古体又高于近体。(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说法有点问题,详后)。至于参军杂剧,稗官野史,那就是九流之末了。
  

列在第二等的诗,其实从诗经时代开始,就已经不单是“言志”,还承载了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即使是国风那些民歌创作者自己未必有这样的意识,搜集者、整理者、注释者却是看得很重的。我们今天看来像《溱洧》这样欢欢喜喜的情诗,落到朱熹眼中,就是“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关雎》毛诗以为美后妃之德;我觉得最扯的是《嘒彼小星》“肃肃宵征,抱衾与裯”,毛诗注画面太美不敢看。
 

也就是说,正统的诗歌,它和古文一样重视“载道”的。
  

由此也就有了“风雅颂赋比兴”所谓诗经“六义”。比兴这种东西①,从修辞上来讲,就是打比方,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比喻的功用,一来通俗生动,二来启发联想,从而拓展了句意容量。从章法上来讲,就是“托事于物”,从而形成了“直指”和“能指”的双重结构,更幽深隐微(是的,一开始是的)地表达情感,更有利于实现前面所说的“言志”乃至“载道”的功能。
  

比兴本来只是诗歌创作的技巧和手段之一,然而照越古越好、越正越好的原则,后代却把这当成了诗歌创作的核心要素。何况中国诗歌的另一大源头,楚辞,也把比兴手法发扬光大,所谓“香草美人”是也。屈原笔下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香花香草奇装异服,统统是高洁情怀的象征,至于男女之情,都是在隐喻君臣关系。《橘颂》说的当然是一棵树,但又不止是一棵树,而是诗人自己的化身……
  

这一整套的创作范式,从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到建安正始诗人以下,都很好的继承运作着。诗人们灵敏地伸出触须,寻找各种适合用作兴寄的物象,把它们和自己的感慨巧妙地组合起来,最终成为一种经典的意象。譬如左思《咏史》八首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说的无非是“拼爹不对”,但以涧底松和山上苗起兴,建构二者的对立,一层层剥出来,再一层层附着上去,诗味也就在其间了。
  

不过在两晋往后,诗人们的感觉却渐渐变了。经历了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王朝的集权既摇摇欲坠,儒家思想大一统格局也被削弱,加上战争、灾害和政争的伤痕,名士们普遍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悲观心态和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诗歌“载道”“言志”的功能变得不那么迫切了,而宣泄和抚慰的需要更为实际。陆机在《文赋》中畅谈自己的创作体验,虽然末了仍归结于载道功能(“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但讲到创作的源头和动机,他把“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放在了前面。也就是“情因物感,文以情生”,在畅论各种文体时,他给诗下了“缘情而绮靡”的定义。事实上,“缘情”“绮靡”的风格,慢慢成了诗坛的主流。 

 
抓一首萧纲的《折杨柳》来看,就很容易理解这种风格: 


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曲中无别意,并是为相思。

 

前六句写景而末二句直言相思。“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一句,是典型的南朝句法,诗人心思敏锐,体物入微,好像慢镜头特写,捕捉了凝滞在眼前的一个瞬间。然而写景就是写景,并未附着其余的意义。
  

写景如此,状物如何呢?谢朓的《咏镜台》:“玲珑类丹槛,苕亭似玄阙。对凤悬清冰,垂龙挂明月。照粉拂红妆,插花理云发。玉颜徒自见,常畏君情歇。”南朝咏物诗多此调,要么咏物就是咏物,没有其余意义,要么干脆就是意淫美人。试图用“香草美人”来为他们开脱都很困难。因为这种调子,太绮靡乃至淫荡了。
  

这调子落在后世陈子昂眼中,就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当新的大一统王朝建立起来以后,对前朝的政治立即进行了盘点清算,文学上的清算要稍微滞后,初唐宫体仍然还是主流,陈子昂横空出世,把歪掉的诗风重新拉回了“言志”的路上,“兴寄”当然也就回归了主流。代表作就是他的《感遇》38首。到了张九龄这拨盛唐诗人的笔下,兴寄已经成为了一种创作上的高度自觉。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我们可以看到张九龄这首《感遇》和前引左思诗一脉相承,只是左思朴质,而张诗趣味更为深邃。
  

唐代同时也对赋体完成了清算,通过古文运动让其回到了“载道”的路上,而新乐府运动的本质,就是要求诗歌从“言志”进一步回归“载道”。他们推行的理论,虽然也是“越古越好、越正越好”,但以唐人气象格局之大和才力之丰沛,所谓复古,其实为创新开路——他们是真心鄙薄南朝的雕琢浮浪的。
 

也正因此,才力不及的后世诗人就一直谨慎遵循这条正路了。宋元人把“缘情”的功能偷偷分给了词和曲,但诗在“载道”的路上却是越走越坚决,表现之一就是哲理诗的大兴。明朝搞复古,清代叫“集大成”,其实就是更全面地复古。于是在创作上,“兴寄”不单成了自觉,还成了藩篱。在鉴赏上,清代批评家常以兴寄深浅来评判诗歌的优劣,甚至说出了“文无比兴,非诗之体”这样的狠话。陈延焯对兴寄的要求是:“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不足以言兴”,通俗点讲,就是要深沉,还要有普遍的代表性。

 
不妨想想《红楼梦》中黛玉为何对香菱鄙薄陆游诗句“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因为这又是一个“细致入微但没有意义”的特写镜头。再看看雪芹多么努力地让女孩子们咏海棠,咏菊,咏柳絮,并以此来区分她们的风格和志趣,就明白这种兴寄的要求何等入时。
  

然而真的有必要、有可能在所吟咏的一棵树,一朵花上都加上深厚的“寄托”吗?当兴寄成为一种强迫症,当松柏梅兰竹菊之类用以兴寄的物象越来越固化,当一整套“深沉又广泛”的“兴寄话语”成型的时候,难道不也是“彩丽竞繁”,演变为新的形式主义吗?有些诗作,看似 “深矣厚矣”,但其间微辞,却可一眼望穿,尤其是把一系列诗作,都用这套话语连起来分析,几无新意。如此一来,兴寄也就渐渐往末路上走了。诗句甚至被剥离出了诗歌本体,单独被拿出来强作“象征”,此文开头所说的笑话,就是这么来的。
 

然而,诗歌就是诗歌,不管是载道、言志还是缘情,它始终都应是诗人心声的自由体现,一毫不得假借。无论什么的理论,都无法超越这一点之上。

①“兴”的问题比较复杂,诗经有兴而不比、比而不兴的情形,但更多都是兴中有比,比兴合一。即以彼物领出此物(兴),而前后句之间实则构成比喻关系(比)。后代在谈“兴寄”时,基本比兴不分,说得其实都是用象征比喻的手段来寄托情怀。因此这里加以简化,合起来谈。  


本文刊2017年2月11日《文汇报 笔会》

原题《泛滥的“兴寄”》

不妨再读书生、商人与青楼,跟着雍容看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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