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教诲直到魂灵——杂忆恩师谢稚柳
谢稚柳先生(1910—1997)
本文为作者“铭恩说师尊”专栏文章。今年是书画家、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编者)
1997年6月初,我自日本讲学归沪,放下行李,就直奔巨鹿路老师的府上,在他的灵堂前向已西去了三天的老师,三叩九拜。往事如昨,一晃,20周年了。于艺术界,老师是一位难得的学者型大家;于我,老师是一位塑造艺、德、人生的恩公。
我自1963年拜识谢老,列其门墙,三十四年间,老师就像一位高明且严谨的雕塑家,认真地就我为艺为人的每一个块面、每一个细部进行精雕细琢,由表及里,由艺事及灵魂,力求让我能走向完善。
我自小好刻印弄文,恋栈于方寸咫尺之间,常年累月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1975年颈椎病发作时,头似有千斤重,到哪里都先把头往桌上一靠,方有所舒缓。老师关心地说:“小韩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刻图章写文章,那样活动的范围太小。不妨站起来画画,这样人可以放松。”初涉绘画,又值“文革”,学习的范本奇缺。老师便取了自己画于乾隆宫里专用的玉牒纸上的重彩荷花册页12张,让我拿去临摹,并经常为我示范技法。书法的资料也是同样。老师在“文革”时期被批斗,家里的书画资料乃至笔墨纸砚都被抄光,但他居然像地下工作者似的悄悄弄来一本张旭的《古诗四帖》,下大工夫双钩廓填,复制一本,惟妙惟肖,精气神俱佳。这是老师平生唯一的自摹件,宝贵自不待言。老师复制的这个本子,“文革”后期,也慷慨地借给我几个月,供我借鉴学习。
在书画的学习路上,“临”、“摹”是起步,是对艺术世界的了解和初探;“读”、“悟”则是后续,是对艺术世界的内核作进一步的感知和把握。记得七十年代,凡有机会,老师总想到让我多看、多读、多悟。一次和老师在杭州,同住大华饭店。某日,杭州兼做字画生意的余先生和太太拿着一件古画来请老师鉴定。我从外面回到住处时,余先生夫妇刚好离开,老师对我说了一声“你回来啦”,便倏地以从未见到的小跑步向门外奔去。只听得老师在高喊着:“嗨,回来回来!”他急着叫回他俩时,即轻轻地跟我耳语:“有张画,你好好看看。”余先生夫妇进屋后,又将画轴打开,是一张人物画,极为古苍高妙,但没有名款。送走客人后,老师跟我讲,这张画是南宋大画家马远的作品,了不得啊!老师还对我说:“此人是做生意的,我没点出这是谁的作品,只怕这张画流出去。得跟浙江方面讲一声,看看能不能公家收下来。”谢老从博物馆退休后,依旧做研究写文章。一日,大雨,我去老师家,恰逢无外人,老师兴致颇高:“小韩啊,今天给你看样好东西。”他就到隔壁书房里,拿了一件宋代大名家的书法手卷,锁上门,说:“这件东西你好好看看!”让我静下心来仔细地读了一遍。在向我讲解作品的妙处后,他还喃喃地自语“什么时候启功到上海来的时候,让他在后面题一段”。
山水、书法扇面(谢稚柳先生赠本文作者)
年轻的时候,老师还一直告诫我:“小韩啊,要多读书!”后来我懂得了读书的紧要,读书是补本养心的妙药。搞艺术之人,能够让你取得真正成功的要素,不是技法,不是功力,也不仅仅是笔墨,真正的大马力孵化器是文化。
我这个人在艺术上素来好胡思乱想,而且经常带着一些学术疑难去请教老师。当初,少不更事,常因为对问题的看法不同与老师争执不休。有一次,在老师家,老师拍桌子:“你尽管争好了,在学问面前没有老少之分!”知情的一位好友警告我:“你以后跟谢老可不能再这样争论了,你看谢老跟你争的时候,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筋都爆出来了,老先生小中风过的,你当心闯祸啊!”后来我便有所留意,只向老师请益,尽量不与老师争辩。老师是觉察到这种变化的。一次,我去看望他,他话里有话地说:“王一平(时任市委书记)来过了。他问我,小韩好像眼睛里对其他人都不咋的,对你,他很敬重的。我跟王一平讲,小韩啊,他现在聪明了,不跟我争论了。”
艺术之外,老师对我的品行要求也很严。1979年在杭州,一位何姓画家来请教老师。旁边人说:“你既然请教谢老,这里笔墨纸张都有,你画两笔给谢老看看。”彼时何兄尚年轻,在谢老面前提笔挥毫,手一直在颤抖。边上一些人就噗嗤噗嗤地笑,我也跟着笑了。人散以后,老师关上门就严格地批评我:“你这个态度是非常恶劣的!人家在我面前拘束、胆怯,手抖,他们可以笑,你怎么可以笑?有什么值得你去笑?”这严格的训斥直捣我的灵魂。老师对我的批评是经常而坦诚的,民谚曰“不挨骂,长不大”,这的是确保为人为艺长进的“秘方”。谢老曾对我说过:“徐悲鸿见到同行,总是一句‘我是老子天下第二’。”人人都比他画得好,“老二”就变成了“老幺”,垫底了。我理解这满是傲气的口头禅,谦虚得很有智慧。这些教诲都让我牢记,搞艺术要懂得尊重他人,不能妄自尊大,更不能贬低同行。
仿老莲花鸟卷(局部,画赠蒋碧薇)
老师关心扶持我,“文革”结束后,曾问我是否考虑去博物馆,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当时老师作为博物馆的顾问,为书画鉴定后继乏人而担心。我深感老师抬爱,却也只能婉拒。我清醒地思忖过:若要做一个合格的鉴定家,我还得面壁去啃大量典籍,少说也要10年光阴。那时我已是快半百的人了,况且我做篆刻书画创作研究,也半辈子了,若去从事鉴定工作,恐怕前功尽弃,而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好的鉴定家还难说。对我的诉说,老师表示理解。当年,上海师大也传出风声,想邀我去他们的艺术系当主任。我征求老师的意见,他说:“当主任杂务多,还是到画院好。”最终,也有老师的推荐帮助,我去了画院。(附带说一下,老师热心扶持过的后进远不止我一个。)
老师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谢稚柳书集》要出版,他对出版社说:“这篇序,叫小韩写。”给老师写文章很难,过去写过几篇,重复是没有意思的,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角度,也就无法动笔。后来,我与出版社的编辑闲聊,他说谢老在定书名时,把“谢稚柳书法集”中的“法”字圈掉了,叫“谢稚柳书集”。这对我着实是一个大启发。我们如今惯称的“书法”,在魏晋时称“书”,不叫书法,谢老将书法集的“法”字删去,应是注重书法所具有的文化、意境、格调等深层次的蕴含,而不停留于纯“技法”的范畴。于是我便从书法史上围绕着强调“技法”和“学识”之间的识见与博弈入手,引经据典地写了一文。那天,我和儿子骑了单车到瑞金医院看望老师,将文章请他审阅。那时,老师的气色已差了许多,躺坐在椅子上,说“你念给我听吧”。念完以后,老师难得地当面谬许。
对谢老艺术、学术上的评价,我以为远没有到应有的高度。有很多人认为谢老的画比较接近张大千,这当中不无因素。谢老的哥哥谢玉岑,与张大千是莫逆之交,情胜手足。谢玉岑38岁过世时,拜托张大千:“弟弟就请你关照了。”彼时谢老才二十多岁。张大千一直拿谢老当自己的胞弟,因此他的很多学生到谢老这里来,都敬称谢老“师叔”。“文革”时,张大千寄了两支牛耳毛的斗笔,从巴西、香港辗转了两年多才到谢老手里,笔上题刻“稚柳我弟”,寄托了兄弟间无限的相思。谢老曾作过一首长诗,讲述张大千送笔之事,书写成长卷并贻赠于我。我曾问过老师,当代画家中,您认为谁画得最好。“张大千,”老师说,“张大千是真的厉害!在敦煌时,临摹寻丈的大画,他爬上梯子,将上方的一根根线条拉下来,画到一半,人从梯子上下来,再将一根根线条由下而上对接上去。上下线条衔接,可以做到针尖对麦芒,了无接痕。他有这个本事!”
对大千和老师的绘画艺术,我做过一些研求。谢老和张大千都崇尚宋元,给人感觉,两个人风格好像近似。实际上,老师和张大千的风貌与情趣是小同而大异的。大千是身在江湖里,心也在江湖里,老师是身在江湖里,心在江湖外,此其一。由于学问、性格乃至笔性的差别,张大千的画美中寓媚,而谢老的画气格美中寓清;在笔墨的挥运方面,谢老的线条写为主,张大千的线条则是划为重。如一样画彩荷,张大千的荷花若杨贵妃丽中寓俏,妖艳华贵,有邀宠于人的脂粉气,而谢老的荷花则如李清照清妍淡雅,有不取悦于人的素净心。两人的山水亦类此意趣,老师味醇,大千味鲜,自有巧克力与奶油糖的不同味感。此外,在鉴定、诗文、书法诸方面,谢老更是公认的博学通才。当然,现代人所讲的艺术价值,事实上是掺杂、搅和了太多的其他因素。
这里,还想谈谈老师为人之大气淡泊。他对钱财名利一直看得很轻。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务院对全国所有博物馆的古字画要做一次普查,成立书画鉴定组(见下图),老师任组长,组内有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诸先生,是我熟稔的长辈,也都是全国最有影响的鉴定家。为了完成这一项系统的鉴定任务,老师花去了整整八年时间,而这八年正是书画家赚钱的黄金时代。若这八年时间老师拿来创作,至少创作超过千件书画作品。然而担当在心,责任在肩,八年里,老师不分寒暑,不顾年迈体衰,走南北、闯东西,兢兢业业,从无微词。别人说他“亏了”时,他总是坦荡荡地说“值得啊值得”。而对自己的作品,老师向来慷慨,赠予友朋、学生从不在意。有个警官喜欢字画,尤敬佩谢老,老师先后有几十件书画送给他,后来此人出事,公安局就把一大堆的画轴、手卷拿来还给谢老。老师一看,说,“画给人家的东西就是人家的!怎么可以还给我呢,这不可以。”坚持拒收。结果,公安局只能把东西全部捧回去。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合影(中为谢稚柳)
给老师筹办80岁祝寿的画展时,为更加全面地展现他的绘画体系,我四处搜寻他早年的作品。有位老先生,藏有老师27岁时候画的四条屏,我询问能否借我去给老师看一下,如果能用作展览,可用现在的画对换。老先生同意了。结果谢老一看,说画得不成熟。后老先生说,我还有一张,画的工笔《萱花图》,打开一看,甚精。我跟老先生讲,让老师画幅山水给你换好伐?老先生自然高兴。后来,老师将手卷留了下来。没几天,他讲:“山水画好了,你送去给他。”我正在击节称赏时,老师将《萱花图》塞到了我的手里:“喏,手卷给你了。”我愣了半晌。谁知道忙了多时,居然不是为了老师,却成全了自己,我此时除了愧疚,唯有感恩。
学富五车的老师是极有趣的人,喜欢听朋友和我谈些南北艺坛的趣事,也谈自己的许多趣事。他对我说过多次,“唐云这个人好耍赖!”我不解,他说:“唐云讲我的肚子大。我说他的大!大家就把皮带拉下来量。我规规矩矩量肚脐,唐云却量在肚子上方。明明他肚子比我大,还讲我肚子大,耍赖伐?”真正的艺术家大都有其直率而童真的一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先生们常在一起聚餐,朱屺老、唐云、徐子鹤、宋文治、程十发等先生,嗜好相同,都是吃肉朋友。饭桌上,一只大蹄膀上来,大家都会相互告诫:“这可是胆固醇很高的,上了年纪的不能吃!”但往往第一个讲这话的人,拿筷子夹了一大块皮,就进了嘴里。人人都讲胆固醇高不能吃,但一张蹄膀皮转眼就没了去向。在这个场合,我这个食肉者是没有吃“皮”的分的,但看着师辈情趣满满的场景,却比自己吃着更多滋味。
老师已经远行二十年了,这些年里,每想起他,就仿佛又听到他用沙哑的常州沪语呼唤我“小韩”,这一声叫到我五十七岁才终止的“小韩”竟是那样地亲切而隽永。
2017年4月18日于豆庐
本文刊于2017年5月31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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