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锺书早期西文藏书里的几处批注 | 张治

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四部钱锺书的早期西文藏书。承蒙胡晓明馆长允准，我得以看到其中一本书的部分页面翻拍照片，都是有钱锺书批注内容的。遵照胡老师的嘱咐，我对此略加辨读和查考之后，觉得有些内容确实值得一谈。

我看到的这本书，题为《品藻集》（Res Judicatae, Papers and Essays），1892年伦敦艾略特·斯托克公司出版，是一本不算厚的文学评论小册子。作者奥古斯丁·柏莱尔（Augustine Birrell，1850-1923），是一位政治家，后来出任过爱尔兰首席秘书，也擅长写一些短篇的幽默小品文。从此书末页钱锺书写下的总体评价看，他还读过这位作者写的第一部著作，《附言集》（Obiter Dicta, 1885），以为出语精妙可喜，自成风格。而在《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读柏莱尔两部著作的笔记，一是《往事正误录》（Things Past Redress, 1937；第5册第637-639页），一是《以饱蠹楼之名》（In the Name of the Bodleian， and Other Essays，1905；第32册第67页）。

根据《品藻集》的精装环衬页上所贴的藏书票和书店标签，以及扉页上的题署来看（上图），这是钱锺书1936年5月15日在牛津宽街（Broad Street）27号的“帕克尔父子公司”（Parker & Son. Ltd.）购得的二手书，这个公司在当时已是一家百年老书店，后来又经扩建和重建。这本书原来的主人名叫Ernest William Adair，生平不详。但是书里的铅笔批注显然都是我们熟悉的钱锺书字迹。

第一篇关于作家萨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一篇演讲录。第6页页旁钱批：

All thus as criticism is, as Ste-Beuve was fond of saying, à côté. But the man who reads Birrell for critical integrity, deserves the fate allotted by the “great lexicographer”， to the man reading the “little printer” for story -perhaps even il ne vaut pas la corde qui le pend!

译文：所有这些作为批评，都是类如圣伯夫所喜言“在边上”（à côté）的。不过，为批评之完整而读柏莱尔的人士，实在该当那位“大辞书家”所指派的命运：成了为故事而读那位“小印刷匠”的人，——这大概还更没有什么价值吧！

根据上文，“大辞书家”指的是编词典的约翰逊博士，“小印刷匠”则是理查森。结尾这句法国谚语，字面意思就是“吊杀还不值绳子钱”。其中的短长之较，我在此不能深究，只想指出：钱锺书拈出圣伯夫常说的“在边上”（à côté），也许就是《写在人生边上》这个题目的由来？

以下是读《爱德华·吉本》一篇的几处批注。第39页涉及吉本对于天主教的态度，钱锺书批注：

J. Cotter Morison has put it very finely in his Gibbon: “Grounds which G. dasched over in a few weeks, Newman took 10 yrs to traverse.”

译文：科特·莫里森非常精确地在他的《吉本》一书中提到：“吉本用了几周时间所猛烈冲击的领域，纽曼花费了十年来进行全面探讨。”

这位莫里森（James Augustus Cotter Morison，1832-1888），是英国的随笔作家，这本《吉本》（1878）是他广泛阅读和精巧分析的代表作。钱锺书引的这段话见于此书第17页。纽曼就是1833年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约翰·纽曼博士（Saint 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牛津运动起初旨在恢复英国国教中的某些天主教义和仪式，最终纽曼等人偏向罗马教会。钱锺书后来曾详细阅读过《罗马帝国衰亡史》，吉本宗教思想里的复杂和对后世的重要影响，此时他应该已经有所体会。

第54页批注：

The tu quoque is that Ste-Beuve owed his religiosity not to his mother, but to Mme Hugo - witness Les Consolations.

译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圣伯夫的宗教情感并非得自其母，而是归因于雨果夫人——由《慰情集》可证。

这里的tu quoque是拉丁语，“你也一样”的意思。这页书中谈及吉本在自传里声称父母对自己影响不大，从未体味到童年的幸福快乐。于是引述圣伯夫对这段内容的评价，其中指出缺乏母爱关护时丧失最多的就是宗教情感。因此钱锺书又搬出批评者自身的情况进行同理论证。圣伯夫这位深受钱锺书喜爱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大师，是个遗腹子，家境清寒，自幼生活在孤寂和忧郁之中。二十岁出头得到维克多·雨果的赏识，又因为比邻而居，以至长年每日会面不止一次。这期间他爱上了阿黛尔即雨果夫人，为此最终与雨果决裂，并为此而终身不娶。钱锺书提到了圣伯夫年轻时写的诗集《慰情集》（译名出自范希衡），其中第一首和第五首都是献给雨果夫人的。其中有“你如此高贵而纯洁”（Vous si noble et si pure）、“人活着时，就会相爱”（Et quand on vit, qu’on s’aime）这样的句子，以及对于死亡、天堂和天主的思考。

第55-56页有一段跨页的批注：

Even in Sir Wm Hamilton's time Oxford was the very nadir of learning (See Discussions). The indictment of Oxford began probably with Bruno (“The Widow of True Science”, Opere, i. 179) and stops so far with my humble self. (拾骨腐生学，闭心上士居；声犹闻蟪蛄，技只注虫鱼；地自嚣尘甚，人多尸气余；珷玞差可识，怀璧罪从渠。) But the “dreary” Cantabridgian “Collection of animals” (to borrow Gray's phrase) is surely, compared to Oxford, but bonnet blanc and blanc bonnet.

译文：即便是在威廉·汉密尔顿的时代，牛津也是学问的低谷（见《论丛》）。牛津的衰败迹象或许开始于布鲁诺（“真正科学之遗孀”），目前停留在这卑微的我自身了。（中文诗略）但是那些“沉闷的”剑桥“珍禽异兽”（借用格雷之语），相较于牛津而言，确实也不过彼此彼此了吧。

这段批注针对的正文，涉及吉本在牛津的学习时光，就是其《自传》里谈到过的。吉本十五岁时，“带着足以迷惑一位博士的一大堆学问，同时也带着足以使一名学童感到羞愧的愚蠢”，进入了大学，他在马格德林学院度过的十四个月，被称作是“一生中过得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柏莱尔评价说，吉本时代的牛津大学体制还不健全，缺少公共考试制度，没有班级名册，但假如吉本步其父之后尘去了剑桥，那么他会发现数学甲等考试（Mathematical Tripos）这种障碍（与后来的制度不同，在吉本的时代，这场数学考试是剑桥学生获得荣誉学位的唯一途径）。我们想起钱锺书并不杰出的数学成绩，相信他一定庆幸进的是今天的牛津。因此，虽然这里讨论的是牛津学风的衰败，但也拉过剑桥来进行对照，批注里的“bonnet blanc and blanc bonnet”是一句谚语，类如“半斤八两”的意思。威廉·汉密尔顿（Sir William Hamilton, 1788-1856）是一位苏格兰玄学家。在他的《哲学、文学与教育论丛》（Discussions i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1852）中，多处涉及对于牛津大学逻辑学课程衰落的批评。但钱锺书应该指的是他抄在笔记里的一段内容（《外文笔记》，第32册第45页；Discussions, p. 125）：当时有人建议牛津取消逻辑学课程，引起众多在校生的欢迎。汉密尔顿说，这些人长期以来都在狂热地随同圣安布罗斯一起祈祷：“主啊，把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里解放了吧”（A dialectica aristotelis libera nos, Domine）。布鲁诺的话是在他1583年访问英国时说的，当时的牛津只重视神学，新学说不受重视，被冷落的布鲁诺因此给这所大学贴了这个标签，我们今天在布鲁诺写的对话录《圣灰星期三晚餐》（Cena de le Ceneri，1584）的第四篇结尾看得到这段原话（vedova delle buone lettere per quanto appartiene alla professione di filosofia e reali matematiche）。中间夹杂的中文旧体诗是钱锺书留学期间的近作，曾在1935年11月发表于《国风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题为《赁庑卧病裁诗排闷》四首其三。大意是自愧所学所知大多卑琐平庸，对照看来，此诗或许与初到牛津后对学术事业的感受颇有关系。而在读书批注里抄入自己的诗作，这还是很罕见的。

第72页有两节分开的批注：

The French have a good word for it, polissonerie [polissonnerie].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Coleridge is sometimes a pretentious fool. Pace Schiller, Hegel & co., Die Weltgeschichte ist gar nicht dass Weltgericht.

译文：法语有个合适的词，即“泼劣无忌”（polissonnerie）。

必须承认，柯勒律治有时是个自命不凡的傻子。请席勒、黑格尔及其同党原谅：世界史从来不是世界法庭。

那个拼写错了的法语词，有童言无忌、顽劣、放肆等意，原文说吉本好在脚注里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发出种种嗤笑，变着花样儿冒犯他人的尊严。而针对柯勒律治之处，是因为引述此公的意见，认为吉本读书渊博却无哲学（but he had no philosophy），于是抗议说读遍《罗马帝国衰亡史》，却找不出对帝国衰亡之终极原因的解答。钱锺书应该颇为反感这种建构完整体系来提出一种学说的批评要求。此后，柏莱尔也替吉本作辩护之词，他说任何明智之士都会因被称为哲人而感到难为情的，而史家之首务在于叙事之笔，将之经营得精赡生动。于是钱锺书联想到席勒的名句，即“世界史就是世界法庭（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见于《退让》（“Die Resignation”）这首诗。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全书倒数第二节末尾，为引出下一节“世界历史”时也有对席勒原诗的引述，称作“作为世界法庭的世界历史”（der Weltgeschichte, als dem Weltgerichte）。此处钱锺书反其意用之，在“从来不”的德语两个词下面划了横线。《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卷五一”讨论到“成败论人”（又见《容安馆札记》第七一七则）时也引了席勒和黑格尔的话，则是另有目的：钱锺书为了揭露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论之虚伪性，因此更强调《韩非子·忠孝》所谓“忠臣不危其君”，也就是孔子作《春秋》可令乱臣贼子惧的原因，即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不同于“为胜利者高呼万岁”的态度。而这个史家传统与西方法哲学思想相通，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有世界精神的法，这个法高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的法，也高于一切个人意志。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句“世界史从来不是世界法庭”的德文，是用古老的草体（Kurrentschrift）书写的，用笔非常规范。这种书写形式很接近中世纪晚期的草书，让人想起《我们仨》中杨绛曾说起钱锺书修过一门“古文书学”的课程。但下文批注的德文则不用此字体，目前我所看过的笔记手稿里也没看到过，因此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一见的钱锺书笔迹资料。

总之，通过翻看钱锺书在早年一部藏书里的批注，既可以看到他当时读书治学的趣味，以及影响到后来著作的观点，也可以看到他涉及自身的评述，还夹杂了新近的诗作，又有德语古书写体的偶尔灵光一现。——足以表明：这部书里保存下了非常珍贵的资料，让我们对钱锺书的书斋世界有了更为丰富和生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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