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尺度到底大在哪儿？
这些天来，从荧幕一路火到网络的新任剧王《人民的名义》，“称王”之路其实并不简单。主打青少年、娱乐向的湖南卫视作为播出平台，接档大结局收视率破3的情感剧《因为遇见你》，让《人民的名义》开局并不顺利，开播前五天，收视率一路从1.5掉到了1.0。直到清明假期，这部高质量、慢入戏的反腐剧，才在集中刷剧的观众之中引爆，逆势回升，开播十一天后收视率就已经冲破3点，成为新的社会文化热点事件。
从“反腐反到副国级”自上而下的官方宣传，到“达康书记的GDP由我们来守护”自下而上的民间狂欢，政府话语、商业策略、受众需求，如何通过暌违荧屏黄金档13年的反腐剧，找到进入这个互联网与新媒体时代的通途？《人民的名义》的成功，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深远的长尾效应？
表情包引入坑
尺度大留观众
大家为何追捧《人民的名义》？根据“新榜”对超过36 万个微信公众号的日常数据采集分析，在《人民的名义》止跌回升的一周中，有8451 篇微信文章提到《人民的名义》，其中包含55 篇阅读量10 万以上的爆款文章。在全网点赞数排名前十的爆款文章中，有2 篇标题涉及“达康书记”与“表情包”，而多达6 篇文章以“尺度”作为高度评价此剧的理由。
近些年来，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强，不但打掉了一批省部级贪腐高官，更有周永康、徐才厚、苏荣这样的“大老虎”被打落马下。然而与紧锣密鼓的“打虎行动”相反，荧屏上反映这一时代步伐的相关作品却屈指可数。新世纪初，随着《大雪无痕》等反腐剧屡创收视佳绩，大量涉案剧、反腐剧扎堆上马，在2004 年初的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数量多、质量差的问题尤为突出地反映出来。同年4 月，各地卫视陆续接到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退出黄金档、安排在晚间11 点之后播出。与此同时，当年送审的相关剧目，在批准立项环节就被压缩了40%。双管齐下，中国涉案反腐剧作，自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
因此，《人民的名义》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对尺度的突破。尽管此前也有《青瓷》等作品通过商人角度揭露官商勾结，用擦边球试探政策风向，但能够正面突破、直抵核心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还是十余年来第一剧。当代官场中花样百出的贪污，中央影响巨大的“打虎”，是这个时代的现实故事。在反映现实这一点上，文艺创作应该服务于此，规章教条也应该服务于此。带着记录时代历史的使命感、满足人民需求的责任感向前一步，而不是在十年前的“规矩”里俯首帖耳、原地打转，《人民的名义》才能冲破种种藩篱，成为新的现实主义力作。
以往的反腐剧中，默认违法犯罪官员的级别，最高只到省部级，而且往往还要以“省长倒下、书记痛心”来进行平衡。而《人民的名义》的尺度之大，还体现在直接“反腐反到副国级”上。从首集开篇，不断在各级官员口中被提及的“赵立春”，成为一个幽灵般“不在场的存在者”。一方面，他是平步青云的国家领导班子成员，连正直无私的省委书记沙瑞金被香港媒体解读为“ 对前任赵立春的政策不满”，都要专门撰文解释以示清白。另一方面，他为汉东留下的又是一个拉帮结派、裙带相连的领导集团，退休的副检察长陈岩石夫妇，直言“汉东的干部队伍就是被赵立春带坏了”。
一个副国级的双面人，所代表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腐化堕落，而是整个干部任用机制——包括选拔赵立春的与赵立春选拔的——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赵立春”这一形象，不在于他自己贪赃枉法，或者他的儿子官商勾结，而在于他任职一方，亲手编织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之网——有一百条蛀虫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一只啄木鸟。在一个污浊的环境中，不但想做个好人不能实现，连想做个凡人、庸人都不能实现，这才是击中观众的痛点，也成为普通观众这些“小蚂蚁”与新闻上的“大老虎”产生意义关系的扭结点。《人民的名义》将贪腐网络下，被边缘化的普通民众，重新编织进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将为他们开拓空间、赋予价值、争取公平和正义，作为国家“打虎行动”的具体表述、作为侯亮平式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结果。
留住观众的“大尺度”，更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种种怪诞现实的真切表述。网友们感慨《人民的名义》尺度惊人，因为“工厂强拆、集体上访”，哪一个在现实中写出来不是要被网管删帖、封号、查水表的？但这难道不是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吗？其实，以最高检背书、获广电局通过的《人民的名义》，不只是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同样也吸引着影视从业者、网络监管者的注意。中国的网络与文化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相应管理方式却仍在摸索之中。于是，来自上级管理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要求，层层传达下来，常常成为一刀切的“删、封、查”。无论是日常网络生活，还是文艺作品生产，还未等走到最后一步，就已经被自我阉割、自我审查过了千百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怨言反而越积越多。中下层执政者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懒政，造成了官方与民间的割裂，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而《人民的名义》所做的突破，正在于向普通民众和各级干部示范：在官方支持的影视作品中，这一范畴的表达不但不会被阉割，反而是受到肯定的。人们对“尺度”的关注，并非因为一部电视剧如何花式展示了贪腐秘闻、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而是因为，这部剧的表现尺度，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文艺与日常表达可以触及的尺度。从这一点上来说，《人民的名义》和“人民”正是站在了同一个位置上。
有理想有现实
更有夹缝中的尴尬
在《人民的名义》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官员形象，这其中包括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老检察长陈岩石、检察利刃侯亮平，也包括极端现实、善于伪装的“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育良、肖钢玉。如果说，前者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宛如《琅琊榜》中的靖王，后者的现实主义、丛林法则就像《甄嬛传》里的甄嬛，这些人物形象都曾一度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成为标志，获得人们的认同。然而这次，走红的既不是靖王也不是甄嬛，而是处在理想和现实夹缝中的“达康书记”——汉东省省委常委、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
几乎是一夜之间，达康书记成为《人民的名义》中突然爆红的人物，这让早先以陆毅和“ 猴子”作为宣传点的剧方也始料未及。网上不但给达康书记取了“.com”的昵称，制作了各种截图表情包、以粉丝应援爱豆的话语方式为他加油助威，更出现了达康书记同款水杯、同款毛背心、甚至同款双眼皮贴……在市场经济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形态的语境中，将一个文艺作品中的政治人物拉入到日常生活的经济秩序，本身即是对其高度认同，即便不是人物背后的政治话语的成功，也已经是人物作为艺术形象的成功。
这位“只爱GDP”的市委书记，在汉东一众结党营私的领导干部中，显得画风与众不同。于公而言，他想提高GDP，而且是于民有益的绿色GDP，这奠定了他绝对的政治正确；但是于私而言，他提高GDP 是为了当上省长、达成“沙李配”，这又是他的个人欲望。“为公”但是又不“无私”，让“达康书记”血肉丰满起来。他爱惜羽毛、想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因此无论是朋友还是妻子，都一概没有后门可开，甚至刻意疏于交往，个人生活流于孤僻。这些复杂的特质，又让他成为了既可敬又可怜的人。
“ 信访办窗口”事件，则将这类人物的现实困境展示得淋漓尽致：达康书记听取家里小保姆的反映，去信访办窗口检查工作，发现低矮窗口刻意折磨上访者的问题，马上揪着区长要求改建。然而懒政的区长只用几个破马扎和小糖果继续糊弄。省委书沙瑞金记前来调研，严厉批评了达康书记，达康书记有苦难言。他早早就发现了问题、做出了方案，但是周围其他人的怠惰，让他根本无力改变现实。没有理想主义的鸡血让他豪情万丈、事必躬亲，也不愿跟着利己主义同流合污、自暴自弃，形成了他身处夹缝的尴尬局面，也成为当代中国绝大多数青年一代的困境。
他们发自心底地认同达康书记，然而却又无法解开达康书记和他们自己的困局。于是，只能诉诸于网络文化，在表情包的戏谑和萌化中解构着自己的痛苦，在流行语的重复和拼贴中减轻内心的焦虑。哲学意义上的超我和本我之分裂，被替换为倔强含泪的“宝宝心里苦”，对理想和现实的孤独夹缝，描述为“达康书记的GDP 由我们来守护”。《人民的名义》红的不是“高大全”，而是“李达康”，它在可以允许的范围中给人们提供了多种可以带入认同的角度，并最终尊重了观众的选择。达康书记成为新时代“孤独地实干”与“无力的开拓”的集中体现，让万千身处各自夹缝中的人在遥远的呼喊中获得了渺茫的回应。
中国影视剧的“难做”之处，在于必须要经过各类审查，却总也没有成文的标准。自下而上的制作，只能如瞎子摸象一般试探，要想有所突破，有时甚至会面临修改几百处的审查意见。最后的结果，又常常会沦为一个“ 各方都通过，最后没成果”的高腔低走之作。另一方面，由官方投资拍摄的主旋律作品，往往脱离商业规律，得不到真正的观众，更别提宣传效果。
《人民的名义》的热播，让官方主导、引入民资的合作模式浮出水面，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诉求、商业的经济回报诉求和民间的高品质文艺作品需求之间，探索可行性道路。目前，正在筹备中或者已经完成的此类作品，还有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牵头、高群书指导的《猎狐行动》、麦兆辉指导的《非凡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影视中心牵头、接洽张艺谋改编“聂树斌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牵头、林超贤执导的《红海行动》等一批作品。这批官字头的商业剧，最终能否成为“政治正确”的全民爆款，还有待市场的考验；但无论如何，《人民的名义》的成功，在内容和模式的尺度开拓上，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 _ 薛静
本期编辑 _ 李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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