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父亲郑安飞
祖母在他七岁时就病逝了，祖父是军人，在旧中国动荡的年代里，终年各地征战，根本无暇顾及家庭，他们姐弟三人实际上是于战乱中四处漂泊，长期寄宿在学校里，靠亲友们的照料长大的。因而家庭的温馨生活，对那时的父亲来说只是空幻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工作，以后与母亲相爱、结婚、生子，尽管生活条件比起原来在北京、上海的环境要差得多，但毕竟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小家庭。由于父亲与母亲工作不在一地，父亲每个星期都要往返奔波，十分辛劳，却从不曾有过抱怨。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笼罩在极“左”的阴霾中，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父母亲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到了十年“文革”浩劫，他们终于在劫难逃，分别被关进“牛棚”，折磨得死去活来，几乎家破人亡。记得那时我和弟弟都还年幼，母亲失去自由，也中断了经济收入。父亲在另外一个城市，有长达两年多的时间没有音讯，不知死活。我们兄弟二人没有生活来源，又受人歧视，独自经历了一段最为难熬的时光。直到粉碎了“四人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迎来了明媚的春天，父亲和我们的家庭才重现暌违已久的幸福生活。
1977年，组织上为了照顾年迈、孤独的祖父，将父母亲调入北京工作，父亲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长达二十年的安定、幸福的日子，直到1998年春病逝。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向沉默寡言，诚实低调，做事循规蹈矩，小心谨慎，有时似乎也有几分迂腐。听说母亲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为了与热恋中的父亲团聚，自愿离开北京去条件相对艰苦的东北地区工作。谁知到了沈阳，父亲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与母亲匆匆一晤便不见了踪迹，还是前来接站的同事们将人地两生的母亲接回了工作单位。对父亲如此不近情理的做法，原本满心欢欣的母亲先是惊谔不解，继而大为愤恨，俩人关系几乎决裂。原来，他不太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在母亲来前早已囊空如洗，为避免相见后的尴尬，情急之下竟出此下策。“文革”初期，母亲成为单位造反派的批斗目标。有人趁机落井下石，无中生有地诬陷母亲曾在私下谈话中对毛主席不敬，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嫌。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名，造反派头头们如获至宝，使尽各种手段反复威逼母亲招供。惊恐万状的母亲回到家中与父亲商议如何应对，岂知父亲沉思半晌，竟说别人不会凭白无故地捏造事实，劝母亲仔细反省是否有此言论，不要急于否认云云。善良的父亲哪里晓得，在那人妖颠倒、人性扭曲的年代，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一般黎民百姓，有多少人被凭空捏造的罪名致于死地？有些人可以出于某种目的，把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道德统统抛到九霄云外，怎么会顾及别人因其卑鄙行为而受到的伤害！父亲凡事认真、执拗，尽管在别人看来有些迂腐，不通时务，他却始终不曾改变自己的这种性格。在极“左”时代，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亲一面长期真诚地改造着自己的思想；一面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各种政治运动，以免招来灾祸，但他为人处世始终有着自己严格的是非标准和原则尺度。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父亲和叔叔于兵荒马乱中逃到台湾，但国民党官场的世态炎凉很快就教育了父亲，未及两月便只身返回内地。建国后，父亲如实地向组织上汇报了这段经历。遗憾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一个人的诚实与好运并不时时相伴。此后多年，父亲一直作为“内控”人员不得重用，甚至为此吃尽了苦头。“文革”中，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私下授意他在一次会议上，以群众代表的身份为一位军代表歌功颂德。这在某些人眼中或许认为是表现自己进步、巴结权贵的好机会，父亲却“不识时务”，他素不满意此人在群众中制造派系斗争，也不齿于其私生活中的一些劣迹，故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由此，父亲惹来他想躲也躲不掉的大祸，不久即以国民党特务嫌疑的罪名，被关押、批斗，几度被毒打得奄奄一息，差点丧命在造反派的皮鞭、棍棒下。尽管父亲为了自己的诚实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从不为这些做法后悔。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诚实与自尊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父亲是学建筑学的，从事了一辈子建筑结构设计。他非常珍爱自己的事业，在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父亲一生为祖国绘制了多少建设蓝图，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知埋头工作，仿佛只有工作才能带来最大的快乐。“文革”后期，父亲和同事们的许多设计成果，常常被别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建设成就”，敲锣打鼓地加以宣扬。父亲显然知道自己那时并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却毫不介意。对他来说，最值得珍视的是被恢复了的工作权利。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到了退休年龄，不少朋友想高薪聘请他到社会上工作，但由于工作单位缺少技术骨干，他还是听从领导安排超龄“服役”，一干就是几年。父亲工作非常投入，即使过了退休之年也没有丝毫懈怠，每日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有时生病了，也不听母亲劝阻，硬撑着去上班。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几乎历年单位评选先进工作者，他都榜上有名。而父亲对这些似乎从不留意，那些大大小小的奖状、荣誉证书，他拿回家随手一放，便不再理会了。父亲倒不是不珍视领导和同志们所给予的荣誉，只是认为自己凭着良知做应该做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称道的地方。父亲晚年身体一直很健旺，不料于1997年秋被检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到晚期。事实上，父亲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半年！最初听到医生对父亲病情的无情判决，我的大脑一阵晕眩，简直难以承受这个严酷的现实。父亲从母亲和我们焦虑的神情中似乎读出了一切，却出乎意料地显得很平静，只是有点懊丧地叹了口气说：“唉，我很少生病，怎么一病就是暴病！”我们一直期盼奇迹在父亲身上出现，医生为此想尽了办法，父亲本人也积极配合治疗，但他的病情还是迅速地恶化了。面对死神，饱经人世沧桑的父亲始终十分理性和坦然，他镇定而自尊地迎接着命运的最后一个挑战，然后安详地离去了。
父亲一生都在默默地生活和工作，从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确实是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不正是千千万万与父亲一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用他们普通而平凡的身躯，构成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么？我由此深深地感悟到，一个平凡的父亲同样是伟大的！
( 作者系著名抗日名将郑洞国之孙、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